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语《圣经（新译本）》的诗性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语论文,维度论文,译本论文,的诗论文,圣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8月，法国巴雅尔出版社和加拿大保罗传媒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部全新的《圣经》法译本，称《圣经(新译本)》(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以下简称《新圣经》)或《圣经(巴雅尔版)》)。《新圣经》的译者阵容可谓空前庞大，在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和两位《圣经》注解学者马克·塞万、让-皮埃尔·普雷沃的组织协调下，法、加两国27位《圣经》注解者和研究专家及20位作家参与翻译，历时6年方告完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圣经研究领域卓有成绩并在国际上享有重要声誉的圣经研究者外，在作家方面，已出版30余部文学作品、曾获多项文学大奖的法国著名作家弗朗索瓦·邦，曾获美第奇奖和贡古尔奖等法国文学大奖的让·艾什诺兹，全部作品曾被授予法国国家诗歌大奖和法兰西文学院保罗·莫朗文学大奖的法国著名诗人雅克·鲁博，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弗洛朗丝·德莱女士等知名人士都参与了《新圣经》的翻译工作。由于作家在《新圣经》翻译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该译本通常也被称为“作家版《圣经》”。
同有基督教传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法国也具有悠久的《圣经》翻译史，据记载，最早的《圣经》法译本出现的时间可追溯至13世纪路易九世统治时期。自此一直到2001年《新圣经》问世，法国涌现了大量《圣经》译本，其中于二战后出版或修订再版的通行本就不下10种。那么，巴雅尔和保罗传媒这两大出版社为何要进行这么一项吃力的工作，召集大批人马重译《圣经》呢？新版本的《圣经》同旧有的版本相比，有什么创新之处呢？此次的复译活动又具有何种意义和启示？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新圣经》翻译活动的起因
促使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召集作家和研究者重译《圣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复译活动是由《圣经》的内在特征决定的。近几十年来，《圣经》的文学维度越来越受到中外研究者的关注，《圣经》的体裁特点、人物形象、叙事方法、修辞风格已经得到不少论文著作的专门论述。有学者认为，《圣经》作为西方文学经典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圣经》作为古希伯来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它蕴含着多种文化价值，包括文学艺术价值；《圣经》作为西方文化之源，始终是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价值观基础，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同《荷马史诗》一样，《圣经》也是西方文学的发轫之地，“‘圣经风格’与‘荷马风格’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基本框架。”①《新圣经》的译者毫无疑问对文本的文学维度有深刻的认识，例如主持《新圣经》翻译工作的弗雷德里克·布瓦耶指出：“《圣经》之中有小说，有戏剧，有谜语，有哀歌，有情歌或悲歌。”②因此，《新圣经》翻译活动的主旨，即给出一个“文学译本”，从根本上说是受到了《圣经》内在特征的召唤。
其次，复译活动与法译本《圣经》的现状密切相关。在法国，现有的《圣经》版本尽管产生于不同时代，但大部分都“来自宗教领域，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宗教需求，包括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所译的《圣经》(例如被称为《玛尔德苏圣经》、《耶路撒冷圣经》、《奥斯蒂圣经》的译本)、新教《圣经》、以非天主教的解读方法翻译的《圣经》——例如犹太作家安德烈·舒哈基的译本，以及基督教圣公会《圣经》，即著名的TOB版《圣经》……”③这些译本主要分为两类：“研究型《圣经》”和“教会用途《圣经》”。前者“寻求翻译中的逐字对应(在不同的《圣经》中，逐字对应的程度也不甚相同)，每个篇章(或每几个篇章组合)都有导论以及大量的注释，对于理解那些阐释得很艰涩或传达得很糟糕的文本来说，这些注释有时显得不可或缺”④；后者的注释相对少一些，“(译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翻译活动本身之中，根据《圣经》所面向的不同受众，试图用后者的概念和语汇来传递《圣经》的信息”⑤。