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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3)03-0012-06
历史哲学由于其历史演变及内容的复杂性，也由于它同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性质和地位相当独特。论者往往称之为“交叉学科”，但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辨析和说明。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历史哲学的双重视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哲学的视域——它的对象和基本内容。不妨首先从英文版《哲学百科全书》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OFHISTORY)”词条的开头一段说起：
“历史哲学通常指哲学研究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支。其一是对历史学进行哲学分析，即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探究。其二是指这样的试图：在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或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去发现某种超出通常的历史学工作理解之外的含义或意义。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通常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和‘思辩的历史哲学’，也有作‘分析的’和‘综合的’或‘形式的’和‘实质的’之区分。两者的区别类似于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划分。”(注：TheEncyclopediaofphilosophy,PaulEdwawds,editorinchief,MacmillanpublishingCo.,Inc.&TheFreePress,NewYork,CollierMacmillanPublishersinLondon,reprintedition1972,Volumesix,p247.这个分类法来源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参见该书第一章。)
历史哲学的上述两个方面与西文的“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有关。在古希腊，“历史”最初的含义是“询问”或“调查”，后来延伸为“作为询问结果而获得的知识”。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撰写关于希波战争的著作时，作了大量的调查和询问，并以此当作书名，称之为《历史》或《希罗多德的历史》。到公元前2世纪，这个词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演变，不再泛指一切询问及其报告，而是专指希罗多德式的叙述即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波利比阿(公元前201-120年)的著作亦名之为《历史》。这时该词不仅指对事件的记载，而且也指事件本身。后一个含义到相当近代的时期才正式确定下来。也就是说，现代西文中“历史”一词包含了这样两个意思：一是指人类的过去，人类的一切活动、创造以及所经历的事件；二是指历史学，即人们对自己的过去的记述和认识。也可以把这两层意思表述为“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
由于历史一词本身的双重含义，历史哲学——即关于历史的哲学——也就被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关于历史过程本身的哲学和关于历史学的哲学。前一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公认是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的《新科学》创立的，“历史哲学”一词也是当时的启蒙学者伏尔泰提出的；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后一意义的历史哲学则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形成。“历史的哲学”把客观存在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试图概括和发现它的本质、意义和发展方向、模式、节奏、规律等等。这是一种宏观的历史理论，历史领域中的世界观。而“历史学的哲学”研究的则是历史学家工作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及逻辑学等方面的问题。它并不直接涉及历史本身，只涉及历史学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所谓“思辩的”，是指对历史的非经验方法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并不关注具体的人与事。所谓“批判的”是指对思辩方法及理论的否定，并且对历史学家的工作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把两者按其性质称为“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其他的称呼，如“分析的”与“综合的”等，都各自表现了它们某一方面的区别。
批判历史哲学不仅否定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辩历史哲学的各种理论，而且否定了后者的整个视域，即否定了对客观历史过程进行哲学思考这一学科本身。在当时整个西方哲学发生转向的背景下，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形而上的理论被认为只能是一种独断论的虚构，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不如退而求其次，看看能否在历史学方面、在历史学家如何认识和记述历史的问题上进行一些研究，以改进人们的历史认识。沃尔什说：“旧的意义上的‘史观’已经日益让位给了‘史学观’，这一点乃是西方当代历史中无可争论的事实；——即，史学理论的立足点从客位转到主位上来，过去历史哲学是着眼于历史的客体的，现在则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上来。”[1](P3)所以，论者往往把历史哲学的这两部分的关系——如同上引词条——比作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关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试图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成为科学的科学——这只是一种思辩的虚构。而科学哲学则研究人们在科学中如何认识自然界以及科学如何发展等问题。沃尔什说：“也许正像某些哲学家们会主张的那样，自然哲学(在对自然事件过程的研究乃是对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研究的某种补充的那种意义上)乃是一种不合法的事业；而且宇宙学事实上要么是对科学成果的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最好是留给科学家们去构造)，要么是对想象的胡思乱想。”[1](P7)自然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说已经死亡，剩下的只是这门学科中曾经提出过的理论的尸骸。以之比拟历史哲学，那么可以说历史本体论已经死亡，不复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取代它的就是历史认识论。应当说，上述比拟对自然哲学的看法是正确的。恩格斯也认为，自然哲学思辩地虚构自然界的联系；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现实的联系被广泛发现，因而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但是，历史本体论和自然哲学虽有相似之处，却不能完全等同视之。思辩历史哲学的具体理论形态可以死亡，历史本体论的研究这门学科却不能取消。
