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1]2012年在《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到2009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在我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开始凸显：比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尽管2009年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制造业大多数处于国际分工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而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我国总体上缺乏核心技术和领军人才；第叁产业发展相对整体经济发展滞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等。由此,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核心,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普遍经验表明,经济要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要以市场为导向的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为支撑,而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密切配合是完成结构转换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金融资本的介入,规模经济、技术手段的大规模更新等很难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也无法顺利实现。其中,资本市场以其所具有的资本形成、集聚、配置等功能,已经成为实现科技与资本融合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自我国股票市场成立以来,通过股票市场的融资额总体上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股票融资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路径。我国股票市场的融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如何?股票市场融资是否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不仅有助于厘清学术界对于股票市场特殊功能的认识,更有助于领导决策,对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股票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细化的研究。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股票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其特点,这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乃至宏观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实际参考价值。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做到定性与定量方法、规范与实证方法相结合。规范研究方面,论文首先介绍了股票融资、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通过阐述股票市场融资功能,分析股票融资促进产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一方面采用统计、对比等方法对我国的股票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用资本配置模型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资本配置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我国股票市场资本配置与地区间资本配置的现状,同时运用线性方程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进行回归分析,以增强论文研究的可信性和科学性。本文从我国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出发,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论文的思路是：首先,通过相关理论的梳理和国内外文献综述,对企业的融资路径及其特点进行比较分析,运用整体与部分的数学思想,确定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关联程度的大小。其次,由于股票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对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分析。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变迁会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进而会对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效果产生影响；IP0和再融资作为股票市场融资的重要方式,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上表现出各自的特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和产业结构都表现出了地区差异,不同区域内的企业融资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会表现出差异；股票市场具有周期性,我们有必要考察周期性对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我们分别从不同发行制度的视角、不同融资方式的视角、不同区域的视角和股市不同周期的视角,研究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还有,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未来产业政策扶持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单独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股权融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影响。最后,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进行总结,提出股票融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思考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第一部分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是相关概念界定,界定了论文中有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第叁部分是融资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的介绍；第四部分是本文研究结构、方法；第五部分是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从国外文献综述、国内文献综述两个方面对与论文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并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简单评述。第叁章是股票市场的功能与产业结构调整。第一部分是股票市场功能的介绍；第二部分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演变过程以及每个过程所表现的特点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第叁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的综合性功能进行分析。第四章是不同融资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一部分是我国企业融资路径选择,阐述我国企业不同的融资路径及其各自的特点；第二部分分析了不同融资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第叁部分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协整检验两步法对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程度进行分析,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叁种融资路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以判断不同融资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大小；第四部分是对本章进行小结。