总的来说，在《新圣经》之前，尽管有亨利·梅肖尼克等少数译者的文学翻译尝试，《圣经》还是作为一本宗教典籍得到翻译和接受，在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人们关注的只是其所承载的真理，它的文学维度长期被忽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家弗雷德里克·布瓦耶提出重译《圣经》的宏伟计划，因为在他看来，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圣经》译本，但还没有一本从一开始并且在整部《圣经》的层面，将当代作家的书写与原作的书写联系得如此紧密。现存法译本大多数情况下都基于某种对语言、对不同语言的思考，或者对历史、对文本考古学的思考，而很少或者说几乎从来没有译本是出自某种文学思考的结果。这是一种悖谬的现象，因为近几年来，《圣经》研究已经走向了文本纯粹的文学维度，而20世纪文学、诗歌形式的演变不仅改变了我们写作和描述世界的方式，同时还改变了阅读和翻译伟大著作的方式。”⑥在他的召集和坚持之下，法国当代诸多重要作家参与了《新圣经》的翻译工作，其目的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希望作家的参与能够令《圣经》离开人们习以为常的阐释和翻译领域，为《圣经》译本注入新的文学生命力。
再次，新时代的到来和新因素的出现也提出了重译《圣经》的要求。一方面，正如译者之一、蒙特利尔大学神学院教授罗贝尔·大卫指出的那样：《新圣经》翻译出版之前，最新的《圣经》法译本距今都已有30多年的历史，这些译本大多受当时《圣经》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启发，在内容上也大同小异。⑦近30年来，很多重要的语文学、考古学和历史学方面的新发现令人们能够从新的角度去发掘《圣经》，人们对《圣经》的研究已经同30年前著名的《耶路撒冷圣经》、基督教圣公会《圣经》出版时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整个20世纪深刻地改变了人们阅读和理解《圣经》的方式，“20世纪文学和诗歌语言不断的演变使我们能够处理古代文本中的暴力、异常、时而缺乏句法的情况以及复调现象，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摆脱学究式语言约定俗成的沉重感，对语言的游戏更为敏感。”⑧诸多新因素的涌现也为一个新的“文学译本”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最后，在《新圣经》翻译活动背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动力，那就是在法语世界创造一个可与英国钦定本《圣经》和路德《圣经》相媲美的文学文本。“路德《圣经》或英国钦定本《圣经》对本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量古典或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对《圣经》的)多处引用、影射和风格上的模仿见证了这些享有盛名的《圣经》译本的深刻影响。但在法国文化中，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⑨尽管法国的《圣经》翻译历史不可谓不长，译本数量也不可谓不多。因此，此次翻译活动的动因之一或者说译者们的雄心壮志，正如译者安德烈·米尔所言：“我期盼一个世纪之后，人们能将我们的《新圣经》作为法语文学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建筑！”⑩
归根到底，《新圣经》的翻译出版，还是源自文学层面的考量，因此，《新圣经》的译者和出版者自始至终都坚持以“文学翻译”来为新译本定性，以此显现与其他译本的区别，更以此表明与其他译者的不同立场：即对《圣经》的文学价值及其诗性维度的重视。
二、《新圣经》对文学性的追求
以创造一个“文学译本”为宗旨，《新圣经》对文本文学性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圣经》致力于再现原文本词语的色彩。《圣经》在西方已有两千多年的翻译史，在这一过程中，《圣经》原文本实际上遭遇了多重的形变。一方面，这一过程是《旧约》逐渐基督教化的过程。《旧约》这一名称是基督教徒对《希伯来圣经》的称呼，而《希伯来圣经》是对犹太民族历史、文化、律法、社会状况的记载，宗教色彩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然而，当《希伯来圣经》变成《旧约》时，这部典籍的地位也从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变成了基督教的经典：“既然《旧约》是为了宗教目的而汇编起来的，那么编者自然就要尽力体现自己的宗教意图，尽力将收入其中的所有作品都纳入宗教框架之内，尽力使收入其中的所有作品都能够体现宗教教义。因此，尽管这部书里所收的许多作品本身并不具有宗教性质，可是它们在这部书里却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涂上一层宗教的色彩，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11)另一方面，既然《圣经》的翻译过程也是基督教传统和权威渐渐确立的过程，那么《圣经》文本的翻译必然会朝着统一化、同质化的方向发展，包括词汇术语的统一、叙述风格的统一等等。因为一种思想要得到广泛传播，一种精神要确立起权威的统治地位，作为其思想依据的典籍本身必然要先具有统一性。在上述情况下，原文本中很多原本语义丰富多彩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被人为地减少了含混性和立体感，多元的意义被简化成了唯一的宗教含义，并最终在译文中形成了《圣经》固定的语汇或表达方式。例如，“今天有很多类似‘罪过’(péché)、‘法律’(loi)、‘圣宠’(gr
