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新经济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4－0005－06
美国经济增长到2000年2月已超过106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其间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非常值得关注。这轮超长“繁荣”究竟能持续到何时，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目前学术界困惑很多。在提出问题之后，本文先考察“新经济周期”的制度背景，接着探讨调控机制的创新和分析经济超长扩张的原因，然后就周期何时终结、会否消失等疑难问题，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为什么提出“新经济”和“新周期”问题
战后美国经济增长曾经于1948年、1957年、1974年、1980年和1990年陷入低谷，也曾于1961～1969年、1982～1990年以及1990年到现在，出现过三轮持续时间较长的经济扩张。本轮经济扩张周期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史上146年来最长的一次，看来已成事实。扩张为何超长、 何时终结、会否终结等新课题，显然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挑战。例如，本轮经济扩张在保持高增长率的同时，已经不再伴随通货膨胀。这显然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某种嘲弄。
自20世纪60年代末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头号问题以来，只要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2.25～2.5%，“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就会保持在5.5～6%。而若经济增长率超过2.3%，失业率降到5.5%以下时， 则工资和物价就会急剧上涨。 然而现今情况却是：虽然经济增长率持续高居于3～4%左右，失业率也已降到仅4.2%左右，但是通货膨胀率却能够降低到仅仅略高于1.5%的超低水平，甚至还可能出现通货紧缩！
有鉴于此，美国学者提出了“新经济”和“新周期”等问题。1997年8月，迈克尔·曼德尔首先提出了“新经济周期”问题。 （注：[美]迈克尔·曼德尔：《新经济周期》， 载《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中文版，1997年第8期。）1997年11月， 美国《商业周刊》主编斯蒂芬·谢波德界定了“新经济”概念，指出新经济所具有的六大特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幅度增长、公司运营利润上涨、 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进出口之和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度比重上升。（注：Stephen B.Shepard,"The New Economy:What It Really Means?" Business WeeK,1997.11.17.p.38.）
1998年6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多恩布什提出了周期消失问题， 认为只要政策得当， 经济就可以摆脱商业循环。 （注：
RudiDonbusch,"Growth Forev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30,1998.）同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董事长兼主编、 《纽约新闻日报》发言人和波士顿房地产公司董事长莫蒂默·朱克曼发表《第二个美国世纪》，认为美国的繁荣源于它的一系列结构性优势，并指出这种繁荣不仅是非“暂时性”的，而且是由“美国独享”的。（注：MortimerB.Zucherman,"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1997,p.65.）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美国《前景》杂志主编罗伯特·库特纳就曾撰文认为“商业周期消失论”是夸大其词。（注：[美]《商业周刊》，1997年2月第3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韦伯则提出了“减幅论”，认为商业周期波动将变得轻微，更像一种“涟漪”（ripples）。（注：Steven Weber:The End of the Business Cycle,Foreign Affairs,July/ August,1997,p.65.）而站在持“新经济周期”论点的学者的对立面的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则认为，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革，“新周期”看上去更像“老周期”，只是失业率低一点。其社会学结论是，21世纪将会被历史学家认为并不属于美国。（注： Paul Krugman, "America the Boastful," 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8,p.30,p.40.）
美国经济基本制度究竟“新”在哪里
