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权力与现代性：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权力论文,资本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2－0013－08
福柯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最为深刻的代表者之一。在当代境遇中开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有助于我们吸收福柯的合理创见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开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并非牵强附会，而是有坚实的学理基础。福柯与马克思思想具有显著的相关性，福柯鲜明地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与理论观点。第一，福柯借用和继承了马克思的许多思想资源。他承认，“我经常会引用马克思的概念、句子和文章……我引用马克思，但我不说明，不加引号……物理学家在研究物理时感到有必要引用牛顿或爱因斯坦吗？”① 显然，这种“不带引号的马克思”活在福柯的文本中，融入了他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视域与理论方法。第二，福柯坚持将马克思思想从教条主义的僵化传统中解放出来，重新激活其精神生命，拓展其思想视野和研究领域。他曾坦陈：“我所希望的……不是修复，不是回复一个真正的马克思，而是通过有把握的阐释一举解放马克思，以便破除被党派如此长期地封闭、贩运和挥舞着马克思的教条。”② 在福柯看来，对马克思的教条主义“愚忠”恰恰是对马克思的“最令人感动的背叛”。在社会批判的问题意识上，“福柯非常‘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直觉，他用一种‘对政治理性的批判’补充并扩大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③
开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也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具体的实现途径的。这种思想对话应当围绕现代性问题的专题探讨而展开。在现代性的诊断方式、诊断过程、诊断结果与治疗方案等多个层面，马克思思想与福柯思想都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两者的思想差异也在对话过程中同时被具体展示出来了。
开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尤其要激发两种思想的理论内核之间的交锋与碰撞。说到底，就是要在现代性问题域中厘清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归结为“宏观权力”或者“微观权力”。资本的总体性逻辑使得资本关系能够同时贯穿社会生活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并支配、利用这两个层面的诸种权力形式。也就是说，作为“总体性”的社会权力，资本可以支配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也可以转化为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
一 现代性的诊断方式：“总体性方法”与“微观物理学”
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与福柯的现代性思想的差异源于两者诊断现代性的视野和方法的不同。对于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主要是从总体视野出发来予以审视的，总体性方法中同时兼容“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与此不同，福柯则是从“微观视野”和“微观分析”（即所谓“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出发来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于这种分野，两者对现代性的矛盾机理和超越路径的理解就表现出显著差异。
“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分别指向支配现代社会的不同层级和规模的权力形式：“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所谓“宏观权力”，是指在国家、市场等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运行的组织性、机构性的支配关系和支配力量，包括国家机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即意识形态），而资本积累对于国家和市场的支配关系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宏观权力。所谓“微观权力”，不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市场机制和阶级团体等庞大的组织性、机构性力量，而是一系列更加细微、隐蔽和宽泛的权力机制；它超出国家和市场范畴之外，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表现为惩罚权力、规训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力和生命权力等直接作用于个体身体和生命过程，并对个人的言行举止、生活时间、生命节奏进行管理的权力形式。
在福柯看来，支配现代性运行的主要权力形式，不是“宏观权力”，而是“微观权力”。福柯强调，微观的权力关系“深入到社会深层；它们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④，“应该视权力为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的生产性网络，而不是将它看做一个仅仅行使压制职能的消极机构”，“我要说的是，诸权力关系和人们对这些关系所做的分析必须超越国家范畴”。⑤ 这样，福柯的现代性分析的重心就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即微观权力作用于个人身体的一整套精细微妙的策略。当然，集中探讨微观权力是福柯在现代性诊断方式上的重大创新，但这并不表明就可以由此取代或回避对宏观权力的分析。事实上，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微观权力介乎宏观权力与个人身体之间；宏观权力操作、运用着微观权力；正是通过微观权力的中介，宏观权力才得以最终作用于个人的身体。⑥