二、从历史意识到历史哲学
我们首先从历史上来看。自然哲学源于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混沌一体、尚未分化之时，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自然科学的摇篮。随着近代自然科学一门门分化、独立出来，自然哲学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于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如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以往的自然哲学已经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用自然科学发现的现实联系来描绘完整的自然图景，而不需要通过想象的、思辩的联系来虚构。科学哲学要做的只是探讨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认识和科学研究的方法等等。于是就有这样一条线索：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哲学。但是历史方面却没有类似的“历史哲学——历史学——历史学哲学”路线。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历史学都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很早就形成了，并且同哲学保持着平行的关系。历史学不是起源于历史哲学或哲学。它出自人类对自身过去的关怀。具体来说，出自以神话传说为表现形式的有关初民的起源和生活的零散记忆和想象。如西方的荷马史诗或中国的关于三皇五帝的远古神话。汤因比说：“历史同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长起来的，神话是一种原始的认识和表现形式”。[2](P55)历史进入哲学的视野比较晚。古希腊哲学大家都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想，但鲜有对历史过程的理论思考。早期哲学的所谓“社会历史观”其实只是“社会-政治”思想。同自然观念的发展不同，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是循着这样一条线索：朦胧的历史意识(神话传说)——历史学和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历史观是在历史学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不仅要记述及按时间顺序编撰史实，还要用因果关系说明、解释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兴衰。这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历史观。“历史学并不单单是有关过去事件的记录，而且还是……‘有意义的’记录，——即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的叙述。于是马上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它们之被联系起来就蕴涵着有历史思想的性质。”[1](P9)由于早期的史学著作以记述为主，所以其中的历史观还是零散的、经验性质的，缺乏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如果要寻找贯穿于其中的总线索，那么基本上还是从神话传说中继承下来的“神意”、“天命”等“意念”。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意念”，而不是概念，是因为它还没有达到理论的抽象。一直到哲学把眼光转向历史时，才开始形成关于历史的理论或系统化的历史观。可以说这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用哲学的眼光考察历史，便是用一定的概念把历史当作整体来把握，使凌乱不堪、头绪万千的已经逝去的人类的往事，置于概念的普照之光中。概念就是历史的普遍性；因果解释由此可以依据概念及其系统作出。当然，最早的哲学历史观，远未达到普遍规律的抽象水平，奥古斯丁等人当作普遍性的东西是由神或天命规定的某种秩序、格局或模式。用普遍的概念代替具体的意念，达到了哲学历史观——也就是历史理论——的高度。自此以后，哲学历史观便作为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其重要性对于不同哲学家来说是各不相同的。在史学研究中，这种哲学历史观就是它们的总体框架、指导思想。例如，整个中世纪史学几乎完全遵循了奥古斯丁的模式，被置于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下，成为证明神的荣耀的工具。
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史学摆脱了神学历史观的束缚，也同时卸下了对历史作形而上解说的重负，走上了世俗化、经验化的道路。这就要求发展新的历史理论。对哲学来说，“理性支配一切”的观点成为时尚，理性也取代神意用来解释历史。对理性自身作出历史的说明，又成为用理性重新审视历史的重要内容。理性的历史和历史的理性合而为一，成为近代哲学的重要支柱；历史哲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历史哲学是哲学历史观-历史理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形式，是历史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换句话说，历史哲学是一种哲学历史观，而哲学历史观并不都是历史哲学。维科之前的哲学历史观以及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的历史观并不就是历史哲学。历史哲学既区别于包含历史观的哲学，也区别于体现历史观的史学。
从上述历史思想的发展可见，历史学并不是从历史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历史哲学也不因为历史学的发展而消失。这里的意思是说，批判历史哲学可以反对思辩历史哲学的理论，却不能取消历史本体论研究这一学科领域。批判历史哲学只是把思辩历史哲学包含的历史认识问题拓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像科学哲学取代自然哲学那样。
三、历史本体论的学科基点
为什么历史本体论甚至思辩历史哲学理论——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批判历史哲学产生以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呢?威廉·德雷曾经对思辩历史哲学继续存在的合法性这样解释：“自然体系的哲学研究，或宇宙论那类玩意儿，如今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尚。或许有的地方还有人干，不过通常也被当作一般形而上学的东西……但是，也许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的理解事关紧要，或者因为在明显的犹太-基督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气氛中，‘历史应该有意义’的希冀特别强烈，所以，思辩的历史哲学远不像宇宙论那样被当作一具僵尸。人们(至少在表面上)还因为它的‘洞察力’，或因为他有意义的‘观点’而研究它。”[3](P2-3)这种心理-文化的解释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历史本体论之所以没有重蹈自然哲学的覆辙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独立的学科基点，即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立足点。
