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中等阶层对消费社会 兴起的作用
李新宽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摘 要： 中等阶层是近代早期英国出现和形成的重要社会阶层，近年来受到了社会史家的广泛关注和多方研究。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英国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开始通过以消费方式为代表的生活方式来界定和彰显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通过消费来构建本阶层的内部认同，通过生活方式来与其他阶层进行外部区分。这样一来，中等阶层就成为英国消费社会兴起的强大推力，其强大的购买力，对时尚新奇物品的追求，讲究舒适体面有品味的消费观，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增长，产品的创新以及新消费方式的扩散，从而为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近代早期；英国；中等阶层；消费社会
英国中等阶层在17世纪后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上等阶层、中等阶层和下层穷人的三层社会结构，笔者在一篇待刊文章中，通过结合西方学者定义和划分中等阶层的标准与生活方式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当时英国社会的社会区分方式开始从等级制度向生活方式转变的历史事实，主张将生活方式作为定义和区分近代早期英国中等阶层的标准，从生活方式出发界定中等阶层的群体构成，而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核心内容，中等阶层为满足界定身份属性的需求开始追逐新奇时尚的消费品，通过消费形成内部认同和外部区分，中等阶层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消费群体，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兴起背后强大的推动力量。
新旧ML震级之间的差值也有两个原因：一是仿真方式的不同，旧ML震级选择的是W.A地震仪计,而新ML震级则仿真DD-1；二是量规函数发生了变化，旧ML震级量规函数全国统一，而新ML震级量规函数则依地域的不同被划分成了5个，两者之间的差异较小，只体现在部分参与震级计算的台站上，而这个差异对测定的震级影响很小。
17世纪后半期，消费成为英国经济的主导动力，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像英国和荷兰这样的社会，一种大众的个人物质主义发展出来，其根源在于国际商品流动，和个人消费愿望的满足是主要的社会秩序之源和任何有价值的生活的关键特点这样一种观念之中”。①因此，彼得·N.斯特恩斯认为：“最终可能是在17世纪晚期而不是在18世纪，就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消费主义”。②消费的繁荣促使英国在这一历史阶段逐步形成了消费社会。③消费社会的形成与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决非历史的巧合，就像20世纪中产阶级是当代西方消费社会的主体一样，正是由于中等阶层的形成并成为消费的主体，英国才能够在近代早期出现消费社会，当然这个消费社会只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初级阶段。
在消费社会阶段，中等阶层与消费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中等阶层依赖以消费方式为核心内容的生活方式来塑造自我认同和外部形象，通过新奇时尚的消费品来满足界定身份属性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消费在全社会的扩张和漫延。另一方面，消费又反过来成为中等阶层群体认同或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准，帮助界定了中等阶层这一社会群体的群体构成，从而形塑了中等阶层作为社会群体和作为消费主体的公共和私人生活。英国经济社会史家彼得·邦塞洞察到中等阶层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后就构成了英国消费社会的主体部分，“尽管单个来说，他们没有土地精英富有，但整体来说，他们创造的总需求可能与他们的上层势均力敌，甚至可能使上层黯然失色”。④因此，中等阶层的形成对英国消费的繁荣和消费社会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将两半柔性橡胶套分别胶接在两半支撑座内壁上，然后将4段波纹软管旋入两半支撑座上的落果端口，再将两半支撑座套在果树树冠以下距地面一定高度的主干上，再把两个紧固喉箍安装在支撑座的限位槽中，同时拧紧紧固喉箍，保证支撑座的位置，再安装固定喉箍保证支撑座上的落果端口位置正确。
一
随着1660年以后英国经济的扩展，中等阶层作为中等收入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也水涨船高，保证了这一阶层的群体购买力和整体消费水平，他们的群体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使得他们的消费总量也越来越惊人，中等阶层逐渐成长为消费的主体，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强劲的拉动力，拉动了英国经济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增长，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形成。