第五章是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不同发行制度的视角。这一章主要分析不同发行制度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一部分是股票发行制度的类型和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分析股票发行制度对股票融资功能的影响；第叁部分从定性角度分析不同发行制度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的路径；第四部分是不同发行制度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分析了审批制和核准制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核准制中的通道制和保荐制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后是本章小结。第六章是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不同融资方式的视角。这一章主要分析不同股票融资方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一部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股票融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第二部分是首次公开募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首先介绍IPO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其次是IPO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叁部分是再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介绍再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对再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投资方向变更现象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章小结。第七章是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不同区域的视角。这一章主要分析股票融资对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一部分对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分析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特点；第叁部分是股票市场地区融资差异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分析不同地区融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其次对股票市场地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本章小结。第八章是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股市不同周期阶段的视角。这一章主要分析不同股市周期下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一部分阐述和分析了股票市场周期的衡量及其特征；第二部分介绍股票市场周期转换的理论解释并分析我国股票市场不同周期阶段股票融资特点；第叁部分按照严武等(2006)基于商业周期划分方法发展起来的BP“转折点确认程序”分析方法,将1991年2月至2011年12月的我国股票市场划分为五个牛市、五个熊市阶段,实证分析我国股市不同周期阶段的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第四部分是本章小结,并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解释。第九章是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升级标志的视角。第一部分阐述高新技术产业的含义和划分；第二部分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发展的制约因素；第叁部分对股票融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章小结。第十章是结论及政策思考。第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结论。第二部分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多层次、多角度建立中国资本市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保证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健康发展,并且积极稳妥地推动新叁板市场的建立；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必须坚持新股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注重市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协调各种再融资方式的发展,提高股权融资的成本,积极推进债券市场的发展,提高再融资的效率,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突出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地位,重视创业板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平衡区域融资,在企业进行上市审核时,管理层应该注意区域因素的影响。对于东部地区的公司提高上市的标准,对中西部则适当降低上市的门槛。对于上市资源的分配,政策上对中西部予以一定的照顾。第叁部分阐述未来的研究发向。本文的主要观点是：(1)股票市场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度的关联度最高,债券市场次之,银行中长期贷款市场最低。(2)我国股票发行制度由审批制向核准制发展、由通道制向保荐制发展,减少了对股票市场的行政干预、注重用市场因素调节经济,IP0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显着,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影响也是如此。(3)在不受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干预的情况下,IP0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0.784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0.120个百分点；再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1.794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0.238个百分点。在受我国“五年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前提下(即受“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干预),IPO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2.066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0.771个百分点；再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2.091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2.165个百分点。若是在受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干预的情况下,IPO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1.760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0.158个百分点；再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1.725个百分点,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率提高0.311个百分点。(3)高产业结构升级率组各地区的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消极的,中产业结构升级率组和低产业结构升级率组各地区的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着的影响；东部地区的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反向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但中部地区的作用程度略高于西部地区；低融资率组各地区的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着,而高融资率组和中融资率组各地区的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负相关关系。(5)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熊市中,股票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7.37个百分点；牛市中,股票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率提高6.31个百分点。
