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下的国家反应：对五类国家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五类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族国家过时论：理论的误读
在关于全球化的争论中，民族国家过时论是重要的一个。这个论点的出现既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中固有的国家怀疑论基因，也折射出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力量迅速发展的政治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国家过时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赫斯特和汤普森(Hirst,Thompson,1996)认为，宣称民族国家终结论的基础是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出现为80年代失败的货币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政策提供了复兴机会。国家过时论包括三个主要分支：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职能缺陷论和国家主权转移论。前者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对矛盾推到了极致，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同时有意掩盖了国际资本扩张背后的利益和权力；而后两者虽然有相当的客观性，但是基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和立场，带有强烈的误导性和政治教唆性。
迪特根(Dittgen,1999)归纳了民族国家终结的三种看法：(1)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性；(2)社会的世界替代了国家的世界。夸大国际机制、国际组织以及自组织的作用；(3)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在这些观点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曾经担任著名的国际咨询公司麦肯西公司副总裁的美籍日裔人大前研义(Kenichi Ohmae)提出从四个"I"(Investment,Industry,Information technology,Individual consumers)——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国界的作用正在消失，民族国家正在终结。“简单地说，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讲，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1995)“全球市场上的公民信息灵通，他们将不再消极地等待民族国家或者文化先哲告诉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不再相信他们能够作到这点。相反，他们想自己亲手建设自己的未来。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方式直接进入已经真正全球化的经济世界。”(1995)他认为，在无国界经济中，“国家利益”不过是某些被拉在后面的人为维护自己利益的借口。他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保护。在他看来，就日本的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以及就业人口来说，实现农业进口对更多的人有利，但是与农业有关的各种既得利益力量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一直要求实行农业保护。而民族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零和博弈”的方法。他特别推崇“区域国家”(region state)，实际上指的是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它们或许属于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是那纯粹是历史的偶然，这些地区的经济符合全球逻辑，经济是开放的，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大前研义直接把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对立起来，把前者看作是封闭的，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政治实体。整个论点充满了对市场逻辑和跨国资本的赞美。
当然，在宣扬民族国家过时论的队伍中，不仅有右派，还有左派。后者采取的是悲观假设，认为国际资本是极端罪恶的力量无视国家或地方的利益，政治权威由资本利益支配，因此国家完全沦为了资本操纵的工具。
二、现实中的民族国家：反应和绩效
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反应和取得的结果是不同的，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五类国家。
1、美国：霸权支持下的新经济
美国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并没有大的起色。低增长、高失业、双赤字（财政和外债）等经济指数让许多人痛感美国霸权的衰落。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其第一任后期以及第二任（大致从1995年开始）上，美国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经济”时期：高经济增长率，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更重要的是，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巩固了美国在技术上的优势。毫无疑问，美国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赢家。
美国在90年代后期经济上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1)美国的霸权地位使其不仅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而且更有可能规避全球化的风险和破坏力。霸权的衰落是相对意义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冷战的失败美国的实力反而加强了。首先，美国主导着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主要国际组织。不仅利用它们来推广自己的观念和意志，而且优先保护美国的利益（注：乔姆斯基在《Z杂志》1997年第五期上发表文章“自由市场的狂热：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输出美国的价值”指出，克林顿政府正逐渐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话说，在将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用来推广“美国对反调控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而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就是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调动了国际资金来为墨西哥提供救援，并且借机赚了一大笔。参见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美国霸权重要的国际制度优势。第二，美元霸权。许多国家把自己的盈余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把自己的货币钉牢美元，这使美元实际上成了各国货币的最后担保和财产保值的体现。在金融活动日益重要的全球化时代，货币优势确保了美国避开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并且为美国吸引了大量流入的资金。第三，美国的文化优势借助发达的媒体和强大的经济后盾进一步扩大，巩固了美国产品的竞争优势(Burton,1997)。最后，至少军备竞赛的结束给它带来了和平的红利，这对于缓解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非常重要。
(2)90年代有利的国际环境。人们常常由于过于关注90年代的金融危机而把国际环境的对各国的影响简单化。实际上，美国是9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最大获益者。罗伯特·吉尔平(Gilpin,2000)在其新著的前言中特别指出，虽然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经历着缓慢增长或者衰退，但是这导致了美国进口产品，尤其是石油、其他原材料以及消费品价格的低廉，避免了通货膨胀的出现。此外，美国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流入。