乔纳森·巴里指出，近代消费社会的大众市场很大程度上限定在中等阶层，尽管土地精英是时尚的引领者，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得不经常创新以维持其和中等阶层的文化距离。⑤此外，贵族和乡绅虽然消费能力惊人，但他们连同其直系家庭算在一起，只构成英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在17世纪的早期，肯特郡和兰开夏郡乡绅占人口总数的2%左右，整个国家也大致类似于此。贵族始终是极少数的，托马斯·威尔逊列举了61家贵族，在经历了斯图亚特王朝的授封狂潮之后，格里高利·金在1688年计算贵族有161家，准男爵有800家，缙绅有3000家，绅士有12000家。⑥相比之下，中等阶层的人数却在不断膨胀，洛娜·韦瑟里尔认为，在17世纪后期，大约有一半家庭属于中等阶层，也就是在大约1，400，000个家庭中有大约700，000个家庭是中等阶层。到18世纪中期，可能有远超出一半的家庭属于中等阶层。⑦格里高利·金和约瑟夫·马西都认为，中等阶层的最低收入门槛是每年至少40英镑，洛娜·韦瑟里尔也认同这一收入标准，她指出，其他证据也证实一年40英镑是维持中等阶层生活方式的最低收入数。⑧当然在城市维持中等生活的最低收入标准是50英镑。⑨这样一来，中等阶层的总体购买力就相当惊人。更为重要的是，1660-1750年间不断下降的农场交货价格提升了实际收入，释放了对消费品的剩余消费能力。⑩
中等阶层逐步成为市场消费主体，特别是其中最富有者拥有的家内物品的范围令洛娜·韦瑟里尔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彼得·厄尔认为，中等阶层这个不断积累的阶层也是大消费者，他们的集体支出是有效需求的主体部分。
马克辛·伯格也指出，大都市的精英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大消费者，但他们只代表了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在创造消费者消费的广阔基础中起到探险先锋作用的是中等阶层，中等阶层主导了18世纪消费实践的转型。
中等阶层的消费是建立在其收入基础之上的，琼·瑟斯克指出，约曼在这一时期通过经营土地致富，通常使他们有能力成为奢侈品的消费者，遗产清单上的物品提供了见证。
卡罗尔·莎马斯的研究强调，财富决定了各种各样家内消费品的价值。
以萨德伯里自治市为例，所有的自由议员(free burgesses)都拥有当时室内家具的大多数主要种类，高级官员和低级官员之间的不同仅限于拥有物品的数量，而不是拥有物品的范围。平均来看，长老(aldermen)和首席议员(chief burgesses)比自由议员住在更大的房子里，平均有11个房间，自由议员有8个房间。灶税记录也证实了这一发现。在1674年，5位长老平均拥有5个壁炉，14位首席议员平均拥有4个壁炉，38位自由议员平均拥有3个纳税壁炉。自治市中所有纳税人平均评估数是2.9个。由此可见，尽管财富分层明显，消费偏好没有明显的社会特点，那些在市民阶层顶端的人没打算利用他们的财富进行区别明显、范围更广的消费。
总体来看，中等阶层虽然在消费的物品数量上由于购买力不同而有多寡，但消费模式是基本一致的。
中等阶层给城乡经济和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约翰·贝克特和凯瑟琳·史密斯对诺丁汉在1688-1750年间城市复兴和消费革命的研究表明，诺丁汉中等阶层通过他们对住房、零售服务和休闲服务的需求，帮助繁荣了城镇经济，他们通过演出季和捐助音乐会，通过社团和俱乐部，把地方城镇变成微型都会，来寻求复制伦敦的社会环境。
因此，1660年之后的数十年间，诺丁汉不仅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城市更新，而且这一更新可以与更为广阔的消费图景联系在一起，城镇中以消费为导向的中等阶层家庭驱动了城市的更新。
英国中等阶层拥有惊人的消费力，这给到英国游历的法国人亨利·梅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等阶层的人们(我以前提到过这些人)，有10种或12种常见的肉类轮流上桌，正餐有两道菜肴，比如一道是布丁，另一道是烤牛肉；下次一道是沾水牛肉，提前几天腌好，四周配以五六片卷心菜、胡萝卜、大头菜，或者其他蔬菜或根菜，加上胡椒粉和盐。另一道是浸在奶油中的或烤或煮的羊腿，和其他美味如家禽肉、猪肉、牛肚、牛舌、兔肉、鸽肉盛于一盘，都浸在奶油中，不涂抹猪油。这两道菜总是轮流上桌，构成了富裕绅士或殷实市民的日常晚餐”。
约瑟夫·马西按照每年支出金额把商人分为6类，支出300镑、200镑、100镑的伦敦商人，和支出100镑、70镑、40镑的乡下商人。
中等阶层的庞大消费能力有力地促进了英国的贸易扩展和经济增长，以糖的消费为例，在1660年英国国内消费糖1，000大桶，出口大约18，000大桶，到1730年，这两项数据分别是100，000大桶和18，000大桶，70年内糖的消费量增长了100倍，到1753年，英国国内消费110，000大桶，出口降到6，000大桶。
根据约瑟夫·马西的估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消费的麦芽数量大约是28，000，000蒲式耳，酿造用于出售的麦芽酒和浓啤酒数量大约是4，000，000蒲式耳，淡啤酒2，300，000蒲式耳。
马西的数据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表明当时人对国内的巨量消费留下了深刻印象。
