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学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战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和半史学作品。本文对属于“瞽史之纪”的《左传》、《国语》，属于“巫史文化”的《楚辞》、《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著作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由于史官性质的转变、记注制度的废迟、诸侯史记的焚毁、权变及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史学最终走向衰落，而代之以诸子之学。
梁启超曾说：“司马迁以前，无所谓史学也。”[①]其实，就中国悠久的历史编纂学传统来看，在司马迁以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百诗篇、百国春秋、百家杂语、诸子权变四个阶段。在“三百诗篇”的口述史时代，几乎所有的诗竟是史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史也竟是诗的式样。公元前8～7世纪之际，“三百诗篇”的古老式样被发端于卜辞的编年史“百国春秋”所代替。春秋晚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国君转移到卿大夫手中，国史“春秋”过渡为记载大夫活动的家史，从而导致由“百国春秋”的编年史到大夫家史的“百家杂语”的转变。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权变、游说故事的编辑，“百家杂语”的大夫家史又发展为诸子，史学便成了历史哲学。
战国以前的史学流变，笔者已另有考论，[②]本文仅就战国时代史学领域里的新特征与新转变作一简论，求教方家，以匡不逮。
一
春秋时代有一种以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而闻名的瞽史，即瞽蒙。《国语》计有五次提到“瞽史”，其中《周语下》所记襄公之言表明“瞽史”是知天道者。《周语上》言“瞽史教诲”，《楚语上》言“临事有瞽史之导”。表明瞽史的职责不同于乐师和太史。民族学和民俗学材料证明，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够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瞽史有很大的功绩。瞽史口语传诵的历史故事的情节或纲目，后来或经记录下来，就成了“瞽史之纪”。《晋语四》载：“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又云：“瞽史纪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瞽史的口述史经后人记录下来的也称为“语”。“语”就是讲话，就是训语，所谓“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是也。《左传》中关于夏朝有几件事情记得比较详细、具体，如后羿和寒浞相继纂位，少康复国中兴及孔甲畜龙等，分别见于襄公四年、襄公元年和昭公二十九年。其实，这些历史传说都应是瞽史所传，故其中掺杂神话成分。《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在称述有穷后羿之事时说是“夏训有之”，这个“夏训”应即“瞽史教诲”的一部分。《国语·郑语》史伯引述龙漦生女的故事时，也说是“训语有之”。这“训语”也当是“瞽诵”的一部分。丁山先生说：“训语也者，盖专借前人的懿行逸事，用演义方式来劝戒后世统治阶级，其人不必无，其事不必真”。[③]春秋以来的博物君子如子产、史墨、郯子、太史革、观射父等得风气之先，受惠于瞽史，都能够开口“古训”，闭口“训典”，原原本本地论往古以证来今。
《左传》原称《左氏春秋》，传为左丘明作。据徐中舒先生研究，左丘明是当时很有修养的瞽史，《左传》最初即出于他的传诵，后来笔录下来，经子夏门人讲习，由子夏再传弟子搜集文献，编定成书。[④]古代学术，最重传授系统，谁是最初传授者，谁就是作书的人。这犹如《公羊》、《谷梁》写定于汉初，而此两书仍就是公羊高、谷梁赤所作。司马迁说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在传授系统上，应该是有根据的。
从《左传》的内容来看，它根本不是解经的著作，而是一部完整独立的史书。它的材料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室与诸侯史官的官方记载，这就使《左传》具有编年史的性质。另一个来源则应是瞽史的训语或民间传说，这就使《左传》又具有纪传体与经事本末体的意味。俞樾《左传古本分年考》说：“盖左氏作《传》，本未尝分每年一篇，后之编次者，因每年必欲以年冠首年上，不容更着一字，于是割置前年之末，而文义之安者多矣。”这种经后人改编的迹象也是比较多的。如“庄公六年”言楚文王伐申、伐邓，继而言“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若按编年之例，当入庄公十六年，此盖后之改编《左传》者之疏忽，亦《左传》原非解经编年之力证。《左传》中存在着大量来自“训语”的记事，或长篇记载，如城濮、鄢陵之大战，必溯源竟委，前后照应；或短篇故事、议论辞令，如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论乐以及子产的外交辞令。诚如梁启超所说，左氏大量引用所谓“琐语”之类材料，“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它既不同于“帐簿式”的《春秋》，又不类于“文选式”的《尚书》，而是一部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⑤]正因为《左传》多取材于“训典”、“琐语”之类“口头文学”，甚至根本不具月日，所以，赵光贤先生说：“《左传》这书原是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史书，经过后来的改编，才成为编年体的解释《春秋》的书”。[⑥]