ce)等词都是源自《圣经》语汇，但这些词最初只不过是漫长的同一化翻译工作的结果。”(12)与此同时，或许是为了突出神圣文本与世俗文本的不同，传统《圣经》译本中存在的不少固定词汇和语汇在非宗教领域已经很少得到使用。这两点都是《新圣经》致力改进的方面：很多参与翻译工作的注经学者并非宗教界人士，他们力图摆脱几百年的教会释经传统和法译传统对思维的禁锢，从源头出发，重新找回词语失落的色彩和厚度，这一倾向促使《新圣经》的译者们采用了大量比较现代且出人意料的词语来取代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圣经》固定词汇和语汇，例如将《旧约》和《新约》分别替换成了《盟约》(Alliance)和《新盟约》(Nouvelle Alliance)，“精神”(esprit)一词被替换成“气息”(souffle)(13)，“荣耀”(gloire)一词被替换成“光芒”(éclat)或者“光辉”(rayonnement)，“罪过”(péché)被替换成“罪行”(crime)、“迷失”(égarement)、“错误”(faute)等等(14)。这一倾向甚至促使《新圣经》的译者更换了几乎所有约定俗成的卷名，“创世纪”变成了“第一”，“出埃及记”变成了“名称记”，“约拿书”变成“白鸽书”，“福音”变成了“……之言”，“启示录”变成了“揭开迷雾”……暂且不论新译法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为读者所接受，它至少表现出《新圣经》译者与传统决裂并试图打开一种新视野的勇气。当然，对原文本词语色彩的再现及对其立体维度的还原并不意味着新译本会再次陷入“古意”和“怪味”的陷阱，因为参与《新圣经》翻译的作家很多都是当代法国语言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用现代的语言重新书写了《圣经》这部巨著，正如《新圣经》出版者所言：“这是21世纪第一部《圣经》(法)译本，采用的是21世纪的语言和文学形式。”(15)
其次，《新圣经》致力于再现原文本的口语化特征。同中国的《诗经》等古代文本一样，《圣经》最先也是口述文本，具有浓烈的口头文学色彩。口头文学的一大特征是用词简单朴素且多有重复，有研究者指出，“口头思维和表达的特征之一，就是冗赘或‘复言’(copia)。”(16)因为重复便于口头文学的记忆和传诵。口头文学的另一大特征是音乐性，“早期的口头文学表现为唱颂形式，人们以歌颂、感叹的方式来进行最初的艺术创作，抒发生存的情感体悟，描绘周围神奇的世界。”(17)苏珊·桑塔格也指出：“节奏和韵脚，以及诸如格律、对称、对仗这些更为复杂的诗歌形式策略，是物质符号(书写)发明以前词语为了创造自身的记忆而提供的手段；因而，远古文化一旦希望把某事加以记忆时，就把它置于诗歌形式中。”(18)然而，由于长久以来人们对《圣经》宗教意识形态层面的关注多过对其诗性维度的关注，因此“以往的法译本《圣经》很少考虑原文本具有双重维度，即文本书写出来既是为了被阅读，同时，以一种同样坚定的方式，也是为了被倾听。”(19)而《新圣经》的译者们要重建的，正是《圣经》的这一口语维度，正如下面这段译文所表现出的那样：
Proche le jour de Yahweh le grand/proche et qui approche si rapidement/la voix du jour de Yahweh amère /crie haut et fort comme un héros/jour de colère ce jour/jour de détresse d'angoisse/jour de sac et de massacre/d'ombrage de nuit/jour de nues de nuages d'orage/jours de trompettes de cris de guerre/contre les hauts murs et les tours d'angles
译文选自《旧约·西番雅书》(1：14-16)，译者选取的多是单音节词或音节较少的单词，句子简单紧凑，读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诗节内部相同辅音或元音的重复、单词的嵌套令译文充满了音律美。当然译文中也有几处看似不合法语语法的地方，例如句中连词的省略，句末标点的缺省，造成了译文“简洁、紧张，有时甚至有些生硬”(20)的特征，但这在现代读者看来恰好体现了某种远古时代的诗歌特征和神秘气质。同时从排版角度也能看到《新圣经》所表现出的诗歌化倾向。