(3)政府扮演的积极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今天，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固然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但不等于说美国政府是完全消极的。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面对日本的挑战，就有许多美国人主张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事实也证明，在90年代经济增长中，美国政府的角色不仅是积极的，而且经常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对网络发展的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网络技术原来是纯粹军事意义上的。但是从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把使用范围扩大到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到1995年，又把国家科学基金网络(NSFnet)关闭，把它转交给7家私人公司，从而导致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出现。对于由此出现的网络经济，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不征税的鼓励措施，这不仅推动了零售业的变革，而且直接推动了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美国牢牢控制了这一行业的主动权。
(4)移民的大量进入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在这些移民中，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在全球化的今天，表面上看这些没有技术的非法劳工与美国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新经济没有多大的联系。但是正是他们的存在确保了美国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据卡托研究所估计，如果美国没有非法工人，其食品和蔬菜的成本将增加6%。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迅速的西部和南部各州从非法工人身上获益甚多。例如，在洛杉矶地区，墨西哥人在整个劳动力队伍中的比例达到了10%，贡献了30%的加利福尼亚的产值。格林斯潘最近也承认，如果美国经济增长要维持现在的速度，移民政策必须放宽(Parkes,Tri-cks,2000)。
总得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确保了美国扮演了全球化进程中利益漏斗角色。但是利益的获得不是自由贸易者宣称的那样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依靠美国本身的制度调整能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成熟的制度以及政府在关键领域发挥的作用有效地把这些潜在的利益转化为现实的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只是简单地相信某些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只强调市场的力量，必然会走入认识的误区和行动的陷井。
2、欧洲：福利国家的代价
这里所说的欧洲指的是西欧和北欧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在规模、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有所差别，但是依然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突出的是有两点：(1)福利国家。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福利制度不单是经济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意义上的。它是一种稳定的复合体，稳定了国家—资本—劳工以及国家—市场这两组基本关系。(2)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时间先后不同，但是各国都加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区域集团，欧盟为各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机会。
对于西北欧各国来说，90年代是痛苦的。因为它们引以为傲的福利制度出现了危机，难以支撑各国经济的发展，并且似乎成为了与美国竞争的包袱(Beck,2000)。但是，欧洲面临的问题如果完全归结为福利制度，显然过于片面。因为即便是从80年代就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英国也难以逃脱经济衰退的困扰。但是必须承认，福利国家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福利制度与全球化不契合而造成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整体结构的危机(Palan,Abbott,Deans,1996)。这主要体现为：
(1)制度本身的僵化。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制度都不能避免僵化。而对于福利制度这个复合型制度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其重点在于分配，所以很容易培养出制度依赖团体，形成一种依赖文化。一旦制度本身的激励机制因为其他因素削弱，这种依赖性就会扩大并且对整个制度的效率产生阻碍。欧洲失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自愿失业。(2)国家分配职能过大。为了保证社会关系平衡性的长期维持，国家就要扩大公共开支，加强管制，来调整利益分配。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国家规模的扩张，生产性支出的相对减少，效率的被削弱(O'Connor1973)。(3)资本活动范围与国家管理范围的逐渐不对称。福利制度的维持依赖“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主要为国内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中，资本需要大量、稳定而且有购买力的劳工。而国家对分配的控制，不仅缓和了劳资矛盾，确保了劳工队伍队伍稳定，而且培养了消费者。这样，国家—资本—劳工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稳定。这种稳定说明了国家管理的边界与市场边界也在很大程度实现了契合，从而保证了国家—市场关系的稳定。但是，一旦资本的流动性增强，这种契合就要被打破。因为国家和劳工是静态的，国家的管理是有边界限制的。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国家在“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保持的“中间人”地位被动摇了（注：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为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机会，欧盟大市场的形成，为这些国家的企业转移生产活动地点提供了条件。以瑞典为例，到1994年，瑞典的生产企业的50%雇员是在外国分支机构工作(The Economist,1994,"The Nordic countries:a survey",5 Novem-ber)。）。(4)国家确立的经济管理目标失去了现实的支持。福利国家把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主要任务。在相对封闭和静态的经济中，通过扩大需求，基本可以同步实现这两个目标。但是经济全球化破坏了这种可能，因为国家的财政政策的调节效力受到了限制（注：正如Cerny(2000)所说，福利国家的危机在于把国民经济与全球经济分离开的能力的萎缩。）。改变国家，特别是社会对就业的认识变得非常重要，这直接涉及到劳动力市场能否形成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资本的流动性。