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p.175。
二
中等阶层对新物品的需求推动了制造商和商人的创新，为了满足这种持续不断对时尚的追逐，诺威奇的纺织工匠刻意变换他们纺织品的样式、风格和名称以“迎合购买者的自命不凡”，东印度商人建议苏拉特和马德拉斯的供应商也这么做。
为了满足以中等阶层为主体的消费人群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英国制造商通过模仿进口奢侈品和工艺革新，创造出了“新奢侈品”。
这样的新奢侈品利用质量、工艺和时髦，再加上发明、技巧、模仿和新奇，把这些糅合在一起赋予其 “快乐、舒适和便利、实用、令人惬意”等特点。
当时供给的证据清晰地指向范围广泛的可获得的商品，不断增加的物品供给比如陶器表明了对革新的需求，设计满足新中等阶层家庭的需要和舒适，也清晰地指向实际的物质繁荣。
近些年西方学者对近代早期英国遗产清单的广泛研究发现了一个特点，那就是中等阶层喜欢拥有新商品。弗伦奇根据遗产清单，分析了几个城镇的消费结构，发现在这些城镇中等阶层的消费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在城镇政府中拥有最高权力地位的那些人也就是中等阶层，都极其倾向于拥有诸如新餐桌、软垫椅子和皮革椅子、睡椅、玻璃纪念品、五斗橱、枕垫、窗帘、镜子、画像和枪支等绝大多数这些新物品。
中等阶层竞相购买新品，“时尚的红木必须取代传统的橡木，华丽的椅子必须取代铆合的凳子，必须购得成套的陶瓷，每一餐甚至每道菜都用一套，再加上食用甜点的各种刀叉，新玻璃瓶，新眼镜，新印刷品，新书架，新小说”。
从17世纪90年代起，英国人兴起了用镜子和玻璃来装饰房间和窗户的潮流，几乎每个房间都装了镜子，法国人米耶热注意到了伦敦房屋的光线和空气流通都有利于健康，“亮堂的楼梯，精致的推拉窗户，高耸的天花板”，后者经过粉刷石膏后，“白色使得房间更敞亮”。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等阶层全新的消费方式已经形成。马乔里·摩根的研究部分解释了中等阶层追逐时尚新品的原因，他认为在当时那样一个时尚社会，“女士和绅士都渴望得到公众认可，因此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在时尚圈的名声，而不是内在的品质，在时尚界的适当名声取决于外部的、表面的特点，容易做出改变来迎合公众情绪变化无常的标准。这样，服装、时尚的饰品、举止、家具、熟人和其他这些表面气派的要素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美德或道德品质的重要性”。
随着中等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时尚的潮流开始转向，贝芙丽·勒米尔指出：“时尚的权力不再是根据宫廷风格的传播来衡量，而是伴随着传统习俗的衰落与中等阶层和劳动人民新消费重心的兴起，根据对自我展示新形式的广泛参与来衡量”，“越来越多的男女抛弃了植根于等级制度的传统服饰而拥抱时尚”。
中等阶层开始引领时尚潮流，马克辛·伯格就认为，中等阶层领导了拥有新物品的潮流，遗产清单也显示了中等阶层消费者在拥有最广泛的新物品上的主体地位。
时人科贝特最不喜欢的中等阶层消费新模式就包括中等之家成了新奇和时尚品的典范，过去他们都是使用继承而来的家具，“橡木衣柜，橡木床架，橡木五斗橱，橡木餐桌，结实耐用的长条摺凳，其中一些有几百年之久”，现在他们一切都购买新的，“几个华丽的椅子和一个沙发(真正的沙发)，半打镀金框架的印刷画挂在墙上，几个旋转书架上摆着小说……许多葡萄酒醒酒器和葡萄酒杯，一套正餐餐具，一套早餐餐具和甜点刀具……最糟糕的是，还有一个客厅!噢，还有一张地毯和一个绳钟! 一个客厅嵌入了这个曾经朴实无华和坚固结实房屋的前端，客厅里有红木桌子，精致的椅子和上等的玻璃”。科贝特对这种“作秀和奢侈”、新的“消费”和“愚蠢行为”、“对作秀的持续焦虑”中体现出的社会竞争感到震惊无比。
尼尔·麦肯德里克指出，“过去男人和女人们曾经希望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东西，如今他们期望自己购买。过去曾经在需求支配下购买的东西，现在是在时尚的支配下购买”，结果是“‘奢侈品’开始被视为仅仅是‘体面用品’，‘体面用品’开始被看作是‘必需品’，即使是‘必需品’在风格、多样性和可用性方面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1700年，正如保罗·斯莱克看到的那样，占总人口几乎一半的中等阶层比穷人处在一个更有利的地位，能够买得起各种使家庭舒适的新品，越来越多的中等阶层人士拥有更多更好的家具、花样繁多的厨具和质量更好、数量更多的家用亚麻布。
③自鲍德里亚对“二战”后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社会进行理论考察以来([法]让·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西方史学界逐渐形成了消费史特别是英国消费社会史的研究热潮并不断追根溯源，突破了过去流行的认为英国消费社会只能出现于工业革命以后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约翰·本森，见其代表作John Benson，The Rise of Consumer Society in Britain，1880-1980，London:Longman，1994。尼尔·麦克肯德里克等学者主张英国在18世纪下半期与工业革命同步形成了消费社会，见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1982。