再次，《新圣经》致力于保留原文本的多样性特征。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圣经》在多个层面表现出了多样性：它的书写语言不止一种，仅仅《旧约》就包括三种语言：希伯来语、阿拉米语以及希腊语。它的作者不止一人，据考证，“《旧约》中仅有一小部分作品为个人所作，如先知书和《耶利米哀歌》；其余大多数作品均非个人创作，而是民间创作和集体创作的结晶。”(21)《新约》也是如此。因此《圣经》各篇章在风格上并不完全一致。同时，由于《圣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不同时期的篇章必然也带有时代的特征。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在《新圣经》导言中指出：“这一圣书的集合穿越了不同的文明，汇集了非常多样化的文学类型，这种多样化甚至体现在同一卷书中：叙事、法律文书、族谱、历史、王室档案、神谕、圣歌或祈祷词、诗歌、故事、箴言、书信……今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同一个文本中材料的异质性常常被视作是一种有意图的文学构建。”(22)但在传统《圣经》翻译中，暂且不论由同一个译者完成的翻译，即使是在集体合作完成的翻译中，这一多样性也往往被一种统一性所取代。于是便出现了弗雷德里克·布瓦耶所说的现象，即原本多样的风格“被语调和风格的统一性覆盖，这一统一性往往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风格来翻译《创世纪》、《诗篇》、历史书、书信或《福音书》……”(23)这种统一性正是《新圣经》的译者们所反对的，因为他们认为“太明显的统一性会破坏原文本的风格，抹杀构成原文本起伏和差异的因素。”(24)面对这样一部复调作品，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将翻译的目标确立为“走出《圣经》法译本中常见的‘单语特征’以及类型和写作风格的同质性”(25)，并强调：“我们的翻译(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翻译集，意在重申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代表了我们同普及版《圣经》的神圣历史的决裂)处于漫长的《圣经》翻译历史中，同时也置身于《圣经》的多样性记忆的中心。”(26)还原原作多样性的初衷促使出版社和翻译工作的召集者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译者队伍。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由一位《圣经》注解者或研究者与一位作家组合成对子，负责不同篇章，最后合起来组成一部完整的《新圣经》，以便最终“找回圣书不同篇章的多重音调”。
最后，《新圣经》致力于保留原文本的艰涩风格。参与翻译工作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邦在一篇关于新译本的访谈中指出，之前法译本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圣哲罗姆《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影响，很多译本都显得异常一致、和谐和流畅。而《新圣经》的译者团体普遍对旧有译本的流畅风格提出了怀疑，并将对原文本晦涩风格的保留视作《新圣经》翻译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写作经历和对语言的激情使我们更善于让句子直接产生自希伯来语的框架，更善于摆脱来自时态、代词等方面的使用习惯的束缚，更善于让(原文的)沉默、谜团以及一切我们所不知晓的东西保持原貌。如果说全部译本——舒拉基的除外，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指责的话，那就是人们不停地绕过那些尖角，跨过那些空洞。”(27)对棱角和空洞的保留一方面令《新圣经》可能成为有史以来句子长度最短的一个译本，另一方面使译本语言具有了“简洁、紧张，有时甚至生硬”的特点。许多读者将这种生硬的特征归结为作家们的自由发挥，实际上这一特征却是文本本身的特点决定的，译者所做的，只是“尊重文本可能性的晦涩和谜团，当几个世纪的书写导致的文本复杂性不允许给出单一的意义时，译者就不急于做出抉择。”(28)也就是说，这种“简洁、紧张、生硬”不是对古风的刻意模仿，而是《圣经》文本本身的要求。
总而言之，《新圣经》的特殊之处可以概括为：“由一种绝对当代的语言写成，它寻求的是对《圣经》词语色彩的再现，和对《圣经》所呈现的不同风格的尊重。在其中，几乎看不到保持文本同一性的顾虑。”(29)
三、《新圣经》翻译活动的意义和启示：经典翻译的诗性维度
作为21世纪第一部《圣经》法译本，《新圣经》的翻译过程可谓兴师动众，汇集了多方智慧，因此它的翻译和出版自然得到了文学界、宗教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新圣经》出版后，法国各大媒体纷纷对此发表了评论文章，甚至连以世俗性著称的《新观察家报》也花了9页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尽管鲜明的反传统和反教条特征令它遭遇了某些教会人士的批评和读者的不解，但公众对它的好评也不绝于耳，例如《解放报》称：“从根本上说，《新圣经》的翻译是为那些生活在另一种宗教——即文学中的人而做的。它首先是一项严格的而且经常是充满力量的语言工作。”“除了某几处有些矫揉造作之外，……(《新圣经》)从整体上说颂扬了古老的希伯来语和当代诗歌之间的结合。”(30)法国《世界报》也称：这部新《圣经》的作者们的贡献在于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在不侵害遗产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重新开启一个宝藏，并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介绍给下一代人。