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可否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曾经是现代社会矢志不渝的改造对象。现代社会需要组织一切力量去完成现代化大业。它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它要求日常生活全面服从这个宏大目标。然而，日常生活由于其固有的个人性、惰性、异质性而难以符合前者的要求，一方面代表的是崇高、悲壮、英雄主义的人文风格，另一方面则显得平庸、琐碎、卑微。两者呈强烈对比而日常生活本身无法获得意义，无法获得显身于现代世界中的合法性依据。除非将它彻底地置于现代目标的控制之下，打碎它的自身逻辑，将它完全同质性，才能去除其平庸性质，获得崇高的意义。这种改造的企图作为一种梦想的同时，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无法实现的焦虑与对日常生活的谴责和愤怒。这种企图只有转化为一种制度的力量才得以大规模的实施。在我们的记忆中，曾刻下鲜明的一页，那时，日常生活在诗人笔下变得“热火朝天”，曾有无数英雄、模范昭示着人们努力把日常的每一时间、每一行为与社会的总体目标联在一起。毋庸细加证明，这一现代诗意化的进程的同时也意味着人成为一架机器，一颗螺丝钉，一块砖，一种手段，一种对人感性欲望的全面压抑。而且，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非但没有使人们接近那个伟大目标，反而离它越来越远。
九十年代，日常生活似乎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从社会那个远大目标中侧身而走，建立起自身的运转逻辑。这似乎证实了九十年代的大转型。但人们不要忘记，它是八十年代奋斗的一大成果。在八十年代的制度变革中，给人民以实惠成为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并达成消费有利于刺激生产力的共识。而启蒙主义关于“个性”、“自由”的价值建设，也为日常生活的悄然增长提供了文化依据。就是在今日，当日常生活遭到威胁时，那些并非知识分子的普通百姓也能迅速操起相类似的语词为之辩护，换言之，日常生活的独立增长在文化上得益于启蒙主义对专制社会的抨击，在经济和政治上缘自于一种新的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观念以及由此设计的似乎能与日常生活相安无事的社会目标。然而，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人们无法漠视的存在，正在于八十年代式的充满信心的平稳的推动到如今已成为谜一样的问题。对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毋宁说，现代化本身就蕴含着这个问题。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资本的不同投入意指着另外一种状况：当人们认定九十年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时，消费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当下的主导行为，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遥不可及的妄想，后者只配生产并成为前者的消费来源。而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断裂，消费妨碍社会目标的实现时，命运之手将毫不留情地对付“日常生活”——如果说这些问题必须在经济学家的实证下才能得以明朗的话，那么，在文化上的征候早已出现：一方面，以内地、乡村为依托的作家们近乎以仇视的态度看待都市日常生活的“堕落”，把那些得意洋洋地享受生活无穷乐趣的成功人士称为污浊的人；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并没有认可日常生活的个人性的价值，它在大众传媒上仍坚持不懈地宣传着远远高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伦理规范、宏大目标，尽管这种宣传的有效性已非常有限，值得深思的还有启蒙主义的受挫。其中的缘由当然极为复杂，但仅仅归之为政治的强势显然不适合。事实是对立面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至少不再有直接的压制时，启蒙主义却也不再强大，其中就有着面对日常生活崛起后的沮丧心理。当富有人性的设计转化为生活实践时，它由诗意变为平庸的事实足以让人震惊和无奈。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启蒙主义无法确立这种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启蒙主义能够从中找到的积极意义只在于：它能消解专制主义。换言之，日常生活自身毫无意义，它的意义在社会功能上面。
于是，一种在文化上不得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却得不到意义的支持，这对于日常生活而言无疑处于危险的境遇之中。它变得暧昧不清，无法理解与阐释，成了一种认识论无法到达的领域。至今为止，对九十年代日常生活具有直接描述能力的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从中看到的是启蒙主义的死亡、现代性企图的失败、宏大叙事的破产、精英主义的消逝。仅仅就描述而言，这一切恐怕不难同样为启蒙主义者与精英知识分子同意，它表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影响范围。不过，在后现代主义者眼里，这幅充满感伤与失望的图像转化为一种喜剧，他们带着嘲讽和快感的神情欣赏着知识分子的窘态，拍手称好将一切伟大、神圣、终极价值、理想主义送进坟墓。因此，最激起他们阐释兴趣的是诗人之死、导师之死，是浪漫爱情的终结、宗教哲学家的落荒而去等等文学内外的事件。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这个命题对于留恋诗意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困惑和纠缠心灵的，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则是轻松与快乐的。在他们的描述中，日常的意义就在于此。概言之，他们赋予日常生活以后现代性质，它脱离了现代性牢笼。如此，回到纯粹的本质的日常生活便是到了后现代，一个只有当下没有历史、只有平面没有深度和本质，只有个人没有主体，只有游戏与快感没有悲天悯人与价值，最终而言只有瞬间和散乱的“状态”与“表象”而没有任何意义的时空。在这种描述中，日常生活成了一块失重的飘浮的大陆，一种“无物之阵”，没有人能把捉它的精神与灵魂，其间充满欲望与诱惑，人们除了接受那些表象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这与其说让人看到了后现代的狂欢场景，不如说令人发现了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又一次深刻的危机，一种令人不安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在我看来，九十年代那些被称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作品所写下的与其说是喜气洋洋地告别现代性不如说是对丧失意义支撑的日常生活的惊恐与无可奈何的认可。可以想象，如果一任日常生活在无意义的状况中飘移，现代性这只巨手不会袖手旁观。
