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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 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3-0104-08
一、乾嘉考据学家之宋学背景
清代考据学盛于乾嘉时期，然追溯其在清初之源流，则一般认为与顾炎武等人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即汪中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①。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学术宗尚方面虽汉宋兼采，但也各有所主，业师孙钦善先生综论顾、黄、王三人曰：
从总的思想倾向看，王夫之和顾、黄一样，也是反对宋明理学的。但细分起来，三人还有些差别，即：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黄宗羲修正陆、王，反对程、朱；王夫之则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②
也就是说，顾、黄、王诸人，无论其宗程朱抑或宗陆王，其根柢皆为宋明理学系统中人物。同时之张尔岐，其学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③。至乾嘉考据学家，自惠栋始，师法汉儒，标举“汉学”，排斥宋学，几与宋儒划清界限，此世人皆知。然细考其学术渊源，实与宋学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少学者有宋学背景，此则或为时人隐而讳之，或为后人所忽略不道。
例如，惠栋是高举“汉学”大旗的第一人，对宋代经学大加排斥，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但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即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而江永、戴震之学，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学烙印，江氏有《近思录集注》14卷，《河洛精蕴》9卷等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戴震虽然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但不废性理，以闻道为治学之终极目标。章学诚明言“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⑤。又如王昶“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则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阳明诸家”⑥。其从清军征川藏，襄赞机务，战事结束，“大兵久撤，幕府清闲，乃借《性理大全》、《语类》、《或问》、《王文成公集》读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⑦。又如卢文弨为桑调元婿，其自述称“弱冠执经于桑弢甫先生之门，闻先生说《中庸》大义，支分节解，纲举目张，而中间脉络无不通贯融洽，先生固以为所得于朱子者如是。盖先生少师事姚江劳麟书(史)先生，劳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所言皆见道之言，虽生阳明之里，余焰犹炽，而独卓然不为异说所惑”⑧。然则卢氏之学，初亦为宋学根底。又如邵晋涵，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详论其学术宗旨在宋学而不在于汉学。⑨刘台拱“十岁，心慕理学，尝于其居设宋五子位，朝夕礼之，出入里闬，目不旁睐，时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从同里王君雒师学，及见王予中、朱止泉两先生书，遂笃志程、朱之学”⑩。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无论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儒，虽然对朱子多有讥讽，对宋代经学与理学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宋儒立身致行之学并不否定，且见诸行事。当时并未出现“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状态，有之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皮锡瑞论曰：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摋。(11)