《国语》相传也为左氏丘明所著。“语”就是瞽史之纪的训语，《国语》大概是记录各瞽史传诵的总集。春秋时代“语”还是诸侯国贵族的教科书，但到战国初期，逐渐流入民间，许多大夫家史便自称“语”或“家语”。如记录孔子言行的有《论语》和《家语》，在汲冢中发现的古书有《璅语》十一篇（“璅”字有连缀、汇集之义，《缫语》的意思就是《语》的汇集）、《国语》三篇，（《晋书·束晳传》）《管子》书中有《短语》，直到汉初陆贾的书还号为《新语》，贾谊著的书也有《连语》、《修政语》等篇目。总之，中国这套学问，绵延不绝而成为传统，一直发展为后世之“嘉话”、“传奇”、“平话”乃至“演义”等等。
《国语》当是战国初期学者汇编春秋时代瞽史传诵及民间传说而成。在文体上，它不象《左传》的文辞那样整洁优美、浑然一体。崔述说：“《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姿放，即《国语》亦非一人多所为也。[⑦]正因为《国语》辑录各国之《语》，所以它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不仅文章的风格上下不一致，起迄时间也各不相同。而其内容则更为复杂。清儒姚鼐说：“其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所得繁简收之”。[⑧]其中《晋语》篇幅最多，其次是《周语》、《鲁语》和《楚语》。《齐语》仅记桓公的霸业，多与《管子·小匡篇》同，桓公以后的齐事则附他国事中，再后的齐事，便是以晏婴为中心的记载。《晋语》篇幅最长，而其后期记载也显然以叔向为中心。《越语上》记越王勾践灭吴，《越语下》则明显以范蠡为中心，有黄老之言，与上篇大异。这些现象表明，各《语》之内也不是有系统的记载，仅是一些零散记录的汇集。其中部分材料很可能取自当时的卿大夫家史，所以它特别突出晏子、子产、叔向等人的言语，而《晋语》篇幅之长也当与晋之大夫家史特多关系甚密。总之，《国语》大量取材于瞽史之诵与春秋晚期以来的大夫家史，更多地保留了原始材料的形式，因而有人说，《国语》一书简直就象后代的丛书了。这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
二
与关于春秋时代史事的大部头著作的写定相适应，各种题材、体裁、体例及语言风格不同的史学作品、半史学作品的普遍出现，为历史学的进一步成长及古典史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和可贵的经验。
《楚辞》之学，至于晚近，如日中天，有极大的进展。一般利用神话学、民族学、考古学各方面的新观点和新材料，来考察《九歌》、《天问》上的各种问题，都有卓著的成绩。《天问》是屈原见到祠庙上的图画，有所感触而作的。自王逸（《楚辞章句》卷三）以来，学士文人大都相信这一说法。其实《楚辞》中的作品，和图画发生深切关系的，除《天问》而外，《九歌》亦观图像而兴感以发。古代楚人、蜀人、滇人都有壁画及夷人图谱，其内容大都以历史故事为主题。这种形式后来演变成为连环式的图画。象畲族所流传的《盘瓠故事图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些形式、风格比较近似的历史图象，显然是属于史学启蒙时期的原始记事形态的范畴。而《天问》之作，应当是战国以来借图画以存鉴戒（如所谓“铸鼎象物”）的观念的一种反映。
屈原的学问主要的两个来源，一个是齐学的稷下学派（屈原曾二次使齐），一个是楚人的历史著作。据姜亮夫先生研究，屈原的祖先是莫敖——管天文、郊祀的官，懂得许多历史。屈原以楚之亲宗的身份作过三闾大夫这样的宗官（即后代之宗正，亦即屈家世守之莫敖），因此，他可能是楚国史官的继承者，如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作太史令一样。[⑨]这样看来，《天问》便是屈原以史官的身份所写的一部严肃而又特别的历史作品了。
《天问》所言历史，夏代最详，尤详于禹传子前后及夏初建国一段，约有二十多件，这大概与夏同楚的族源有关系。此外，《天问》记殷事十二三件，记周事仅八九件。这种厚古薄今的现象恐怕与北方史官文化的正统史学关系甚为密切。自清人刘梦鹏（有《屈子章句》，清乾隆年间藜清堂刊本）尤其是王国维，以出土之甲骨与《史记》、《天问》作“二重”比较研究，发现殷之先公、先王王亥、王恒、王季以来，《天问》作为一部巫官文化浓厚的历史作品，或如范文澜所说——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合流的一部杰作，才最终真相大白于天下。至于《九歌》、《招魂》，刘师培亦言：“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峰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⑩]不过，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天问》及《九歌》、《招魂》等篇章作进一步研究，其中可发掘的问题很多，如《天问》的“发问”式文体，就是一个较突出的课题。已有人从N·弗莱（NorthropFrye）所倡言的“文学人类学”方法予以注意。[(11)]这也应引起治史学史者的足够重视。
适应或向往新的大一统天下的出现，便产生了象《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之类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相结合的奇崛不经的历史地理著作。