事实上，著名英国经济和社会史家琼·瑟斯克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经济政策和企划：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的发展》，通过详细考证16、17世纪消费品工业在英国从无到有或者从小到大的扩展过程，首次提出了在17世纪英国已经形成消费社会的观点，见Joan Thirsk，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这种观点在近年不断得到史家从不同研究角度的认同或支持，见Lorna Weatherill，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ian，1660-1760，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8；Peter Borsay，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 Peter N.Stearns，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Linda Levy Peck，Consuming Splendor:Society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aul Slack，“Material progress and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in England”，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3，2009;Paul Slack， The Invention of Improvement:Information and Material Progr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著名英国经济和社会史家克里斯托夫·戴尔更是指出“‘消费社会’的兴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趋势，这在14世纪非常明显。”见 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5.p.3，从而主张英国消费社会开始于14世纪。笔者在对英国人的实际消费能力、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花样繁多的销售手段、咖啡馆等各式消费场所和商业化休闲产业的激增等方面实证的基础上，提出英国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叶形成消费社会的观点，见李新宽：《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当然，并不是说中等阶层从一开始就成为新奇和时尚品的引领者。欧文通等人的研究就强调了新物品进入中等阶层家庭的渐进性，认为新物品比如镜子、皮衣、五斗橱、软面家具等，在17世纪前半期首先出现在乡绅的遗产清单上，可能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和伦敦时尚圈有更多的联系。接下来出现在1660-1700年间富有的城市居民 (特别是零售和服务行业)财产清单上，在18世纪上半期，开始在城市和乡村中等富裕家庭中散布得更为广泛。
此外，还要看到中等阶层内部消费的差距，比如城市商人特别是零售商、店主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人员在使用新消费品方面领先一步，他们比拥有同等或更多财富的约曼农更常见地拥有窗帘，他们先于土地乡绅采用新的烹饪和饮食方法，新的饮料如咖啡和茶。唯一一件乡村中等阶层比城镇中等阶层更早使用的物品是钟表，这可能更多地与农业活动计时功用有关，而不是与竞争性奢侈消费有关。
从遗产清单等材料来看，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逐渐使其成为新奇和时尚物品的拥趸，竞相消费不断涌现的新物品，从而代替贵族和乡绅成为消费社会引领时尚消费的风向标，这也极大地促使英国本土制造商通过不断创新来满足中等阶层对新奇时尚品的需求，从需求侧推动了供给侧的变革，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上为消费社会的发展带来动力。
三
从实际消费行为来看，中等阶层通过自己的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来形成群体认同，但中等阶层的消费方式不是提倡穷奢极欲式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新消费品的消费来形成舒适体面、讲究品味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消费价值观和日常消费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新消费方式的传播与扩散，推动了消费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和进步。
以消费方式为核心的生活方式是中等阶层在近代早期英国自我认同和外部区分的主要标准，洛娜·韦瑟里尔注意到，当时人丹尼尔·笛福和韦奇伍德就是以人们的消费习惯为基础，把人们划分成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和下等阶层，虽然两人所站的角度不同，笛福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而韦奇伍德是站在制造商的福角进行的社会区分。