因此，乾嘉考据学家一方面坚主汉学，反对宋学；但同时对宋儒修身诚意之学并未全盘抹杀。惠栋曾说：“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2)后人执此言以为惠栋不反理学，实际上惠氏所指理学指宋儒修身诚意之学。换言之，即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即他所谓“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一，非学也”(13)。此语可以认为是惠栋对上句话的最好注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的弊端。(14)这正是惠栋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宗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将“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书为楹联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释。明白此旨，我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言行，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乾嘉学者“实事求是”之局限
《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乾嘉考据学家远承汉儒，以“实事求是”为宗主，将其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如卢文弨评价戴震之学“精诣独造，以求至是之归”(15)。钱大昕更是大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6)。实事求是遂成为他们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当时学者，最喜将训诂考据之实与空衍义理之虚相比较。如凌廷堪云：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17)
同时阮元也有相类似的论述，阮氏云：
《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18)
在乾嘉学者看来，其所谓“实事求是”，所针对的是科举时文之虚、理学玄谈之虚、佛道异端之虚与好名务奇之虚。即凌廷堪所谓“伪士不可以乱真儒也，犹之鱼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虚声不可以紊实学也，犹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珏也”(19)。换言之，“实事求是之学”亦即“实学”，治经训诂，求学闻道，进而可推广至经国安邦，扶世济民。如阮元于嘉庆八年杭州奉御批云：“经济必从典谟中推求，无不可办之事。”(20)考经研史，有益于世，这是从帝王至考据学家一致的观点。
但乾嘉学者言言有考、字字有据的“实事求是”之学，实际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他们的“实事求是”是建立在对孔、孟与《五经》完全信赖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建立在对汉儒尤其是东汉如许慎、郑玄诸人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
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为“万世教科书”，圣人的权威与地位不容挑战与怀疑。乾嘉学者对诸经与旧注笼统视为同一思想体系来相互引证阐释。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引用《易》、《诗》、《乐记》、《中庸》、《大学》、《论》、《孟》及郑玄、许慎之说相互疏通证明，但这些书非成于一时，其思想意识各自不同，且诸书“理”字有其专义，并非同一意义上的哲学含义。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言，“实际上不但六经之间，经注之间的思想内容不尽相同，就是孔孟的思想也是各有其特点的，决不应混同”。(21)
又如对于《诗经》的研究，乾嘉学者多遵从《毛传》与《郑笺》，视其为周公、文王教化之典谟。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诱”《毛传》训为“道”，欧阳修释为“挑诱”，深得风人之旨。然戴震《毛诗补传》卷二谓“怀春者，设言女之情。诱之者，托言己之愿。……其吉士好色而不至于淫，其女子含贞一而不可犯干。诗于善兼之矣。”(22)钱大昕谓“言贞女有洁清之操，士当以六礼导行之”(23)。此种解释，较之欧阳修与明代公安、竟陵诸家，以解“五七言”之法而读《诗经》，更是一种曲解与退步，当然从经学史的层面而言，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乾嘉学者溯源而上，求儒学之本根，他们认为汉儒训诂释解，学有师承，去古未远，的然可信。如惠栋论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24)