著名《圣经》研究者保罗·博尚指出，“《圣经》只有通过与不同文化、语言、时代之间永恒的交锋才能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31)法国重要媒体的评论充分肯定了《新圣经》破旧立新，以新的语言、文学、文化观来传承传统的重要特征。这正是这一事件引起我们关注的原因，也就是说，比起翻译的结果或者说效果，此次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过程中折射出的某些重要问题，更值得我们对其作出审视和思考。因为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圣经》文本的翻译，更是触及了同《圣经》一般具有经典地位的其他文本的翻译问题，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翻译活动。诚如法国翻译理论家亨利·梅肖尼克所言：“《圣经》文本确实有一种令人瞩目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宗教文本，而且正因它是宗教文本，它没有将我们的思维局限在某个特例上，而是令其拓展到整个翻译活动中，不管所译文本是哪种类型，也不管涉及的是何种语言。”(32)
《新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也就是经典文本翻译的诗性维度来说，这一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新圣经》对文本诗性维度的坚持为我们翻译经典文本提供了一个参照。《新圣经》的这一坚持从另一侧面正好说明了以往《圣经》翻译领域对神圣文本这一维度的忽视。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在《圣经》翻译史上，占据上风的往往是一股力求“正确”的风气，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文本普世维度的意识，对文本中呈现的真理的信仰和认为真理能够通过一种困难的工作最终得到传播的信念”(33)。对文字背后真理的信仰和对揭示真理的可能性的确信促使阐释成为西方历史上《圣经》研究和翻译的主要方法，从早期的神父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寓意解经法、圣经批判至现代一些更为“科学”的方法(包括词源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无一不是以阐释作为其研究基础。事实上，《圣经》翻译仅仅是一个例子，它折射出人们对待某一类文本的态度，这一类文本便是被称为经典的文本。勒菲弗尔在《诗歌翻译：七大策略与一大蓝图》一文中以人们对卡图卢斯第64首诗歌的翻译为例，描述了基于不同方法、不同目的而产生的七种不同的翻译类型：(1)语音翻译；(2)字面翻译；(3)韵文翻译；(4)散文翻译；(5)节奏翻译；(6)无韵诗翻译；(7)包括翻译与模仿在内的阐释，这种方法对词汇作出了阐释，以便令文本的接受变得更为简单。“当勒菲弗尔在描述卡图卢斯诗歌翻译情况时试图做到更高的客观性以及一种历史的准确性时，他实际上并没有阻止自己表现出他的倾向，他认为最后一种类型在翻译某个文本的内容时遮蔽的东西最少。”(34)
如果说阐释方法为人们加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那么阐释尤其是过度阐释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阐释方法对内容的过度重视常常导致文本的形式及言说方式受到忽略甚至抹杀，导致很多经典文本最终只剩下道德说教或伦理教育的维度，使其从一个复杂的立体空间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二维平面，外国文学名著的中文简写版、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现代白话版都见证了这一点，这对经典文本的传播和接受实际上是不利的。因此苏珊·桑塔格才会说：“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35)面对阐释的破坏性，桑塔格提出了对策，即应当对形式作更广泛、更透彻的描述：“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36)《新圣经》译者的做法，与桑塔格的呼吁似乎不谋而合。
其次，《新圣经》对经典文本“文学性”特征的理解以及传译也对我们具有启发性。由于译者群体的特殊性，由于译者对译本“文学性”的强调，导致不少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新圣经》一定是个脱离原作的、“美化的”文本。例如某位记者在采访译者雅克·布罗和安德烈·米尔时提出了如下的质疑：“同某种更倾向社会性和精神性的阅读相反，文学途径会不会有将《圣经》简化为一个美学文本的危险？”(37)对此，译者向读者作出了解释：其一，文学并不意味着“漂亮”，美学关照下的翻译也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美化”活动。例如弗雷德里克·布瓦耶强调新译本产生自对文学的信仰，但他也指出，“文学不是一种装饰，也不是一种借口。……《圣经》本身就不能被简化为一本‘漂亮的’书。