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探寻20世纪中国哲学复杂生成的一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范式论文,中国传统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换一种更为明确的表述就是“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此题目中包括两个需要解释的基本概念：一是“认知范式”，一是“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或“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 何谓“认知范式”？“认知”与“范式”这两个概念并非出自中国的学术辞典，它们都是舶来品，而本文所使用的“认知范式”一词，与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含义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对“认知范式”予以明确的解释与规定。 “认知”一词译自英语名词cognition，旧的译名就是“认识”。一般情况下，心理活动被分为三类：认识、情感和意志，所以“认知”的本义是一种心理活动。这个心理活动包括形成概念、知觉、判断、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所以是人们获得知识、应用知识或信息加工的过程。美国心理学家索里等人认为：“认知是一个人‘了解’客观世界的所经历的几个过程的总称。它包括感知、领悟和推理等几个比较独特的过程，这个术语含有意识到的意思。”①张春兴的看法是：“认知是个体经由意识活动对事物认识与理解的心理历程。认知一词内涵广泛，举凡知觉、想象、辨认、推理、判断等复杂心理活动。”②魏屹东则指出，“认知是人类探索自然秘密的过程，具体是指人们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人们最基本的心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语言等的操纵和运用。”③根据这些关于“认知”定义的陈述，我们可将“认知”的内涵归为如下几点：第一，认知是一种认识实践或行为；第二，这种认识实践的内容包括形成概念、知觉、判断、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第三，这种认识实践的功能和效果包括认清与把握对象、反思与检讨对象；第四，这个认识实践必须领悟对象的义理和意蕴；第五，这种认识实践负责判断、评论对象的内容和性质。概言之，所谓“认知”是指包括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价值评估等对被认知对象(内容、优长、不足、性质)的理解、领悟、判断和评价。这些思维活动必须借助某个参照系或多个参照系展开，而那些参照系都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体系、原理、价值的学说，如唯物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逻辑主义(这里的“主义”只取“学说义”或“方法义”)等。也就是说，认知活动必然以某种思想方法为坐标，但不一定每种思想方法中的元素都被应用，认知主体是根据具体的认知对象进行认知，因而，认知也必然存在对象差异，即会发生认知坐标与被认知对象不相称或不相符的情形。 我们接着讨论“什么是‘范式’”。“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概念，他关于“范式”的表述主要有：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④一种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⑤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⑥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⑦综合库恩的陈述，我们大体可将“范式”的基本含义理解为如下几点：第一，范式在一定时空内具有公认性；第二，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或模型；第三，范式为科学研究提供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第四，范式为某个研究共同体所信奉和实践。因此，范式实质上就是一种理论体系，是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它决定了研究者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在对象中看到什么、忽视什么，等等。 笔者这里所谓的“认知范式”主要是一种方法的模式，这种方法的模式包含阅读、理解、诠释、评论等认知要素，它有思辨性，但又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辨：它可以成为一种学术习惯或传统，甚至也涉及社会学的问题，但它实质上主要是思想文本的研究；它可以类比，解释疑难，也可以模仿，但它不是绝对成功的示范，更主要的是过程、途径。因此，本文所用的“范式”与库恩所讲的“范式”不尽相同。笔者所谓的“范式”是指已经被某些学术群体实践过并仍在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效法的用于认知、解释、评价文本的模式或方法。这样，所谓“认知范式”就是以某种学说或思想体系为坐标，主体通过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思维形式，对某个文本所进行的认知、解释和评价实践，这种实践是现在时的、可效法的。 那么，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存不存在如上所谓的认知范式？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是要考察有无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二是要考察这种认知实践是否具有长期性与群体性。 应该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开始于中西哲学文化的比较研究，近现代哲学史上大部分著名哲学家都曾对此进行了探析。严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位系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思想家，在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实践中，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比如，他以“力”释“气”：“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⑧在严复看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具有自然科学中“力”范畴同样的内涵。王国维认为荀子的“天官薄类，心有征知”(《荀子·正名》)可与康德的“无内容之思想，空虚也；无概念之直觉(谓感觉)，盲瞽也”之说相发明⑨。胡适发现孔子的“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以及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属于“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是古典时代对于理智生活流传下来的最大的遗产。”⑩熊十力强调，要准确把握老子“道”的含义，必须以对老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了解为前提，他说：“老子书中之‘道’字最难解说，必须完全了解老子思想之整个的、博大深微的体系，然后才能了解其所谓道。”(11)冯友兰将“理”“气”关系解释为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关系。他说：“用现代哲学的话说，道学的中心问题仍然是关于一般和特殊的问题。‘理’是一般，‘气’或‘器’是特殊，就这一点说道学是玄学的发展和继续。所谓‘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别，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分别。”(12)张东荪认为宋儒的“理”(形而上)只是说无形无迹、不可见不可听而已，不可当作“抽象”来解释，“因为朱子对于形而上只训作不可见闻而止，而并不以此不可见闻者认为是个心相”(13)。在贺麟看来，“尽性”是具有意志自由含义的概念，他说：“尽性就是中庸所谓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也就是现在所谓‘自我实现’。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己的本性，就是自由。”(14)方东美对中国哲学中的“宇宙”作了人文主义的解释，他说：“‘宇宙’所包容的不只是物质世界，还有精神世界，两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不像西方思想的二分法，彼此对立，截成互相排斥的两个片断。在中国，宇宙绝不是一个战场，借柏格森的一句话来说，不能有‘生命与物质的交战’。