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自然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结 合他们的实际，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积累了许多经验 ，表现出许多特点。本文对日本早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 发展作以初步探讨。
一
1.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传入日本
自然辩证法在日本的传播，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而逐步开始的，它的直接标志是192 7年7月由大山彦一翻译的苏联德波林的论文《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在日本公开出版发行 。从这时起，日本便开始了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正如日本的藤井阳一郎所说的：“我国的自 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从1927年苏联德波林的论文《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直接地被介绍 到日本开始的。”[1](P15)
在德波林论文传入之前，日本虽然也出现过运用唯物论观点来研究自然科学的情况，但就 其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来看，“是非常肤浅的”，或者说，处于自发的状态。而德波林论文 传入之后，便开始接触和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思想，由自发的状态转为比较自 觉的状态。
德波林的这篇论文，一方面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从恩格斯为什么和怎样进行教 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主要内容结构以及恩格斯这些遗稿遭到德国民主党长期扣压的厄运等方 面，作了系统地介绍。另一方面，他也阐明了自己对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他说：“自然辩证 法是自然科学的代数，以认识自然的必然前提的科学基本概念及范畴为其对象，在自然研究 上由于应用辩证法的方法，才形成理论的自然科学。由于普遍推广，还进而产生了我们一般 唯物论世界观的一个主要构成要素——唯物论的认识自然的体系。”[2]
在德波林论文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写了一批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文章。比如，1929年，石植 秀臣的《自然辩证法与生物学》就是一例。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唯物论立场出发论述了生命 论，介绍了奥巴林关于生命起源的论文，批判了在生物学研究上引入目的论观念的错误，并 最 后得出结论说：“生物现象的整个论据，都显示了自然辩证法的正确性。这样，即使在生物 学里，自然辩证法也是其学科的代数。”[3]从这一结论中，不难看出，石植秀臣把德波林 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直接应用到生物学中去了。此外，像本庄可宗的《自然科学和阶段理 论——论争的批判》等论文，也都直接吸取了德波林的思想。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最早的日译本，是由加藤正翻译的，上卷于1929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下卷于1932年由希望阁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版了许多不同的译本。这与世界各国相比是 相当早的。我国第一个中译本是1932年出版的，而恩格斯居住过多年的英国1940年才翻译出 版，法国一直到1950年才公开出版法译本。
同时，与自然辩证法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些经典著作，也相继在日本翻译出版。1927年，列 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列宁文集》日译本第十卷，由白杨社出版；1928 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河野密、林要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 结》（阪本胜译）由改造社出版；1929年，山川均、大森义太郎翻译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 主义》，由白杨社出版；佐野文夫翻译的《费尔巴哈论》，由岩波书店出版。
3.广泛的学习、宣传和争论
苏联德波林论文传入日本，特别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之后 ，日本广大学者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更加广泛的学习、宣传和争论，有力地推进了自然辩证 法研究的深入开展。1927年至1935年，日本学术界所出现的几次较大的争论，就说明了这一 点 。
第一，关于辩证法是否适用于自然科学的争论。
日本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家冈邦雄(1890～1971)，于1927年在日本 当时的综合性杂志《太阳》上，发表了《唯物论和物理学——学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 判主义〉第五章》一文。文中提出了唯物辩证法不适合于自然界及其自然科学的观点，他说 ：“本人认为作为方法论来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有个界限，对于前者适用于辩证唯 物论，而后者则适用于认识论的唯心论的方法，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之而产生把辩证法仅 仅限制在历史范围内的观点。”[4]