制度的僵化使欧洲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行动相对美国迟缓，这尤其体现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发展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变革上。但是欧洲各国也在积极寻求对策。在这些对策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提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力图为新的行动建立新的理论基础，并借此吸引更多的选民。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表述上看，它力图保持左翼的传统价值，同时把右派的一些价值中性化，以创造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从操作层面上看，它采取的更多的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福利国家无法解决现有问题，只能借助相反的措施。“第三条道路”不能被简单地批评为政党吸引选民的花言巧语，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欧社会的变化。二是深化欧盟内部的一体化，通过协调行动，充分利用彼此的优势来解决共同的问题。经济、金融方面的一体化为各国提供了防避风险的良好机制。最近，为了防止在“知识经济”中落后，欧盟又通过了新的决定：创建“欧洲研究区”；建立单一的欧洲专利制度；积极普及互联网等（注：显然，欧洲已经明显意识到自己在信息技术上的落后，因此制定的目标非常具体：在2001年前所有欧盟学校都要与互联网连接；在2002年之前，所有的老师都要学会使用新IT；在2005年之前，所有的欧盟公民应该学会使用IT。）。作为历史最长、制度最完善的经济区，欧洲所具有的规模优势以及制度优势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3、发展型国家：终结还是再生？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97年金融危机对韩国、台湾、香港等“小龙”和东南亚的“小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持续了30多年的亚洲“经济奇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陷入了谷底，发展型国家模式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发展型国家是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注：Adrian Leftwich(1996)归纳了发展型国家的五个标准：1)领导权由有决断力的、相对不腐败的、主张发展的精英掌握；国家面对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保持着相对的自主；存在强大而且有能力的官僚队伍；市民社会无力对抗国家；在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具有影响力之前，国家权威和自主性就得到了巩固。），它强调政府（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的核心作用，因为经济发展被当作这些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Castells,1992)，所以国家不遗余力地采取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制度环境来支持经济发展，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发展。而社会对国家的这个基本目标也是基本认同和支持的。发展型国家的成功被许多人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典范，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注：世界银行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在1992年专门以东亚经济为主题出版了年度报告。并且系统总结了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
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开始对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他们把东亚国家的发展类同于苏联模式，认为其高速增长来源于资源的高投入，而不是生产力的提高。毫无疑问，这种看法在一个侧面揭示了东亚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弱点，但是忽视了东亚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原因。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亚洲模式的全盘否定声音更加响亮，亚洲模式被简单地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模式，一度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国家以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一夜间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过去十几年出现的汗牛充栋的讨论东亚奇迹的文献在危机中似乎成了满纸荒唐言。
显然，因为一场危机而完全否定过去的一切，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为经济增长付出血汗的广大东亚劳动者来说，是极端不公平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完全是恶意的，似乎是为了强化本来已经强大的某种偏见。冯沃尔夫伦(van Wolferen,1999)在批评西方滥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指出，这个概念最初只是指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但是现在被泛指亚洲国家。这样作的目的是“求得道德满足。这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非西方政府隐藏着的偏见：它们无法有效管理。”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也指出，西方许多人由于意识形态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甚至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福山也强调，西方对亚洲的反应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因为它们的态度在危机前后变化过大，而且实际上不同制度应该有所差别（注：这些观点是约翰逊、费尔德斯坦以及福山等对Sebastian Mll-aby的文章"In Asian'smirror:from commodore Perry to the IMF",The National Interest No.52 Spring 1998的评论。）。
东亚经济所代表的发展型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是我们反思和评价发展型国家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东亚经济的发展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模式的不可复制性。但这不意味着从该模式所导引出的一些基本原则性经验不具有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实际上，东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在一个开放经济环境下，如何协调好市场与国家这两大基本制度，取得出色的制度绩效的范例。因此，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发展型国家的基本经验包括以下几个：
(1)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利用。虽然美国市场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优惠具有个别性和冷战特征，但是不能否认出口导向战略所带来的重要意义。由于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才能了解市场的需求，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得本国无法在短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实际上，支持出口战略成功的一个基本精神是主动的学习和调整。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