《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列为数术略的刑法类，至《隋书·经籍志》因其多言山川地理，始入史部地理类。到《宋史·艺文志》则归为子部五行类，而清初的《四库总目提要》亦将其列在子部小说家类，以为是“最古之小说”。近代鲁迅先生认为是“盖古之巫书”。[(12)]《山海经》“无家可归”的命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远非那一门、那一类所能包容的。平心而论，《山海经》虽三万一千余字，但却包罗宏富，诸如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气象、宗教、神话、民俗、动物、植物、矿物、医药、水利、地质……等等，是一部难得的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录于传说、训典而非有心伪造；作者非一时一地一人，而意在“尊其所闻”。故其中有矛盾而未尝自改者，有史实而多杂神怪者。从《山海经》内容的复杂、广泛来看，很可能是云集燕齐的各国学人游士的见闻汇编。其中《海经》部分恐怕在战国初年的东方文化学术中心的稷下官学——如邹衍之徒七十六人那里已初具著作雏形。而《山经》部分如同《禹贡》一样，大概是战国中后期新的大一统趋势的产物，甚至比《禹贡》成书要晚。因此，它既积淀着华夏诸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史学传统，又集聚着万国殊域的民俗方物，更反映着新的历史要求。
《禹本纪》见称于《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华池’。……至《禹本纪》、《山海经》[据《论衡·说天》引太史公曰，当为《山经》]所有怪物，余敢言之也？”班固《汉书·张骞传》亦有此说。此外未见有引称《禹本纪》者。考《山海经》中《海内西经》与之所记大致相同，而《淮南子·地形训》大部分内容酷似今本《海经》的摘要。据此推测，《海经》及《地形训》恐怕来自《禹本纪》。大概刘向父子领校中秘图书时，把《山经》和《禹本纪》合编在一起，改题为《山海经》，这就是这个书名首见之于《艺文志》，也是《艺文志》不再著录《山经》和《禹本纪》的原因。
《穆天子传》是晋大康二年（281年）汲冢竹书中的一种，荀勖等隶写校定为六卷。荀勖《穆天子传序》云：“其书言同穆王游行之事，《春秋左传》[按：昭公十二年]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此书所记，则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盗骊禄耳三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两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因当年“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故今之传本并非史官原文，惟有若干段落较完整，可与今地印证。其卷一记“帝曰穆满”两次，是书名“穆天子”的原因。称传者，盖晋人所改，其记事多具月、日，可知书名当作“穆天子本纪”，乃编年之史志。近代以来学者研究证明，其中所言道理风俗，多与今之地望相合，它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周代与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及西北历史地理的编年史。
三
蒙文通先生指出：“到了战国时代，《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为诸子，便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引用一些历史故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至常常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故事加以改造，而使它离开历史的真实愈远。……诸子既由家史发展而来，诸子之学大盛，史学当然就渐衰替了。”[(13)]先生此说，本是不易之论，可是尚未引起治史学史者足够的注意，故今略为申论。
（一）史官性质的转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论：“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虽然战国时的史官多因袭西周以来的旧名，但其性质已逐渐发生了转变。西周史官分内史（右史）、太史（左史）两系，由于内史出入王府，为王近臣，负责掌书王命，所以职显权重。而太史则在西周晚期以后默默无闻，不见于青铜铭文。战国时代，秦有秩史、御史、内史、长史，赵有御史、内史、尹史、筮史、田部史，齐、魏、韩、燕皆有御史，楚国史官不详。[(14)]在这些有文献可考的“史”官中，秦之秩史是县属吏，置于考公时；长史是一种事务官。赵之尹史是占侯之官，筮史是占梦之官。秦、赵之内史，则多与财政有关。《史记·赵世家》教赵列侯“节财俭用”的内史徐越，其职掌就与财政有关。出土秦竹简《秦律十八种》中所抄专讲内史职务的法律条文《内史杂》十一则，内容大部分与库房、钱粮、苑囿关系密切，[(15)]说明战国时的内史已不在“掌书王命。”这一时期唯一与载籍有关的“史”官是御史，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及《滑稽列传》。而《秦律十八种》之《尉杂》则规定廷尉每年要到御史处核对刑律，表明御史是属于文秘性质的重要职官，并非专职撰述、记、注史书的史官。由于它与国君关系紧密，所以不久之后又发展为监察性质的职官。战国时代史官的分化以及职能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巨变，这恰恰是史学走向历史哲学的前兆。
（二）记注制度的废迟。司马迁的《史记》曾部分利用了秦的官史《秦记》，是他写《秦本记》的主要根据。[(16)]他在《六国年表序》中说：“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之王，表六中时事”。这部《秦记》应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官史。《六国年表》所记事迹，有许多不见于《史记》别篇的记载，正因为司马迁采录了《秦记》的原文。印证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大事记》，记载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止。这个很不完备的编年记事，其中有些只有年，没有事情记载好象秦昭王元年就是空白，有好几年亦没有记事情，但仍然是依年编次。