冈邦雄的这一观点提出后，立即引起了争论。1928年2月，高桥庄吉也在《太阳》杂志上发 表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唯物的理解》一文，明确反对冈邦雄的观点。他指出：“辩证法是 把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同样地渗透溶融着的一般方法论的媒体，宋就自然地形成了一门抽象 的科学。因此，这种抽象的科学，假如不能说明其具体形态时，将要出现以下两种重要的特 殊科学：(1)自然科学——（自然辩证法）；(2)社会科学——（历史唯物论）。”[5]这就与冈 邦雄的观点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接着，1929年9月，竹村文夫又发表了论文《辩证唯物论和自然科学》，又一次批判冈邦雄 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冈邦雄提出的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观点， 是片面的，是绝对不能承认的。他还说：“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要设置鸿沟，并不是冈 的发明，这在新康德派的西南德意志学派威德巴尔特、里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中就能找到。” [6]
当时日本的学术界，包括后来成为坚定唯物论者的著名学者，确实存在着“辩证法是从社 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反过来说，历史是辩证发展的，但是不能说自然界本身是辩证的” [7]错误思想倾向。日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著名物理学家武谷三男，都曾主 张过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没有意义。
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经过一段争论，较快地纠正了上述的不正确观点，原来提出过 错误主张的代表人物也都接受了批评，端正了看法。就拿冈邦雄来说吧，根据高桥庄吉《自 然科学方法论的唯物的理解》一文的结束语，我们知道冈邦雄曾参与了高桥这篇论文的初稿 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表示同意文中的观点，接受了批评。从提出错误观点的1927年 11月到接受批评的1928年2月，只有四个月的时间。而户坂润于1930年发表错误见解之后， 经认真地自我反省，于1934年发表的《现代哲学讲话》中，承认了自己观点的片面性，说他 那篇否定自然的文章是“谬误的记录。”[8]至于武谷三男，从他在1936年一篇文章的自述 中，可以清楚看到他的确有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说：“我确实说过，‘辩证法在社会和历 史领域中是具体的。但是在自然科学中没有意义’……但是，对量子力学的更深刻的分析强 而有力地把我从康德主义引到自然辩证法方面来。自然界本身就是辩证的。”[9]
不仅如此，冈邦雄、户坂润等人，在克服片面性之后，更加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 究，并于1932年起创办了唯物论研究会，这就为后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此可见，日本学术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问题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 较为广泛的学习、宣传和争论之后，才逐步达到的。
第二，关于唯物辩证法是不是自然科学方法的争论。
19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许多学者认真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等经典著作，写了一些 体会文章，并就学习和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争论。比如，1930年5月，本庄可宗 在谈到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体会时提出：“恩格斯说唯物辩证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吗 ？ ”并接着回答说：“根据我的理解，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里，没有说唯物辩证法是‘自然 科学’的方法，而好象是主张对于‘自然’要采取新的要领和方法。”[10]本庄可宗这一观 点提出后，立刻遭到了批判。同年6月发表的寺岛一夫的论文《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论 〉——驳斥本庄可宗》，就是一例。寺岛一夫在驳斥本庄可宗上述观点时，尖锐指出：“在 有 限的页数里，不能论及到这样荒唐的发现，只能引用两、三个典型例子将作为回答。”[11] 就是说，寺岛认为本庄提出的唯物辩证法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的见解，是不符合事实的，是 错误的。