基思·赖特森指出，决定中等阶层社会地位的有三种资本：经济资本，是他们用来获取收入和利润的货币存量或货物存量；文化资本，指习得的技艺、知识和行为举止；社会资本，指联系、义务和支持的网络。后两者都能潜在地转变成经济资本。
这三种资本直观的外在体现就是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是中等阶层获得社会认同的最直接的方法。为此，中等阶层积极追求绅士身份，习得礼貌的举止，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个在其他方面看起来迥异多元、四分五裂的中等阶层团结为一个阶级，
也就是说获得了内部的同质性。
时人约书亚·塔克在指出制造商致力于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不同需求时，实际上也是在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他说：“更多地满足农夫和手艺人想呆在温暖环境中的需求，满足农场主、自由持有农、生意人和制造商中等生活的需求，满足批发商、出口商和所有拥有地产的人士绅士生活的需求。”
由此可见，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中等阶层与其上阶层或其下阶层区分的主要标准。约书亚·塔克指出，处于中等生活的人如农场主、自由持有农、生意人和制造商，“家内更为便利生活，以至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发现有更多的干净整洁的家具，物品更为多样，如地毯、屏风、窗帘、卧室时钟、抛光的黄铜锁、壁炉挡板等等，这些东西同一等级的外国人几乎闻所未闻”。
当然，这些新消费物品和新消费习惯的扩散肯定会通过榜样和模仿来散布，但这样的模仿并不必然意味着对社会上层的模拟或被视为唯一的原因。
相反，它关涉的是中等阶层自己的联系网络影响的扩散，是中等阶层自己生活方式的扩散，因为中等阶层自己是革新者，他们创立了家内消费的新标准。
一位兰开夏郡牧师的妻子伊丽莎白·布罗克班克，急切地寻求远在纽卡斯尔的堂妹安·特恩利的建议，这些建议关乎制作咖啡的最佳方法，
这就是中等阶层消费和生活方式认同和快速扩散方式的例证。中等阶层追求新奇和时尚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许多英国新消费品迅速扩散到国内外市场，如斯塔福德陶器、铅晶质玻璃和布里斯托尔蓝玻璃、谢菲尔德盘子和英式茶桌、阿克明斯特和基德明斯特地毯、清漆托盘、伯明翰铜器、谢菲尔德茶壶和咖啡壶等等。
基思·赖特森也主张中等阶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他指出中等阶层模仿上一等级的消费，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是情况也相当复杂，首先，对遗产清单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中等阶层的人群不仅仅是追随乡绅的消费步伐，相反，职业人士和富有的交易商人在拥有许多新消费品方面，等于甚至超越了乡绅，不那么富有的商人和工匠也没有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从相当程度上来说，商业和职业群体是变化的带头人。第二，坚持认为这些人努力模仿时尚社会昂贵的生活方式是相当夸张的，即使是中等阶层中最有钱的人通常期望的也是自然的生活方式，“相当谦卑斯文，而不是贵族式的绚烂辉煌”。那些中等偏下的人，像西密德兰地区的五金商，追求的是创立“有尊严但不浮夸的”生活方式。
因此，中等阶层的消费决不是贵族的老式奢侈消费，通过在建筑和餐具、马车和衣物上铺张的财富表达形式来彰显其与众不同，中等阶层的新奢侈消费方式是购买便宜得多的物品，快速消费或淘汰，但是提供了多样性、舒适和愉悦，即使家庭收入盈余不多也能买得起、买得到。
马克辛·伯格也认为，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是通过对新发明的、由机械技艺制造的物品的拥有来定义现代性，他们购买和展示他们喜欢的东西，拥有这些物品是他们自由的标志，用来突显“体面和独立”。
因此，中等阶层的生活方式，在讲究体面和气派的同时，在乡间别墅、室内陈设、耐用品和衣物、仆从和休闲方面的消费支出方面能够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通过品味和精致的象征来表达身份和区分，社会标识是斯文、彬彬有礼、品味而不是物质财富，要通过文明举止、品味、美学和风度来表达富有，即使要用物品来表达身份也主要是通过物品的新奇、时尚和品味。
当时中等阶层经常出入的一些消费场所也通过平等来展示其文化认同，比如在当时的咖啡馆，等级和出身没有用武之地，其座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当时的书商约翰·斯塔基在他写的讽刺性评论小册子《咖啡和咖啡馆的性质》中，就讽刺“咖啡馆的每个角落都是自由的”这种平等哲学，强调“这种平等的大特权仅限于这个黄金时代，仅限于咖啡馆”。
更重要的是，从17世纪后半期起，文化消费成为中等阶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鲍勃·哈里斯在谈到中等阶层和报纸的关系时认为“正是中等阶层代表了18世纪英国对报纸日益增长需求的主要来源”。
书籍、报纸、杂志、戏剧、音乐、绘画等各种文化品的消费不断增加，中等阶层流连于咖啡馆、俱乐部、读书协会、剧院、音乐会、画室和拍卖行等文化活动场所。
这些文化消费也反映出了中等阶层的品味，
