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林星[1]2002年在《经济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直接投资流动的新趋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中国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流动变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外贸顺差持续下降与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涨两大截然不同的趋势。接着，作者通过对经济发展阶段和贸易与投资流动关系的深入分析，指出了中国外贸顺差持续下降与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相联系，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产物，她标志着我国对外经贸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等分析方法，探讨了贸易与投资流动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外贸顺差减少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不会有害于经济增长，相反，由于她具有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某些资源与要素瓶颈、刺激投资与消费、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等功能，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最后，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贸易环境变化等因素，对未来几年中国外贸差额变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唐志红[2]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提出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刘宏平[3]2014年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分析》文中认为本论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在综述国际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作用。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备受各国投资者的亲赖，中国的FDI流入稳步增长，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过去，西方企业投资中国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以便将产品重新出口至本国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中国是为了在中国当地销售产品。中国外资政策在肇始之初就具有明显的地区倾向，在区域性地区FDI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呈现出显着的非均衡特征。东部地区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镇，然而最近几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可能是替代的，也可能是互补的关系。本论文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和实证研究文献，国外的文献重在研究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的原因，国内文献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在国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实证的方式来检验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互补性关系、替代性关系及混合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都各有自己的论据。本论文在综述了相关文献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吸收外资的历程及其特点，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及区域格局。中国外商投资经历了起步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新阶段，现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西部吸收的外资规模达到了新的水平；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规模经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迈上了新台阶。从统计上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是高度正相关的，已有的文献也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关系。鉴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地区差异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入世以来，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开始形成，按照入世承诺，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在逐步推进。因此我们以2002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是贸易促进型的，在考虑地区差异后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东部、中部以及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相应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由于历史经济基础的差异东部相对中西部而言表现出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是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主要地区，而西部受制于地理限制及国家政策支持的滞后吸收的外商投资相对较少。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而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没有显着差别。相对于内陆省份，沿海省份利用外资比重更高，外商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也更显着。
李优树[4]2004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论》文中指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正以“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思维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与融合。投资规模扩张化、投资区域亚太化、投资指向资源加工化、投资主体机构化，亦成为其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特点。紧紧地抓住国内外投资环境改善的机遇，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迈上新的发展台阶。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利益，探讨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制定正确的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研究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企业为何要进行直接投资，而不选择其他间接投资方式；企业怎样进行投资；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等，而综合地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的角度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对于完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文为论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论文首先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综述，从发展的角度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沿着两条线路逐渐演进的：其一，以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分析的出发点，研究直接投资的变化规律及其对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这些理论称为直接投资的宏观理论。其二，以企业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研究跨国公司为什么、怎样和在哪里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些理论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述评，从而为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找到理论依据。 其次，论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规模及前景展望进行了概述，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问题的探讨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叁，论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诸多利益。论文阐述了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关系，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增长、国内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论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传导效应、传导机理的分析基础上，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产业结构效应，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论文首先界定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然后从理论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竟争力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一项实际调查，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将中国企业竞争力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第四，为了使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论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策略，最后，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撤资产生的原因及经济效应。 第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风险并存，论文着重从企业微观角度分析制度、外汇、技术叁大类风险及其防范，并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突发灾难和危机往往给世界政治经济造成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实际，探讨SARS疫情和伊拉克战争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对策. 第六，为了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得到保障，论文在评估现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基础上，阐述了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安排。最后，论文综合前面的分析，详细地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等诸多方面带来的效应，并提出了一些创新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的重大跨越，可以在更广和更高的水平上借助外力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战车;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资金流出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它的外溢效益.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外溢作用还远未体现出来。一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与经济增长没有直接关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传导过程太长，直接效果无法显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就业效应不在于就业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就业结构的改进以及相应的就业质量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是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仍然是不显薯的，对外投资政策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尚未建立有机的联系.但是，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当中国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叁阶段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显着;寻求技术创新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而对外直接投资是获取技术创新优势的重要途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有:跨国购并，国际战略联盟，建立海外技术研发机构和技术开发型国际合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由直接投资引起的市场分割拓展了中国企业规模优势的作用空间;通过建立内部化市场，降低了交易成本，改善了组织结构及其效率;海外串谋的可能性增加，导致中国企业市场力量的稳定性提高，进一步巩固或提升了中国企业固有的市场地位;通过对外?