谢波德的“新经济”概念，应该说是较为表层的。但他认为“新经济”的根源在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无疑很具洞察力。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服务产业加速发展以来，美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革。其作业管理、企业结构、政企合作、国家本体、对外经贸等层面上的组织和运作机制，都已经在日益倚重横向合作，一种“直接经济”和“直接金融”已经初具规模。由于网络因素日益重要，美国的确是在独享着这种“制度优势资源”，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克鲁格曼的观点是有点保守的。
第一，在作业管理方面，“平等合作”已蔚然成风，智能资本受到空前重视。
传统工业经济的基本作业模式是“福特制”流水线。其精髓是工序分解和批量生产。在这种模式中，人际关系平等程度较低。“白领”、“蓝领”有别，“监工”与“工人”不同；实验、生产和营销三个环节是分割的，投入、产出与消费在时空上是不一致的（仓库当然断不可缺）；多数人用体力，少数人用脑力。多数员工的创造力得不到深入和及时的挖掘，尤其是就女工、非技术工种或其他“不在其位者”而言。
而在早已完成交通革命的今日美国，通信革命正在彻底地根除上述非效率问题。灵活制造生产线（FMS）甚至已经无需劳工搬动5公斤以上的东西；“某某小姐，请将这份东西拿去打（或复印）一下”的传统现象，已经会遭来“白眼”（这样的经理未免已经太落伍）；实验室、装配线和营销部（当然包括相应工种）已经混合在一起，作业结构已从强调作业加工的“橄榄型”转化成强调科研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哑铃型”。而“有求立供、供随求止”的“零仓储”管理已经将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库存成本降低了一半！（注：萧琛：《全球网络经济》第2 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在企业组织方面，“金字塔”结构已在网状化，组织成本已经极大降低。
企业内部结构传统上可以说是一座金字塔。从董事长、董事会、总裁、高级、中级、低级经理班子直到监工和工人，纵向层次很多。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公司平均的层次超过13层，最多达27层。这意味着：信息上下往返要走很长路径，存在许多扭曲和滞宕的机会；滋生公司官僚的土壤相当厚实，“公司飞机”和高档开销防不胜防；各级职能机构，如会计、律师和工程师等，缺乏纵向进取动力；一线能人很容易被误导至非生产性的岗位，去从事他们实际上并不擅长的“行政”工作，结果是中层人才浪费和基层人才镂空。
信息革命正在推倒这些等级制“金字塔”。网络信息传递要求一步到位，中层大量信息“中继站”已经开始成为多余。网络信息还使得企业日益透明，带军事色彩的纵向保密系统也开始显得苍白。信息网络还使得公司间的“合作”（说到底是“利益瓜分”）变得更为精确，时间一维、空间弱化和责任明晰等新因素，导致纵向结构漏洞百出。会计、律师为什么不转而去依靠会计、法律等服务公司？公司间合作也变得“非硬件化”。美国1000家大公司几乎都发生了这种变革，而这些举措显然都在成倍地提高效率。因为人际合作效率遵循的是“乘法”而并非“加法”的法则。（注：萧琛：《全球网络经济》第3章， 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三，在政企合作方面，“新纽带”已经建立，人力资本已经得到充分强调。
传统经济以民族为阵，营垒分明，企业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公司提高股东收益就等于支撑国民经济繁荣。而兼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经济的网络化，却在导致一种“无国界经济”。各种网上经济实体四海为家，注册国（原国籍）在哪并不需要特别在意，重要的是国际法规组合的是否最佳化。民族利益对它们来讲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和“他们”已经变得很难辩认。带头解雇美国雇员以推行“当地化”政策的，很可能是设在东京的美国（注册）的IBM（分）公司； 而帮助美国汽车业起死回生、并在美国当地口碑极佳的，很可能是投资到美国的日本（注册）的丰田（分）公司。
新条件下，公司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运行中已经无所谓效忠民族利益的义务。传统“利益（强调控股权和原国籍）纽带”实际上已经虚化，寻找新纽带是一个迫切的现实任务。在这个方面，美国人又一次捷足先登。这个新纽带是：将“人力资本”及相应的科研开发经费的归宿问题放在生死攸关的首要地位。只要本国公民在世界经济中的增值能力的相对优势能够得到维持和扩大，本民族的利益就能得到根本的保证。因为，控股权以及各种补贴等所能带来的收益，已经不再是最实惠的一块，“原国籍”在网络经济中更是缺少现实基础。说到底，“信息本位”或“知识本位”已经取代金钱本位和权力本位。（注：萧琛：《全球网络经济》第5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新的战略眼光使日本人自愧不如。20世纪80年代日资对美国市场曾经是何等地咄咄逼人！（注：萧琛：《全球网络经济》第4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在国际合作方面，充分利用信息网络优势，挖掘“域外配置”效益。
美国善于利用全球资源由来已久。从“路易斯安那购买”、两战军火供应到二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美元体系、廉价石油到里根“高利率政策”，乃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新纽带”战略，都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而在网络服务时代，美国人又再次利用自己的“直接融资模式”等优势，在国际经济各领域，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的“计委”、“经委”，甚至是“最高法院”。纽约的股票、芝加哥的期货，其影响都是世界范围、全天候和举足轻重的。电子数据交换（EDI）、贸易网点（TP）和电子商务（EC ）也都是美国首先推出的。（注：萧琛：《全球网络经济》第6章和第7章，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域外法权”问题则已经非常明显。