它读起来并不容易，也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这种抵制力可能正是它真正的文学维度。”(38)雅克·布罗也认为：“美学不应该被简单地归为对‘美’的问题的探讨。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美学顾虑和对‘美’的崇拜不可调和的现象。”(39)其二，坚持翻译活动的诗性与坚持对文本的忠实性是并行不悖的，对原作诗性维度的重构实际上恰巧体现了对文本的忠实。从客观上说,27位严谨的《圣经》研究者的工作保证了最低限度的忠实。从主观上说，对神圣文本某种程度上的敬畏令作家们克制住了随性的自由发挥，例如作家让·艾什诺兹指出：“当某个故事摆在我们面前时，无论我们怎么从各个角度变换句子令故事变得更为生动都没有用，因为这个空间始终是有限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变得非常有意思！我们不是要将《圣经》引向文学领域，而是尝试赋予它尽可能多的活力，重构不同作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写作的文本。”(40)因此，罗贝尔·大卫强调，尽管《新圣经》的翻译活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一种美学顾虑的指导下进行的，但这种美学顾虑始终“建立在对原语忠实性的基础上”(41)。其三，扬弃传统的阐释方法、坚持翻译的文学维度并不意味着对文本其他维度的忽视，相反，译者充分意识到译作应该是一个多重维度的融合体，在一个诗性文本中，形式、内容的结合如此紧密，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它分割成单独的内容或者形式去谈论它，正如安德烈·米尔指出的那样，在《圣经》中，“一切维度都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维度、精神维度在美的维度中得到了表达。”(42)
四、结论及反思
以上我们对法国21世纪出版的第一部《圣经》译作即法语版《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活动进行了关注和探讨。我们并没有就这一事件作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而是从《新圣经》对译本文学维度的坚持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此次复译活动的原因，梳理了译者从几个层面为创造一个文学译本而作出的努力，指出了这一事件对于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进行经典文本的翻译，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翻译活动的诗性特征，对于我们把握文学翻译的诗性与文本其他维度的关系都具有启示意义。当然，在肯定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另一些诗学层面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去思考。例如，《圣经》每个篇章的翻译都由一位注经学者和一位作家合作完成，注经者负责对《圣经》希伯来原文进行解读，作家则在注经学者工作的基础上，负责用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语言将其译写成法语版本。这一合作的初衷是为了在保证译本准确性的同时再现神圣文本特有的文学意蕴。但是，问题在于，本应紧密结合的理解与表达的翻译过程可否被截然分成两个部分？依照乔治·斯坦纳所言，理解已经是翻译，那么从希伯来语、阿拉米语或者希腊语到法语，《新圣经》实际上经历了两次翻译。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曾说过一句名言：“诗就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朱自清也说过：“一切翻译比较原作都不免多少有所损失，译诗的损失也许最多。”(43)如果我们赞同这两位诗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两次翻译令《新圣经》失去的诗意比以往的翻译更多。这一结果正好与《新圣经》的口号“文学翻译”背道而驰！另一个问题是，多元并不意味着杂乱，但由多位译者参与一个或者说一系列文本的翻译却实在地给翻译活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不便。同时我们也看到，对《圣经》固定语汇的更新、新译本在形式上的创新也给读者尤其是熟知《圣经》的宗教界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新与旧、传统与当下的矛盾又一次呈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袁秀萍：《〈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8期。
②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sous la direction de Frédéric Boyer,Marc Sevin,Jean-Pierre Prévost,Paris:Bayard,2001,p.17.