易瑾超[5]2005年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将是我国力争从一个贸易大国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强国,积极而健康地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历史时期。本论文在参考、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放到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进行系统研究。在考察中国外贸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外贸可持续发展的广义内涵,构建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正视中国外贸发展进程中的不可持续性特征,从多角度、全方位入手探寻WTO框架下中国外贸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提出新时期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着眼于今后的国际、国内贸易环境,中国必须选择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遵循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调整和改革贸易政策,化环境变迁过程中的消极因素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积极因素,推动中国对外贸易走上新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之路。 全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选题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的结构体系与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创新等。结论部分是对本论文主要观点的简要概括。正文部分分为七章: 第一章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进行较深入的论述。追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起源,探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经济学分析,剖析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 第二章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首先分析可持续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系统结构,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本论文研究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强调的是广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量的增长与质的发展两个子系统。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系统内部的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能力两个方面。 第叁章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分析。外部环境方面,在国际政治环境上表现为:多极化趋势在增强;国际交往中,“经济外交”的地位日趋凸显。在
梁峰[6]2010年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旅游在中国服务贸易部门中一直保持着最大顺差,是服务贸易部门中最重要的创汇来源,中国已经在实际上确立了旅游服务贸易大国地位,但在迈向旅游强国之路上,困难依然存在。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来探讨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问题。遵循问题提出、文献述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政策建议这一思路,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旅游服务贸易所交易的产品兼具旅游产品特殊性质和贸易品的普遍共性,本文首先比较分析了国际旅游、服务贸易等相关概念间的区别,进而对旅游服务贸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从艾斯特定义(IASET)可以发现,旅游需要消费者前往旅游目的地停留一段时间,它仅涉及旅游消费者的位置移动。而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旅游服务贸易可以拥有四种不同的提供模式,它不仅涉及消费者的位置移动,也涉及提供者的位置移动或两者都不移动的情形。因此,旅游服务贸易是一个比国际旅游更加宽泛的概念,但位置发生移动的国际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是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现有关于旅游服务贸易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框架,本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经典分析范式,分别从旅游服务贸易的产生原因和基础、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旅游服务贸易的经济效应叁个方面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了综述和评价。并将此理论线索贯彻到每一章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中。在分章论述中,将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首先是影响因素的输入,其次是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问题,再次是经济效应的输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主要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从时间结构看,中国旅游业近60年的发展历程里,经历了一条非常规发展道路,即由国际市场“单向驱动”到国际国内市场“双向驱动”再到国内旅游市场的“内需驱动型”,出口、投资在依次成为主要动力后,旅游为代表的消费将担当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作用。从空间结构看,运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法对旅游服务贸易的空间集聚和敛散特征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态势上呈现了与国家经济区划较为一致的集聚现象,并呈现出一定的“俱乐部收敛”迹象,在区域重心的空间变化上,大体上经历了“南迁”、“东进”、“北上”等叁次比较明显的运动过程：“南迁”过程大致发生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北南移至珠叁角一带；“东进”过程主要发生于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旅游服务贸易发展重心由珠叁角逐渐东迁至以江浙沪为代表的长叁角区域,并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了一个较长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连绵带；“北上”过程主要发生于最近几年,表现为经由长叁角沿海地带向华北和环渤海方向发展。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传统研究视角往往集中于从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并将所有的旅游目的地看作一个均质空间。本文基于现代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认为国际旅游等方式的服务贸易产品与货物贸易品一样,需要从更加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来构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因此在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进行综合后提出了一个更为一般的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影响因素“四元优势”折衷理论分析框架,并认为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实证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种影响因素的静态赋存和动态变化的具体表现。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落脚于经济增长。文章首先借鉴相关贸易及经济学理论建立旅游服务贸易的整体效应和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着重从旅游服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出发研究其对经济增长重要变量的影响。从旅游服务贸易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居民消费、外商投资、交易效率等变量间关系的实证结果看,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符合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牵引增长论”观点,即出口部门缺乏与当地其它经济部门间的有效联系,因此无法将贸易带来的刺激效应扩散至国民经济其它部门；而经济增长对于旅游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单向关联效应。文章最后基于前文对于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结构、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的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总的来说,本文对中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运用多学科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具有开拓新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的意义,对于旅游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基础性意义。
