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结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信任关系或信用关系，信任危机也往往是引起经济危机的导火线，因而信任系统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及发展程度，研究信任关系的状况也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信任结构概念的厘定
社会信任关系从其确定的标准来看，可分为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和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是指信任关系的确立是以特殊的亲情（如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地域关系等）为基础的，并以道德、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作保证的。信任关系的主体可以是单个的个人、家庭、家族甚至大到一个地方。这种信任关系的特点是主体之间非常了解，信任关系融合于亲情或情感关系之中，一般的亲朋好友之间的私人借贷即是这种信任关系的典型代表。而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则是指以信用契约（或明或暗）和法律准则为基础和保证而确立的信任关系，关系人严格遵守信用契约则是理解这种信任关系的关键（否则这种信任关系也是残缺的）。因而，普遍主义的信用关系在确立时不是以感情的存在为前提，虽然关系人的人品、道德因素也在考察之列，但显然不是重点，重点是履约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其调节和保证不是靠感情和道德，而是靠信用契约和法律准则。
就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而言，从主体间的关系出发又可分为纵向的信任关系和横向的信任关系。纵向的信任关系是不平等主体或有实际隶属关系的主体间展开的信任关系如国家（政府）和企业、民众间的信任关系、上下级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信任关系等；横向信任关系是平等主体间如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间的信任关系等。另外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还可从国别角度来划分，若是同一国别内的两个主体间的信任关系我们称之为内部信任关系，反之，不同国家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则称之为外部信任关系。综上我们对社会信任关系的分类，我们可用如下图示（图一）表示社会信任结构：
┌特殊主义的
│信任关系
│┌纵向信任关系
社会信任结构┤ ┌┤
│ │└横向信任关系
│普遍主义的│
└信任关系 ┤
│┌内部信任关系
└┤
└横向信任关系
图一 社会信用结构
我们明确了组成社会信任结构的各种信任关系，还有必要界定一下社会信任结构的类型。根据我们对信任关系的分类和对社会经济的观察，社会信任结构可大致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二是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前者以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为主体，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不发达，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排斥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后者是以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包括纵向和横向）为主体，虽存在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但它兼容于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之中。
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结构为什么是重要的
社会信任结构既然存在前两种基本类型，就必然有一个谁优谁劣的问题。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以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为主体，而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是以亲情为基础展开的，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意义，在以这种信任关系为主体的社会里必然是信用关系不够发达；而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则相反，因而我们认为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结构要优于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以下几个因素更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中建立起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的重要性。
（一）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契约
货币形态变迁的历史虽然漫长，但就其形式来看，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三种形态即实物货币、金属货币和现代纸币。在两种形态中，由于货币是足值的商品形态，因而商品交换的过程是只是等量价值的两种商品间的交换，只不过一端是普通商品，另一端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交换过程虽然不乏信任和承诺，但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间是较短的，因而在这两种形态货币所包含的信任关系并不显得重要。
但当货币过渡到现代货币或信用货币阶段，货币所蕴含的信任关系尤显得重要。虽对现代货币有各种认识，如认为它是代表金属货币流通的价值符号或它是靠国家强制推行的流通媒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也没有含金量的规定性，虽然现代纸币有国家强制的成分，但其流通更重要的是靠国家信誉作保证，即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关系，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货币（陈彩虹，1995）。