当然，在这综合的宇宙全体中，也可以有某些分际，像我们在《易经·系辞传》可以看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宋代哲学家，像张载、朱熹，也在‘虚’与‘气’或‘理’与‘气’之间有类似的分际，但他们仍然在这些分际之中，力求其一贯融通。”(15)牟宗三用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解释孔子的“仁”，他说：“仁是个普遍的原则，但是你不能说仁是个抽象的概念。仁是不能和科学、数学、逻辑里面所谓的抽象概念相提并论的。照孔子所说的，仁是可以在我们眼前真实的生命里头具体呈现的。所以孟子说仁就是恻隐之心，它就是具体的。但是虽然它是具体的，它并不是事件。它有普遍性。在这情形下所说的普遍性，黑格尔就叫作具体的普遍(concrete universal)。”(16)张岱年认为，“朱氏这里明确肯定‘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这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他以‘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为理想，虽然有独断论倾向，却也避免了不可知论偏谬。”(17) 上述案例实际上都内含了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环节。严复关于“气就是力”的判断看似简单，但如果没有关于“气”、“力”这两个概念的认识，如果不对“气”、“力”两者内涵进行比较分析，不能对“气”、“力”之间的关系作科学的推理，不能在掌握了关于“气”、“力”所有有价值的信息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便自然不会有“古所谓气，今所谓力”的认知。胡适关于“‘君子不忧不惧’属于‘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的认知，自然是首先要形成“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概念，然后将其与“君子不忧不惧”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分析中对“君子不忧不惧”内在含义进行推理，最后在综合所有有价值信息基础上作出“属于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的判断。冯友兰如果在意识中不能形成关于“普遍性”、“特殊性”概念，如果不能对“理”、“气”进行比较分析，不能对“理”与“普遍性”、“气”与“特殊性”进行比较分析，不能对“理”、“气”内涵进行逻辑演绎，不能在掌握所有关于“理”、“气”有价值信息基础上作出综合判断，就不可能有“理即抽象”与“气即具体”的结论。牟宗三之所以言孔子“仁”类似于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同样需要经历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环节：首先要在自己思想中形成对“具体的普遍”概念的认识，继而将其与孔子的“仁”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仁”的内涵进行推理，最后综合此前所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对“仁”之“具体的普遍义”进行判断。 可见，上述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案例无一不包括形成概念、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综合判断等环节。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的确表现为一种范式，而且，这一学术现象从时间上说，纵跨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从主体上讲，从严复、王国维、胡适、张东荪“科学派”到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人文派”，再到侯外庐、蔡尚思、范寿康、张岱年“唯物派”，横贯数位学人。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其实也内含了本文研究的可行性。 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18)这段话的意思即在强调“没有史料就不应该说话”，足见史料对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按照胡适的意思，我们拥有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方面的文献，就可以说话了。那么，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如上所言，“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是存在于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的客观而重大的学术现象，它不仅是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献基础，更是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新视角。20世纪中国哲学的文本俱在，可是怎样去阅读、理解、利用这份文本，研究者必须对其进行发掘、梳理、筛选，选取那些能够反应20世纪中国哲学本貌、脉络、问题、特征的文本。只有这样，我们对20世纪中国哲学说的话才会有可信性。比如，经由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逻辑主义这四大认知范式的研究，就可以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内容、脉络与特点有所把握。于此，质言之，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发言了。 我们知道，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有专题性的，有断代性的，有人物性的，有通史性的，当然都有其独到的价值，但若说能够准确而全面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脉络、能够通透地理解20世纪中国哲学并从而将中国哲学推向前进的成果并不多见，个中原因，就是选择文本的视角问题；视角若没有选准，便缺乏问题意识；失却问题意识的引导，若想获得关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结论，只能是一种奢望。“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就是对20世纪中国哲学家(学者)认知、理解与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与形态展开研究，而20世纪中国哲学家认知、理解与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与形态，具体可分为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逻辑主义与自我主义五种，每一种都是认识和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具体视角，也是获得重要学术结论的关键性线索。比如，通过对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研究，可以寻找到中国传统哲学中与唯物主义哲学相符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类似唯物主义哲学的特点，可以确认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唯物主义哲学的部分，甚至可以寻找到中国哲学研究者应用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的心理及其变化；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分析与研究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实际影响，以及与其会通或融合的可能性、范围与程度。可见，“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的确属于一种具有独特视角的研究形态，它不仅能让我们对20世纪中国哲学说话，而且可以让我们说中肯之语，说有意义之语。 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我们可以借助各种不同的视角来获得，而“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研究”或许不失为一种值得信赖并行之有效的视角。众所周知，20世纪中国哲学史历经了一段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历史，古、今、中、西竞相登场，守旧、维新、中庸相持不下，哲学家群星闪烁，哲学学说光芒璀璨，哲学问题复杂深幽，而且，哲学思想本身更是隐匿于斑驳陆离的社会意识之中。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要素相互交织的情形下，要想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真实脉络并非易事。