李军[2]2003年在《论证券市场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我国各产业的结构也逐渐趋于合理，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优化升级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比如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叁产业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内部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等。而我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难点，比如国家进行资产增量调整的能力有限，难以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资产存量的调整受新旧经济体制转轨磨合过程的影响，难度很大；投资体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存在很多缺陷等。 证券市场的出现，创造了一个金融与微观主体的投资活动直接相联系的机制，企业扩张需要低风险和低成本的外源资本，证券发行和把证券出售给投资者的市场对于企业积累和配置资本来说必不可少，证券市场使企业摆脱了对银行融资的过度依赖实现了融资选择的多样化，证券市场把产业中具有发展潜力有成长业绩的企业挑选出来，通过证券融资使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扶持产业内的核心企业促进了产业成长。由此可见，充分的发挥证券市场功能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产业发展，使我国彻底扭转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产业结构极不合理的局面，使各产业发展趋向协调。 虽然证券市场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现行的证券市场中，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还很低，还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从本质上讲，我国证券市场只是一个“增量”资本市场，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本课题正是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与产业结构的现状，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着重探讨我国现阶段证券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制约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利于我国证券市场更好的发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王兰军[3]2002年在《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的客观规律，并尝试探讨运用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的客观规律促进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股票市场制度创新对策。一论文分为理论研究与探讨、实证分析与现状评述、理论应用与对策思考叁大部分，共9章约15万字。第一部分理论研究与探讨。此部分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主要从股票市场功能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与争论出发，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设计并论证了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的客观规律。第一章主要是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股票市场功能研究的现状和争论，得出了对股票市场功能的研究亟待深化的结论。内容包括：（1）国外关于股票市场功能研究的现状。国外对股票市场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国外对于股票市场的功能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①以帕加罗（Pagano）、格利和肖（Gurley&Shaw）、阿替勒和约凡诺维克（Atie&Jovanovie）、肯特和利文（Kunt&Levine）博伊德和斯密（Boyd&Smith）等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学家，主要从股票市场的融资能力、流动性、规模等角度研究股票市场对资本形成的作用，认为股票市场有利于加速资本的形成，从而能够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②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迈耶（Colin Mayer）、哈里斯（Richard Harris）、哈里斯特和德米雷德斯（Arestis&Demetriades）为代表的经济金融学家则认为股票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认为股票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根本不能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2）国内关于股票市场功能的说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十分混乱，理论界和证券实业部门仍在争论之中。国内对于股票市场功能的认识存在分歧的主要的原因是：①对股票市场的基本范畴界定不统一、认识不清楚；②不考虑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和成长阶段，盲目照搬西方股票市场发达国家的理论。<WP=3>（3）结论：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理论界和证券实业部门对于股票市场功能的研究不仅存在分歧，而且明显滞后于各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实践；中国股票市场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更为复杂；对中国股票市场功能的研究亟待深化。第二章 股票市场功能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本章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介绍出发，尝试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论证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主要内容包括：（1）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基本范畴、理论框架；（2）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比较；（3）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详细论述了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①诱致性制度变迁促成了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②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了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壮大；③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交互作用，共同推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壮大、健康运行。第叁章 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模型。