新形势下，美国不仅要求各国保护知识产权（“301 条款”之类）等，而且竭力打开各国“基础电信市场”的大门，以便充分、及时地获取各种经济信息。对那些非网络化的市场体系、对新兴市场和转轨型经济来说，美国的这种“毁灭性创造”（熊彼特语）的短期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泰国遭受网络金融冲击之时，正是“套利基金”在美弹冠相庆并慷慨捐助之时，也是美不忌增加贸易逆差，大量吞进廉价资产的可乘之机。此外，“局部战争”也可以用以拖动传统产业。
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调控机制究竟“新”在哪里
第一，率先顺应“信息化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管理调控”。
基本经济制度信息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美国连续多年在全球遥遥领先，而且导致了国民经济中新的主导产业群，如“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商品化产业”。20世纪50年代，传统资本要素的经济贡献度为80%，科技要素仅20%；70年代，二者大约持平；而到90年代，科技贡献度已达70%左右。1995～1997年，传统主导产业汽车仅占GDP的4%左右，而高新技术产业已占27%以上，高的年份这个比重竟然高达33%！（注：[美]迈克尔·曼德尔：《新经济周期》，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中译版，1997年第8期，第8页。）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制度变迁和产业更新方面的主动领先地位，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控回旋余地的确已经空前好转。20年前，美国进出口在经济中的比重为17%，现在已超过25%；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外资和进口的依存度为10%，如今已超过16%；1990～1996年美国出口年递增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7年8月到1998年年底，美国从东亚“四小龙”进口产品的美元价格被压低了10.8%。（注：参见：http://www.bea.doc.goc/bea/newsrel/gdp199a.htm.）美国还充分扬长避短，集中精力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包括农产品），而从东南亚进口元器件，从中国进口鞋、玩具和箱包，从墨西哥进口纺织品。
第二，告别凯恩斯，推行平衡财政和中性金融政策。
内在活力增强和外在地位提高为财政转向平衡的长期美梦提供了现实基础。将个人所得税从31%提高到36%，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加征10%的附加税，减少对于大公司及其经理人员的若干税收优惠，等等，无不需要持续增长和良好氛围。节支方面也如此，福利改革法案通过，减少军费和削减政府开支，都需要经济手段和对于经济前景的十足信心。
1992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国债高达4万亿美元。 而到1998年，美国财政预算竟达到1969年以来的首次平衡，且盈余高达690亿美元。据测算，从1992年到1998年， 财政状况改善因素的贡献度占到GDP的5.5%，对本轮经济扩张功不可没。
财政转型的直接效果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有可能不再伴随通货膨胀。此外，它也为货币政策转型提供了现实基础。如果说财政政策是由鼓励型转向市场型，或者说从歧视型转向平等型，那么，货币政策的转型目标便是相应的“中性化”。“如何实施”货币政策问题，已经为“要不要积极地实施”问题所取代。本轮经济扩张中，货币政策相当成功。美联储的基本倾向却是努力让货币政策保持中性和稳定，只是在不得已时才果断微调，一般情况下调幅只在0.125～0.25%， 而对货币供应量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其依据， 按部分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工投入年增1.5%，加上劳动生产率年增1%。（注：Economic Reportof the President 1999.2.p.45.）
第三，走向新古典，力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调控模式。
本轮经济扩张曾三度企高。第一次是1993 年第三季度， 第二次是1995年第二季度，第三次是1998年第二季度。第一次高涨时，宏观调控应该说基本上还是传统需求管理中的“松紧搭配”。但后两次则明显的是就信息化、全球化动向因势利导，且主要是遵循“真实经济周期”的调控原理，重视和强调培育经济“周期以外”的新的增长因素。（注：萧琛：《现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成熟扬弃与回归》，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1993～1995年的经济扩张，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的较好配合。1993年财政上推出增收节支政策时，美联储为减轻这一紧缩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时地降低了利率以刺激企业投资。这些货币政策包括：将30年期的国债利率由1992年的7.6%降到1993年的6%；1994年，又决定将贴现率降到3%，一方面扩大M[,1]供应以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又控制M[,2]和M[,3]的供应以保证经济稳定。