首先是它有独立的问题域。在历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哲学历史观产生以后，比较自觉地、集中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整体性；历史的意义和目的；历史的方向和动力；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分期和节奏；历史过程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等。逐渐形成了一个问题群集或问题域。早在古代的起源神话中，在对天地、万物发端的好奇中，在对拟人化的“超”自然力量的“神迹”的虔诚中，在对变幻莫测的“命运”困惑中，已经有了对因果性、必然性的初步的意识；有了对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关系问题的关注。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的不断深入，终于产生了历史本体论。这些问题显然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问题域；其他学科——特别是相关的历史学和一般哲学——虽然会涉及这些问题，但不会作集中的研究。所谓“超出通常的历史学工作之外”也就是此意。在当代哲学中，这些问题也没有被证明为“假问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历史本体论研究的是历史现象背后的东西，是形而上的历史本体；是支配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的历史规律——不管历史哲学家是否自觉意识到或是否真正发现了这种规律。除非推翻全部形而上学，完全否定哲学的意义，否则就不能单独否定历史的形而上学。尽管在当代哲学中，对于怎样看待形而上学存在激烈的争论，但它至今没有被清除出哲学。其实，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形而上学。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又力图超越有限性，形而上学正代表了这种努力。人们也力图在历史中追求超越当下直接存在及个体有限性的自我体认。对历史规律的探究不仅能够提供对历史过程的解释，而且能够据此把握自己的未来。未来的灰暗，正是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最本真的表现。
其次，历史本体论有独特的范畴体系。历史本体论对历史进行的是“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认为，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历史哲学便是第三种，“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通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4](P5)历史本体论运用一套思想范畴来建构“主观的历史”，主要采用归纳、综合及抽象的方法。虽然历史事件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完全精确地、同样地重复发生；但是在人类的活动中，特别是在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方面，毕竟存在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和重复现象，可以使用概念进行概括和分类。批判历史哲学否定范畴能够应用于历史，是因为他们和近代史学一样，关注的仅仅是“事件”。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5](P187)事实上，即使强调历史事件“一次性”的批判历史哲学自己也不能避免使用概念。历史本体论设立若干基本范畴来标志历史中大量出现或经常重复出现的现象；用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说明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用整个范畴体系来再现人类历史的完整过程。这也就运用因果观念对历史作出了说明和解释。因此，历史本体论是概念性的。但其抽象程度或普遍程度低于哲学的一般概念。哲学也不应用专门的概念系统比较详尽而概括地整理历史资料，以勾画出一幅完整而血肉丰满的人类历史的总体图景。同时，历史本体论又带有一定的经验性。它在运用概念的时候始终不脱离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但不像历史学那样叙述具体人物的活动和事件的经过。它不是编年史、断代史，也不是国别史、民族史，而是所谓的“普遍历史”(康德)、“世界历史”(黑格尔)、是“各民族的共同性”(维科)、“文化”或“文明”形态的兴衰模式(斯宾格勒、汤因比)。
历史本体论由于其独立的问题域和独特的范畴体系这两个学科基点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区别于纯哲学和历史学。后两个学科不能完全覆盖或代替它的研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历史本体论，是在对思辩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中创立的崭新的历史哲学。如果说，上述历史本体论的学科基点在其他历史哲学理论中未必都能典型地体现，那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则与这两个基点完全相符合。本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主要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合法性。
四、历史哲学的学科定位
历史本体论同史学和哲学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同哲学在思想和范畴方面有一定的相互涵盖，因而被看作哲学的分支；它同史学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又有一定的相互渗透，因而可以看作哲学与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属于这一类交叉学科的还有法律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逻辑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美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科学哲学，等等。
然而，历史哲学的另一部分即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论当另作别论。历史认识论并不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历史学家和客观历史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为认识对象。它主要采取分析的方法，对认识历史的过程和结论进行考察；并不提供关于客观历史的知识或观点。作为一种认识论，它当然也属于哲学的组成部分，所以称之为“历史学的哲学”。但它同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可以看作“元历史学”，一如“元数学”、“元逻辑学”、“元科学”。历史认识论也是一门哲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
进而言之，同为哲学与史学交叉学科的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学科定位并不完全相同。上面提到的那些哲学交叉学科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以某一具体学科或认识的某一领域为对象的，如科学哲学、历史学哲学，以及经济学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等等。这才是哲学与具体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另一类是哲学以人类的某种活动、社会现象以及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的，如法哲学、艺术哲学、道德哲学、历史的哲学，等等。这一类是哲学与某一具体领域之间的“中介学科”。所以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分别属于交叉学科及中介学科。
再进而言之，历史的哲学(历史本体论)和其他中介学科也有所不同。其他中介学科都是以某一领域的人类活动或其结果为对象的，而历史的哲学则是以全部人类活动及其结果为对象的。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P104)。马克思又说：“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7](P532)人的历史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世代相承；把不同时间区域的人类世代联结为历史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人的活动。人的全部活动及其结果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构成整个历史。而其他中介学科都只是着眼于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