事过不到两个月，即同年8月，本庄可宗又发表了《关于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一 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指出：自然辩证法是掌握“自然”的一种的方法，决不是代替 “自然科学”新的特殊的方法。还强调说：“辩证法是贯穿整个自然的一般的运动法则。 但自然科学的法则是立足于为了特定的目的而采取的立场以及通过划分一定的自然区域和方 法进行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规定和约束，是在其自己的限制下来研究自然的法 则”。又说，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是“一般的方法和特殊的方法的区别”。[12]这 样，就把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及前者能指导后者但不能代 替后者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讲清楚了。
第三，关于自然科学阶级性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是由于苏联批判德波林并传到日本后所引起的。
1930年以前，作为战斗的唯物辩证法论者协会会长的德波林，在苏联享有很高的声望。但 到了1930年12月，德波林被定为“逐渐孟什维克主义化的唯心论”者，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 他的错误据当时记载，主要是“理论脱离实践”，“没有把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党性贯穿到全 部活动中去”，投降“资产阶级科学”，把“资产阶级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等等。 而苏联批判德波林的情况，迅速地传到了日本，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苏联批判德波林，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作法，表现出严重的片面性。本来批判德波 林在方法论上抛弃辩证唯物论，陷入黑格尔主义，是正确的，但在强调列宁哲学功绩，却用 哲学的党性即阶级性任意地解释自然科学，说自然科学及一切科学都具有这种党性，这是错 误的。比如，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称为“资产阶级科学”，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能坚 持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说成是“资产阶级科学家”等。在这种做法的影响下，日本当时也出 现了类似的情况，并因此展开了实质上是关于自然科学阶级性的争论。
物理学家石原纯(1881～1947)，是日本较早关心唯物论哲学的学者，并发表了一系列见解 ，但后来却遭到激烈的批判，给他扣了许多帽子。石原纯主张，是唯物论正确还是唯心论正 确，这是不能论证的事情，其研究的出发点，不过是把世界观作为一种假定或是一种信念。 就是说他对唯物论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但冈邦雄却认为，石原纯的这种思想“已经发展到了 空虚的地步”。[13]石原纯针对朴素唯物论者在自然科学认识论上存在的问题，结合量子力 学的发展进行了较深刻的评论。他深刻指出，量子力学的出现，一方面批判了朴素的模写的 论说，同时又承认观念的作用。这正是较为正确的看法，可是当时的一些唯物论者却认为， 用高等数学武装起来的量子力学，从其形态上来说，是唯心主义的，并指责石原纯一方面是 唯物论，一方面又追随马赫，同时以中间态度参加争论，所以博士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然学 者”。[14]后来，竟然有人又把石原纯打成“马赫主义者”。其实，石原纯的许多看法，不 仅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四，关于自然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争论。
关于自然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争论，大体是从1934年8月冈邦雄发表论文《自然辩证法 和形式逻辑学》之后开始的。冈邦雄在这篇论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只承认辩证法而排斥、否定 形式逻辑的倾向，指明了重视形式逻辑的理由就在于自然科学家运用它取得了研究成果。在 分析当时学术界这方面问题时又指出：“辩证法论者经常说个别学科的科学家‘不懂得辩证 法’。这个说法在指个别学科的科学家不懂形式逻辑以外的东西这一点而言是正确的。可是 只知道批判形式逻辑这件事，而不知道它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辩证混合物论者才正是 应 该被称之为‘不懂得形式逻辑’进而称之为‘不懂辩证法’的”。[15]可见，冈邦雄这样的 一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了山岸辰藏、山野卓尔、广岛 定吉、吉田敛等人的批判。比如，吉田敛就指责冈邦雄存在“自然辩证法中应该有形式 逻辑学席位”的思想，并明确指出，扬弃形式逻辑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自然科学本来的思想方 法。[16]
冈邦雄之所以遭到批判，也是与日本受批判德波林之后的苏联哲学观点的影响分不开的。 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片面强调辩证法的优越性，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的作用。而这些教科书 又很快在日本翻译出版了。
1935年1月，冈邦雄发表了《答就自然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学问题的各种批判》一文，对过去 批判他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又一次的驳斥。他在进一步阐明自然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同 时，又联系苏联教科书中对形式逻辑片面评价的事实，深刻指出，贴标签式的批判，用辩证 法一句话代替了对所有事物的研究的态度，是应该十分警惕的。这在当时日本哲学界受苏联 哲学思想影响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大胆地提出这种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