本文尝试以“认知范式”为中轴将20世纪中国哲学统领起来，再由“认知范式”深入到具体的哲学学者、哲学学说、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对哲学观念加以梳理、分析与评论，从而让研究者沿着“认知范式”维度来认识、理解、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史。比如，20世纪中国哲学家大都对传统哲学中“天”的范畴进行过认知、理解与评论，那么，我们便可以通过对严复、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张东荪、唐君毅、牟宗三、张岱年等关于“天”的解释，从中梳理出不同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对于“天”范畴的认知和理解的路径、内容与特点，如此，20世纪中国哲学中关于“天”的演绎脉络便可清晰地呈现出来。依此类推，“心”、“性”、“理”、“气”、“诚”等所有在20世纪被认知、理解与评论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都可以做类似的考察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中国传统哲学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生存与发展的脉络。再如，通过对20世纪中国哲学家应用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考察，可以分别获得这四大认知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互动、渗透的理路，也可获得这四大认知范式彼此之间互动、渗透的理路，从而使20世纪中国哲学的复杂脉络变得清晰起来。由此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研究，对于理解和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是有着切实意义的。 梁启超说：“我们家里头这些史料，真算得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19)这段话至少包含两个基本的思想：一是中国古代思想资源丰富，二是要开掘这丰富的思想资源，需要西学方法。那么，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究竟有多么丰富？其丰富性表现在何处？或许只有落实梁启超的第二个意思，才能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中的前四种，即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逻辑主义，就是广义的“西学方法”；而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则有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逻辑主义、自我主义五种。 那么，这五种认知范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将会获得怎样的效果？这里可略作概论。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所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应的观念；科学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所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与科学主义相应的观念；人文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所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与人文主义相应的观念；逻辑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所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与逻辑主义相应观念；自我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则是使中国传统哲学本有意涵呈现出来，即通过自我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命题等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去理解，因而其所呈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自我的、原始的形象。可见，在经由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主义认知范式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之后，我们将能得到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内容与意义的多样性认识，其内容的丰富性、性质的多样性、价值的差异性，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缺点、优点都将被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来。由此，人们可以获得对中国传统哲学更为丰厚、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认识。 就某个认知范式而言，同样可以呈现传统哲学意义的丰富性。比如人文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有着丰富的内容，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经济上的平等、博爱，认识论上的高扬理性、拒斥迷信，人生观上的追求现世的幸福，人格上的尊严，生活方式的文明样态，等等，这些人文内容用于认知和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自然可以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相似或相同内容呈现出来。这也是严复当年的理想：“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20)当然，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也完全可能发现中国传统哲学中与西方唯物主义观念、科学主义观念、人文主义观念、逻辑主义观念相异的内容，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面向。 “中国传统哲学如何传承与发展”、“西方哲学应该怎样参与中国哲学的建设”、“中国哲学的现代开展如何吸收其他哲学学说营养”、“中国哲学提升与完善自我的路径怎样”、“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方向在何处”等课题，百余年来一直萦绕在中国哲学研究者心中，他们苦苦思索，探寻了各种答案。“认知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即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进行哲学更新、改造、创建的特殊实践，它蕴含了诸多可资总结与提升的经验。其一，通过“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可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内容呈现出来，从而发现和确定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优长与不足，从而成为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的参考。比如，人文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文思想内容的状况，以及它的特质、优长与不足，从而提示着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怎样选择、吸收传统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其二，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研究，将广泛地涉及唯物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逻辑主义等不同哲学学说，当将这些哲学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比较、结合时，它们之间相契与否的情形便可以呈现出来，如此便可落实现代中国哲学对于唯物主义哲学、人文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逻辑主义哲学等的选择，从而沉淀为如何使西方哲学参与中国哲学建设的经验。