郭海霞[7]2017年在《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保障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的需求,一大批资源型城市相继兴起,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大多围绕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构建,资源型产业中物质资产具有很强的专用性,最终导致资源型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性较强等问题。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资源型地区如何摆脱资源约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亟需探讨的一道难题。理论和实践均证明,国际产业转移是推进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特点、新趋势,资源型地区应利用自身优势及时把握当前的有利形势,借力国际产业转移改变当前畸形的产业结构现状。本文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从国际产业转移视角研究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新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学科理论,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法、数理分析法、逻辑演绎法、基模分析法和计量统计等分析方法,对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提出了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同时构建了封闭条件下和开放条件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模型,并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为之后的研究搭建理论框架。其次,本文分别采用逻辑演绎法、基模分析法,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和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国际产业转移的叁条路径,即国际贸易、国际外包、外商直接投资融于一个数理模型中进行进一步论证和比较研究。再次,本文运用描述性统计法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协整模型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步的计量统计检验。最后,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就资源型地区如何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提出相应思路和具体的建议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分别勾勒出封闭条件下和开放条件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开放条件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可以协助资源型地区突破在封闭条件下的产业供给锁定和需求锁定效应,加速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步伐。(2)本文结合资源型地区经济和产业特点,分别阐述国际产业转移叁条路径对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国际贸易、国际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可以改变资源型地区的产业供给、市场需求结构、技术水平和制度供给等,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3)与以往学者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单一路径不同,本文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传导效应模型,将叁条路径融于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并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致划分为叁个阶段: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初级阶段,以承接国际外包为主的中级阶段,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高级阶段。(4)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详细阐述了山西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纵然长期以来山西省产业结构积累了许多的问题,但伴随着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山西省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5)文章通过协整模型具体验证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山西省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山西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具体而言,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叁条路径中,一般贸易对于山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即当前山西省主要依靠一般贸易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结合数理模型的结论可以断定,山西省仍处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初级阶段。承接国际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作用并不显着,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6)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重点考察了通过加快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步伐,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的发展策略。本文主张通过合理规划国际产业转移项目的行业分布、构建资源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资源型地区路径依赖和要素锁定效应,实现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重点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产业项目、促进外生驱动力的内生化,破除自然资源对技术、人才的要素挤出效应,推动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通过树立资源型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制度等措施,加快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生态化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与以往学者研究国际产业转移时针对单一路径不同,本文将叁条路径纳入一个理论模型中进行综合分析,并依照转移产业的技术等级差异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二,现有文献探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效应,往往站在整个国家或者国内发达地区的角度,较少以资源型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将多学科理论综合运用于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践中,重点研究资源型地区如何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和生态化。以期能在全球化趋势愈来愈强的今天,为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第叁,目前在研究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传导机制时,大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路径研究上,较少探讨制约因素。本文则结合资源型地区的特点,引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模分析方法,总结国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制约因素,使相关理论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的不足以及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为:第一,文章没有提出一个综合衡量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指标,今后将继续钻研统计方法,提出更为科学、合理、周到的指标体系加以研究;第二,对于国际产业促进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制约因素,没有通过计算机模拟软件来展开仿真检验和预测分析,对于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第叁,我国不同的资源型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经济和产业结构特征大相径庭,而本文仅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作为例证加以研究,对于其他资源型地区涉猎不多。因此,分类型、分阶段研究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