到1995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态势已经很好，经济增长率高达5 %，失业率已大幅降到4.8%。按传统经济规律，失业率低过5%，通货膨胀就会抬头，因此有必要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但宏观调控当局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决定暂不加息。理由是：在那以前对高新技术年复一年的巨额投资刚开始取得回报，随便刹车势必使之受挫。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非常有利：1996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4.7%，1997 年第一季度更高达5.8%，创那以前10年中的最高纪录。
第四，乘机吞进亚洲廉价资产，利用全球网络优势重新刺激军工产业。
1998年第二季度以前，美国经济已有所紧缩，增速减缓已势在必行。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下，美国两种国债利率下调，并连续三次降息，以维持经济扩张态势，但货币政策作用此时已非常有限。
增长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力吞进亚洲廉价资产。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贸易逆差猛增至2000～3000亿美元，占GDP的3%，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历史峰值。由于美元汇率对美方有利，美国经济获益很多：国内替代品涨价从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价廉物美的亚洲资产刺激了美国的消费热和投资，降低了成本。
另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增长点）是扩大军备、在国际干预方面大杀“回马枪”。1998年以前的10年中， 美国“大裁军”已导致军费在GDP中的比重由8%下降到5%以下。由于需要新的增长点，“鸽派”外交形象已不再必要，于是，1998年第二季度的“伊拉克查核”乃至“第二次海湾战争”阴影、1998年12月“沙漠之狐”行动、1999年3 月后对南联盟长时间的“空中打击”，等等，都接踵呈现于世。
国民经济军事化当然并非新手段，但现在的条件和范围已经迥异。全球化导致其规模今非昔比，信息化导致它对全球资本已经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据测算，单是“空中打击”一项，对美国GDP 增长率的贡献就高达0.21%；屯兵海湾的日费用高达0.7～1亿美元；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借劲”后立即开始攀升，道－琼斯股票指数从8000点左右竟然迅速地飙升到11000点！（注：《道－琼斯指数日线图》， 载《南方周末》，1999年5月11日。）
“新经济周期”前瞻与当代经济学“空白”
以上关于美国新经济前沿现实的剖析，实际上已经向当代经济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也许是：
第一，经济超长扩张何时才能终结？
半年前人们更多关注的也许是美国经济过热及如何“着陆”问题，而现在，美国经济表现实在是更加让人难以捉摸。1999年经济增长率高居3.6%，近两个月消费物价涨幅为0.1%，失业率是4.1%， 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上两个季度高达4.9%左右。就领先指标来看， 衰退警报还没有拉响，说明至少在一二个季度之内，经济将会继续增长。有关专家对2000年增长的预测，低的是2.1%，高的则是4%！（注：陈宝森：《明年仍是好时光》，载《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12月29日。）
不过经济增长放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从真实经济方面看，似存在某种疲劳迹象；从劳工市场情况看，不仅失业率持续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而且可供扩充的劳工，如失业者、求职受挫者和临时工之类的存量也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大约7%左右。 这种过热情况很可能会导致工资上涨，即使名义工资能维持不变，变相补贴和附加福利也一定会层出不穷。而如果工资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么企业利润就会受压，投资积极性就会受挫。抑或企业利润压力被转嫁，于是就会出现物价上涨。
从虚拟经济角度看，为弥补先前降息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美国已提高短期利率。同时，美联储也提高了长期利率，以放慢国内需求增长。1999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已三次加息，目前似再次加息0.125 个百分点。加息对住房销售会产生直接作用，对投资和消费也会有所影响。由于企业负债率和居民负债率都已很高，降温应该说是难免的。