(2)国家／政府在确保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参与经济，尤其是维持社会的基本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市场的缺陷。政治秩序的维持是市场有效运行和整个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但是秩序的获得不是简单地通过政治压力完成的，国家／政府还对社会收入的平衡进行了有效干预，防止了两极分化的明显化，减弱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方面上，东亚的“威权主义”政体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过于简单化，认为“威权主义”必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人为地建立“威权主义”政体，用政治高压来支持经济发展。东亚的“威权主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对秩序的维持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确保了社会冲突的相对弱化。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东亚经济体中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存在，与政治体构成了有效的互动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全面的激励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政治体的过渡干预。
(3)东亚和东南亚在1997遭受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原因也是多样的。对于内部原因，讨论的已经足够全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即不能把市场的普遍原则与市场经济这个具体制度混淆在一起。如果说市场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制度，那么市场经济必然带有独特性，因为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东亚经济体的一些制度优势并没有过时，而是值得保存的。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东亚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中有三个特别突出：一是东亚和东南亚各经济体虽然都大力鼓励出口，但是产品较为单一，相互之间在产品结构上互补性较弱，带有明显的“依附性发展”的内在缺陷，因此不仅在个体上，而且在集体上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变动的冲击。二是该地区的区域化进程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进展较缓慢，因此利用集体方法规避全球化冲击的能力较弱。对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来说，危机后的任务不仅是在保存传统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和健全国内的体制，还要在区域化建设上密切合作，实现全面的制度化（注：2000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13个亚洲国家签订了“清迈动议”，表示在今后将互相支持相互的货币，以防止1997-1998年的危机重视。其中包括日本、中国和韩国。这是区域化进程中的重要的一步。）。三是作为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更要注意投机资本的攻击。东亚、东南亚以及拉美的部分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在吸引资金上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漏斗”地带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80年代以来的资本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投资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盈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成了势力日益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也是金融风险最大的地方。而相关国家在金融规制建设方面的缺乏经验和不全面为风险转变成灾难提供了条件。
4、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边缘和弱者
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多于机会，因此如何确保自己不被全球化进程抛弃或者边缘化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发展中国家最初主要是从经济意义上的，更确切地说是参照发达国家所展现的工业化程度而归纳的。然而，现在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扩大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实际上成了表明一个社会或国家全面发展程度的概念。虽然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差异，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有许多共性。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下面一些共性问题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或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
(1)这些国家或社会进入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基本上是作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被卷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来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附属或者边缘地位以及内部的缺陷。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的基本前提（注：即使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杂志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富国千方百计地不让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用来进行有效谈判、履行贸易协议和使世界贸易规则对它们有利的资源和信息。The Economist,Sept 25,2000.）。
(2)单一的经济结构。这种单一性不仅是产品意义上的，还是对外经济联系意义上的。长期的殖民地历史造成了这些国家或社会的经济主要依靠为西方国家提供特定的农产品或者原材料，直接受到了相应国家市场需求的控制。一旦这些国家的市场出现萎缩，就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乃至社会政治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发展中国家这种敏感度和脆弱性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全球市场上的一些细微变动可以引发这些国家国内多种问题的并发。赫斯特和汤普森提出，“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要取得成功，不仅要有持续有效的长期经济政策，还要有能力遏制或补偿现代化进程中的输家。要做到这点他们不但要推动快速的工业化，使就业和产出从农业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而且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防止大量被贫困折磨的农民和农业劳动力边缘化。”(1996:105)
(3)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社会来说，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都并不充分。在国家建设方面，一方面这些社会缺乏长期的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传统（像东亚国家那样），另一方面，殖民时代留下的政治机器本身无法与社会取得有效的和相互增强的合作机制，难以实现社会动员和社会经济管理。而在国家垄断暴力地位不确定的情况下，多民族的关系很难找到一个中间调节主体或者控制主体，因此民族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走向极端。这是这些社会政权频繁变动，国家权力瘫痪，无法有效地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民族之间矛盾恶化，并且经常发生暴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虽然发展中社会从实现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但是由于受全球政治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曾经有两种认识上的误区，一种是50年代模仿苏联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与世界体系脱离。