刘晓喆[8]2008年在《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文中指出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运行必需兼顾内外均衡,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适度经济增长和外部均衡四大目标的同时实现。由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的运行既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出现各自向不同方向变化并产生矛盾的情况,导致宏观调控目标面临冲突。最早提出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士·米德。在其着作《国际收支》中,米德指出,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这样,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即米德冲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提高,以对外贸易总值占GDP比重衡量的我国实物经济部门的对外开放度2005年达到64%,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也日益扩大。伴随经济对外开放的扩大,宏观调控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外均衡矛盾日益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困扰中国的难题。在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部均衡呈现出诸多矛盾,宏观调控面临两难或多难困境。根据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政策搭配是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关联程度的加深会带来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要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就必须针对本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从1994-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来看,政府采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搭配来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的内部经济目标,同时,通过买卖外汇储备来稳定因国际收支失衡而引发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当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动影响到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时,再通过冲销操作来缓解这一矛盾。从冲销干预的效果来看,冲销干预并没能协调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中国面临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施的以“出口创汇”、“奖入限出”为主要特征的外贸、外资政策和以汇率稳定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政策密不可分。在这种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组合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收支失衡必然通过外汇储备的变动,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对外开放新阶段,中国解决内外均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就是在搭配运用各项政策,使每种政策工具都应用于它能产生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标的同时,根据现实经济条件的转变,适时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外贸政策和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进行调整。具体而言,改变激励型出口创汇政策,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提高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和研发含量,积极稳妥地发展对外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与灵活性;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物价上涨幅度,保持内部经济平稳运行;改革外汇管理体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加大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支持力度,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等等。考虑到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还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论文在对西方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并借鉴其他国家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开放经济下中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搭配运用的各项经济政策。论文除前言外,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理论分析。本章界定了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分析了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原因、表现形式,并在对西方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政策搭配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讨论了开放经济下实现内外均衡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二章:米德冲突的国际案例分析。本章从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所导致的米德难题出发,分析了阿根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并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与中国目前类似难题的日本、韩国成功管理米德冲突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陈述了欧盟各国之间展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通过对国际案例的分析,本章希望能为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解决,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第叁章:开放经济下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首先,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状况;其次,分叁个阶段,考察了1994-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最后,提出了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思路。第四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货币政策。在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中,货币政策主要用来实现物价稳定的政策目标。本章从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角度,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央行的外汇冲销操作。在当前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中,政策目标上的冲突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随着基础货币投放内生性的增强而减弱。央行的冲销操作并没能协调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内部经济运行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第五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汇率政策。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汇率政策已成为开放经济下中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必不可少的政策工具。本章首先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均衡的影响,然后从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贸易收支、短期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叁个方面的影响,分析了汇率调整对平衡我国国际收支的作用。本章还回顾了1994年和2005年我国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汇率政策在实现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的建议。第六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中国长期实施的“宽进严出”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同时,也深化了内外均衡矛盾,使宏观调控面临诸多政策目标上的冲突。本章着重从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与国际收支顺差、外商直接投资与经常项目顺差、短期资本流动和净误差与遗漏、外资膨胀导致国内外资金运用上的不协调以及内外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对实现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此外,还对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状况以及我国国际资本流动调节政策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第七章:开放经济下中国协调内外均衡冲突的政策搭配之对外贸易政策。在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1994年至今我国货物贸易持续顺差且差额不断扩大。贸易顺差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外汇短缺、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加就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扩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还影响到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本章分析了中国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并通过对外贸依存度的讨论,说明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减少贸易收支顺差、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这需要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转变开放战略,实施开放型进出口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来积极扩大内需。