二
1935年之后，经过广泛的学习、宣传和争论，特别是逐步总结、吸取苏联在批判德波林所 表现出来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教训之后，便开始更加扎实的、具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辩证法研 究。正如日本的藤井阳一郎所指出的：“日本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1935年前后，已经奠 定了用自己的观点开展研究的基础。”其主要表现在日本自然辩证法研究走向“具体化”和 一批综合性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成果公开发表。
1.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化
所谓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化，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与各门具体自然科学特别是科 学技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自然辩证法研究更加联系具体科学发展的实际。
在日本最先提出“自然辩证法研究具体化”的是冈邦雄。据吉田敛的论文记载，冈邦雄在 《唯研消息》第4号发表的《自然辩证法的新途径》中，首次提出这个问题。而冈邦雄的论 文《自然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学》，实际上也是就自然辩证法具体化这一主题来写的。
据山岸辰藏提供，昭和年代初期，在唯物论研究会的自然科学研究部门，为了大力开展自 然辩证法的研究，还制定了规划。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以前只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今后应该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亦即强调所谓“自然辩证法的 列宁阶段”。这当然与受苏联批判德波林的影响有关。同时，还明确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以前我国的无产阶级哲学，特别在其‘自然辩证法’的部分中，与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般 论（=公式主义）或德波林的方法论主义的祸害也有关系。而所说的在具体科学的各个领域中 正确运用辩证法这个问题，也就是随着历史的和具体知识的发展与扩大，对于哲学进行的正 确的概括，如果再换句话来说，就是未能完成模写的认识论和具体的知识的结合，这就成为 我国唯物辩证法发展上特别脆弱的一环。”[17]这实际上，就把自然辩证法具体化作为问题 又一次提出来了。
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化问题，1935年，冈邦雄还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概括 。他指出：“自然辩证法随着特殊科学及技术的历史观察而发生，同时由特殊科学充实之后 获 得最初的具体性，而这种特殊科学又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来应用形式逻辑的；在从自然到自 然科学认识的形成过程，一度形成了形式逻辑的轮廓，然后逐步显示出整个辩证法的结构； 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必须与科学史和技术论的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18]冈邦雄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后来从事了大量的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并通过科学史的探讨进一步研 究自然辩证法。这样做，确实大大推进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深入展开。他于1935年发表的《 自然科学史讲座》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 ：“如果我们按照科学—技术的一般说法而抛弃技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的话，就会 立刻接受科学的唯心论的概念，就将导致我们的一切科学论、直到认识论的基础的崩溃。唯 物论的基础在于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其认识，仅能是根据社会上人们对自然的实践，才能得 到检验。”[19]这部著作，实际上可以说是实行自然辩证法研究具体化的结果。
当时，日本的其他许多学者，也积极地赞成和贯彻自然辩证法研究具体化的方案，并从而 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认识。正像藤井阳一郎所概括那样：“马克思主义自然辩 证法，一般认为是处理自然本身的辩证发展和对人们意识的反映，所以和辩证逻辑一起，认 识论就成其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一切人类的认识是历史的社会的过程。 所以，如果注意一下另一个方面的话，自然辩证法可以说，即包含着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内 容，同时也包含着历史唯物论的内容。事实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既包含有对 于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分析，同时也包含着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再现和具体的技术史的事 实。”[1](P44)后来的实践证明，日本当时所提出的自然辩证法具体化的道路，是积极的、 正确的。这也表明，日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并在20世纪30年代就达到了 相当的水平。