所谓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分离其实体现的是现代性自身的裂变。日常生活在其中的悬浮的位置正是现代性裂变之处。在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无意义的焦虑往往是诗人的心灵直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诗人在自我的日常天地间如何烦躁不安，徘徊不已，任何安慰也无济于事，他们又如何坚决或痛苦地判处它以死刑，投奔到社会洪流之中，为新生活而欢呼，又如何丧失生活的灵感，或重新回忆起曾有的生活，失去意义的日常生活与丧失日常生活的意义都是无法忍受的。正是现代性——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难以综合这两方面。现代性只能容纳符合其目的的日常生活，而威胁着脱离其控制范围的日常生活，而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并不能一脚踹开现代性。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怎样使日常生活脱离意义或怎样用意义制控日常生活，而在于怎样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这种意义不应高于日常生活之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昭示出其无限可能性。只有这样，文化价值才能保护日常生活。同样，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怎样使日常生活告别现代性而进入后现代，或使日常生活受制于现代性目标，而在于怎样使现代性设计合乎日常生活。换言之，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寻找意义和价值，不是用日常生活之外的目标去控制日常生活，而是用生活之内的意义和价值去评判一切，去分清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威胁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什么是不幸的生活，需要设立一个生活无罪的前提，这并不意味着要认同平庸，但平庸的生活不应该是人们的敌人，不应是一种必须消灭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启蒙主义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它应该不断地为日常生活开启新的可能性，并揭露那日常生活之外的控制和毁坏日常生活的一切力量。在八十年代，启蒙主义致力于修改现代性设计方案，使之容纳了日常生活，那么，启蒙主义继续下去的工作理应是守护日常生活，以此来检验一切现代性设计。否则，如果再次为目标而牺牲日常生活，启蒙主义将走向其八十年代的反面。
将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描述为人欲横流、充斥色情和暴力、人心大坏，并将它作为日常生活唯一和最后的图像，是纯粹的本真的状况，后现代的此种叙事表明，不是启蒙主义，不是其他精英主义，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自身显现出价值解体与精神的没落景象。换言之，九十年代关于日常生活“人欲横流”的叙事是站在生活之外看生活的现代性叙事的极致。必须清楚，日常生活远远大于此种叙事所给出的状态与表象。如果没有基本的对生活的爱意，如果不能谦卑地倾听生活的启示，那些支持着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将永远被遮蔽，而不能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日常生活决非没有良知与正义，决非没有对意义的维系和创造能力，它们被生活之外的力量压抑、歪曲因而只能处于自在状态中。知识分子只有去发现、守护这一切，将它们表达出来，才不致于陷入仅仅用欲望去读解生活的偏见之中。
也许，关于“民间”与“人文精神”的讨论的意义可以在此得到新的肯定。“民间”概念的最大启示在于提醒人们去思考在现代社会排斥、压抑、修改之下的民间的精神史。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整合目标的而以生活的方式保持、容纳和吸收各种精神类型的历史。它表明，“民间”如何在现代社会以自身的力量维持和显现其独特的光彩和生存的价值。如果说，现代社会为改造民间提供了一个崇高的理由并逐渐将民间驱赶到边缘区域，那么，如今对民间的强调则使知识分子有可能以生活的立场重新评价这段历史，重新理解现代性给生活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也有可能将民间散乱的价值形态重新聚拢，考察它们在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这将告诉人们，日常生活决非是无历史、无内在性、无意义的，决非等同于欲望横流。
“人文精神”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新的生活实践也必然要求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这是“人文精神”话语发起者们所说的话，“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充满了太多的渴望和要求，都积累了太多的呻吟和焦灼。我们的情感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意志相互冲突，难以取舍；理智恍惚不定，难以抉择。世界、生活、自我都在走马灯般地乱转，不再能被有效地把握。但是，只要是人，就必定需要把握自己，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需要确信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换言之，“人文精神”不认可九十年代的文化与文学中将生活限定于物质主义，限定于感官刺激的倾向，不认可将知识分子的行为引向游戏、玩世的方向。用他们的话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人的最高本质即是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为自己立法，为自己创造意义”、“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应该“成为我们发展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人文精神”是一种生活意义的探求精神，是不断地开启新的生活可能性的能力，它意味着生活仅止于物质消费是不够的。因此，“人文精神”与中国后现代主义划开界限，后者认定生活的消费属性、实用属性、欲望属性，既不愿也不能为生活去发现意义和精神。也许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与过去的理想主义划开界限。后者往往在生活之外确立意义和价值，以此来要求生活，在生活没有符合其要求时仇视生活，诅咒生活。这种理想主义的发展如果不是虚伪的，那么将是一种缺乏理智的疯狂，至少重蹈威胁生活的老路。
只有给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才能守护日常生活。但是，现有的日常生活并不应束缚人们的理论与文学的想象力，否则，新的可能性不会得以无限的开启。而且，对现有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也是知识分子不应放弃的权利，它不是用以敌视日常生活，而是用以揭露那控制日常生活的背后的力量，那毁坏了日常生活的使之呈停滞状态的力量。在这种机制中，一种更有意义的有活力的生活形态会渐渐浮现在人们的想象之中。也许，理想、崇高、神圣将会以新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它们还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它们仍以过去的形态存在，那么，人们有理由将它们置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之不再具有毁坏日常生活的负面效应。在九十年代，对虚无主义的反抗是以追求终极价值的方式出现的。正是虚无主义的盛行促使追求者们的执着。但其中很可能有一个共同前提：都认定日常生活只能是平庸而粗鄙的。这种认识很可能使追求者们凌空蹈虚，缺少一块坚实的大地。而目前，知识分子可能更缺少一种能力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被遮蔽的被歪曲了的美的人性的东西，缺少一种生活的热情。换言之，追求终极价值不能代替一切，面对日常生活，还需要作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要不然，随着文坛的派别林立和争论不休，知识分子可能离开生活的大地越来越远了。
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