形塑了中等阶层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区分。由此可见，中等阶层通过物质和精神层次的消费塑造出一种既追求时尚又讲究品味，既追求体面又讲究独立，既追求文雅又讲究平等，既追求幸福又讲究审美，既追求舒适又讲究斯文的全新生活方式和日常行为模式，推动了英国社会的进步和完善。
英国之所以能够在近代早期就形成消费社会，关键在于出现了一个中等阶层，这个群体首先作为中等收入者，不断壮大，并且由于“勤劳革命”，妇女儿童也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使得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中等阶层加入到购物者大军，成为消费的主体。中等阶层兴起后，虽然在消费上仍有模仿上层社会的现象存在，但中等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多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群体消费模式，开创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步出短缺经济之后，英国人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疯狂追求奢侈之后，经过奢侈消费大讨论的消毒和中和，英国中等阶层开始对奢侈消费和炫耀式消费免疫，不再向往宫廷和贵族式的铺张浪费，而是开始追求一种舒适便利、斯文体面、讲究品味的幸福新生活，从而在消费模式上转向一种中等阶层追求的“有尊严但不浮夸的”生活方式。中等阶层可能在收入水平仍有差距，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向同一方向发展，那就是在日常居住设计中体现斯文和优雅，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比如饮茶或探访、就餐或布菜、待人或接物上体现得体和自尊。当然，这些中等群体在形成群体行为规范的同时，也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来吸收那些能使他们变得更优秀的人的长处。中等阶层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消费价值观，出于定义自身的需求，提倡舒适、品味、文雅、体面的全新生活方式，反对穷奢极欲的贵族式炫耀式消费，追求更为理想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味追求奢侈豪华的消费理念，追求适度节制的消费主义，从而形成了现代性消费的消费文化和消费观念。在中等阶层新的感受体系和消费主义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主要包括“舒适”、“便利” 、“幸福”、“品味”、 “优雅”、“斯文”、“体面”等等。这些概念出现并得到大力倡导，形成一套全新的系统的感受体系，在消费社会兴起时，它反映了消费之现代感受的出现，标志着消费文化的形成。这也是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构成了近代早期英国消费社会独特的价值观，与同时期的法国等国家中上层的消费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2)平均压溃载荷Pm(Mean crush force)，定义为总吸能E与压溃位移δ的比值，见式(2)：
总而言之，在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中等收入者通过时尚消费和消费实践体现出的物质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让财富不等、职业不同、身份各异的中等人群获得了自我认同和外部区分，形成了独有的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实践，迅速成为社会的消费主体，他们的总体支出构成了英国有效需求的主要部分，并且开始引领消费时尚，重塑社会的价值观，从而推动了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出现，推动了英国社会向现代的转型。
注 释：
①Roberta Sassatelli，Consumer Culture:History，Theory and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p.40。
1)第1种是声波探测技术，该方法属于主动探测法(图1a)，这种方法需要人为激发声发射信号，采用专用仪器接收在煤岩体中传播的声波信号，通过比较声波的到时、振幅、相位等信息就可以探知岩体受力破坏等物理力学信息。
②Peter N.Stearns，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5。
CEC是上海大学语义智能实验室以从互联网上收集的关于地震、火灾、交通事故、恐怖袭击以及食物中毒五类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作为生语料,经过事件和事件要素等人工标注,并经过统计和分析构建的面向事件的中文语料库,目前共有332篇,具体的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④Peter Borsay，The English Urb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Provincial Town 1660-1770，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p.205。