又钱大昕论云：
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25)
钱氏还认为，东汉复不若西汉经学之可信，其论《春秋》曰：
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西京去古未远，犹有传其学者，今所存唯东汉诸儒之说，而《春秋》之微言绝矣。(26)
孙星衍所论较钱氏为更详，他指出汉儒承上启下的重要性与其存古之功。其云：
汉代诸儒，承秦绝学之后，传授经文经义，去古不远，皆得七十子之传，若伏生、郑康成，其功在经学绝续之际，较七十子为难，又迥在唐宋诸儒之上。(27)
经学与汉儒的权威性不可动摇，则乾嘉学者治学，势必依经释解，缘汉儒之说为说，虽然在训诂考据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对汉儒之说多所纠正，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保守的而不是开放的。他们打碎了宋明理学的枷锁，抛弃了宋儒所维护之“道统”；但他们又戴上了汉儒经学的枷锁，维护着另一种“道统”。孙钦善先生曾论顾炎武曰：
他宗宋儒，法孔孟，带有卫道气息，排斥叛逆精神，远不如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开明。这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清代正统考据学派中，一直沿袭下去。(28)
先生此言良是，无论是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还是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家，在思想上皆不具有梁启超所比喻的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性质，皆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而其“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在膜拜《六经》、尊崇汉儒前提下的先验论而已。但无论如何，其治经诂字方面，因音求义，讲求本根，追源穷委，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其重知重行，不尚凿空、甘于寂寞的治学的态度；其不重玄谈，“寓义理于训诂之中”的治学理念；以及颠覆宋明理学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与经术治国的观念思想等，都给了后人以极大的影响。
三、著述难为稻粱谋
乾嘉考据学兴盛，世人推论其因，多归之于清廷禁书与文字狱所致。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话语言，后人常以为信史而引证之。陈寅恪曾谓清代史学不振，“未可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其论甚伟。然究其原因，陈氏复以为“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29)依陈氏之说，则当时考据学家皆利禄之徒如汉代治经者，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者也。然如详辨当时考据家之情状，即知此说为不然。
即以科举功名而论，乾嘉时考据学家多功名黯然，屡败科场，其求生之手段，或入幕府，或修志书，生活无助，常困衣食者，在在而有，比比皆是。乾嘉学者多不擅时文，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所列诸人而言，掇巍科者，以金榜为最，其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及第，其次则王鸣盛为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江德量为乾隆四十五年恩科汪如洋榜、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恩科石韫玉榜一甲第二名及第，卢文弨为乾隆十七年恩科秦大士榜一甲第三名及第，余则邵晋涵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会试第一名，然殿试在二甲第三十名。他如钱大昕、王昶、朱筠、武亿等中进士者，皆在二、三甲之列，若戴震之进士名，乃清高宗之所赐。即金榜、江德量、卢文弨，虽名在三甲，然或早退林下，或著述为业，仕宦皆不显赫，更无财富利禄之可言。