虽然我们不敢强说《大事记》的竹简就是《秦记》，但起码它的写法同《秦记》有类似的地方，多数不载月日，可见当时史官惯用日记方式记事，而又过于简易，这正是所谓“断烂朝报”。晋代汲冢发现的魏国史官所记的《竹书纪年》亦有此种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不是原本，是经过明代学者整理的。不论是《今本竹书纪年》还是清人辑佚的《古本竹书纪年》，最早也是经晋人荀勖等人整理的。“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纪晋国，起自殇叔，次文候、昭候，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17)]据此可知其本名当为《晋春秋》或《魏春秋》。此外，《世本》十五篇，虽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18)]“已颇具文化史的性质”，[(18)]，但亦惜墨如金，记战国时事至为简略。古史传说，“君举必书”，而战国史官记事或不载日月，或虽照例编年却不记时事，难道真的无事可记吗？显然不是。风云际会，社会巨变，怎能无事可记？原因只能是史官失职所致。《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官书法不隐、直书其事的现象，每每见于春秋时代各国。孟子旧话新说，恐是有感而发。他感叹世无良史，因而希望能出现一部像《春秋》那样敢于口诛笔伐，为世道衰微辩其缘故的史书。[(20)]正由于当时史官职掌的转变以及书记制度的废迟，所以关于战国时代，没有像《左传》这样一部系统的史书。诚如顾炎武所言，从《左传》之终到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21)]
（三）秦火焚书。战国以来，不乏焚毁书籍的记载。如关于周室班爵禄的制度，孟子曾明确地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以致“其详不可得闻也”。[(22)]由于当时各国的史记都是以本国立场记事的，所以不免互相讥刺贬损。如赵惠王与秦昭王会于渑池，赵王鼓瑟，秦国的御史就写道：“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当秦王击缶的时候，赵国的御史则写道：“秦王为赵王击缶”。[(23)]所以秦灭六国之后，焚毁诸侯史记，这自然是意中的事。司马迁就曾慨叹道：“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24)]固然，秦火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如众所知，记载春秋史事的《国语》无论是左丘明的原纂本，还是战国初的汇集本，载八个诸侯国之事，独无秦语，按理也应在焚毁之列；同时六经、诸子也同样是在秦火之列，但到汉初司马迁作《史记》时，仍保存不少，而且以战国时代的作品为多。[(25)]相反，记战国时事的只有《战国策》一书，然系纵横家所习之读本，内容凌乱，且多悬拟之辞。另外，据章太炎《秦献记》讲，秦人很看重历史，而且秦亡时肖何入咸阳而抢收图书，但有机会阅读“石室金匮之书”，及“天下遗文古事”的司马迁，却仅见不具月日的《秦记》。这些事实说明，战国时史书其所以荡然无存，其根本原因不在秦火。
（四）权变、演说术故事的编辑。战国时代学者重视社会局势的变革，却不关心当代史的撰述。故辄采撷《春秋》及百家杂语，以分析古今成败之迹，为当时统治者提供借鉴。司马迁说：“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26)]刘向《别录》又说，《左传》由吴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按：《抄撮》即《铎氏微》），授虞卿”。[(27)]后来“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28)]所谓“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就是适应“近世”政治上的需要而将《春秋》分门别类地加以辑录，以为成败得失之借鉴。此外，“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29)]《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公孙固》十八章，乃“齐闵王失国，问之，（公孔）固陈古今成败也”。由此可知，战国以来的诸子已把历史作为一种范例的历史哲学，作为某种实用的指证或成败得失的教训，其目的都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历史经验和历史借鉴。
与战国游说之风盛行相适应的权变之书，更是把历史作为一种实际目的的演说术的作品。这就颇象B·克罗齐所说的那样“演说术或修辞学的历史”。这是一种以实际历史为前提，终究目的却是利用历史的讲述为手段或手段之一的实际活动。因此，“修辞性历史（把它叫作实用性历史更正确些）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即历史与实际目的，二者殊途同归，即实际活动”。[(30)]战国时代的百家诸子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为了驳倒反对派，都要游说诸侯。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中，出现了合纵连横的复杂斗争形势，纵横家在发动合纵连磺的斗争中，更是讲究游说。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辞搜集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和模仿。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原无书名）二十七章，有十章见于《战国策》，八章见于《史记》，除其重复，只有十一章著录过，其余十六章都是佚书。这二十七章文献包括书信、游说辞、对话记录等，有专门记言的，有记言兼记事的，还有记言记事并附议论的，绝大多数篇章均无作者或游说者的姓名。