而马克思则以一种资本的总体性视野，兼容了现代性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在马克思看来，支配现代性的主要是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资本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支配着社会的整体矛盾运动，同时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微层面。无论是宏观的国家体制性权力，还是微观的琐细权力形式，都是资本关系的“转化物”或“衍生物”，都服从于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从总体上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领域的个人身体的生产，都服从于资本生产的总体性逻辑，这就是现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⑦ 总之，资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宏观权力”或“微观权力”，而是同时支配两种权力形式的“总体性权力”。
福柯进行现代性诊断的微观方法具有其独特的适用性和显著的优势，然而与马克思相比，却又表现出难以克服的缺陷。这集中体现在对于现代社会的宏观层面（例如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的权力分析之上。福柯对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分析能否像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宏观分析一样有效地应用于国家权力的分析呢？事实上，福柯在这里确实遇到了一个难题：针对生活细节中知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如何能够扩展到国家机器等宏观机制上去？正是从日常生活向国家机器、从微观权力向宏观权力的这一跃迁，使福柯陷入理论困局。在写作《规训与惩罚》前后，福柯不得不在理论上向马克思关于国家权力和资本运行的宏观分析求助。有研究者指出，“福柯把隶属于局部实践和特殊机构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与对社会宏观现象的分析相对立。但是建立在微观政治基础上的方法，在这种政治中，国家被视为社会权力关系的结果，不足以建立针对国家的分析批判。……‘权力微观物理学’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各种各样的和分散的权力关系如何获得‘严谨的’或‘统一的’形式以及它们是如何表现为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的微观权力的总体战略或社会霸权的问题”；“在这种理论危机中，福柯再次转向了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的第2卷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用在了自己对权力的客观机制的分析当中’”。⑧ 福柯所借用的主要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权力支配关系以及权力赖以运行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论述，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中的“监督”机制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的历史分析。⑨
二 现代性的诊断过程：“资本逻辑批判”与“微观权力批判”
基于诊断方式的差异，马克思与福柯对现代性进行了不同的诊断：“资本逻辑批判”与“微观权力批判”。问题的关键是：在现代性问题域中，首先需要厘清资本逻辑批判与微观权力批判的相互关系。
我们认为，应当从资本批判出发来理解权力批判，从现代资本的总体性逻辑来审视现代微观权力体系的生成发展与矛盾趋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最终基础和决定力量，因而，现代微观权力——作为多种形式的支配性关系——必须通过基础性的资本关系才能够获得自身的地位与发挥自身的功能。如果脱离了资本逻辑、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形式，诸种现代权力将难以获得其历史定位和社会内涵，权力概念本身就会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词汇。
具体到福柯关于现代权力的研究，有关现代权力体系的微观研究绝不能脱离对资本积累以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历史性的分析。“权力”概念本身的含义，必须通过各种具体权力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所发挥的具体功能来予以界定。“如果不把福柯有关‘惩戒社会’中的权力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剥削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些概念只能是盲目的。”⑩ 福柯所提供的关于微观权力和惩罚型社会的分析，就其本身来说，预设了一系列抽象的普遍形式，难逃“不合理抽象”的嫌疑。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能够被抽象为“微观权力”，不同类型的社会机构和实践领域能够被概括为以监狱为模型的“惩罚型社会”，仅仅是因为这些关系、这些机构领域之间具有结构上的同质性或者相似性。“事实上，把在资质千差万别的机构中所实施的名目繁多的惩戒活动纳入一个共同概念，这样做在何种程度上才算合法呢？”“福柯所使用的抽象方法赋予了一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有意义的因素一种普遍意义（并影响了其整体概念的确定）”。(11) 福柯的权力概念和惩罚型社会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多种多样具体的权力实践之间的一种抽象的相似结构和普遍形式。然而，权力概念不能仅仅通过这样一些抽象形式加以界定，还需要通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历史性质、具体功能加以界定：“福柯对惩戒权力关系所做的分析，只有在指出这些异质的机构是如何并为何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以及在指明每个机构里为实现表面上相异的社会功能而形成的不同规则是如何并为何能够被引导形成一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这些机构相互作用却不会发生矛盾的条件下才有其合理性。这种系统性不能参照一种一般和抽象的形式来确定，而应该参照一些具体的明确的社会功能来确定。”(12) 这种理论困境使得福柯明确意识到了将微观权力分析和惩罚型社会分析置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之中的必要性。
事实上，能够说明诸种不同形式的权力之间何以存在着统一性的，正是这些权力形式在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占据的位置、发挥的功能；将它们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的逻辑。在资本生产的总体过程中，诸种权力形式发挥其特定功能，服务于资本增殖这一总体目标，从而能够联结成一个“权力的体系”。