他若江永、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汪中、江藩、臧庸等，则或屡败科场，或绝意不为时文以终其身。惠栋乡试，因用《汉书》见黜。江永乃一代通儒，且其所编《乡党图考》、《四书典林》，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又乾隆元年举博学鸿儒科，沈彤被荐入京。全祖望评曰：“君平生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轻下笔，几几有含毫腐颖之风，予以为非场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赋至夜半，不及成诗而出。”(30)又胡虔记“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31)清季李慈铭曾论曰：“盖汉儒之经学，为利禄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驰，宜其愈上而愈困也。”(32)乾嘉诸儒，虽治汉学，然与汉时学术与时代皆不相同，诸人皆注全力于经史，则场屋文字不时作，比至考场，自然生疏；又科举时文，皆须烂熟《四书》朱注之类，而诸人又不喜朱子，则其落选也必矣。
乾嘉考据学家既举业无望，则其仕途之坎坷可知，李慈铭曾论之甚详。其曰：
呜呼!汉人传经，时主所好，专门授业，多致通显，上为帝师，次典秘籍。故或贿改夫漆书，或争论于讲殿，桓荣以车马夸稽古，夏侯以青紫诱明经。士风景从，犹非无故。下至宋之谈礼，宗庙以为号；明之讲学，朝廷畏其党。习俗之靡，尚缘势利。若我朝诸儒之为汉学也，则违忤时好，见弃众议，学校不以是为讲，科第不以是为取。其初开国草昧，朴学椎轮，则亭林以遗民终，潜邱以布衣死。西河、竹垞，老籍词赋，暂陪承明，旋即废退。东樵献书，仍沦草莽；玉林著述，不出里闬。吴江二长，朱长孺、陈长发。鄞江二万，青衿饰终，黄馘就木。而渊源宋儒者，二曲布衣，关中讲学，亲屈万乘，宠以大儒。潜庵、松阳，互标朱、陆，生为羽仪，殁邀俎豆。安溪以其政事，缘饰儒风，揣摩当宁，宗尚紫阳，位极鼎台，久枋国政。江阴、高安，相为提挈；榕城继席，名位益隆。望溪起于俘囚，久居讲幄；漳浦擢自闲废，遂为帝师。此则汉、宋相形，遭遇胜负，已可知矣。
高宗盛时，首辟经学，荐书两上，鹤车四出。然得官者五人：顾、陈、吴、梁，仅拜虚秩；当涂入馆，更以年例。而诸公亦皆学参汉、宋，未号专家。当时海内宗师，松崖一老，征舆未上，坛席已除。都讲弟子，仲林、艮庭，槁项卒世。婺源江君，学究天人，东南两星，与惠相望，沈沦胄序，久晦少微。高弟戴、金，最为首出。檠斋得膺上弟，旋复杜门；东原晚际昌时，公车入省校书，恩例超授翰林，天不慭年，终于吉士。至于开四库，求遗书，尤国朝儒林之一大际会也。笥河发其议，晓岚总其功，东原既以兹通籍，南江复由此升庸。然两君以外，寂无徵焉。竹汀、西庄，清华通贵，而一谪九列，一终少端，皆盛年挂冠，著书林下，淡泊之操，鼎峙抱经。而歙有辅之，岱有众仲，词臣五隐，咸畅醇风，尽瘁简编，何关人事。其继掇巍科者，渊如、北江，一沈俗吏，一为戍兵，虽践金门，终饱蟫橐。吾乡瑶圃邵氏，左官投劾，声华尤闇。石渠以名臣之子，早著才称，而词曹不终，豸冠终斥。芝田、颐谷，未久西台。而懋堂、珍艺、十兰、二谷，桂未谷、武虚谷。以俗吏终矣；次仲、端临、易田、阶平，以教官终矣；溉亭、小雅、孝臣，以进士终矣；雕菰、辰叔以举人，容甫、可庵、郑堂、璞园，且以诸生终矣。笥河于乾嘉儒术为首功，而微罪贬秩，一蹶不正。其弟文正公，颇持宋学，遂跻三公。其最以儒学显用于时，河间、仪徵两文达耳。而河间毕生书馆，勤于其职，及拜协揆，逾旬而殉；仪徵历官使相，未尝一日当国，皆不能剡扬素风，汲引同类。稍得志者，惟嘉庆己未一科，仪徵主试，大兴听从，幸逢翩翩，多班玉笋，论者谓此科得人，逾于乾隆鸿博。然惟龙首姚公、探花王公文僖、文简，皆长春官。其余则恭甫一列词垣，告归不出；兰皋户部，十年不迁。皋闻始列庶常，几于废黜；周生沈于兵曹，春桥胡氏秉虔。没于郡佐。山尊稍以词章，得跻侍从，终亦不振。嗣是而降，大雅云亡。兰坡、墨庄，稍为后出，并跻馆职，未结主知，一退老于名山，一积劳于闽海。武进二申，李申耆、刘申甫。心壶、竹村，各述所传，位不称学。他若匪石、涧薲、简庄、拜经、晓楼、硕父之终身席帽，连惓牗下者，更如书中蠹鱼，听其自生自灭而已。即以吾浙言之，仁和诸赵，德清诸徐，临海诸洪，谈经之窟也。鹿泉致位八坐，帖括所传，或在人口；而谷林、宽夫、心田、筠轩诸先生，今犹有知其姓氏者耶!嘉兴之李，次白氏贻德。仁和之二梁，谏庵玉绳、夬庵履绳。萧山之王、谷塍氏宗炎。之徐、北溟氏鲲。之汪，苏潭氏继培。上虞之王，汾泉氏煦。归安之严，铁桥氏可均、鸥盟氏杰。仁和之翟、晴川氏灏。之孙，雨人氏同元。临海之金，诚园氏鹗。此皆著述之卓然者，而乡评校议尚及其人耶!尤可异者，萧山王氏绍兰，位望通显，罢官之后，所作满家，训义邃精，几颉惠、戴，而越人仅贵之为中丞，未尝尊之为学者。
呜呼!由斯以观，诸君子之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诎，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岂操戈树帜，挟策踞座，号召门徒，鼓动声气，呶呶陆、王之异辞，津津程、朱之弃唾者所可同年语哉!(33)
从李氏所论可知，尽管在乾隆中叶的科举考试中，对通经之士有所重视，但毕竟性理论为首选标准。清代考据学家不仅不能与汉儒较其同异，亦不能与清代尊奉宋学者比其优劣。其既出身贫贱，又不擅时文，更不善钻营，日事读书，拙于生计，则穷困潦倒也固矣。考据学虽为一时显学，但并未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裕如与富足。“著书难为稻粱谋”，方为他们一生真实之写照!