论文希望在以下几点有所突破:第一,论文指出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应该是一种优化的均衡。内部均衡意味着一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实现充分就业和适度经济增长,保持国内价格稳定等;外部均衡则指一国既没有因国际收支赤字危机而使得将来无力偿还外债,也没有由于过度盈余而使他国陷入这种境地,同时保持汇率稳定。除此之外,一国在考虑外部均衡时,往往还要关注其他一些经济目标,如贸易收支平衡、国内外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和对外经济部门的结构平衡等。因此,优化的外部均衡并不等同于国际收支平衡,而是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经常账户差额、贸易账户差额、外汇储备账户差额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等,都属于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第二,论文结合典型案例,系统地归纳了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产生机制:(1)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包括实际经济因素的外部冲击和金融性外部冲击;(2)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如国内支出的自发性增长或衰退、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供给增加、经济发展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效应等;(3)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包括本国经济政策不协调和国际经济政策的不协调。第叁,论文进一步指出,中国面临的内外均衡矛盾,其产生机制主要来自叁个方面:一是来自经济体外部的冲击,主要是全球化加速下的国际要素流动以及生产要素在中国的集聚;二是经济体内部的自发扰动,即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叁是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如中国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冲突、中美两国利率调整上的不同步等。第四,论文强调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对解决中国内外均衡矛盾的重要性。鉴于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中国内外均衡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从解决经济内外均衡矛盾的角度来讨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为我国内外均衡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较新的思维模式。当然,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国际上流行,这对我国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展开产生不利影响。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来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值得学术界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陈建南[9]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发展变化及其新趋势。论文力求沿着理论-机制-政策的研究思路，以正在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经济全球化对FDI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剖析FDI发展变化的根源及其发展新趋势，并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探讨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与策略。全文既注重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又突出一个“新”字，即运用新资料、新数据，着重探讨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向，力图在研究内容、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全文共分叁部分九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至第叁章。第一章阐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第二章剖析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理论，展望21世纪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第叁章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FDI的新变化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第二部分包括第四至第七章。分别从贸易自由化、产业国际化、金融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等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的几个不同侧面，研究分析其对FDI的影响及与FDI的互动关系。第叁部分包括第八至第九章。第八章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剖析中国引进FDI的现状及已有的外资政策，探讨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引进FDI的政策选择；第九章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取向。
王珏[10]2005年在《贸易与资本流动：理论范式与中国的实践》文中指出作为世界经济的两大主要内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各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重要。尤其对中国而言,加入WTO所带来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和参与国际分工日益频繁,使得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研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课题。 中国的对外经贸发展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升级而共生,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全新的全球环境下探索自己的外贸发展路径,在逐渐适应新的国际规则和惯例的环境下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本文因此选题为《贸易与资本流动:理论范式与中国的实践》,将广义的国际贸易领域划分为贸易与资本流动两大内容,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和交叉研究,并将其置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的分析之中。 本文创新性地指出了:(1)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叁个突出特点,并将其归结为叁个“半壁江山”:一是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一半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外贸总出口的一半以上;叁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在制造业。这叁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体系之中。(2)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值得商榷,真正的“贸易”不仅是货物贸易,还应该是包括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大贸易”,而从“大贸易”角度讲,中国远非贸易大国和贸易顺差国。(3)中国的四大外贸战略皆有弊端,需要调整。调整方向为从“数量扩张型”到“效益增长型”。(4)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跨越“比较优势陷阱”,突现对外贸易发展,制定新的外资战略提供了启示和思路。(5)从中国的角度,对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进行了对比。 本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路径选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挖掘出中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论研究,验证了中国实践中的理论应用。对于中国在新时期发展对外贸易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经济发展与中国对外贸易、直接投资流动的新趋向[D]. 吕林星. 浙江大学. 2002
[2].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3].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关系分析[D]. 刘宏平. 云南财经大学. 2014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利益论[D]. 李优树. 四川大学. 2004
[5]. 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D]. 易瑾超. 武汉大学. 2005
[6]. 中国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研究[D]. 梁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国际产业转移视角下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郭海霞.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8]. 米德冲突：国际经验与中国面临的难题[D]. 刘晓喆.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9]. 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研究[D]. 陈建南. 厦门大学. 2002
[10]. 贸易与资本流动：理论范式与中国的实践[D]. 王珏. 西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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