本章从股票市场主体的行为假设前提出发，设计并论证了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模型。主要内容包括：（1）在综述国外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行为假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在现代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因素制约下形成的、具有“有限自利、有限理性、有限自律”基本特征的“经济人”。（2）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模型，主要内容是：股票市场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决定股票市场功能的发挥；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的规律是循序渐进、逐步演化；所以，我国股票市场的功能也是渐次演进的。第四章 中国股票市场功能的理论研究，本章从股票市场功能研究的基本范畴界定出发，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功能、综合性功能以及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的一般规律，主要内容包括：（1）界定了股票市场功能研究的基本范畴，包括：股份制度、股份公司与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与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功能的含义与分类。（2）论述了股票市场的基础性功能：提供直接投融资渠道和途径，促进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提供流动性，分散投融资风险的功能；风险资产定价功能；促进企业产权重新组合的功能；积累财富的功能。（3）<WP=4>论述了股票市场的综合性功能：促进增量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增量资源的优化配置；监控和筛选企业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存量资本优化重组，实现存量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国民经济“晴雨表”功能；我国特有的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功能。（4）论证了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的一般规律——从基础性功能逐步发展到综合性功能。第二部分实证分析与现状评述。此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主要对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与功能演进的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我国股票市场功能发挥、功能演进的现状作出了评价。第五章 我国?
陶虎[4]2003年在《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分析》文中提出证券监管制度是指政府及其监管部门以消除证券市场失灵为目的，遵从控制市场风险、保护市场行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则，依据国家的有关基本法律，制定的相应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并据此对证券市场的各个层面进行监督和管理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的总称。它一般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来实施，这实际上是一个强制的规则，迫使被监管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企业)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点上进行生产，最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作为理性的企业并不会被动地接受政府的监管——这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总会采取种种办法来逃避监管，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往往导致政府的监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幻多端，致使政府的目标难以奏效，甚至事与愿违。因此，必须权衡证券监管的利弊，考察证券监管可能带来的成本，也就是说，要衡量证券监管制度的效率。 证券监管制度的制定与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同时还需要关注监管制度的实施结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监管制度本身运行所需要的成本及其所带来的效益，本文称之为证券监管制度的运行效率。它所考虑的问题是，监管制度的成本是不是最低的，是不是还有降低的可能，如何改变现有的制度以降低成本。考察的重点是在监管下的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而监管制度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称之为证券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它所考察的是监管制度是促进证券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还是阻碍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如果是促进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现存的监管制度是不是最佳的，通过监管制度的调整，经济效率是不是还有提高的可能。 证券监管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政府的目标偏好。证券监管的成败、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的高低关键在于政府的设计妥当与否。或许某些问题的确是由监管失灵所造成，但这并不成为否定监管的理由，需要做的是调整和改善监管制度而不是减少或否定监管，重要的是政府干预必须被良好设计，确立适当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范围，并加以谨慎实施。并且证券监管制度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共同构成一个制度整体。在很多情况下，市场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环节的一项制度或一种规范在事实上决定了(或取决于)其他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的规范和制度要点。这就要求从联系的观点综合考察证券监管制度的实施及其制度效率，而这一切必须满足消除证券市场失灵，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在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运行效率低下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单纯地用监管制度的运行效率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准确的，必须还要用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甚至说，从综合效率角度来衡量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是更完善的，更准确的。因为，证券监管制度效率的最终体现为是否有效地消除了市场失灵，促进了经济增长。实际上，证券监管制度的综合效率本身就涵盖了证券监管制度运行效率的内容。 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有：一是筹资功能，即使资金从资金拥有者手中流向资金使用者，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实现社会闲置资金向生产领域的转移，为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二是资源配置功能，即引导资金有效地由低效益的部门向高效益的部门流动，从而优化资源或生产要素的配置或提高其配置效率，即实现帕累托效率。而在市场失灵发生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完成优化资源配置时，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强制性监管手段。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就是为了促进证券市场功能的充分发挥，提高证券市场效率。那么，证券监管是否能有效地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呢？