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时期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的散文”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看来，散文使用白话是古已有之，韵文使用白话则需重新创造。以胡适为代表对新诗的语言进行了最初的“白话”的“尝试”，力图用精炼的语言与分行的形式完成诗与散文的分离。但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第一、在当时“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许多诗作的语言徘徊在诗与散文之间，形成散文与诗歌语言的交融；第二、由于缺乏“白话诗”的借鉴，作者对诗歌的形式因素知之甚少，多数作品的分行实属不必要，只是徒具诗歌表面的形式，而未摆脱散文语言的束缚。所以，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许多白话诗，实为“诗的散文”的雏型。
“诗的散文”指那些具有诗的内核（“情绪”与“想象”），篇幅较长（比之于诗歌），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文章。1922年1月，郑振铎在总结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诗散文”创作后，指出：“有一种论文或叙述文，偶然带了些诗意，我们就称它做‘诗的散文’。”①1932年，冰心在她的《全集·自序》中也说：“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后来，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里，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如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可见，郑振铎与冰心的看法是一致的，“诗的散文”即指那些富有诗意的、不分行的、无韵律的散文。
但是，“诗的散文”长期被人们称为“散文诗”。其实，二者是有些微区别的。虽然，二者都需要“诗核”，但“散文诗”的中心词是“诗”，一般要求有韵律，语言更精炼，形式更短小，主观抒情性更强。而“诗的散文”的中心词是“散文”，它不要求押韵，比之于“散文诗”，篇幅更长，其内容可描述为繁杂的事物和心理。也许，有人认为“诗与散文的分别在精神而不在有韵与否的形式。”这种看法，表面上是拓宽诗的自由度，实际上因宽泛而降低了诗的品格，甚至取消了诗。美国康纳尔大学M’H’阿伯拉姆教授对“散文诗”的解释是：“散文诗是用一连串没有行间间断写成的作品。它们简洁紧凑，韵律明显，读起来响亮动听。”②仍然强调“韵律”。其实，“韵律”就是情感表达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语言的音乐性。所以，明确“散文诗”的韵律，是对“散文诗”审美特征的维护。
那么，是否“诗的散文”比“散文诗”低劣而属“下品”呢？否！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里指出：“写散文吧——我还没有下决心，在我看来散文要比诗还难，它需要特别敏锐的眼力，需要有洞察力，要能看到和发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还需要有某种文字上的异常严密而有力的词句，但是我终于开始尝试写散文了，可是当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写普通的散文时，我就选定了‘有韵律的散文’。”③这“有韵律的散文”就是“散文诗”。可见“诗的散文”写作的难度大于普通散文，更大于散文诗。也就是说，“诗的散文”的审美品格并不低于“散文诗”，故把带诗意的非韵的“诗的散文”说成“散文诗”，是大可不必的。
“诗的散文”最早的译介者和开拓者是刘半农。1918年，他将两年前(1916)在美国《Vinity Fair》月刊上看到的印度歌者Sripa RamaHbNsa的《我行雪中》（为歌者拉坦·德维——Raten Devi——所唱）翻译出来，在《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发表，并在“导言”中说明翻译之经过：“尝以诗赋歌词各体试译，均苦为格调所限，不能竟事。今略师前人译经笔法写成之，取其曲折微妙处，易于直达。”《我行雪中》描写了一位歌者过曼赫旦，入一室后，在猎伯兰画前的幻觉，表达了对“诸原本物，悉归真纯”，“一切事物，悉归天然”，“是美亦是爱”的渺渺人生的向往与追求，有浓厚的如佛思想。《我行雪中》“结撰精密”，是我国译介的第一篇“诗的散文”。
不久，刘半农又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Sir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恶邮差》和《著作资格》两篇“无韵诗”（“诗的散文”），刊于《新青年》5卷2号（1918年8月）。《恶邮差》叙述了一个小孩眼见母亲“不快乐”，便以为是邮差将他父亲的信“留去自己看了”，为了安慰母亲，表示自己给母亲写一封“和父亲一样好”的信，表现了一颗真纯的童心。《著作资格》也从儿童心理写一位小孩希望母亲能理解他的写字、画画、折纸船。因为这如同他父亲的写作一样，具有“著作资格”！接着，他又在《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发表了《译诗十九首》，其中泰戈尔的《海滨》（五则）、《同情》（二则）；印度女诗人乃朵(Sarojini Naidu,1879-1949)的《村歌》（二则）、《海德辣跋市》（五则）、《倚楼》（三则）；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1818-1883)的《狗》、《访员》。这些“诗的散文”，有的写孩子们汇集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与海的嬉戏、玩耍（《海滨》）；有的写孩子对挨饿的小狗和被锁的绿鹦鹉的深深同情（《同情》）；有的写一位少年，远远地去端瓮水，在回家的路上，忽听舟子之歌而迟疑不走。不料天黑了，狂风大雨，他想起家里弟弟和母亲对他的思念，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发出“Rám re Rām！我其死乎”的慨叹，表现了印度一些农村饮水的艰难（《村歌》）；有的写市场商品之繁富（《海德辣跋市》）；有的写对所爱者的尽心奉献（《倚楼》）；有的写对生命的珍惜和对死亡的“恐慌”（《狗》）……，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这些作品里若隐若现，给人以心灵的震撼！