四、乾嘉考据学家之事功之学
古人所谓事功之学，亦称经济之学，经世济民之学。后人每谓清儒终日埋于故纸堆中以求活，于世无补，于国无益，故无事功之学。又或谓其缅颜事清，贪残污秽，了不知耻，如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斥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刘逢禄、宋翔凤诸人者然。但细考之事实，则知其说亦不然矣。今举之如下：
前已论之，乾嘉学者科举仕宦虽不如治宋学者显赫，但入中枢、统方面者，亦有其人，如纪昀、王引之与阮元等，纪氏历官至礼部尚书，其一生最重者为主持四库馆事；王引之官至礼、工、吏部尚书，为官清整，深得倚重，嘉庆帝称其“敢言人所不敢言”(34)；阮元历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所在修政去弊，兴学育教，驱除边患，禁绝鸦片，其功甚伟。直言极谏者，莫若王念孙、洪亮吉。王氏密劾和坤，为国除奸，时人称其为“和鸾鸣凤”；洪氏《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声震中外，终遭戍边，与王氏后先辉映。他如王昶之从征西南，襄赞为多，后官刑部侍郎，熟于兵事刑法；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精于治理钱粮；郝懿行、胡培翚虽仅官户部主事，然其精于吏法，以能著称。至为州官者，有汪辉祖官道州知州，李文藻官桂林同知，汪喜孙官怀庆府知府，张澍官临江通判，朱绪曾官台州府同知，庄炘官兴安府知府，郑方坤官武定知府，胡秉虔官丹噶尔同知，胡承珙官台湾道等。为县令者，有段玉裁官巫山知县，邢澍官长兴知县，周春官广西岑溪知县，洪颐煊官新兴知县，钱东垣官上虞知县，桂馥官永平知县，武亿官博山知县，丁履恒官肥城知县等。除段氏有贪残之讥外，余皆所在有政声，多令誉，不愧清廉明正之官也。
从事文化教育之职，在四库馆中出力尤著者，则有戴震、周永年、余集、邵晋涵、杨昌霖、金榜、曾燠、任大椿、李潢、洪梧、孙希旦诸人。官至学政者有惠士奇、卢文弨、朱筠、钱大昕等。士奇在粤六年，深得人心；朱氏任安徽学政，教诸生治古学，又上疏请辑《永乐大典》，启修《四库全书》之轴；卢氏任湖南学政，以越职为学子请命而遭左迁，晚年职教书院，乐育英才；钱氏为广东学政，门下人才辈出，归里后掌教书院，地方大吏，每遇大事，辄咨询，莫不满意而去。官府州县学教职者，如凌廷为宁国府学教授，钱塘为江宁府学教授，戚学标为宁波府学教授，沈钦韩为宁国府学训导，翟灏为衢州府学教授，刘台拱为丹徒县学训导，严可均为建德县学教谕，宋绵初为清河县训导，汪莱为石埭县训导等。亦莫不振兴文教，砥砺风气，勤勤恳恳，恪尽其职矣。受朝廷征召者，如顾栋高、惠栋、沈彤之举博学鸿词，江声、陈鳣、钱大昭、胡虔之举孝廉方正，虽有中有不中，然皆学有渊源、识高品粹也。
虽仕即旋或终身不仕者，如江永之处里党，以孝悌仁让为先，人多化之。又尝劝乡人输谷立社仓，行之三十年，一乡之人不知有饥馑。余如沈大成、余萧客、汪中、汪元亮、孔广森、厉鄂、吴骞、袁廷梼、鲍廷博、黄丕列、顾广圻、钱坫、朱骏声、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钮树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马氏兄弟曰管、曰璐，李氏兄弟富孙、遇孙，梁氏兄弟玉绳、履绳，臧庸等，亦皆为乡里表率，士中贤人。其虽不能以经术饰吏事，所谓“以夙昔经术，发为经济，移孝作忠，为当代名臣”，(35)然亦非消极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论其志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36)当时学者之心，亦多如之。
此可见，乾嘉考据学家绝非隐士，更非因惧祸而逃避现实，这其中以焦循的言行最为典型。焦氏称自己“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时时静察夫民之情”(37)。由于身体的原因，焦氏并未积极入仕，而是以多疾之躯治《易》，自称“余以病家处者十年，每莎笠短衣，与一二佃客杂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谓非尝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为隐于舟者”。(38)在谈到反对隐的理由时，焦氏说：
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有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称隐，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不必隐。许由、巢父、沮溺、荷莜丈人、东郭平原、朱桃椎、仲长统之流耳，自负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巢父、许由必不能治鸿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驱猛兽、成《春秋》以惧乱臣贼子；四皓、严光必不能与萧、曹、邓、寇并立功勋。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管，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隐，不隐者也。故曰：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也!(39)
焦循以治世致用为标准，打破了以隐为高尚的传统观念，讥刺自古以来的隐逸之士是“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乾嘉学者无论仕与不仕，都反对消极隐遁，焦氏此语足以代表他们的心理。
王念孙谓“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40)，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则既决于其人，亦决于其时。乾嘉诸儒，处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跃马，立万世之功而彪炳史册；亦不能徜徉林下，托故国之思，以歆动后人。然上列诸人，居官尽职，处里必贤，较宋学人物如清初以来熊赐履、李光地、方苞诸人之假道学，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后人每谓其畏祸自全，消极避世，埋头古籍，无关民生；甚或以为其误国误民，导致晚清科技不兴，落后挨打，并戴以“落后”、“琐碎”、“务虚”、“反动”等帽子，此可谓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绳古人的典型心理。
综前所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与衰微，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也有其学术内部发展的自身演化脉络。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面对清代遍布南北的考据学家和他们插架森森的著作，很少有人愿意读完一部他们的著述，在他们训诂考据的词语密林中，认真寻觅他们的思想火花与真知别解。因此，从当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走过了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学术界仍未摆脱如江藩、方东树、皮锡瑞、章炳麟、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等人的认识与评价，甚至对他们明显的误说偏见，也仍坚执为确说真解，屡屡引证，据为典要。我们认为，如果对乾嘉考据学家的思想与学术做不到梳理釐清与深入研究，则对近现代学术界的探究，也无法做到导源穷委，剖析肌理，因为近百年的学术界，与乾嘉考据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系联。