这方面的实践虽然在确立国家控制能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削弱了社会的活力；另一种是从70年代受新自由主义误导，不强调国家的作用，只追求归权于市场，不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完善，只推崇尽快地开放。这直接导致了国家地位的弱化，国内秩序的失控。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似乎更严重。这种倾向引起了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有关国际机构的重视，它们开始倡导“治理”(go-vernance)改革。这种改革的核心就是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偏颇，加强国家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维持国内政治秩序，并且更加熟练地处理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引发的国内问题，显得至关重要。正如马恩(Mann,1993)所说，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现代性危机，而非后现代性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它们采取的不同对策不会重演西欧、北美以及日本的历史，但是与这些历史相似的是，它们行动的核心是为创造公民社会和民族国家而斗争。
(4)区域间的一体化进程。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美洲的国家，从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寻求地区经济合作，并且为此作出了重大努力。最突出的就是“南锥体经济共同体”。这些区域性经济组织建立的初衷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经济协作，建立本国工业体系，减少进口，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所以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非常有限。70年代后，各国开始把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并且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压力下采取全面的自由化政策。毫无疑问，这种转变具有积极的一面，但是至少在短期内把这些国家置于一种合作—竞争的困境之中。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为了争取国外资本、技术以及市场必须不断向发达国家让步并相互降低条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实际上阻碍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除了经济原因以外，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别依然存在，这大大限制了区域化的发展步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入全球化进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必然趋势。传统意义上封闭的独立自主不仅危害极大，而且无法维持。而在进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保证经济繁荣和行动的相对主动自主的首要前提是确保国家的有效存在。如果说没有市场社会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发展，那么没有国家则无法保证社会的实际存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明确的定位。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过于强大的国家”(over-powerful state)，即有太多管制和控制的国家，而是“过大的国家”(over-largestate)，即雇佣了太多人员，汲取了过多的收入，干预了许多不属于自己领域的国家。因此，它们在全球化进程中非常脆弱，而且有的处于衰败之中，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的改革模式(Hirschman,1999)。
5、转型国家：经济整合和政治秩序
转型国家的两个特征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直接界定了此类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一是所谓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意义上，还是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意义上的。在经济上，从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一党制被竞争的多党制替代，在社会方面，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阶层，而文化领域中由于没有了主导性意识形态，呈现出公开的多元状态。这是一场全面的转型，而且是没有历史先例可循的转型。二是作为一次转型，并不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缓慢有序演进，而是从一种规模庞大的体制向另一种规模庞大的体制的突然性转化。规模的庞大决定了变革的复杂和艰难。时间的有限和短暂决定了行动的仓促和不系统，因此转型的代价高昂，遗留下许多潜在的问题。
地缘政治因素使这些转型国家倍受西方的重视和支持。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看来，把转型国家纳入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集团是确保自己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步骤。因此，西方为转型国家提供了包括转型计划设计、资金、人才等诸多方面的援助，力图把西方模式成功地转移到这些国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转型的过程和效果有巨大的差别。东欧各国相对于俄罗斯在经济复苏方面速度较快，相关的制度建设较完善，并且与欧盟的经济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国家较为顺利地纳入了西方体系。而俄罗斯的转型道路则充满坎坷，危机四伏。经济停滞、社会两极化严重、政治动荡、秩序混乱等诸多问题并发。以致于有人把俄罗斯称为“强盗资本主义”（亚夫林斯基，1998）。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恢复国家的正常职能：税收、保障安全、让人们遵守法律。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市场经济需要规则，需要强有力的结构，需要稳定，需要组织。”（若斯潘，1998）
转型国家的经验为我们认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非常独特的视角。
第一，显然，外在的力量和帮助无法解决短期的问题。而且西方在对转型国家的援助上出于自己的战略考虑，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以致拖延了某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注：索罗斯为此专门著文，题为“谁失掉了俄国”("Wholost Russia?"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04/13/2000)。他认为，在二战之后，美国为了帮助欧洲复兴，制定了“马歇尔计划”，而对于俄罗斯虽然有人提议，但是没有人相应。有趣的是，著名的左翼经济学家阿明也持有类似的抱怨(Samir Amin,1997,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London:Zed Books)。当然二人的侧重点不同，前者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努力把俄国带到“开放社会”中，而阿明认为西方人的忽视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第二，经济转型不单纯是经济意义上，也不单单为了提高效率，必须重视社会公正的实现。对于有着强调社会平等的历史文化和体制传统的国家来说，在转型中忽视社会基本公正的建设会导致经济政治的扭曲。世界银行1996年关于转型国家的年度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如果经济改革只有益于少数人，如果迟迟看不到经济增长的收益，如果腐败像瘟疫一样到处流行，那么因改革而蒙受损失的人就完全有理由作出反应。“要使转轨取得长期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形成社会共识——跨国分析表明，在收入和财产方面极不平等的社会，其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都较差，从而导致投资率和增长率都较低。”（世界银行，1996）