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逻辑出发，福柯才有可能超越抽象的权力分析的困局，走向一种更为具体的、更富于历史感的权力分析。这样，福柯就需要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并借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的理论工具：“无论如何，‘惩罚型社会’这一讲座显示出《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最新颖的论点只有借助于清楚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与概念才能得出，如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劳动力等。”(13) 正是基于现代权力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微观权力、惩罚型社会等整体性概念才能够得到合理的阐明：“监督和惩罚并没有构成一种抽象的形式，一幅‘权力图’或是一种‘总体方法’：它们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和生存环境的联系中获得意义。”(14) 甚至福柯自己也承认，虽然规训权力能够运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之中，但现代的规训体系，则显然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和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15) 从福柯的困局和出路可以看出，研究现代权力及其对现代性的作用，合理的方法是从资本逻辑出发透视权力体系的生成发展与矛盾趋向。
三 现代性的诊断结果：“总体资本”与“微观权力”
彼此差异的诊断方式决定了显著不同的诊断结果。马克思与福柯对于现代性矛盾裂变的根源问题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差异，这首先表现为，是资本还是微观权力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根源？笼统地说，马克思从根本上将资本及其自我生产看做现代性矛盾的根源，而福柯则从微观权力体系及其自我生产出发来把握现代性的矛盾性。那么，对于现代性的矛盾来说，究竟是资本，还是微观权力更为根本呢？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与微观权力之间究竟有着何种复杂的关系呢？可以肯定的是，资本与微观权力并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持续互动的。在这种互动中，资本居于主导性的地位。
首先，需要阐明资本与微观权力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场域”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现代性条件下，总体性的资本权力通过“社会身体”及其生命过程转化为微观的权力，并通过“社会身体”与微观权力持续互动。正是通过“身体—生命”这一“场域”和“通道”，资本生产得以决定微观权力的生产，资本逻辑得以支配微观权力逻辑的运作，并最终主导着现代性的矛盾逻辑。
一方面，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能够转化为微观权力，资本与微观权力持续互动，这个转化的空间、互动的场域便是“社会身体”及其生命活动。所谓“社会身体”，就是个体身体的生理结构和活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是社会生产的产物，具有显著的社会性。资本要转化为微观权力，必然需要一个中介、触媒、场所，这就是“社会身体”。个人身体与生命为资本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共谋提供了“场域”和“媒介”，同时，个人身体与生命本身又是两者共谋过程的“产物”。而且，社会身体处于宏观的国家权力与微观权力的交界点上。通过将社会身体当做自由出入的“空场”与“通道”，资本权力得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系列权力之间穿梭、转化与斡旋。
在资本与微观权力的掌控下，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身体表现为一个“有用性”的过程，服从于资本和权力无限增殖的目的。正是在资本增殖冲动的强力推引下，微观权力对身体不断进行着锻造与锤炼，开发出其生理功能的有用性质，使之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力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自然力，潜藏在劳动者的身体中；然而劳动力的生产与消费，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体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惩罚和规训的微观权力是针对活劳动和劳动过程，即针对劳动着或能劳动的身体的，将身体锤炼成“有用”的生产工具。而这种“有用性”就在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活劳动能够创造新价值，在于资本的自我增殖。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各种纪律……必须增进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但必须使用最迅速又最便宜的手段，即把人群本身当做实现这种增长的手段。因此，为了从肉体中最大限度地榨取时间和力量，就要使用这些普遍的方法，如时间表、集体训练、操练、全面而又具体的监视。”(16) 因而，微观权力的规训机制，通过对身体的监管与开发，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剥削过程。
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权力支配与资本雇佣两种关系结成了严丝合缝的联动链条，共同运作，相互促进。权力规训与资本增殖两种功能可以结合在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整体之中，通过权力对身体的深度规训来推动资本的加速增殖，这一生产过程，既是商品生产过程，又是资本关系的生产过程，还是被规训的身体的生产过程。对个体身体的规训越精密，劳动力的再生产就越高效，劳动力的发挥就越充分，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增殖的速度就越快。