国内众多学者从市场的有效性角度研究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弱式有效或无效的，即中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效率低下，从而对证券监管制度提出了责难。但从筹资效率看，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使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能力，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高效的资本支持。因此，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合理解释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也难以否定监管制度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市场效率低下也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必须从市场有效性、市场效率、监管制度安排叁者联系的视角来探讨中国证券监管制度对资本的形成、流动以及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是说，要从运行效率和综合效率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证券监管制度的效率。按照资本在证券市场上的流动程序，证券监管可以分为对上市公司筹资的监管，对上市公司的运作和股利分配的监管，对证券经营中介机构的监管。据此，证券监管制度体系可分为筹资监管制度、上市公司运作以及股息与红利分配监管制度、中介机构经济性规制制度。 上市公司筹资监管制度的效率可从融资规模效率和融资配置效率两方面来考察。从融资规模效率看，中国证券市场在十几年中发挥了强大的资本形成或资本集中功能，股票市场筹资额占GDP的比重、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与银行贷款增加的比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对国民经济
虎美琳[5]2016年在《山东省证券市场发展的区域经济效应差异研究》文中指出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助推器,通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证券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虽其在股票发行机制、股市运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缺陷,但随着证券市场和市场经济体制日渐完善,不可否认的是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市场化进度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根据国内外文献,国外相对完善的股票市场是否对一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存在很大的争论,我国尚在初级阶段且不同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的证券市场对经济有怎样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选择以“证券市场发展的经济效应区域差异”为研究对象,旨在判断证券市场对经济推动效应的强弱以及对不同地区经济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揭示形成这种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选取其14个有上市公司的地市2004-2014年样本组成面板数据,进而建立计量模型来考察证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区域差异性,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山东省证券市场资本化率与经济增长无显着相关性,但股市流动性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交易比率和经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且根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得到结果：证券市场资本化率和山东省经济的相关系数每年都在变化,且由于2013年至2014年经济增长率与证券市场资本化率的反向增长趋势造成证券市场资本化率和山东省经济的相关系数由正转负。此外,证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证券市场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济南、青岛等九个地市为正向作用,东营、日照等五个地市为负向作用。此外,本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确定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证券市场成熟度、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经济结构和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经济效应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其中证券市场成熟度和上市公司质量影响最大。基于山东省各地市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文实验结果,各地市结合山东省经济发展战略,以自身经济现状和行业优势为基点,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体经济水平、优化经济结构并升级转型。同时,不能应将证券市场规模作为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的唯一标准,交易机制的完善、信息披露的及时和完整、监管力度的提升应与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协调。此外,需通过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经济效应。
李杉[6]2004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法律监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WP=1>博士学位论文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法律监管研究李杉指导教师: 焦津洪教授专业名称:
杜峥平[7]2016年在《我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定价监管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当前经济正面临着建国以来少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组成了当前“叁期迭加”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体现在市场则表现为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新股发行市场的火爆和我国实体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股不败的神话在我国资本市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经济下行期我国一级市场高涨的投资情绪,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本文以当前“叁期迭加”的特殊经济时期和当下资本市场现状为背景,针对IPO定价监管问题进行研究。随着我国发行制度改革的推进,近几年来基于注册制改革下的定价问题研究逐渐增多,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发现,国内学者针对定价问题的研究多基于定价衍生的问题进行数理分析,仅在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加入了监管视角的制度改革建议,与本文研究的视角差别较大。除少数期刊对于定价监管问题进行浅析外,以规制和监管为视角的系统性定价研究几乎难寻踪迹,本文主要以法经济学中法律金融理论和政府规制经济学为分析视角,研究基于制度供给和监管效率的一级市场定价问题,即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供给和监管导向将IPO抑价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对国外成熟市场的IPO定价监管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美国拟上市企业采取累计投标询价制度的定价方式完成IPO,流程包括构建IPO顾问团队、尽职调查、辅导登记、定价发行等多个环节,构成其定价监管体系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其信息披露制度的适度供给;德国采取的预发行制度对IPO定价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易价格在IPO询价之前确定,承销商定价权限受到市场约束和法制监管,提高了IPO定价的准确性,增加IPO定价过程的信息对称性,构成德国高效率定价监管体系的核心制度是其丰富的市场定价制度供给,通过预发行制度改善了投资氛围,浓重的理性投资氛围使得资本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大幅度提升;日本IPO定价监管体制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注册制改革辅以强有力的处罚尺度,准入门槛的降低及违规成本的提升保障了日本的监管部门顺利的将其监管重心从事前监管向事中及事后监管转移,大幅度的降低了监管成本,提升了监管的效率。