既然现代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契约，它代表的是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关系即我们前述的纵向信任关系，因而要维持货币的正常流通，就应稳定货币所代表的纵向信任关系，其重点是保持国家信誉。虽然衡量国家信誉状况的因素可能很多，如偿债能力、发展经济的能力等，但不可否认稳定的货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角度看，相对稳定的币值和稳定的纵向信任关系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要使纵向信任关系成为普遍的经济关系，必须使货币所代表的币值相对稳定，否则人们会抛弃本国货币，抢购商品和外汇，更为严重的会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货币所代表的币值包括内部价值（一般用物价水平衡量）和外部价值（一般用汇率水平衡量），分别代表着内部信任关系和外部信任关系，这两种信任关系的稳定与否决定了一国货币内外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因而要使现代货币成为国内外普遍接受的流通媒介和支付手段，建立起稳固的纵向信任关系（包括内部信任关系和外部信任关系）无疑是必要的。
（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广泛存在的信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突出了信用拓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作用，而现代经济中信用所起的作用更是其它因素难以比较的，因而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或更直接的说是“债”经济，债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决定金融的质和量。毋庸置疑，没有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能离开信用而快速发展的，因为信用的存在为各政治经济主体提供了一条积累资本最为快捷的途径。战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战后信用形式、工具和规模的扩展，因而，可以认为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于经济信用化的程度，我国经济改革的过程就是经济信用化的过程。
经济信用化的实质就是建立起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关系或以其为主体的社会信任结构。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的确立是以特殊的亲情为基础的，必然受到地域、情感等因素的严重制约，因而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扩展，在以这种信任关系为主体的社会里信用必不是发达的。而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即突破地球等因素的限制，只要按法律准则签订严格的信用契约便可开展信用关系，不是先有情感关系而后有信用关系，因而相对于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而言，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优势是不言面喻的。所以，要使经济信用化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提高不可能单靠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而应以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为主体。
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为社会信用的正常化发展提供了保证，因为这种信任关系中本身包含了遵守信用契约的内在规定性。信用的本质就是债，之所以敢于借债给别人，就是相信他会遵守信用契约、到期会还债，否则，就不会发生债，或者即使发生了也会阻断信用资金的正常循环，发生债务危机，社会信用秩序的混乱必然会影响信用的发展。因而建立起普遍主义的纵向信任关系和横向信任关系对于信用经济的正常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三）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
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会组成无数个小的信任系统，在这种信任系统内部，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十分强烈，而在信任系统之间又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张杰，1998）。因而在特殊主义的社会信任结构下，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形成的每单个信任系统内部交易费用较小，但要突破单个小的信任系统则交易成本昂贵，因为要付出高昂的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如此一来，在以特殊主义信任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中，要发展广泛的信任关系交易成本过高以致于不可能，其结果是金融资源被人为分割、流动性差、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由于有健全的信用契约和法律制度作保证，因而相对于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其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要小的多，从而有利信用关系的扩展和资源要素的横向流动。同时，“在普遍主义存在的场合，特殊主义的介入会节约交易费用，增进合作、交换与效率”（张杰，1998），特殊主义为经济提供了许多有利于减少监督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小信任系统，但若没有普遍主义信任关系作调节和沟通，特殊主义形成的小信任系统则会自我封闭。相反，若有普遍主义信任关系具有的市场与法律等因素相沟通，则可以使小信任系统进一步扩展为有利于竞争、要素流通的大信任系统。因而，一个健全的经济应以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为主体，适当融合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即构建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而不是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
我国社会信任结构的现状及其后果
