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话语是怎样抛弃的？——解读创党必然性的一条认识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是怎样论文,线索论文,民主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1)03-0018-04
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启蒙。党的“一大”之前，“德”先生的角色发生过历史性的转变，这是我们科学认识党创立之历史必然的一条重要线索。
1 让我们先回首一下上个百年。中华民族蒙受着贫弱、屈辱的灾难进入了20世纪。当时，就国际环境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日趋激烈，八国联军对中国实施明火执仗的武装侵略。就国内情势来说，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兴起。
民族矛盾尖锐，封建专制腐朽，社会危机空前深重是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总特征。在这个背景下，一大批志士仁人为解国难，前后相继，艰苦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连续发动了讨伐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复辟帝制的“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扩大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反思和理论呼应。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从1916年的第2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猛烈抨击尊孔复古逆流，揭开了以启迪民智、解放思想、摆脱蒙昧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就陈独秀本人而言，他在“一大”之前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由向往推崇、存疑幻灭而毅然抛弃的三个阶段。这个心路历程，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民族前途、大众命运的强烈关注，也揭橥着建党先辈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必然选择。
2 毋庸讳言，陈独秀一开始对西方民主制度充满了热烈的向往。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这即是被后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之“人权”说，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上：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境界，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风俗，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智识，五曰实利的而非重文的价格取向。同日，陈独秀在他的第二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解释“人权”说时，则主要针对君主与贵族特权的自由之权利。尽管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近世资本主义的“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逐渲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然而这并不能说明陈独秀此时已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此文通篇的基本思想是推崇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近世文明”，赞赏“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所谓“社会之不平等”与“资本家之压制”，则仅是“近世文明之缺点”。显然，陈独秀此处的“人权”说，还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与贵族特权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他1919年1月15日发表的《〈新青年〉罪恶之答辩书》中得到直接印证。陈独秀就社会上一些人对《新青年》所谓“破坏孔教，破坏旧伦理，破坏旧政治”等“九破坏”的非难，答辩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漠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家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还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先生才渐渐从恶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了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恶暗。”这里，陈独秀所讲的德先生，已经主要是指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共和政治了。陈独秀的这一思想亦非突然产生，他在1916年2月15日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就有明确之表述。他写道，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专政“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此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此明确”。他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主的国民政治”。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提出“民主”的口号，其锋芒是对着军阀独裁专制的。而他反对封建专制的旧文化，所借重的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武器，他所得出的救民于恶暗、救国于危难的结论，还是取之西方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手里争得民主自由的政治飞图。由此可见，此时陈独秀对中华民族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尚未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
3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的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引发了陈独秀对西方文明的怀疑。资本主义世界的光环因战争的硝烟而黯然失色，其平等人权和民主政治的诱人口号也开始失去往日的引力。这自然也推动了先辈们对挽救中国危亡新途径的探索。
如前所述，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对“西洋式社会国家”是非常钟情的。他在1916年11月1日写的《宪法与孔教》中曾极而言之，宣称“欲建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1918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他在发刊词中依然对西方帝国主义一往情深，对欧战的结束和协约国的胜利，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甚至赞颂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还在随后的《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中，主张东洋各民族国家联合起来，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并充满幻想地写道：“此案尚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条约，便自然从根本上消灭了。”
事实教育了陈独秀。当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直接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利益，引起了中国人民切肤之痛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民族血气的陈独秀看到的不再是平等人权，而是弱肉强食，不再是民主政治，而是血腥杀戮。他于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以“只眼”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两个和会，一指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二指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战和平会议——作者注），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认为，这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信息，表明陈独秀勇于面对现实，终于丢开了“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而西方列强的所谓平等人权和民主政治也开始在他的信仰上发生动摇。
1919年6月3日，以上海为发祥地，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把五四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这使陈独秀看到了民众奋起的力量，受到了极大鼓舞。6月19日，他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场宣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暴行，遭到拘捕，被关押了近3个月。经过五四的洗礼和狱中的反思，陈独秀终于由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破灭，转而摒弃西方政治模式。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撰写了《新青年》的《本志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要以“敌意相对”。同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第一次提出了两种民主旗帜的阶级分界，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漠克拉西’是那种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漠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力的旗帜”。自此，民主在陈独秀的心目中有了全新的解读，“德先生”不再是易被错用和误解的口号。
4 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着中华大地，伴随着斗争实践的展开和人们对民族兴亡的关注，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亮相、争取人心。而最具有影响力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大事变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改天换地的变革力量，更从五四运动的澎湃大潮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动员民众、拯救民族的思想利器。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将，不仅表现在他在发起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文化方面发挥了杰出的作用，而且更在于他在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将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地上，使新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转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的著名文章，抨缶了资产阶级的平等人权的民主政治，为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作了理论准备。陈独秀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实现自由组织的社会”的主张，指出“世界各国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懒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之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此时的陈独秀，由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民主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狭隘的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已被转换为组成阶级的劳动者的民主。因而，陈独秀有可能针对“拿德漠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的主张，进行批判性阐述。他写道，“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陈独秀以辛辣的笔调抨击“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漠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漠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德漠克拉西倒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
抛弃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走俄国十月革命昭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实现由资产阶级民主观向社会主义民主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还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漠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同年11月7日，他在为《共产党》月刊写作的《短言》（相当于现今的“社论”——作者注）中旗帜鲜明地宣告：“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的一切资产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比之一年半之前他的只有资本主义的“德先生”可以救中国于恶暗的“认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和转变！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的蔡和森曾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作了由“美国思想”而“俄国思想”的概述：“这个刊物开始时的两个口号为：民主和科学。而这个口号又完全是代表美国的精神，故《新青年》以前也是美国思想宣传机构，但到了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是美国的思想变成俄国的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个形象化的说法是否准确可以研究，但它表述的内涵则在本质上反映了这一转变。
应该指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民主政治领域的第一次实践，毕竟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局限，尤其是俄国本身与中国差不多的政治国情——封建专制影响历史久远、根深蒂固，要想在革命初期就能预想出比较好的民主政治方案并付诸实施，那是一种历史的维稚。但无论如何，创党先进分子心目中“德先生”的角色转换是他们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组织起一个战斗司令部的重要理性突破。当然，“一大”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任务并没有终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为从体制上解决这一历史课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新世纪，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立足国情，放开眼界，脚踏实地，探索求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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