难以预计的是网络化了的股市和汇市。目前美国网络股的市值已占1／5，而1995年还仅为1／20。由于世界资金流动的同步效应， 网络股的动荡从而股市波动肯定难免。美国专家认为他们的市场能够承受可能发生的波动，并认为幅度不大会超过25%。 考虑到美国财政的实力， 1999年财政盈余进一步上升到1227亿美元；还有其他方面的有利因素，股市崩盘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小的。
第二，经济周期理论是否过时？
多姆布什在《永远增长》一文中认为，只要政策运用得当，美国经济就可以摆脱周期循环。他的依据是：美国已经没有通货膨胀，利率运作空间很大；美国已经有了良好的财政预算，政府支出和税收的运作空间也非常大；对于世界经济的突发事件，如亚洲金融危机等，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多姆布什也承认美国股市存在泡沫，但不会出现崩盘，因为美国经济基本制度变革已经完成。
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波动史表明，二战后20多年，美国经济基本上处于上行阶段；而到70年代，经济转入下行和调整过程，直到90年代初才告一段落。80年代美国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是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不明显，结构调整并未完成。可以粗略地说，半个多世纪的美国经济波动已经完成了一大循环：30～40年代，是停滞；50～60年代，是膨胀；70～80年代，是停滞膨胀；而90年代至今，则是既不停滞也不膨胀！
若允许将这个循环定义成“凯恩斯长波”，则下一波该是什么？目前，当然还找不出可以同凯恩斯相媲美的经济学革命，但还是有理由就下一波的轮廓作如下推断：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群，势必要让位于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主导产业群。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以实物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波动周期，势必要让位于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波动周期。而后者将是以“一代人”或者“一代科技突破”（几十年）为时间单位的。
通常所谈的经济周期是指中期波动，即8 年左右的固定资本更新周期。但如今固定资本已主要不是大型厂房器械，甚至也主要不是“硬件”，而是人力资本范畴中的各种智能，是“软件”和无形资产。
经济周期会延长，这一轮扩张应该说已经不是二战后的首次。不同的是出现了“网络”等新情况。就波动幅度而言，“涟漪论”可能成立。网络化势必会更多地降低盲目性，从而能更加有助于避免经济决策主体的系统性重大失误，至少是就美国而言。
至于3年左右的短期波动，可以说它还主要体现在虚拟经济层面。 因而其波幅的进一步扩张和频率的加快应该说很难避免。网络经济初具规模以来，世界股市、汇市和债市的波动“奇迹”世人已经有目共睹。美国在这轮扩张中，实际上也已有过三次起伏。
周期会否消失？，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看来都很不错。但繁荣和萧条是市场经济史的一部分，谁也不能担保下一次衰退不会伴随好时光一起到来。作为市场经济和人类身心的本能，人们似乎总是容易倾向于低估风险而高估希望。”也许是出于同一心态，多恩布什也只敢断言：“五年之内美国经济没有任何衰退的可能性。”
第三，新的经济学、周期理论和调控模式该为何样？
分析新经济深感力不从心。这一点令人感叹当代经济学实在是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夕。下一个经济学会是什么样的？不妨允许笔者借美国经济前沿现实，在此抛砖引玉。
首先，下一个经济学肯定是“超三部门”的经济学。在居民户、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之外，全球经济这个变量在经济模型中肯定会“内生化”。
其次，就生产函数而言，“制度”和“信息”肯定会成为相对独立甚至是主要的变量。因为，在超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学的对象将不再是制度信息环境既定的独立经济体，而恰恰是与制度信息环境不同的相互影响的一群经济体。（注：萧琛：《从网络经济看东亚金融风暴——关于新型金融危机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 期和《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
知识、信息或曰网络的经济，将复合着“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对象。“广度规模经济”，“合作式竞争模式”，“无国界经济”和各种网上经济实体的行为函数，“剩余索取权威的更替”，“资本供应优势和市场供应优势的易位”，都将成为经济学的“新边疆”。在虚拟经济层面上首先发难的“网络金融冲击危机”等问题，已经使得经济学家们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至今还莫衷一是。
在管理和调控方面，“智能资本”管理将是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当今那些以实物资本为主要对象的工商管理硕士（MBA）课程， 势将逐渐地陈旧和过时。而就政企合作和国家本体而言，“知识型政府”和“智能型政策”将日益重要。全球调控和国际调控在对付危机方面将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的手段。
[收稿日期：2000－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