2.一批综合性的自然辩证法论文和著作公开发表
1935年以前，上面已经提到，日本发表了一些以研究学科哲学问题为主的辩证法方面的论 文。自1935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又公开发表了一批有关自然辩证法方面的综合性的论文和 著 作。例如，广岛靖晃的《为了使自然辩证法具体化》（《中央公论》1935年3月号），加积令 二的《关于自然辩证法》（《东大春秋》2卷3号，1935年），吉田敛、石原辰郎、冈邦雄的《 自然辩证法》（三笠书店，1935年），田边元的《科学政策的矛盾》（《改造》1936年2月号 ），小仓金之助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中央公论》1936年3月号），石原纯的《社会 状况与科学精神》（《科学记录》1937年3月号），武谷三男的《自然辩证法（关于量子力学） 》（《世界文化》1936年3月号）、《现代自然科学思想》（《现代思想展望》1936年12月25日 ）、《关于牛顿力学的形成》（《科学》1942年8月号）等等。其中，有些论文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比如，吉田敛、石原辰郎、冈邦雄合著的《自然辩证法》，内容丰富，体系严谨，集中 反映了日本这一时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是一部有科学价值的著作。本书分为前、后两 篇，前篇“自然辩证法史”以自然辩证法在德国的创立、在日本的展开为线索展开论述，涉 及到众多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 列宁、德波林派等。后篇“自然辩证法概论”主要围绕什么是自然辩证法及自然辩证法的具 体化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内容涉及哲学、自然科学和唯物论，自然辩证法的地位，自然辩证 法与形式逻辑，还有具体化的意义、具体化的方法等。
三
上面列举有关武谷三男的几篇论文，也是当时日本具有较高水平的自然辩证法代表作，正 是在这几篇论文中，武谷三男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科学认识的“三阶段论”。我们认为，“ 三阶段论”是日本早期自然辩证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武谷三男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他较早开始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并 紧密结合物理学史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实际，创立了在日本科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科学方法 论——“三阶段论”。
武谷三男“三阶段论”的思想，早在1933年至1934年间就已形成。1980年他与美国粒子物 理学家L·M·布朗的一次对话中说：“我在1933年或1934年想出了三阶段理论，并与坂田经 常 讨论过。”[20]但第一次公开发表“三阶段论”却是1936年的事。
1936年12月25日，武谷三男在《现代思想展望》上发表了《现代自然科学思想》一文，文 中在谈到科学发展的阶段及其逻辑时指出：“把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当作一切而原封不动地 加以固定化时，就要陷入形而上学，从逻辑上说，科学的发展按其特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以描述现象为主的现象论阶段（亚细亚社会的天文学）；第二是了解那里有什么 ，对象具有怎样的结构的实体论阶段（从希腊初期到刻卜勒）；第三是从实体相互作用的普遍 规律媒介出 现象的本质论阶段（牛顿力学）。这是科学认识发展的逻辑，同时因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由这三 个方面立体地配合而成的，所以在现实中分析这组合方式的若干形态是很重要的，而且会给 许多科学研究提供方针。”这就结合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十分概括地提出并说明了“ 三阶段论”的内容和意义。
1942年8月，武谷三男在《科学》杂志又发表了《关于牛顿力学的形成》一文。在这篇文章 中，他以牛顿力学形成的历史过程为例，又一次详细而系统地阐发了“三阶段论”这一科学 方法论。
首先，叙述了“三阶段论”的内容。武谷三男指出，对于自然的认识有三个阶段：
第一，“现象论阶段”，即描述现象和描述实验结果的阶段。这一阶段不是联系其它事实 来更深刻地说明现象，而只是收集关于现象的知识的阶段。如果按判断的类型来说，它相当 于黑格尔在其概念论中所说的个别判断，即作为Dasein[定有]的肯定判断，是描述个别事实 的阶段，是ansich[自在]的阶段。
第二，“实体论阶段”，即了解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并根据这种结构的知识，整理关于 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的阶段。但这种规律性的知识，只是描述继一个现象之后会发生 另一个现象；并不能说明一个现象之后必然发生另一个现象。这一阶段可以用post hoc[在 这以后]这一术语说明其特征，用概念化的术语来说，可以说是特殊判断，即叙述特殊的结 构在特殊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现象的阶段。这是fursich[自为]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规律在 与实体相对应的形式上具有作为实体属性的意义。
