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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形成，除受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域金融的差异性，而导致西部资本形成不足。因此，进行金融创新，建立良性的资本形成机制，发挥金融在调节经济和资源配置的功能，是西部开发成功的关键所在。
金融发展滞后、资本形成不足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1.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对减少。改革开放后，国家投资开始向东部地区倾斜，向沿海地区倾斜的程度更大。1997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投资占各地区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分别为59.7%和40.3%。
2.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东部。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1995年底，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外资，有87%集中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仅从1997年情况看，全国各省区市合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476.6亿美元， 其中东部地区407.6亿美元，占全国的85.5%，西部地区17.6亿美元， 仅占全国的3.7%，东部是西部地区的23倍。
3.西部的内源融资能力明显弱于东部。据统计，从1978到1992年，东部地区实际积累率由36.7%提高到37.2%，西部地区则由34%下降到29.6%。“八五”期间，各地区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18301 亿元，其中东部11340亿元，西部2593亿元，东、西之比为100∶23。中、西部实际积累率的下降和自筹资金能力低将进一步影响中、西部未来的经济增长。
4.东部的外源融资的能力明显强于西部。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加工型垂直分布格局形成，东部地区资金利润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二，东部地区的金融体系较为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我国现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上市公司也大多集中在东部。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1999年12月30日，西部10省共有A股上市公司161家，其中深市85家，沪市76家，仅占深、沪A 股总数的17.6%。
我国劳动供给过剩的特征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带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差异不大的事实，从另一方面恰好论证了资本形成不足、金融发展滞后是影响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
“马太效应”与政府主导型金融的牵引机制
所谓“马太效应”就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缺陷，经济发达地区越发达而经济落后地区更加落后的现象。从资本形成角度分析，“马太效应”是社会实业资本和商业信贷资金受经济利益驱使，背离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的过程，这种背离在乘数的作用下，差异呈进一步加速扩张趋势。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形成及差距的不断加大，正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因而，此时政府的介入就显得非常必要。政府主导型金融牵引机理在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产业（企业）的发展前景尚不明朗，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中踌躇不决时，政府金融机构对这些部门的先行投资，表明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扶持意向，从而通过自身的政策性融资活动间接地吸引诱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和私人部门从事符合政策意图的投融资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以政策诱导为主的牵引机能。即“政府金融机构先行投资——商业性金融机构跟踪投资——政府金融机构再转移投资方向”这样一种牵引机制。一般而言，随着产业的成长，被扶植的产业对政策性资金的依存度都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活力得以充分发挥。
世界各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谋求以适当金融模式来带动经济的高效发展。日本和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更多地发挥了政策主导型金融的作用。日本、韩国企业资本结构和我国企业类似，外部资金的比重占优势，企业资金结构使金融部门作用的杠杆增大，因此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性金融引导企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
相对于市场主导型金融，政府主导型金融作为政府实施产业调控政策和区域调控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的重要工具，根据生产力的梯度分布，把区域信贷政策和产业倾斜政策结合起来，利用市场力量，配合政府进行梯度整合，从而有效调动经济资源，推进区域经济区域化、一体化。政策性金融的基本职能是在市场失败的情况下，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业务来促进扶持产业和地区迅速成长和发展，弥补市场金融的不足，它是对市场选择必要的补充。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作用对区域开发和产业发展的初期则是至关重要的。如在工业化之始，金融体制主要解决初始资本和周围资本稀缺的问题，但随着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发展，产业开发和投资所需的巨额资本难以通过个人筹得，金融体制就必须在资本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对日益大型化、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实行金融控制；而随着经济深化知识与信息的含量增高，金融体制的意义就更多地体现在解决企业经营与交易中存在的信息失效和道德风险问题，促进信息的创造和交换，从而提高经济的竞争力。
西部开发中金融模式选择与创新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形成，说明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区域差异性所代替，这种差异性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差异性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西部金融发展滞后，资本形成不足，可见，现有的政金融政策和金融模式已难以适应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进行金融创新已势在必行。
第一，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完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主导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健全，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进入新世纪又面临加入WTO的冲击。 从我国现有几家政策性银行资金规模和效率讲，很难适应上述任务和西部开发战略使命。而工、农、中、建等国有银行若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则会严重地妨碍它们商业化的步伐。因此，通过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完善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主导型金融杠杆则显得尤其重要。
第二，设立各种类型西部开发基金。一是通过建立政府（中央和地方）专项基金，加强对西部基础产业和公共设施的投资；二是设立海外中国基金。作为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是我国在短期内无法克服的矛盾，通过国家基金的形式，将国外投资者与国内需求者联系起来；三是建立各种类型的行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竞争性产业，或投资于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并有良好的回报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
第三，在西部开发中，作为我国金融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应与政策性金融体系协同运作。根据西部开发的战略部署，调整信贷结构和资金投向，及时扶持西部地区有竞争潜力的产业和部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家西部开发目标的实现，也可以使商业银行在未来西部经济发展中取得有利的发展空间。如在西部开发中，国有商业银行把金融支持主要定位于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强竞争力。同时，注意跟踪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向，适当增加投入，加快我国西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强化资本市场在西部开发中资源配置功能。直接融资有利于解决中西部地区企业严重资金短缺的矛盾，发展直接融资，不仅能把分散在个人、机构手中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入西部开发，而且也能避免间接融资造成企业债务负担过重，开发项目效益不佳的弊端。同时，证券市场有利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体系的完善。近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资源类上市公司如西藏矿业、盐湖钾肥等，证明优先扶持这类企业上市的政策是有成效的。为此，需要调整目前的资本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大力扶持西部能源、交通、通讯、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企业改制上市，扩大中西部上市规模。西部效益较好的龙头、骨干企业上市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第五，在西部开发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整合，培育若干个大型企业集团，形成几个经济增长点，是金融支持重中之重。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随着跨国公司的纷纷涌入， 我国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空前增大，如果我国的企业仍处在“一盘散沙”状态下，势必被跨国公司挤垮，从而导致我国一些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被外国公司控制，成为外国产业链上的附庸。因此，对西部开发中有重点地选择若干个产业，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结构重组，产业整合，培育几个大型企业集团，形成西部发展的支柱。
第六，要建立和完善西部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非国有经济占半壁江山的事实说明，占企业总数90%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相对而言，西部的中小企业更缺乏资金，融资需求更强。但是西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极为短缺。必须适时发展地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拓宽中小型非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渠道。与此同时，改变国有金融组织的歧视性信贷安排，应该坚持商业化经营原则，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把资金投入到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和部门，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第七，推进市场建设，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我国现行市场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西部地区市场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作，实行优胜劣汰，经济体系才能保持发展的活力。而西部地区开发，只有真正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能持续发展。在政府主导型金融扶持的同时，应加快建立和健全市场金融体系，并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部门转向市场去解决它们的资金需求。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选择西南和西北的若干个城市培育和发展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多层次、开放性的金融市场网络，充分发挥金融中心辐射能力，为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带动西部经济发展。
第八，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人才已成为金融创新和现代经济成长的关键。西部开发是本世纪我国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进行金融工具、技术、管理和制度的创新，势在必行。因此，培养一批懂金融、技术、管理、法规又熟悉国际惯例的复合型人才，是我国西部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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