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背景论文,国际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10－0046－07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所皆知。但关于王明的国际背景，目前的材料中存在着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与中央许多领导人对此颇有忌讳；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1941年10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关于共产国际的批评，是打退王明向毛泽东挑战的决定性因素。另外，王明一直炫耀自己的国际背景，凭此心有所恃，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相抗衡。那么，王明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在他们那里有多大的影响力？斯大林、共产国际是如何看待王明的？应该如何评价王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正确认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尚待探讨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依据新近出版的有关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及有关资料，就此探讨，设想大体上澄清该问题。
一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党的领导核心。这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仅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两者之间事权悬殊；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甚至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既迅速、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又把马列主义理论背得滚瓜烂熟；同时积极靠拢学校组织，服从领导，活跃于学校的各个方面，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虽然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参加了中共六大和米夫出使中国的翻译工作，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影响，但是，这样一些“好学生”的影响和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他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出现和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他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发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因此提升了对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1](P351)。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2](P335)，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非常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党的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3](P26)。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2](P543)。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作“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之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①，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他的遭遇：“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②“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他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2](P209－211)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③，状告李立三等。内容大致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说：“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式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我们痛心地向你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诉说李立三等对他们的迫害。“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说李立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王明）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6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示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作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国党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王明的这些告状，产生了作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曾在上递陈原道给米夫信的附言中称赞道：该信描述了“那些捍卫共产国际执委会路线不惜被开除出党的同志”同中共领导进行的斗争[2](P464)。在李立三出现“左”倾冒险主义并抗拒共产国际指示的时刻，王明与之斗争，并且愈压愈奋，给人产生的感觉：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反共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王明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2](P512) 张国焘和蔡和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当指王明等，让王明等和张国焘、蔡和森一样“真正参加党的工作”，意图所指十分清楚。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发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库秋莫夫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三个月到六个月。这里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皮亚特尼茨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1](P398－399、430)。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又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2](P543)。正是根据共产国际重用王明的决策，经过米夫的贯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突击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二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恩来、王明等被国民党悬赏捉拿，情形险恶。于是，共产国际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建议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但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4](P66)。从职位和权限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是有区别的，但联系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批准康生同志作为代表，允许他参加政治书记处和主席团会议”的规定看[4](P457)，两者之间有区别但似乎区别又不大。王明就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称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说代表团长）？或者后来什么时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有待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打算让王明长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王明时用了“暂时”一词，并说这个任命“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4](P66)（尚未查到中共中央的答复）。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注）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4](P132) 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王明很快返回”[4](P211)，12月21日，又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4](P283)。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4](P457)。可见，最初并无王明长驻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后来王明没有成行，长驻共产国际了。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整整有6年时间。总体上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肯定，也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如1935年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共产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反共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5](P44)“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10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说明共产国际对王明是信任的。
还有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基本态度：王明回国后，其在苏联的女儿托付给了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妇代养。延安整风时期，王明给共产国际多次告状，在收到王明的告状后，季米特洛夫也曾数次给王明回电，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和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在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劝告，等等。这些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虽然认为王明有缺点，但还是关心的、信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品行、能力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后来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确的。这是考察王明国际背景时被忽略的、应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但是没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发空出的总书记职务。有论者说，王明后来失势是由于其政治背景米夫在苏联大肃反中被杀，而此时米夫仍是共产国际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并参与中国事务的处理。这个事例仍然说明米夫没有决定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显示共产国际虽然信任王明，但并没有让其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弱点和不足的认识。除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书生气浓外，喜欢出风头、有强烈的领袖欲；作风圆滑，见风使舵；宗派主义、不容易与同志搞好关系等。因此，对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评。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国时报》公开文章，赞同“抗日反蒋”主张，但两个周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6](P68) 1938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尔斯基问刚刚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时：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季米特洛夫则对任弼时说：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6](P77)。
正因如此，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王明不具备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素质。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7](P186)。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条件，共产国际不准备让他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王明回国后把个人凌驾中央之上、与延安中央争权，出现右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获知后，在1938年7月确认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并特别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他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转达：“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8](P514) 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而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曾就此评价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9](P231)
而共产国际之所以对王明有这样的表态，是基于对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断，是正确的。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选的这个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说，共产国际对王明的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双重的。反“立三路线”时的选择，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和灾难；而在抗战时期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
对于王明的国际背景，还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王明在共产国际的任职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紧密相关。许多论著都注意到了王明的共产国际的任职。王明到莫斯科后，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但仅凭此评判他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似嫌不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人都曾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有职位。如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上，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周恩来、张国焘为候补委员；瞿秋白不但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并与布哈林、莫洛托夫等成为政治书记处成员。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在王明之外，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博古、康生为候补执行委员，康生也还是执委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从这些任职情况分析，在共产国际的实际任职（不是挂名的）可能与派驻共产国际相关。王明与瞿秋白在共产国际的职务相似，而共产国际六大时，瞿秋白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七大时，恰恰是王明长驻共产国际（康生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同时又是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也可能与他长驻共产国际有关）。也就是说，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担任主席团、书记处的职务，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中共代表、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可能包含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代表一个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决定了该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别的中共党员担任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
第二，王明与斯大林的关系，似乎没有通常传说得那么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情况相对熟悉，在研究讨论或决策有关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时，他应该参加。但从《季米特洛夫日记》看，在季米托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宫讨论或请示有关中国、中国共产党问题时，均没有王明参加。《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王明面见斯大林的记录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带着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见了斯大林。据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见斯大林的次数很少的判断。西安事变发生后，王明曾致电斯大林，主张处决蒋介石。斯大林为此打电话给季米特洛夫，问道：“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季回答说：“不是！这事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斯大林问道：“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季当即否认说：“我不知道有这种事！”斯大林说：“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10](P49－50) 从上述情况判断，斯大林对王明既不是非常熟悉，更谈不上是非常赞赏，王明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是特别“红”。
第三，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提拔，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有论者以共产国际对王明的突击提拔而强调王明的国际背景，甚至有夸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跃升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但这个国际背景是动态的、有限制的，不宜过分夸大。共产国际干预中共领导人选，并非始自王明。在王明之前，1928年中共六大后，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就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突击提拔的结果。而王明之后的博古，回国不到一年半时间，时年24岁，没有多少磨练，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在1931年9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负总责”者。博古的突击提拔，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明、周恩来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定、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
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领导人的干预呢？许多论者批评共产国际干预各国共产党的事务、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替别国共产党选择领导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但却是符合共产国际组织原则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实质上应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活动的党是它的各个支部。”规定：“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共产国际的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指导机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
具体到中国，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作法，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选择和任用的。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认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央，有的国际代表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7月12日鲍罗廷公开共产国际的训令，随之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都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甚至遵义会议后，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是共产国际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现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不成熟的，究竟应该如何革命、如何组织队伍、如何决策等等，甚不清楚，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担负指导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于是颇有盲目性地、按照他们的了解和判断下指示、作决策、选择领导人。结果处理方式怪异，选人多有失误，错误很多，造成的损失也就巨大。但应该说，这绝大部分不是共产国际的本意。作为一个旨在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一个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其基本决策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考虑的。具体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选问题上，虽然存在个人感情和好恶的现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从发展、推进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的。这恐怕是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也是认识和评价王明国际背景的基本点。
注释：
① 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李思慎：《李立三红色传奇》上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② 王明在此有附言：“我公开承认我给您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我在上海时写的，第二封写的时间记不清了。但两封信总的内容都是个人问候，没有谈什么重要事情。”
③ 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24、226—228、252—253、269—270、342—343、378—381、438—439页。以下告状引文不注者皆出自这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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