第三，“本质论阶段”，即认识以实体阶段为媒介深入到本质的阶段。这是对于实体间相 互作用的规律的认识，即从处于这种相互作用下的实体的必然运动来媒介和说明产生现象的 规律。这一现象可以用propter hoc[由于这]这一术语来说明其特征，是an und fur sich[ 自在和自为]的阶段，用概念论的术语来说，是普遍判断，是概念判断。也就是说，是阐明 任意结构的实体在任意条件下产生什么样的现象的阶段。
其次，分析了“三阶段论”中三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武谷三男在谈完“三阶段论”的 内容之后，紧接着说：“由此看来，从实体论阶段发展到本质论阶段，是以实体为契机，既 包括实体，又否定实体的规律的观点来提高的，在本质论阶段中将表现出它的固有的逻辑性 质。”又指出：“物理学的认识并不象‘一条道走到黑’那样直线的发展，而是沿着这三个 阶段循环往复向前发展的。即第一个循环的本质论，从第二个循环来看则是现象论，从而推 动第二次循环向前发展。”不仅如此，他还结合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便从逻辑上说明了这三个阶段的顺序关系。但在实际中，这种逻辑按照不同的现实 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形态，而且由于各个对象和认识、实践等其它方面的限制会采取不同的形 式，所以武谷三男在文章中又特别说明：“人们认识自然的三个阶段的这种逻辑顺序是和其 它重要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这三个阶段”。
第三，指明了“三阶段论”的现实意义。武谷三男在文章的最后，结合当时物理学领域所 遇到的问题，进一步分析了“三阶段论”对原子核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原 子物理学由于导入了若干实体曾处于实体论阶段，可是由于介子理论的发展，现在的困境可 以说是，在从实体向本质论过渡时，首先一边进行实体论的整理，一边寻找通向本质论的道 路 。也就是说因为介子场和量子的实体性质，它们所遵循的方程和问题，量子力学辐射理论 的近似方法是否妥当，以及量子力学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等等纠缠在一起，所以必须慎重地 进行分析。因此可以说牛顿力学的形成过程能给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提供逻辑”。
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在日本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许多 著名科学家的高度赞扬。日本杰出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11～1970)，曾联系日本物理学 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结合汤川理论的创立、发展过程，对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给予 极高的评价。他说：“武谷三男从自然辩证法的立场详细地分析了量子力学的逻辑结构和形 成过程，发展了对理论物理学极为有力的方法论。”[21]又说：“1937年在宇宙线中发现了 介子。这一实际发现，证明汤川理论的正确性的同时，也证明了武谷方法论的雄辩力。后来 ，粒子理论在日本之所以能取得健康的成长，很大程度有赖于武谷方法论。”[22]还说：“ 有预见的冒险，即使失败了也能够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保证在下次冒险中取得成功，给出这 种预见的指南针，正是以‘三阶段论’为顶点的科学的哲学。”甚至说，“三阶段论”是 “自然辩证法的最高阶段。”[23]
1964年，在北京召开了科学讨论会，日本物理学执行委员会东京——名古屋工作组，在会 上宣读了《日本基本粒子物理学中的方法论》（一、核力问题）一文。文中在谈到1935年汤川 预言兀介子存在并从而诞生基本粒子理论之后的发展时，首先就强调了武谷三男“三阶段论 ”的积极作用，指出：“进一步的发展是由坂田和武谷合作取得的，其中武谷的方法论 在战时的困难日子里起了重要的作用，武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澄清了物理学的混乱局面，并 且以哲学必须实际用来推进科学的观点对物理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24]
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声誉。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学与天文学 教授L·M·布朗曾经指出：“武谷的方法论强调了具体的对象，是唯物主义的；它又是辩证 法的，因为一个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成为下一个理论的开端。”[25]
从上述的分析和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武谷三男提出的“三阶段论”，虽然有 些看法不尽妥当，但它作为科学方法论，确是从科学史研究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人们认识自 然的规律，并在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也进一步证 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表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已 达到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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