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农民收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低下的收入水平，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抑制农民对生活消费的需求，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始终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状态，落入“贫困的陷阱”。因此，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与持续增长，从而摆脱“收入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开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纪元。而造成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效率低下，因此，要彻底破解“三农”问题，必须从提高农业效率入手。
解决农业效率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农业内部来讲，可以通过减少农业劳动力来加快农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营，从而获得规模效益，使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而要减少农业劳动力，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就需要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面和就业规模，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借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可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移和区位转移，使社会的产业结构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并且通过科学规划、园区建设和有效引导，促进产业相对集中，实现产业有效聚集，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增长速度，而只有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更多的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能够带动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转移和区域转移，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从传统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从偏远的农村转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并且通过人口的进一步集中，推动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吸附能力，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1]。
二是从农业外部来讲，可以通过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从而为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提供外部的资金和技术支撑。而这种来自农业外部的支持主要借助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来实现，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包括直补机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等），加快形成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机制以及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机制，同时加强对农业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一方面为实现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供可能性保障，另一方面为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农民奠定技术性支撑，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效率的提高和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证。从而最终使“三农”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而是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次，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把农业生产放到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破解“三农”问题[2]。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中，要注重对农村环境的改造、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十一五”规划提出的新农村运动的开展等方面，以期实现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彻底改良，从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奠定资源环境基础条件。
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坚持以中心城镇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心城镇的科学规划和着力建设，使其成为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成为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战场，成为强镇富民、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着力点。并通过新农村运动，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明显改观，从而最终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建设”的目标。以上关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可以用如下一个理论框架来表述（见图1）。
图1 化解“三农”问题的理论框架
二、农民收入、农业效率与减少农民
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就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也出现了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的情形。农民收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要有新思路。
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收入增长观，而应该树立一种新型的、持续的、发展的、全面的增长观，由单纯依赖数量扩张型的收入增长方式向依赖以农产品质量和服务及其市场竞争力为核心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基本上是数量扩张型的，一方面靠农产品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及乡镇企业的数量扩张，另一方面靠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提升及部分乡镇工业品价格的上升[3]。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以质取胜成为农民有效参与竞争的重要法宝，通过提高农村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及其市场竞争力来增加收入成为一种更理性更有效的选择。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农民增收政策与措施时，要有长远的眼光、全局的观念、战略的思想。
在前面的影响农民收入提高的障碍因素分析中，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农业效率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以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方式，导致了农业的产出非常有限，包括农产品的品质、数量和品种，一方面难以满足市场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农民不可能凭借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上扬而获得更大的收益，更无法实现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就是说，通过现阶段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难以实现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因此，对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就可以转化为对农业效率问题的研究。
那么影响农业效率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其二是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其三是低下的农业劳动力素质。归根到底就是由于现阶段的农村存在数量过多的农民。在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农民，则农业生产规模便可以扩大，并能够保证在一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从而有效地引进现代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物质装备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实现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据统计，广东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份额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从94.5％下降到93.7％，年均仅下降0.0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3.2％。而从1978～2004年广东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份额在26年间从93.7％下降到54.6％，年均下降1.5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2.9％（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从而减少农民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一些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改革和完善，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进城就业的条件，清理和取消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加强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服务的监督和管理，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为“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4]。同时加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以期彻底改善和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增强其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吸附和运用能力，从而不断提高农村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的核心市场竞争力，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也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效率的提高和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证。
三、减少农民与工业化和城镇化：
产业转移与产业集中、区域转移与人口集中
我们说减少农民是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那么如何减少农民呢？其根本出路在于实施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
推进农村工业化，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多种经营，并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工业化一方面可以使农民收入的渠道和来源不断得以拓宽。据统计，2004年广东省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村居民从事劳务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2173.21元，比上年增加207.43元，增幅为10.6％，增加额占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66.6％，拉动人均纯收入增长5.12个百分点，成为2004年广东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另一方面，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可以从功能分区的角度，通过适时引导，构建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产业园区，加快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中发展，形成产业集群，从而获得规模效应、聚集效应。