本文主要对董事会特征和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理论分析和变量选择，构建董事会特征和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实证模型如下所示：
⑤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Culture，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p.19。
媒体选择原则有高效率、低成本原则；教学手段、能力补偿性原则；发挥幼儿主动性、积极性原则。[3]从活动目标、内容、幼儿认知和媒体特点出发，确定媒体最佳作用点。从幼儿不同教学阶段的注意状态出发，确定媒体的最佳作用时机是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的相互转换时机。
⑥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1580-1680，London:Routledge，1982.p.8。
⑦⑧ Lorna Weatherill，Consumer Behaviour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Britian，1660-1760，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8，pp.13-14，p.98，p.14，p1。
⑨Margaret R.Hunt，The Middling Sort:Commerce，Gender，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1680-178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5。
Peter Earle，The Making of English Middle Class:Business，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1660-1730，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69。
G. Miège，New State of England，Part II，London，1699，p.15。
2)行内覆盖地布。地布覆盖具有增温、保墒、减少蒸发，改良土壤理化性状、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杂草滋生，减少中耕次数的显著效果，能有效促进果实的生长发育。
Maxine Berg，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195-196，p.219,p.26,p197,pp.195-106,pp.205-206。
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繁荣，已是史家的共识。
朱利安·霍皮特认为：“从需求面来说，正是国内消费支撑着英国经济。”
时人查尔斯·金认为：“英国首要的和最好的市场是本国人和本国居民”，据他估算，英国每年5，000万英镑的国民收入中，其中，400万镑用于消费进口商品，350万镑用于住房，4，200万镑用于消费本国的产品。
这些数据虽然有些夸大，但与时人威廉·配第、达文南特、约瑟夫·马西的估算相印证，足以反映当时消费对英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英国近代史家保罗·斯莱克指出，对更多消费品的热望维持和增加了经济需求，“高水平生活”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即使是“高水平生活”的批评者也把它看作是物质进步的象征。
Carole Shammas，The Pre-industrial Consumer in England and America，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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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Massie，To the Printer of the Gazetteer，London，1760，p.5。
我的画院：画院坐落在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故事。如果想到其与宋代有着各种联系，立刻让人感到渺小，又让人振奋，力争创作出美丽的画，以不负各方。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314。
Charles King，The British Merchant;or，Commerce Preserv’d，London，1721，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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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1982，p.28,pp.27-28，p.1,p.26,p.26。
图2中，短期修正在绿色区域为正常，也就是“6”代表的区域，一般来说长期和短期修正的叠加值在±15%以内。如果处于“5”代表的黄色区域，则有可能是发动机存在故障，如发动机转速不稳。从数值看，长短期修正叠加在+15%～+35%之间和-15%～-35% 之间，或者单独的短期修正在+15%～+20%之间和-15%～-20%之间，在这两个区域内发动机的尾气可以被修正补偿到合格范围内。此时，如果进行尾气检测，一般会合格，发动机抖动的原因只能通过数据分析才能查明。