比如，科学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可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哲学中哪些内容与科学主义原理或规律相契，从而应得到肯定甚或被吸收；哪些内容与科学主义原理或规律相悖，从而应被否定或抛弃；当然也必然有例外的情形，如虽与科学主义精神相悖却具有人文主义的价值。再如，逻辑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能够将中国传统哲学中那些符合逻辑学原理或定律的命题、范畴、观念、思维方式加以肯定，同时揭示那些与逻辑哲学原理或定律相悖的内容，并由此发现那些有助于完善中国哲学品质的逻辑学内容，从而确定中国现代哲学在逻辑哲学方面的需求与需求的具体内容。 总之，在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中，由于实质上成为坐标的都是西方哲学学说，因而在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应用过程中，可以相对广泛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到西方哲学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异同、相斥、相融的具体情形，可以探寻到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研究者艰辛求索中融于中国哲学的复杂实践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些实践与心路历程所呈现出的经验，将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西方哲学参与的重要参考。因此，在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研究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内容、特点、优长、不足的展示或呈现，通过对两者在20世纪的交流、互衬、融合的实践之认识与总结，从而为中国现代哲学开展的路径、所取的形态，以及更新与发展的内容，拓展了清晰且正确的方向。 库恩说：“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大发展模式。”[21]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这意味着，范式不是永恒的、固定的，而是终究会被突破、被新范式所取代的。将这一理论用于本文所使用的“认知范式”，即是说笔者所归纳的唯物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自我主义认知范式五大认知范式，在解释中国传统哲学时难免会存在能力变弱、不能提供适当的解释方式之可能，如果不进行更新，不提升品质，就会被淘汰、被抛弃。这就意味着，此五大认知范式还必须接受优化组合。 那么，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研究实践是否可以在优化甚至建立新范式基础上有所贡献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科学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究竟怎样？能否客观、准确地呈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意涵？它的理解是合适的还是误读的？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的应用亦是如此，它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是否准确？是否能赋予中国传统哲学新的内容、新的生命？由之，如果一种认知范式的应用，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表现出了不适应的方面，或者不利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传承与发展，不能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积极的贡献，那么，就有必要考虑修正或者完善这种认知范式。这种由于解释能力减弱所带来的影响也表现在五大认知范式关系的调整上。无论是唯物主义认知范式、科学主义认知范式、人文主义认知范式、逻辑主义认知范式，还是自我主义认知范式，它们能力的限制来自自身的规定，它们各有其“能”而不能互相取代，它们也各有所“限”而必须互补，这就意味着可以且应该在它们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范式进行优化。 可见，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的研究不仅能客观地呈现所要解读的内容，还可以充实、更新所认知的内容，从而在认知范式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建立起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概言之，对已有的认知实践、认知范式进行发掘和整理，探讨各种认知范式的特点、得失及其关系，分析认知范式在中国哲学现代生成中的作用和价值，从而优化甚或建立新的认知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式，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思考的内在逻辑使然。 总之，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出现过的符合某种认知范式的案例进行发掘搜集、整理归类、分析研究、综合判断，以使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者认知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得以全面、客观、准确地呈现出来，或许能为人们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提供一种脉络清晰、系统完整而又让人深思的景观。 ①J.M.索里、C.W.特尔福德：《教育心理学》，高觉敷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第233页。 ②张春兴：《张氏心理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第123页。 ③魏屹东：《认知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第21页。 ④⑦(2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2页；第88页；第10页。 ⑤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5章“范式的优先性”，第36～43页。 ⑥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4章“范式与共同体结构”，第147页。 ⑧严复：《庄子评语》，见《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第1136页。 ⑨王国维：《周秦诸子之名学》，见《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146页。 ⑩胡适：《中国思想史纲要》，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第517页。 (11)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4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03页。 (1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149页。 (13)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岳麓书社，2010，第180页。 (14)贺麟：《论意志自由》，见《贺麟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115页。 (15)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172页。 (1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33～34页。 (17)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见《张岱年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319页。 (18)胡适：《致刘修业》，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5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184～185页。 (19)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421页。 (20)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49页。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文化论文; 科学革命的结构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