注释：
①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35《汪容甫墓志铭》引汪中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0页。
②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86—887页。
③钱载：《张处士尔歧墓表》，见《碑传集》，第11册，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75页。
④王昶：《春融堂集》，卷22《为顾秀才千里广圻题其兄抱沖小读书堆图》，《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37册，第587页。
⑤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⑥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传集》卷36，第3册，第1063页。
⑦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7页。
⑧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卷1《中庸图说序》，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页。
⑨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碑传集》，卷50，第4册，第1415—1418页。
⑩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二集》，卷2《刘端临先生墓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揅经室集》本，上册第399—400页。
(11)皮锡瑞撰，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13—314页。
(12)惠栋：《九曜斋笔记》卷2“汉宋”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13)惠栋：《九曜斋笔记》卷2“趋庭录”条，清《聚学轩丛书》本。
(14)惠栋撰，漆永祥整理：《松崖文钞》，卷2《沈君果堂墓志铭》，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6年版《东吴三惠诗文集》本，第345页。
(15)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抱经堂文集》，卷6《〈戴氏遗书〉序》，第74页。
(16)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25《卢氏〈群书拾补〉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21页。
(17)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状》，第317页。
(18)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揅经室集》下册，第687—688页。
(19)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4《辨学》，第34页。
(20)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嘉庆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4页。
(2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第987页。
(22)《戴震全集》，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75页。
(23)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6《答问三》，第72页。
(24)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清省吾堂刊本。
(25)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24《臧玉琳〈经义杂识〉序》，第391页。
(26)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9《答问》六，第122页。
(27)孙星衍撰，骈宇骞点校：《岱南阁集》，卷1《咨请会奏置立伏郑博士议》，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1页。
(28)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第868页。
(2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9页。
(30)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鲒埼亭集内编》卷20《沈果堂墓版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全祖望集彙校集注》本，上册，第361页。
(31)胡虔：《杮叶轩笔记》，《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58册，第38页。
(32)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光绪丙子二月初五日《鹤征录》，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6页。
(33)李慈铭撰，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同治甲子四月初二日《戴氏遗书》，第1026—1028页。
(34)徐珂编：《清稗类钞·谏诤类·王文简谏圆明园增防事》，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本，第1504页。
(35)钱大昕撰，吕友仁标校：《潜研堂文集》，卷26《味经窝类稿序》，第433页。
(36)汪中：《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台北：广文书局1970 年缩印本，第14b页。
(37)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17《送吴生序》，扬州：广陵书社2009年版《焦循诗文集》本，第318页。
(38)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17《〈舟隐图〉序》，上册，第322页。
(39)焦循著，刘建臻点校：《雕菰集》，卷7《非隐》，上册，第126页。
(40)臧庸：《拜经文集》，卷3《与王怀祖观察书》引王念孙语，《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91册，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