《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还刊载了一篇“诗的散文”：《蜡烛》。作者是俄国作家索洛古勃(Sologub1863-1927)，他出身贫寒，1882年毕业于师范学院，曾为数学教师。1884年开始诗作，属于“老一辈”象征主义派，其诗作多隐晦，主张抒真情，写“自我”。《蜡烛》描写一位智者在深夜里，在烛光下为人诵读“笔记”，传播知识与真理，可是“风吹来”，“他们发抖”。与此同时，一个女人在微弱的烛光下熬着寒冷，“坐着缝纫”，直至天明。后来，智者死了。女人哭着。但已有“几个人拿着书读”，并且“一群人到来”，唱歌，散发香烟。虽然棺木扛走了，“蜡烛被吹熄”，“一切仍如从前了”。但书声、歌声却扩散开了。此文以忧郁的笔调抒写了寒冷的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微弱的灯火，暗示了知识和真理始终不会泯灭的。
虽然，“诗的散文”的译介在“五四”前不是太多，但不久便有人翻译波特莱尔、王尔德、屠格涅夫、泰戈尔的“诗的散文”，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1920年6月，《晨报·副刊》将屠格涅夫的50篇“诗的散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引起不小的震动。这些“诗的散文”的评价、引进、对我国“诗的散文”的创作起了借鉴与催生的作用。
二
我国现代散文史上，“诗散文”的创作开始于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号刊载了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胡适的《人力车夫》、《一念》。5月，刘半农在《新青年》4卷5号上发表了《卖萝卜人》，在“题记”中注明：“这是半农做‘无韵诗’的初次尝试。”“无韵诗”者，“诗的散文”也。1919年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6卷2号上发表《小河》，也在“题记”中说：“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押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波特莱尔提倡的是“诗的散文”。他在《巴黎的忧郁》出版后，寄给阿尔塞纳·胡赛的“信”中说；“在这怀着雄心壮志的日子里，我们哪一个不曾梦想创造一个奇迹—写—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周作人以此为鉴，自觉进行“诗散文”的创作，说明这一文体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兴趣。事实上，《新青年》从1918年1月到1920年1月，据不精确的统计，在两年时间里的20期刊物上，共发表“诗的散文”51篇。其中：沈尹默15篇，刘半农8篇，周作人6篇，沈兼士5篇，唐俟（鲁迅）4篇，胡适4篇，俞平伯2篇，夬庵2篇，常惠1篇，陈衡哲1篇，李剑农1篇，陈子诚1篇，陈独秀1篇。同一时期，鲁迅在1919年8月19日—9月9日的《国民公报·新文艺》栏发表了一组“诗散文”，总题为：《自言自语》，共七篇：《序》、《火的冰》、《古城》、《螃蟹》、《波儿》、《我的父亲》、《我的兄弟》，将“诗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
在“诗的散文”的作家群中，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是先驱者或具有突出贡献者。沈尹默的“诗散文”内容厚实，充满对现实的愤懑和对美好事物的希冀。他的《除夕》写随着年岁的增长，儿时的天真烂漫逐渐减少，生活的艰难逐渐增多，故“乐既非从前的所有，苦也为从前所无。”反映了人事的沧桑，人生的苦难。《小妹》写一位辞别红尘出家为尼的小妹的眷恋，表现出对尘世的不满。《赤裸裸》谴责现实世界使洁白的人不得不紧裹着自己。他的“诗散文”中还有一些篇什表现出对受扼杀、受践踏的弱小者的同情，如《鸽子》、《羊》、《落叶》等；对沉睡的人们觉醒的希望，如《白杨树》、《三弦》；对傲风斗雪的不屈精神和蓬勃生命力的赞美，如《秋》、《生机》等。刘半农是“诗散文”的倡导者和先驱者，他不仅引进外国的“诗散文”，且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丰富“诗散文”的画廊。他在《新青年》上共发表8篇“诗散文”，这些作品大量地反映了社会人生的苦难与不平。《学徒苦》以复沓反复的语调，历数学徒在店主家一年四季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发出了“生我者，亦父母”的悲惨呼号，揭示了阶级压迫与社会的不平。《卖萝卜人》写一卖萝卜者被警察赶出破庙，反映了劳苦大众“脚无立锥之地”的悲惨命运。《无聊》写暮春天气里，花瓣纷谢，大院子里“却开着一棚紫藤花”，“铜铃叮叮当当，响个不住”，充满了生的气息。《晓》展现了晓行的火车窗外的两幅画面：车窗外——朝霞满天，平原上薄雾朦胧，绿树丛丛，远山淡淡，炊烟袅袅。车窗内——人们东横西斜，脸色死灰式似的干——枯——黄——白。唯有一个3岁的女孩，“笑迷迷的，两颊像苹果，映着朝阳。”表示了对新生、对未来的希望。们的“诗散文”直指社会人生，更热烈，更直捷，更具社会性，更富现实主义精神。周作人是“诗散文”的自觉实践者，他的6篇“诗散文”中，以《小河》、《两个扫雪的人》、《北风》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小河》是篇寓言式的“诗散文”，作者借农夫筑土堤、修石堰，河水被阻，只得在堰前乱转、呻吟、挣扎，堰外的稻、桑树、小草和哈蟆面临干涸的威胁，一方面希望小河象从前一样缓慢而曲折地流动，一方面又担心小河善良、美好的品性被扭曲，成为“不认识从前的朋友”的凶狠的河。《小河》是“普通人”的象征，它的重重被禁锢的命运是生活中普通人悲惨命运的写真。作者以物喻人，谴责了现实世界里扼杀人性的重重“堤”、“堰”！这些“诗散文”较为含蓄、深沉，但有些篇章较为浅薄，意蕴不够厚实。