其编排次序杂乱无章，不按时间先后，有几篇已残缺不全，内容不能十分明了。此外个别错字的脱落之处，也未易一一订证，甚至有几段文字被抄书者颠倒了位置。[(31)]由此可见，这由竹书转抄过来的帛书，是秦汉之际编辑的一部“长短纵横”之学言论的选本。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曾说：“臣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32)]所谓《长书》、《修书》，当是《短长书》的简称，“短长”就是纵横权变的意思。所以司马迁说“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33)]这些权变故事，原本是游说之士练习游说用的脚本，对于历史事件的具体经过往往交代不清，有的只约略叙述到游说的经过和游说的结果，因而，其中不免夸张扩大，甚至假托虚拟。涉及到历史事实方面，有的出于传面，有的出入传闻不同，记载有出入；有的就随意虚拟悬想，根本不顾历史的真实性。如苏秦、张仪游说各国合纵连横的长篇说辞，就属于这种性质。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战国部分，由于史料上存在着如此复杂矛盾的现象，记载就比较紊乱，存在着不少错误。总之，就这些“权变”故事的性质而言，显然是属于诸子的范畴。若与《韩非子》（本亦权变故事集）、《吕氏春秋》诸子书相比，其性质和内容大体相同或接近（如《韩非子·说林上》其中战国故事有十六节，与《战国策》相同的就有九节之多）。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战国史籍汇编的《战国策》，其性质却是诸子权变学的结集，恰恰证明战国中晚期以来随着诸子哲学的兴盛而史学走向衰落。司马迁说：“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4)]也说明战国时代“诸侯相兼，史记放绝”，[(35)]没有什么史书可供采撷，而要撰写战国时事，只能从诸子的权变故事中拾遗排比，这正是史学走向衰替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注释：
① ⑤ (1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14、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刘乃寅：《中国历史编纂的起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
③丁山：《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第225页，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
④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⑥赵光贤：《古史考辨》，第18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⑦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第3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⑧姚鼐：《惜抱轩文集》卷5《辨郑语》。
⑨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修订本），第29页、第94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
⑩刘师培：《论文杂记四》。
(11)饶宗颐：《〈天问〉文体的源流》，《选堂集林》史林上，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3)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今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第15页，巴蜀书社，1987年。
(14)主要依据明代董说原著，缪文远订补：《七国考订补》卷一《职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4－109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
(16)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六二《秦纪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
(17)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18)《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
(20)刘节：《中国史学史稿》，第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22)《孟子·万章下》。
(2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4) (26) (28) (29)《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25)参看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有关章节。
(27)《左传》杜预《序》孔颖达疏引。
(30)[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31)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
(32)刘向：《战国策书录》。
(33) (34)）《史记·六国年表序》。
(35)《史记·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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