第二,总结了我国IPO定价监管制度供给失衡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对投资者的影响、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对承销商的影响和对金融诚信体系的影响五个方面。IPO定价监管供给失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包括:新股发行上市稀释资本市场容量,使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对投资者的影响包括被动错位定价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二级市场流通后股价下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包括,打破上市公司公平竞争的融资平台,违规发行人损坏上市公司的公共形象;对承销商的影响包括,促使承销商为保障新股发行成功,主观提升新股抑价率,作为因信息不对称而对机构投资者可能产生损失的补偿,进而形成权力寻租;对金融诚信体系的影响包括,保荐机构的监督职能弱化,威胁监管诚信,承销商破坏买卖双方诚信基础,其他中介机构使基础信息失真。第叁,通过随机前沿方法(SFA)对新股定价的影响因素和定价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财务影响因素方面,新股的盈利能力(EPS)始终对于其发行价格的制定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新股的每股净资产(BPS)和资产负债率指标(ADR)对于发行价格呈现出了负相关的关系。在发行影响因素方面,发行公司的总股本(TSB)、市场整体环境(MKT)和每股发行费用(IPOF)与新股定价正相关,新股发行规模(IPON)与新股定价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在2006-2015年的全样本新股发行定价的效率分析中,随机前沿方法(SFA)得到的新股发行定价效率为83.63%,说明我国一级市场的发行定价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现行的累计投标询价制是具备效率的。第四,利用博弈论的纳什均衡理论对IPO定价监管的制度供给和博弈方的策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在IPO的发行人及其承销商选择低抑价发行概率ξ确定的情况下,监管部门选择实施提供制度适度供给策略的可能性与额外监管成本C成反比,与发行市场平稳时监管部门受到好评和奖励的收益λ和发行市场动荡时监管部门受到处罚的成本ω成正比,且C<λ+ω。在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监管方面,对于监管部门的考核与监督机制相对薄弱。首先,监管部门履职的透明度较低,公众无法从监管部门主动披露的信息了解监管的成本与效率;其次,拟发行的新股数量庞大,所属行业分类各异,监管部门的履职难度较大,额外监管成本C较高;再次,监管部门因其隶属关系使得其工作人员薪酬基本上固化,业绩考核与激励措施很难有机的结合,这使得履行监管职责的主要实施主体缺乏履职积极性,尽职监管(制度适度供给)的概率要远小于渎职(制度供给不足)。所以当前IPO定价监管的博弈均衡主要是第二种均衡,即监管部门采取制度供给不足的监管行为,而发行人及其承销商则进行高抑价发行。第五,通过案例分析找出目前监管体系存在的通病。通过对宏达经编发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监管部门出台的各种“窗口指导”和宏观调控手段反映了监管体系战略层面的问题。定价监管问题仅仅是监管大局中的一个点,而对于资本市场全局的把控才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多年来,资本市场的监管政策,无论是频繁叫停IPO、印花税的调整还是抑价率上限、熔断机制的建立都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制度供给,监管制度出台的动因始终是为解决过去或当下市场中的突出矛盾,而缺乏对于资本市场的宏观布局。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监管方式很容易造成“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因此,针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供给应该以预防为主,将改革战略和策略拿到同样的高度上来。同时,案例中也反映了信息披露制度的漏洞,发行人利用制度漏洞采取不完全披露的策略使得一级市场过渡到二级市场后市盈率的大幅度降低导致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第六,提出了我国加强IPO定价监管的可行性对策。发行制度改革方面,通过市场化的发行方式降低原有发行方式对于定价效率的制约;在信息披露制度强化方面,通过证券法的修订,提升信息披露的地位、披露内容的质量要求和加大违规披露的处罚尺度,并将监管重心从事前向事中和事后方向倾斜;在监管途径拓展方面,建立地方政府信息核查及披露机制,探索行业协会定价监管路径;在监管信息化推进方面,开发IPO定价网络信息系统,并关联中介机构诚信信息系统。通过监管战略上的调整-制度框架及法律制度的规定为灵魂,以监管渠道的全方位拓宽为辅制度供给方可以从根本上将我国资本市场的定价体系完善。
朱相诚[8]2012年在《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海外趋势与中国选择》文中研究指明证券市场在一国或地区的金融乃至经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机构系证券交易所,对交易所的公司化改制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首先,在回顾欧美早期证券市场形成历史的基础上,认为封建行会制度和法人观念发育滞后决定了交易所的会员制度形式,传统交易所凭借其物理大厅内手工操作技术和自律管理手段较好适应了当时分隔和稳定的初级市场；其次,在揭示市场的技术、竞争和参与者等叁大演化之后,指出传统交易所存在既得利益会员不当控制的内在局限和会员经纪商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等利益冲突。进而,介绍了海外交易所的公司化趋势——主要交易所均已完成了现代公司制改造(乃至上市交易)、购并重心正从欧美转向亚太,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公司化带来明确利益导向使得决策效率和市场创新能力提高,也包括公司化尤其自我上市所产生的源于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的利益冲突,当然还涉及应对冲突的系统性监管架构以确保公众利益优先、体现交易服务的公益性；再次,建立体现社会效率指标的数理模型,经分析得出封闭和垄断条件下公司制交易所因“无效挤出”而相对无效、开放和竞争市场中会员制交易所因“无效挤入”而相对无效的基本结论；选择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交易所分别组成样本,在引入多项指标、用GDP改进模型之后,系统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公司化改制对主要发达国家交易所的市场绩效产生了显着的积极影响；对部分东南亚交易所的影响在总体上并非显着,但是存在横向的样本点效应和纵向的时间效应；稳健性检验的结论是肯定的。接下来,将新中国证券市场和交易所的发展归纳为叁个阶段,在肯定交易所初期为国企筹资、配合国企改革、替银行解困、优化投资体制等积极贡献的同时,指出其目前依然存在所有者身份模糊和行政干预过度问题,从而决定了其不仅核心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足而且基本的筹资功能下降的市场表现。适应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加入WTO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承诺,认为中国交易所应尽快公司化；最后,受海外成功经验的启示,通过理论论证和市场分析,认为中国交易所公司化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基本对策为借鉴国企包括银行的改制经验,建立合理的股份持有结构和交易限制,完善包括自我监督机制在内的内部治理结构并调整外部监管模式,实现市场效率提高与利益冲突化解的兼顾；依托灵活的决策机制和积极的发展战略,通过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拓,真正实现客户导向,对内建设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高效市场,对外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奠定中国的应有地位。