三
综观“五四”时期“诗散文”的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明显的审美特征，主要是：
(1)浓郁的现实主义精神。大量的“诗散文”作品，来自生活的真切感受，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值得一提的是沈尹默和胡适的同题“诗散文”《人力车夫》（《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15日），沈尹默以淡淡的笔墨，勾勒出了车上车下对比强烈的“街市小图景”：车上，“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下，“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下堕。”揭示了贫富的差异和对立，给人以沉重的回味与思索。胡适则写一个年仅16却已拉车3年，“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的凄惨景况，虽有暴露，但更多的是怜悯，力图以富人对穷人的“同情”去调和社会矛盾，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刘半农的《车毯》（《新青年》4卷2号，1918年2月15日），写人力车夫为了多得“老爷”“两三铜子”，宁愿受寒，也不愿拉车毯“披一披”，因为“恐身上衣服脏，保了身子，坏了毯子。”反映了劳动者的凄惨生活。这些作品直面人生，针砭社会，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
(2)意象丰饶，哲理性强。意象是经由作者内心的造型和思维，进一步透过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转义借喻等产生的一种形象。所以，“意象是以心象为基础，以各种譬喻手法为表现程序的一种语言图象——转义、象征、隐喻、类比，正是构成意象的几个主要修辞途径。”④“诗的散文”中，作者大量使用“意象”笔法，意象丰饶而哲理隽永。鲁迅《自言自语》中《火的冰》写“流动的火”，“遇着说不出的冷”，成了冰，但仍是“火的冰”，借火的变化与遭遇来象征如“火的冰的人”——先觉者的形象，表现了一种热烈而倔强的精神。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的《梦》、《爱之神》、《桃花》（《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也都意象奇特，哲理性强。《梦》写黄昏的“梦”，相互起哄、挤压，但都是“墨一般黑”的颜色，看不见出路，隐喻社会的黑暗。《爱之神》借小天使之口，说明一个人要敢爱敢憎。《桃花》写“我”到桃李花开的园中，不偏不倚地赞叹一句：“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不料惹得桃花“气红了面孔”，形象地批评了中庸之道。可见，“诗散文”的作者使用的是象征、暗示、隐喻、类比等手法，将自己对现实的深层次思考浓缩于独特的意象之中，以寄寓其强烈的爱憎情感。
(3)直白的语言，散文的节奏。“诗的散文”毫无例外地一律使用白话，甚至生活中的口语，直白的语言使文意显豁，思想明朗。自然，由于古代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诗散文”作品中常常夹杂个别的古文词语和外来语。如沈兼士的《寄生虫》：
Distome！⑤你寄生在我肚子，十多年了。我精神强的时候，你就弱些。
你精神强的时候，我就弱些。
弱之又弱，万一至于死，不知你那时候还能够独活吗？（《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1日）
这篇短文直白如话，夹用外语，在看似冷静的责问中，对害人的“寄生虫”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散文的节奏，指“诗散文”在语言上表现为白话的节奏。较之诗歌，它更侧重于语言的连贯性和序列化，有明显的口语结构，在句与句的连结上不象诗歌语言那样具有较大的跳跃性。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散文语言，注重事实的记叙和描写，为了适应主观抒情的需要，它的语言更精炼、更灵动。因此，这种语言节奏体现为口语的节奏，既舒徐连贯，又跳宕短促。如沈尹默的《月》（《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明白干净的月亮，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时来照着我；我不曾拒绝他，他却慢慢的离开了我。我和他有什么情分？”叙述句的舒缓与独立句的急促，构成了强弱和谐的旋律，较好地表达了作者对“月”这一美好事物的依恋之情。
注释：
①郑振铎：《论散文诗》，《文学旬刊》24期，1922年1月。
②［美］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辞典》，27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高尔基论文学》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④郑明娳：《现代散文构成论》71-72页，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
⑤Distome：双盘吸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