另一方面，通过在身体上的转化过程，资本持续地支配着微观权力的身体、生命运作。资本与微观权力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与相互组合的“共谋”关系。这种“共谋”关系首先体现在“权力监管”与“资本剥削”这两个过程及其发生场域的“同构性”之上。在现代社会，监狱形式、军营形式与工厂形式的相似性就在于：为了一定目的，对身体节奏和生命时间进行严密的监管与可计算的控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意识到了工厂与军营在管理组织结构上的同构性：“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17) 而福柯则在《规训与惩罚》中集中揭示了监狱场所与工厂场所之间的组织同构性与历史同源性：“监狱形式与工资形式的发展趋势……相关，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是一对双胞胎。这是因为对个体生命节奏以及时间的政治管理变成了权力的赌注，同时也因为抽象的时间形式把自己作为衡量原则同时强加给了刑罚机器和生产机器。”(18) 这就是说，无论是资本还是微观权力，都指向对个人的支配和操纵，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同构性就为两者的“共谋”提供了可能。
资本与权力通过身体发生的持续互动，还表现在资本生产与人口生产的深层关联上。按照福柯的分析，人口的增殖主要是通过微观层面的生命权力（即直接作用于人的生命过程，操纵人的生命的延续、提高与生殖过程的微观权力形式）对个人生命过程进行操控来实现的。因而，资本增殖与人口增殖的关系可以归结为资本权力与生命权力的关系。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口的增长并不像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所说完全遵循所谓“自然规律”，而是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增殖的社会需要的。资本增殖过程支配着人口的增殖过程，资本生产体系不断催生出大量的劳动人口，并将其反复吸入又抛出生产过程，造成了大量的过剩人口：“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过剩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9) 通过对资本积累与微观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分析，福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两个进程——人员积聚和资本积聚——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维持和使用大规模人力的生产机构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人员积聚的问题。反之，将日渐增大的人群变得有用的技术也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一个不太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制定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20) 现代社会的人口生产和人员积聚过程，反映出资本与微观权力在个人身体、生命层面的这种持续的运作。
其次，在阐明了资本与微观权力两者间“共谋”的场域问题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两者“共谋”的具体机制问题。资本先直接作用于微观权力形式，而后才能通过后者间接作用于个人的身体和生命。在资本与个人身体生命之间，微观权力充当了关键性的“中介”和“杠杆”。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通过购买活劳动，其本身就转化为对劳动过程、劳动者个人的身体生命过程进行操纵的一种“支配权力”(21)。然而，这里仍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是一种总体性的权力，它如何能够直接作用于个人，渗透到他们身体发肤的细枝末节，操纵他们的生理活动呢？资本对个人身体和生命的支配和渗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显然，正是各种微观权力形式构成了资本权力作用于个人身体的“中介”和“杠杆”。资本需要通过操纵规训权力、生命权力等微观权力形式来推动身体积累和劳动过程，从而达成资本积累的目的。正是通过对诸种微观权力形式的自觉操作，资本得以激发、控制与压抑个人身体，将其投入或者抛出生产过程。资本能够直接操纵各种细密精微的权力形式，并以此为动力中介间接作用于个人的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微观权力效应，从而达成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基于此，资本的权力才能够成为一种同时贯穿社会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总体性权力”。
微观权力之所以能够充当资本与身体之间的中介，是基于微观权力能够在身体内部“自动运作”的特性。惩罚和规训等权力形式最初是来自身体外部的，而针对身体的惩罚和规训过程一旦完成，微观权力机制本身就会复制、移植到个人身体内部，变成身体的“强迫症状”或“正常状态”、“日常习惯”甚至“生理规律”。即使外部权力暂时停止了明显的惩罚和规训，身体中的权力机制仍将继续自动发挥作用，不断推动身体进行自我监控、自我惩罚和规训。正是通过微观权力的这种内在于身体的“自动性”，资本权力才得以顺利穿透个人在身体最细微处的保护、懈怠和反抗，将身体和生命左右于股掌之中。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资本与微观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排斥互动中的一方起决定性作用，正是由于资本决定着微观权力，使得各种微观权力形式构成了资本积累的一个内在要素。
现代社会的各种微观权力形式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功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赋予它们的。特定权力和权力体系在资本生产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在资本增殖中所起的作用，决定了这一权力和权力体系在整个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具体来看，微观权力辅佐着资本关系的持续再生产过程。惩罚和规训等微观权力在资本的“上游”创造和培育劳动力和生产意向，在资本的“下游”维持和再生资本关系，辅佐着资本的增殖进程：“确切地说，惩戒方法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在生产关系的下游，它们致力于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再生产；在生产关系的上游，通过生产生产力而致力于生产关系的‘持续创造’，也就是通过激发一些资本主义剥削为获取利润所需要的主观的生产意向。”(22) 更进一步地，微观权力不但辅助着资本的再生产，而且还进一步在个人身体和生命的微观层面复制出这些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惩戒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说只是个次要角色，它通过对民众反抗与不法活动的监控不仅是对生产关系的复制，而且还在直接生产者中树立了为追逐利益而生产的观念。”(23)