③
Angelier,"Un livre réellement inspiré,br
lant," http://www.amazon.fr/Bible-Nouvelle-traduction-Fran%C3%A7ois-Bon/dp/2227358009/ref=sr_1_1?ie=UTF8&s=books&qid=1255338893&sr=1-1.
④Jean-Marie Auwers et al.,La Bible en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Bruxelles:Lumen Vitae,2002,pp.4-5.
⑤Jean-Marie Auwers et al.,La Bible en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p.5.
⑥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3.
⑦参见Maurice Burgevin,"Au sujet de la nouvelle traduction de la Bible:entretien avec Robert David," Horizons philosophiques,n°1,2001,p.91.
⑧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3.
⑨参见法国圣经联盟(Alliance Biblique 
)网页，http://www.1a-bible.net/page.php?ref=bible16_20_intro.
⑩Jacques Brault & André Myre(entrevue avec),"La Bible au risque de la traduction," Relations,Vol.673,2001,p.31.
(11)何乃英：《〈旧约〉文学特色刍议》，《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12)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0.
(13)参见Michel Gourgues,"La Bible mieux écrite que jamais?" Présence Magazine,n°79,2001,p.37.
(14)参见Arnaud Pavec,"Une nouvelle traduction de la Bible," http://www.inx16.org/article79.php.
(15)参见巴雅尔出版社介绍《圣经(新译本)》的网页，http://www.biblebayard.com/biblebayard/questions.htm.
(16)马宏伟：《〈诗经·蒹葭〉与口头文学》，《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
(17)马宏伟：《〈诗经·蒹葭〉与口头文学》，《理论月刊》2008年第4期。
(18)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0页。
(19)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3.
(20)Jean-Marie Auwers et al.,La Bible en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p.117.
(21)何乃英：《〈旧约〉文学特色刍议》，《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22)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17.
(23)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3.
(24)参见巴雅尔出版社介绍《圣经(新译本)》的网页，http://www.biblebayard.com/biblebayard/questions.htm.
(25)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4.
(26)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3.
(27) Bon & Belinda Cannone,"Entretien," Marianne,le 31 juillet 2001.
(28)Patrick Kéchichian,"Les ouvriers dans le chantier du Livre," Le Monde,le 7 septembre 2001.
(29)Jean-Marie Auwers et al.,La Bible en :Guide des traductions courantes,p.117.
(30)Philippe 
les siens",Libération,le 6 septembre 2001.
(31)Henri Tincq,"D'autres mots pour les Ecritures," Le Monde,le 7 septembre 2001.
(32)Henri Meschonnic,Ethique et politique du traduire,Lagrasse:Verdier,2007,p.73.
(33)Bruno Garnier,Pour une poétique de la traduction,Paris:L'Harmattan,1999,p.41.
(34)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92.
(35)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9页。
(36)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第17页。
(37)Jacques Brault & André Myre(entrevue avec),"La Bible au risque de la traduction," Relations,p.29.
(38)Frédéric Boyer,"Introduction" à La Bible-Nouvelle traduction,p.25.
(39)Jacques Brault & André Myre(entrevue avec),"La Bible au risque de la traduction," Relations,p.30.
(40)Echenoz,J.& R.Enthoven,"Je suis un mécano de la phrase",Le nouvel observateur,n°1921,semaine du jeudi 30 aot 2001.
(41)Maurice Burgevin,"Au sujet de la nouvelle traduction de la Bible:entretien avec Robert David," Horizons philosophiques,p.92.
(42)Jacques Brault & André Myre(entrevue avec),"La Bible au risque de la traduction," Relations,p.29.
(43)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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