第三，民主制度虽然对于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革是重要的，但是与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前途相比，似乎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效果，尤其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注：西方许多学者对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民主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有助于民主的巩固。）。一种政治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体制要实行竞争性选举，必然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动员起来，影响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下的运行，如果社会经济结构出现大的变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衡关系失衡的话，那么整个社会政治就会陷于无序，最终导致转型的受阻。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实际上，俄国的民主试验表明，一味强调实行选举民主颇有误导性，结果是否定性的，相反，逐步地推行法治，辅以有效的市场经济，才可以为真正的民主化创造出坚实的基础。
第四，国家在转型中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微妙。因为对于转型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贯彻法律、强化秩序；而另一方面，又需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以照顾到私有权。”（世界银行，1996）在转型之前，这些国家全面控制着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强大的自主性和行动能力，但是没有给社会，尤其是私有产权留下一定的空间。当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面临着重建社会空间，改变产权结构的重大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无产阶级的国家变成了有产阶级的国家，国家的职能和意识形态必须进行重建。而在短时期内要改变社会政治文化非常困难。如果国家无法增加转型的成就并且实现利益的较公正分配，那么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要会被削弱，从而国家的行动能力也失去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社会的转型也有可能失去重要的制度支持。
第五，在加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从经济控制到经济规制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传统体制下对经济的管理采取的行政控制。这种控制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没有给市场留出发挥作用的空间；二是整个经济的运作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的。贸易活动体现的尤其明显。东欧国家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前苏联，而前苏联内部各共和国之间的贸易远远超出苏联的对外贸易。在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归权于市场，另一方面要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是市场经济要有效地调节，必须建立起完善有效的规制体制。对于转型国家来说，规制体制的建立遇到了两个困境：一是自由化与规制化的矛盾；二是贸易规制建设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如果不能有效地短时间内走出这两个困境，就无法从全球经济中获得应有的益处，并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的畸形发展。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在帮助转型国家实现自由化的过程中提供了包括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但是有意无意忽视了建立有效规制体制上帮助，并且向这些国家灌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因此，如若斯潘所说，在一种专制、集权和僵化的国家制度崩溃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种野蛮和荒谬的自由放任主义，破坏了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应有的平衡关系。不仅削弱了国家，而且为少数人控制经济提供了条件。
三、简要结论
全球化与国家这对关系是当代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化争论的核心。民族国家如何调整自己直接决定了全球化进程的稳定顺利与否。毕竟，我们现在一方面无法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可以把空间规模和管理能力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制度；另一方面与全球化并行的本土化加强了人们对地域、文化的认同，这为民族国家的存续提供了新的基础。但是我们这样讲，并不是无视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虽然民族国家没有终结，但是必须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执行新的职能。
各国对全球化的不同应对和导致的结果之所以不同，根本原因取决于国内。施密特在一项研究中归纳了七个因素。它们是：国家规模（大或者小）；文化、历史；政府结构（联邦制或集中制）；政府改革能力；劳工历史传统（冲突的或共识的）；组织特性（融合的或者分裂的）；商业规模、组织以及倾向。当然，在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还要考虑各国的发展水平、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等因素。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联系的紧密性也不断提高，如何有效地利用国际环境和因素成为各国提高反应绩效的重要前提。
西方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这种困境和矛盾，它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从1998年以来，西方国家的高峰会议几乎一直把全球化作为探讨的主题或者探讨具体问题的认识背景，并且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努力把全球化放在国家发展议程之中。当然，由于双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利益不同，所以侧重点也有巨大的差别。但是在看待国家的问题上，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即：都肯定国家存在的意义，但是承认传统的国家观都存在严重缺陷。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过于强调国家的消极作用，而国家主义的国家观忽视了社会的作用。因此，要发挥国家的作用，并不是国家包揽一切，而是发挥国家的引导作用。通过改革政府，推动各种非政府力量的发展，协调国家与社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活动，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在2000年6月初14国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话也许能够对这种倾向给予最好的说明。他说：“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率和追求进步的政府，即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新经济、治理不利环境和克服困难的政府，我们就不会生活在一个公正的、能够对付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社会里。……我们不相信放任的经济政策，也不相信单凭政府就能解决或无视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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