同时，人的历史问题也是哲学本身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人的存在在时间中展开即为历史。人的历史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存在问题。在世界上的一切存在，唯有人才具有历史。这里的“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过程”，而是指人的存在及其展开是一个自为和自律的过程。人的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而且只有人才具有历史意识，即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人借助于历史意识来了解“人是什么”，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借助于历史意识来展望和创造未来。总之，在历史的哲学中深刻地体现了哲学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的哲学又高于中介学科。
由此看来，历史学的哲学(历史认识论)的学科地位比较确定，而历史的哲学的学科地位既确定又不那么确定，只能大致规定为哲学与客观历史之间的中介学科。其实，一切学科之间，乃至一切事物之间，都不存在绝对的界线。
五、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
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虽然在研究对象、学科定位以及其他特点方面存在种种区别，但是都属于历史哲学，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正如客观历史与主观历史的关系一样。两者是相互补充的。
首先从历史本体论这一方面来看。以往的各种思辩历史哲学理论存在诸多缺陷，因而遭到批判历史哲学的指责。它的思辩性、独断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重视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它们用固有的哲学观念去剪裁历史材料，而不是从历史材料中去发现真实的联系；不了解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没有自觉到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相对性。
其实，任何一种历史意识，包括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都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的主体在自身发展的某一阶段上的自我意识。因此，历史理论本身也是历史的、具有历史性。每一种历史理论面对的总是人类已逝的过去，一个有限的历史片段。从而，历史理论能够说出的历史统一性、历史的方向、意义、规律等等，都只能是对这种片段的概括，都只能是近似的、相对的。同时，每一时代的历史理论都是从该时代的现实出发来谈论历史的。时代精神、历史哲学家个人的价值观念等等势必影响到对历史过程的认识与探讨，从而作出某种区别于其他各种历史理论的判断。换句话说，各种历史理论都带有主体性、时代性，都不是终极的、永恒的。再者，历史过程中时间的一维性对历史认识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已逝的历史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象自然物那样可以直观。人们面对的只是历史的“留传物”，是通过文物、记载等“记录”下来的、“凝固”化了的历史。要通过“留传物”去“复制”或构想已逝的历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专业的研究技巧。柯林伍德认为，历史研究与侦破案子非常相似：从罪犯留下来的痕迹去推断犯罪的过程与动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像一个好的侦探。在批判历史哲学看来，这个“侦探”过程存在复杂的认识论问题，其结果的真理性不是客观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看来，历史认识的成果不可能就是客观历史的完全再现。不管怎么说，这里已经存在一个“差数”。历史哲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史学研究；历史理论的形成又要受到主客体两方面的制约。这样，“已逝的历史——留传物——史学研究的成果——历史哲学理论”的过程包含了好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会产生“差数”。因此当历史哲学理论试图把握历史过程背后的本质时，总是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们可能达到的历史真理也只能是相对的——如果不说是不可能的话。因此，以往的思辩历史哲学理论由于忽略了这些问题，总是试图给出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就不能不受到批判历史哲学的指责。历史本体论必须扬弃思辩理论，扬弃独断性。它的发展需要历史认识论的参与、疏通、解构和重构；需要历史认识论的补充。
反之，历史认识论不能拒斥“形而上学”，不能因为思辩历史哲学的缺陷而全盘否定历史本体论。任何一种认识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本体论的。历史认识论也不例外。它所使用的概念、观点、方法等等都是和一定的历史本体论相联系的。在科学哲学中有一种说法：“理论先于观察”，在历史认识中同样如此。恩格斯说得好，没有理论思维，连两件简单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而不同于科学；它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其任务不仅仅在于“复制”历史或梳理对于历史的认识，更在于是一种终极关怀。它要在历史中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寻找人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不能用认识论的“真理”概念来解说。因此，历史认识论必须注入历史本体论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主体性是不能清洗或“解构”的。历史本体论也是历史认识论的必要补充。
总起来说，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相互需要、相互结合，并且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在这个前提下，就不再需要“历史的哲学”和“历史学的哲学”两个名称，就可以统一称之为“历史哲学”。或者说，“历史哲学”包括“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这样两个各有侧重而又不可分割的方面。从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经过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前后相继、各执片面从而造成学科本身的歧义之后，应该达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达到扬弃两者各自的片面性而复归一统的时候了。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一任务奠定了基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的关系[A].参见拙文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C].复旦学报，1992，(1).)。
收稿日期：2003-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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