⑩ John Beckett and Catherine Smith，“Urban Renaissance and Consumer Revolution in Nottingham，1688-1750”， Urban History，Vol，27，2000.p.40，p.36，p.33，p.41，p.40。
Marjorie Morgan，Manners，Morals and Class in England，1774-1858，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4，p. 56。
体育课程是学校体育的中心环节。通过体育课程的教学，笔者希望达到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他们体育素养的目的，设计能激发学生兴趣、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技术技能学习规律的课程，使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并通过体育课达到体育课程学习目标，对于实现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Beverly Lemire，The Business of Everyday Life: Gender， Practice and Social Politics in England，c，1600-1900，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p.112。
Mark Overton，Jane Whittle ，Darron Dean and Andrew Hann，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nglish Households，1600-175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166。
Lionel K.J.Glassey，The Reigns of Charles II and James VII&II，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p.208-209。
李新宽：《18世纪奢侈消费大讨论》，载《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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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属，在航保通信基建工程管理是一个专业性强、综合度高且比较复杂过程，需要熟悉掌握各种管理规范及程序，严格参照各种技术标准，总体建设规划思路清晰，并对各种问题有充分的应对计划，才能让工程建设有条不紊地推进，实现通信基建工程建设的高效管理。
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1727-1783，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59，p.59。
Sarah Richards，Eighteenth-Century Ceramics: Products for a Civilized Socie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89。
人工智能乐观派认为，两种相反趋势的综合作用，并不会导致就业危机。譬如，汽车出现后，消灭了马车司机这项职业，但增加了汽车司机这项职业，并没有导致就业危机。但是，这种乐观主义面对一些质疑:第一，由于只有一个地球，新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是否能持续扩大?第二，新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是否可以持平?第三，人工智能跟以前的技术相比，是否具有同质性?
Markman Ellis，The Coffeehouse:A Cultural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4，pp.58-59。
Alan Kidd and David Nicholls，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Middle Class，Stroud:Sutton Publishing，1998，p.4。
李新宽：《18世纪英国文化消费的繁荣及其原因》，载《光明日报》2016年2月6日，第11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经济社会史文献学专题研究”(17ZDA225)；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的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李新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和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56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1-081-087
[责任编辑：翟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