随着现代社会不断的发展和成熟，微观权力逐渐构成了资本生产体系的一个内在环节，从根本上服从于资本增殖的目的。“惩戒并不只是用来再生产生产关系，实际上它是‘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因素’。惩戒使得个人的生命，主要是指其生命的时间与节奏，不再是一种可能随着任意的、浪费的、混乱的时间安排而被盲目使用的力量，而是一种可开发的劳动力。”(24) 所谓“劳动力”，一方面包括劳动者身体的客观力量和经验技能，另一方面包括劳动者主观的生产愿望，构成了资本自我增殖的关键性因素。而劳动力本身并非某种“纯粹的自然力”，而是通过国家控制的教育机构、警察机构和监狱机构等权力体制造就出来的，是被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体系不断生产出来的。要而言之，脱离了微观权力对身体和生命的锻造与培育，资本生产就丧失了“活劳动”这一必要的人身前提。而脱离了资本增殖这一最高目的，微观权力就会变成无的放矢的自我耗费，失去其实质性的功能和定位。
以微观权力为杠杆，身体被资本的力量所穿透，被纳入可变资本循环的过程之中完全工具化和手段化，沦为资本生产活动的附属物。资本按照增殖的需要塑造身体，而身体也将资本积累过程内在化：“资本不断地努力按照它自己的需要来塑造身体，但是同时在其作用方式内使转变结果内在化，并且不断地展开劳动者的身体欲望、需要、需求和社会关系”。(25) 这样，资本积累与身体积累这两个过程共同运转，身体本身就镶嵌在资本运动的轨迹中，沦为资本积累的策略，以此构成了全面异化的基础层面。
关于资本和微观权力相互关系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现代性矛盾根源问题上，资本比微观权力更具有决定性，资本分析比微观权力分析更为根本。福柯将各种微观权力体系的运作逻辑看做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质，由此将现代社会从总体上看做“惩罚型社会”；但这个惩罚型社会的界定仅仅是一个形式的规定，还缺乏更为丰富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惩罚型社会”这一概念，需要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境遇中才能够获得它恰当的语境和意义。如果脱离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那么，福柯关于惩罚型社会的权力网络的精妙分析将失去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变得过于抽象和笼统。显然，资本主义与惩罚型社会是历史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前者始终构成了后者的社会形式。这样，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就引出了如何从根本上治疗现代性病症的问题。
四 现代性的治疗方案：“社会革命”与“生存美学”
既然现代性诊断揭示出现代社会是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惩罚型社会”，那么超越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马克思与福柯的现代性诊断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两者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差异。马克思要求利用并扬弃资本的矛盾逻辑，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社会全面改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规划，从总体上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而福柯则要求一种针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奴役体系的“自我风格化”的“生存美学”，以此来作为取代革命运动的“新的斗争形式”。
两种现代性超越路径的差异，首先与两者对权力的不同理解是紧密相关的。基于一种总体性的资本权力观点，马克思要求通过资本逻辑的全面扬弃来实现现代性的超越。与此不同，基于一种无主体、无中心的权力观，福柯要求一种无中心、个人性的反抗，以此来解构以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全面改造社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运动。
马克思强调有中心、有主体的权力与有中心、有主体的革命运动；与此不同，福柯则强调无中心、无主体的权力与无中心、无主体的抵抗。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现代社会的权力是以资本为主体，以资本盘踞其中的国家、市场和阶级等宏观组织为中心而发生发展的；因而对这种权力的革命也是以无产阶级这一特定利益集团为“主体”，并围绕着“国家权力”、“资产阶级权力”等这些“中心”而不断发生发展的。然而，福柯却反复强调，微观权力“不是单义的，它们确定了无数冲撞点、不稳定中心，每一点都有可能发生冲突、斗争，甚至发生暂时的权力关系的颠倒。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遵循着‘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这种颠覆不是由于国家机器被新的势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机构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毁灭而一下子造成的；另一方面，这些局部的插曲无一会被载入史册，除非它对制约着它的整个网络产生影响”。(26) 既然微观权力无所不在，那么对权力的抵抗也就无所不在。微观权力是无中心的，那么抵抗也就是无中心的。无论是权力还是抵抗，都没有特定的行动主体。权力是“匿名的权力”，抵抗也可以说是“匿名的抵抗”。在这种观点看来，“国家”、“民族”和“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行动主体”显然都不再适用了。