李承友[9]2000年在《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以深圳、香港证券市场为例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以1990年底深沪交易所开业为标志，特别是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进入了新的时期。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短短几年走过了国外几十年的发展道路，规模日益扩大、运作日趋规范。随着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国企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如何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企业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一项有着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 深圳证券市场从成立至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占据了全国证券市场的半壁江山，基本可以反映全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概貌（本论文中的资本市场主要研究证券市场，略去银行的长期信贷市场）。毗邻深圳的香港，是国际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资本市场规范的资本经营为深圳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经验。因此，对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的关系研究，是以香港与深圳的证券市场为例来进行的。 以制度变迁理论、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信息不对称与代理理论等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香港、深圳证券市场发展演变为例，进行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关系的分析。 通过对资本市场发展与企业制度演变的研究分析，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企业制度创新之间呈现出强烈的互动关系：企业的发展形式与水平决定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市场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时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本市场作为企业融资环境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将促进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制度形式向适应有限责任制的形式不断转变；而企业制度形式的不断演变，需要资本市场不断的扩大与完善，以实现其对外部融资的需求。 从企业制度的发展演变及资本市场的发育以展过程中，在企业制度进入以公司制度为主的阶段，尤其是以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为主的阶段，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而且其相互促进的关系越明显。因此，对于企业制度形式来说，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越来越大的资本市场的问题；对于资本市场来说，如何在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进行资本市场制度的创新。 资本市场通过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性，通过改变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来促进企业制度的创新。资本市场实现这一功能，主要依赖两个机制：一是股价机制；二是接管机制，这两种机制在实际运作中是互为条件的。在这两个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影响到企业与金融部门的关系、企业与社会投资者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将促进企业制度创新和外部制度环境变化。 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将以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内容提要 系为核心，进行制度的创新，即对经营者的激励与制约。企业的经营者属于经 理人市场，企业的所有者属于资本市场，这两个市场通过企业发生快捷、有效。 公平的互动关系。企业的代理问题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及其他相关 市场得到有效解决。具体地讲，市场产生“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 叁个有效机制来解决企业的代理问题。而建立这叁个机制所需付出的代价与这 叁个机制本身付给经营者的代价之和，就是市场经济中最低限度的代理成本。 制度创新是对制度要素的重新组合，其目的与结果是重新分配和占有经济 租金。制度创新是个耗费实际资源的过程。为了克服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就 需要有金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支持。 对企业制度创新的资本市场发展支持分为叁个方面。一是直接的资金支持， 制度创新涉及多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对于利润受损的主体必须予以一 定的补偿，因而需要预先的资金垫付；二是资本市场的机构对制度创新的咨询 和辅导，金融机构作为专门性中介组织，有着强大的协调能力，而企业制度创 新过程涉及众多主体错综复杂的关系调整，因而需要金融中介机构介入以降低 协调成本：叁是资本市场制度对企业创新制度的支持，需要特定的资本市场制 度安排，帮助企业实现制度创新。 2、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是从“整体”与“个案”两个方面来进行的。对“整体”的分析， 通过深圳与香港的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民营企业的发 展等方面，来说明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的关系。 企业的资产重组是各种企业内部与企业间进行重新整合的过程，它的发展 过程就是企业制度创新的过程。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是在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 市场的融资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逐渐展开的，资本市场的发育与发展使上市 公司的资产重组成为可能。证券
参考文献：
[1]. 股票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王辉. 江西财经大学. 2012
[2]. 论证券市场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D]. 李军.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3]. 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演进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D]. 王兰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4]. 中国证券监管制度效率分析[D]. 陶虎.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5]. 山东省证券市场发展的区域经济效应差异研究[D]. 虎美琳. 山东大学. 2016
[6]. 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法律监管研究[D]. 李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7]. 我国企业首次公开募股定价监管问题研究[D]. 杜峥平. 吉林大学. 2016
[8]. 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海外趋势与中国选择[D]. 朱相诚.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资本市场与企业制度创新——以深圳、香港证券市场为例的实证分析[D]. 李承友. 东北财经大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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