（一）我国社会信任结构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仍维持了稳固的纵向信任关系，人民币的内外币值一直较稳定，国家保持了较强的偿还内部债务和外部债务的能力，这无疑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我国稳定的横向信任关系仍未建立起来。企业与银行间、企业与企业间的信任关系远未走向良性，具体表现为企业普遍不讲信誉，不遵守信用契约，企业与银行间及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信任关系被阻断，形成了所谓的“赖债文化”，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大量上升（当然这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企业间相互拖欠、“三角债”横行。关于我国的商业信用状况，我们可从下表（表一）中清楚的看到，国有企业的应收帐款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应收帐款的比重显著过高，存在国有企业债务大量非正常增长的成分（樊纲，1998），这说明，我国企业间的横向信任关系呈恶化趋势。
表一： 商业信用的国际比较
年份 37万国有企业应收全国工业GDP应收帐款占工业
帐款(亿元)(亿元)GDP的比重(%)
国别
1990901.23 5486.4 16.43 中国
19911243.7 6489.6 19.22 英国
1992 1613 8227.6 19.61 法国
1993 3457
11315.04 30.55 美国
1994
6314.21
14686.88 42.99 日本
年份 应收帐款占其所创造
的GDP比重(%)
1990
42.99
1991 20
1992 38
1993 17
1994 59
资料来源：樊纲：《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上），《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客观而言，直至改革前，我国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一直是比较发达和通畅的。但现在，这种信任关系也遭到了破坏，亲朋好友之间、邻里之间借债不还、赖债行为显著增多，因此而引发的案件比比皆是。人们缺乏良好的信用观念，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到了极低点，这确是令人担忧。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社会信用结构既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因为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也遭到极大破坏），也不是普遍主义的社会信任结构。实质上，我国现在的社会信任结构畸形化了，即特殊主义的关系衰退、横向信任关系混乱、过分倚重纵向信任关系。
（二）畸形社会信任结构的后果
1.由于纵向信任关系一直较为稳固，国家保持了强大的信誉，币值较为稳定，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同时，由于有国家作潜在的担保人，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大量储蓄存款，为国家迅速集中金融资源和建设资金提供了便利，为二十年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金融支持。
2.特殊主义信任关系的衰退和横向信任关系的混乱必然引发信用萎缩乃至信任危机。由于各利益主体的正常信任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降低，资金剩余者因预期对方极可能不偿还欠款或贷款而不敢放贷，必然使民间借贷、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萎缩。现在银行存差不断扩大，产生普遍“惜贷”现象的深层次的原因即在于此。商业信用萎缩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商品流通速度，甚至会退回到现金交易的时代，从1991年开始，现金／M2呈上升趋势，很可能与商业信用的状况有关。信用过度萎缩最终会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可能引发普遍的信用危机与经济危机，这尤其值得注意。
3.过分依赖纵向信任关系使得国家承担的风险加大。在横向信任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消费后的储蓄不敢投资于其它渠道（如由于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不健全等原因，股票和企业债券的风险过大，居民与企业的良性信任关系不能建立起来），只有选择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进行储蓄，因为以货币形式进行储蓄有国家信用作担保，人们预期货币不会大幅贬值，国家的银行不会倒闭，其结果是居民的货币储蓄大幅增加。居民货币储蓄的增加是建立在民众对国家的纵向信任关系的基础上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保持国家能力是异常重要的（张杰， 1998）。同时，中国之所以能够大规模吸引外资也与国家信誉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筹借外债过程中。上述各因素决定了国家必须稳定货币的内部价值（物价水平）和外部价值（汇率水平）（实质上就是稳定纵向内部信任关系和纵向外部信任关系），因为在中国这种信任结构下稳定币值超过了其本身应有的意义，实质上其传递的是信任信息，这恐怕就是中国极力保持货币的内外价值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对外不贬值，其潜在原因就在于此）。中国如果将来再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或不利国家政权稳定的事件，必然会破坏纵向信任关系，其结果是居民大量提取储蓄，外资流入剧减，银行破产，企业倒闭，进而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全面陷入崩溃，引发经济危机，因为纵向信任关系是当前信任关系中唯一正常和稳固的一个。因而，在目前社会信任结构畸形化的情况下，国家被赋予更大的责任，保持国家信誉更显得重要。
我国社会信任结构畸形的原因
（一）一般理论分析
良好信用关系的建立有赖于人们对信誉的重视及良好的信用观。要促使人们有维护自身信誉的主动性，必须具备一定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根本在于使信誉保持较高的价值，即信誉低或不遵守信用者受到较高惩罚或损失，而相反则可获取高收益。在正常情况下，维护信誉或毁坏信誉均要付出一定成本或获取一定收益，维护信誉的收益主要是长期的如因信誉较高使人们或企业愿意和敢于与其多打交道而增加收益及容易获得信用支持，但维持信用也需要一定成本如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不遵守信誉的收益主要是短期性的如赖帐所产生的收益，无需专门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可能获得的投机收益等，但毁坏信誉更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主要包括因违约所导致的法律惩罚、人们减少与其交往与信用支持所受的损失等，只有当信用度与其获得的收益显著相关时，经济主体才会有维护信誉的激励。我们不妨用下面的简单信誉模型（图二）来说明。图中信誉的收益曲线AB表示信誉度与收益高度正相关，而A'B'则显示信誉度与收益关系不大。当社会的信誉收益曲线为AB线时，各经济主体必然会尽量维持较高的信誉，因为在这种体制下，毁坏信誉要付出较大成本而维护信誉则可获得较大受益；而相反当信誉收益曲线为A'B'时，人们缺乏维护信誉的积极性，因为维护信誉收益也不大，而毁坏信誉损失也有限，因而理智的选择是不维护信誉，进而摧个社会信任关系必然陷入混乱。中国目前的状况实质上就是信誉收益曲线处于A'B'线的情况，信誉贬值导致信用关系混乱。因而，中国信用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就是信誉收益曲线A'B'过渡至AB线、恢复信誉价值的过程。