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体革命策略，福柯呼唤一种个人性的抵抗，强调个体的伦理和美学抵抗策略的重要性与可能性，寄希望于“生存美学”对“新主体”的创生。权力无处不在，没有中心，没有主体，因而主要针对“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权力”的无产阶级群体政治的革命策略就变得不可能了，个体的伦理和美学抵抗策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便脱颖而出。为了寻求这种克服现代性的伦理审美方案，福柯求助于古希腊的“自我风格化”的态度与“主体审美化”的气质。这些气质集中体现为，通过个体对自身的快感的使用，对性的自我节制，来达成自我风格化、艺术化、审美化的“生存美学”。这种生存美学包括一整套主体的主动的伦理审美实践和自我技术，通过对自我的道德界限的批判和僭越，挣脱自我的奴役界限——包括外在的规训权力及内在的道德权力——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生存美学的主要技艺包括：自我的极限体验、自我的反复尝试、自我的僭越实验等。其目的在于，张扬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通过自我决定与自我创造等自由、主动的实践，使自己成为“艺术品”，成为自我生产、自我创造的主体。在福柯看来，缺乏生存美学的个人，是由权力、知识生产的主体，因而就是在权力技术的奴役下屈从的、被动实践的“主体”，是自我否弃的“主体”。而一旦掌握了生存美学，个体就可以拒绝屈从于权力支配的主体化形式，发展为自我风格化的主体。由此看来，福柯克服微观权力、超越现代性危机的关键，就是要通过“生存美学”的自我技术超越“旧主体”，创造一种“新主体”。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马克思与福柯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差异还在于：是否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异化形式”与“合理潜能”。马克思将资本视为现代性矛盾的根源，那就是将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看做现代性矛盾的根源，从而区分了现代性的异化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与物质内容、合理潜能（即理性组织、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成果）。而与此不同，福柯显然没有在资本主义形式与现代文明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直接将导致现代性矛盾的权力追溯到理性组织、科学知识等这些现代文明成果本身的特性。他认为，惩罚、规训和奴役等压迫性的因素就根植于理性组织和科学知识等现代文明因素的本身之中，而并非根植于它们赖以实现的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
基于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与合理潜能的辩证区分，马克思能够发现一种内在于资本逻辑自我扬弃趋势的“内在超越”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一个扬弃了资本主义异化形式同时又继承发展了现代性全部合理潜能的社会主义“新现代性”。与此不同，由于未能区分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与合理潜能，福柯的现代性批判和超越就都不是内在性的，而是一种针对现代性的全盘化批判和外在性超越。
与马克思内在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建构新现代性的治疗方式相比，福柯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在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合理内涵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因而也就将现代性整个地理解为完全受权力网络支配的异化世界。更进一步的是，由于看不到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的性质与功能的希望，福柯便试图改变权力的产物和结果，即主体化形式；因此，福柯也就将超越路径局限到个体的生存美学层面。正是在这里，福柯追随尼采、海德格尔等前辈们去重拾那些久已失落的浪漫主义理想：在一个过度理性化的世界中，竭力打造一个特殊的、唯一的、风格化的自我，为此不惜重返西方文明的古代源泉汲取神秘的灵感。这种试图全面越出现代性之外寻找超越路径的做法，与其说是针对无孔不入的权力体系的一种积极反抗，不如说是一种委婉的妥协、一种无奈之举——彻底绝望前的一点勉强的希望。
结语
在当代境遇中开启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独特品质。而对话中所凸显的一系列当代社会发展问题，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理论生长点。当代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凸现了“微观政治”、“微观权力”等问题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应当从资本逻辑出发，透视现代权力的宏观形式、微观形式的矛盾本性与发展趋势，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权力理论。
注释：
① 转引自莱姆克：《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与福柯》，陈元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4页。
② 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见《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513页。
③⑧ 莱姆克：《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与福柯》，第13页；第4－5页。
④⑥(15)(16)(20)(26)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3，第29页；第28页；第248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9页。
⑤ 福柯：《米歇尔·福柯访谈录》，见《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436、438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8－49页。
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431页。
⑩(11)(12)(13)(14)(18)(22)(23)(24) 勒格朗：《被福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见《马克思与福柯》，第19页；第20－22页；第25－26页；第35页；第31页；第26页；第31页；第29页；第31－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728－72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8页。
(25)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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