产业集群是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种具有“经济马赛克”性质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专业化分工、产业化协作的生产方式，大大节约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产与流通成本，从而提升了中小企业整体竞争力。产业集群的形成也加速了中小企业向城镇集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如珠三角地区400多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等市形成了著名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成为经济规模近4000亿元、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区；珠江西岸则形成涵盖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广州等地，经济规模达1000多亿的电器机械产业集群。在广东两翼及山区地区，一些具有区域优势的传统产业也逐步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如云浮市云城的石材、潮州枫溪镇的陶瓷、汕头澄海的玩具、潮阳的服装和化妆品、茂名怀乡镇的竹编等等。在产业集群区，随着政府观念的转变及对产业集群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已经从单纯的减地价、提供政策优惠的简单扶持阶段，逐步向提供技术、品牌、信息、市场、融资扶持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阶段转变，初步形成了以技术、品牌和市场为主的服务平台，使产业的竞争力和根植性进一步提高[5]。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壮大，其对周边村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不断增强，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附作用也逐步加大。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其有效实施有利于解决现阶段农村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缓解当前国内需求不足和农产品阶段性过剩状况，为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长远发展拓展新的市场空间。2004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由1978年的不足18％提高到41.8％，这表明我国城镇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发展新格局，其主要内容是实现五个转换，即人口转换、用地结构转换、区域转换、经济结构转换和生活方式转换。这就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注重经济社会综合效益，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总体规划，科学引导，逐步推进。
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进程的快慢、转移人口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效率及其自身发展水平和城镇中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广东农村小城镇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小城镇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到2004年底，广东建制镇总数达1295个，建制镇占乡镇个数达98.9％。2004年广东加快“并村”、“并镇”和“镇改街”、“村改居”工作，农村小城镇建设的步伐加大，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已成为广大农村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应着重加强中心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培植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应以中心城镇建设为切入点，加强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促进集中、调整规模，引导农村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中心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从而提高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相关资源的利用效益，提高城镇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并将一部分基础较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规模适度、规划科学、功能健全、环境整洁、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农村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其中少数具备条件的小城镇要发展成为带动能力更强的小城市，使广东城镇的集约化水平明显的提高[6]。同时将中心城镇建设同壮大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移民搬迁相结合，引导更多的农民进入中心城镇，使农业劳动力不仅实现就业结构和身份的转变，同时实现生活区域的转移，并且通过人口的适度规模的聚集，实现人口集中，通过人口集中进一步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社会的产业结构逐步软化，结构更加合理，从而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进一步增强中心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最终使通过减少农民、提高农业效率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变得现实可行。
四、减少农民、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效率提高：农村改造、城乡统筹与强镇富民
通过有效减少农民，能够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在规模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现代化装备和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从而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而要最终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外部增加对农业与农村的投入，加大扶持力度，将农村改造、城乡统筹、强镇富民的政策和手段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农业与农村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政策、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支撑系统。据资料显示，2004年广东省通过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有效地促进了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和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了农业的效益，从而使农民收入得到较大幅度增长。据广东省农调队对全省30个调查县256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04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4365.87元，比上年增加311.29元，增长7.7％，是1998年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0％，增幅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生产中获得的纯收入人均为1340.58元，比上年增加50.67元，增长3.9％，扭转了自1998年以来（除2001年增0.5％外）持续负增长的局面。农业纯收入达898.95元，比上年增长8.8％。
农村改造包括对农村环境的改造、村庄的建设，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等。目前我国农村的环境极其落后，村庄的建设严重缺乏规划和指导，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其生活和生产条件与城市相去甚远，并且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以农村最基本但也最重要的用电和饮水为例，目前我国农村不仅普遍存在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甚至10倍，大大超过了农民可支付能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严重缺乏饮水卫生安全。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农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等现代电器产品的需求，使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农村市场难以得到有效的开拓，从而制约整体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阻碍了农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使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目标缺乏基础环境支撑。如果能通过农村改造，改善农村电网，把农村电价降低到城镇的同等水平，在各个村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修建自来水水塔，提供农民生活用水，可以预见，将来农村地区会出现一个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的消费高潮，从而在提高农业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能使农民的生活品质得到迅速改善和提升。
党的十六大报告当中提出的城乡统筹，涵盖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两大方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的发展被人为地分割，传统的偏重于城市的发展战略非常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2.9,2004年扩大到1:3[7]。当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时，如果不能首先在观念上打破城乡分割的观念，进而逐步在体制和政策上体现城乡统筹发展，那么要真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很困难的。
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局限于“以农言农”的传统，而是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首先是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其次是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8]。
目前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大城市为核心、中等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基础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三级城镇体系。在城乡统筹战略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以中心城镇为切入点，加强对中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增强中心城镇对资本和人口等经济要素的容纳能力，防止因基础设施滞后而形成产业空心化，因人口转移和聚集而造成生态环境恶劣化、生活品质低质化。通过建立适应发展要求的新体制、新机制和新制度，进一步壮大中心城镇的经济实力和综合承载力，达到强镇富民的政策目标，从而充分发挥中心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走以城带乡、以工带农、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9]。另一方面要注重对农村环境的改造、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十一五”提出的新农村运动的开展，以期实现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彻底改良，从而为缩小城乡差距奠定资源环境基础条件。
五、新农村运动与四个文明建设
我国“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在农村广泛开展新农村运动，这是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未来建设新农村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的战略思路。新农村运动可以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简洁的20个字对未来新农村进行了一种全景式的描绘，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农村运动的提出凸显出未来“三农”发展的趋势和努力的方向，一是从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破解“三农”问题的新思维。二是新农村运动更加关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及整体面貌的改善，希冀通过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新农村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使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不仅表现在收入差距的缩小，同时也表现在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差距的缩小，从而实现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根据测算，2004年广东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46.7％，比上年提升3.6个百分点，但低于2000—2003年平均每年提升4.7个百分点的速度。从农村全面小康评价的六个部分的实现程度看：2004年广东全面小康的实现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民主法制71.8％、经济发展61.2％、生活质量42.2％、社会发展41.3％、人口素质37.5％和资源环境14.3％。从六个部分实现程度的提升速度看（相比于2003年）：民主法制提升16.8个百分点、经济发展提升5.7个百分点、社会发展提升2.4个百分点、生活质量提升1.4个百分点、人口素质提升0.5个百分点、资源环境持平[10]。这表明，加快广东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农村的人口素质。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农业资源环境的保护力度，逐步弱化资源环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强性约束作用，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11]。
因此，建设未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在经济上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农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进行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不断进行教育和改造，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文明素质，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同时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协同并进，协调发展。通过新农村运动和四个文明建设，彻底化解“三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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