图二 信誉收益曲线
（二）具体原因探讨
不管特殊主义的信任关系还是普遍主义的信任关系，要正常运转均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而从根本上说制度缺陷是造成我国信誉贬值、社会信任结构畸形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预算软约束特别是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但在改革前，企业之间并不直接发生横向财务往来，而是由银行以强制转帐的形式结清企业间的财务关系，此时企业预算软约束并没有引起债务拖欠问题。但当银行制度改革后，银行不再赋有上述监督职能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对企业拖欠债务才起了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樊纲，1997）。企业预算软约束对债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借与其信用度相关不大。因为国有企业以国家为所有者和实际债务人，国有企业的资金由国家或政府作保证，国家或政府往往干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源源供应资金，国有企业不会因其信誉不好而借不到资金，致使信誉变得廉价进而也就没有必要维持信誉；二是企业破产制度难以推行，企业不会因欠债而导致强制破产或严重惩罚，违约成本过小；三是历史上解决“三角债”问题曾多次采取国家注资的方式，企业因此有了不良心理预期，欠债反而成了有利行为，进一步助长了债务拖欠。
2.产权形式单一。单一产权也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当各利益主体的产权为同一所有者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赖债”行为，因为这两个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内部经济关系的性质，必然容易产生“一家人在一个锅里舀羹吃，何必分彼此”的想法，这就是“赖债有理”的根据。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间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间信用关系的恶化就与此相关。在同为国有产权的情况，一方没有还债的积极性，另一方也没有追债的积极性（因为追债成本太高），信用关系走向恶化具有某种必然性。
3.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对违约行为的监督不严、惩罚力度不够，即违约成本太低，因而产生“赖债有利”的现象，为违约者提供了利益激励，这是我国横向信任关系不正常的重要原因。
4.赖以维系民间社会经济关系的道德等意识形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遭到破坏，进而摧毁了在我国一直很发达的特殊主义的信用秩序。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忽视了道德观念的重塑问题，旧的道德秩序被市场经济冲得无影无踪，而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秩序如诚实信用尚未建立起来，人们不具备基本的信用观念和道德观念。道德秩序被毁坏的结果是道德变得贬值，违反它的成本也就小了，因而在民间借贷中赖债行业不断增多。
总结与政策含义
（一）社会信任结构包括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和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两种基本类型。虽然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和普遍主义信任关系各具有比较优势，但从现代货币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本质及节约交易费用等几个因素考虑，建立起以普遍主义信任关系为主体的社会信任结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由于受企业预算软约束、产权结构单一、法律规范不完善、道德秩序崩溃等制约因素的影响，摧毁了原本很发达的特殊主义信任关系，致使横向信任关系趋于混乱，过分倚重纵向信任关系，进而使我国社会信任结构呈现畸形化的状态。社会信任结构畸形化必然影响信用关系的广泛扩展，使国家承担过多的风险，致使信用萎缩乃至引发全面的信任危机，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从这一意义说，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恢复特殊主义信任关系、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横向信任关系、普遍主义信任关系兼容特殊主义信任关系的过程。在目前的信任结构下，继续稳固纵向信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坚决避免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特别是在当前通货紧缩时期不能掉以轻心），保持充分的偿债能力，维护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信誉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三）要建立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关键在于提高信誉的价值，因而进行一定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无疑是必要的。特别在如下几个方面应取得突破：改革银行制度和资金供应机制，真正推行企业破产制度，硬化企业预算约束；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产权形式多样化；健全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加大对违约的惩罚力度，增大违约成本；注意对公民的道德观念教育，培养公民良好的信用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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