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动机论文,因素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09)06-0039-08
随着时代的发展，休闲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休闲体育将成为人们休闲活动的主要选择方式，对于休闲和休闲体育的研究必将成为或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性与实践性课题。然而，对休闲和休闲体育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在中国还是一块萌芽之地。关于休闲体育行为的动机和限制因素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从休闲体育行为发展的现象揭示其共性，并归纳出一般规律。
休闲限制研究是休闲学研究中一个不断发展的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批奠定性论文以来，关于休闲限制的系统研究已经存在20多年了。目前，关于休闲限制的理论和模型，能够得到比较公认的是Crawford等(1991)提出的休闲限制阶层模型，认为制约个体休闲偏好与休闲参与的影响因素可归纳为3类：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这3类不同的限制因素是以一定的阶层(hierarchical)关系进行运作并发挥制约作用的。然而，已有的休闲限制理论却不能完全解释休闲体育行为。在阶段变化理论、休闲限制理论的基础上，邱亚君曾探讨了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的限制因素，并提出了五个发展阶段、四类限制因素的假设性理论框架：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是一个动态的阶段变化过程，其变化阶段可分为：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保持阶段；个体遭遇的限制因素有：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体验限制，处于不同的行为阶段，限制因素也各不相同。
Jackson、Crawford和Godbey(1993)又进一步假设尽管遭遇限制因素，使得人们参与享受休闲的程度与原先有所不同，但人们还是会找到途径去参与休闲，享受休闲。因此，他们在休闲限制阶层模型中引入了动机因素，并指出：人们参与休闲不是因为没有限制因素（尽管对有些人也许是这样的），而是因为能够通过变通(Negotiation)克服限制因素。在休闲行为动机的研究领域，许多学者运用自我决定理论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自我决定理论是一套较完善的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连续体的末端是无动机，外部动机位于连续体的中部，分为4种调节因素：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在这个连续体的另一端是内部动机。也有少数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身体活动各行为阶段动机变化的动态特征，认为由前意向阶段到保持阶段的整个阶段变化过程中，自我决定程度逐渐增强，各个动机的调节因素也会发生转变（Mullen & Markland,1997; Chatzisarantis和Bibble,1998; Li,1999；邱亚君，2009）。
本文基于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关于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假设性命题：1)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动机；2)个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会遭遇不同的限制；3)个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动机和限制之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并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一步明确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1 研究方法
1.1 问卷的编制
本研究在问卷编制之前作了小范围的访谈调查，了解被试的休闲体育行为及其动机和限制因素。在访谈所得资料的基础上，依据已有的理论和假设，编写初始问卷。请专家对问卷题项进行审定和修改，形成动机部分21个题项，限制部分15个题项的初始问卷，并请一些被试对题项作进一步的修改，找出表述不清、难于理解或有其他疑问的题项，加以修改或删减，形成休闲体育行为动机和限制因素问卷。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部分问卷以自我决定理论为依托，共设有6个基本维度，即无动机、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根据每个维度的特征，分化成1～5个不等的题目，共21个题目，其中，无动机有3个题目，如“在闲暇时间，我没有打算去参加体育活动”；外在调节包括3个题目，如“因为家人朋友的影响，所以，我打算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内摄调节包括3个题目，如“考虑到我的健康，我有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想法”；认同调节包括5个题目，如“我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是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放松身心”；整合调节包括3个题目，如“我经常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因为这是我获得愉悦的生活方式之一”；内部动机包括4个题目，如“我一直坚持参加，是出于本人的兴趣和爱好”。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限制部分问卷以休闲限制理论为依托，结合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限制因素的假设，共设有4个基本维度，即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和体验限制。根据每个维度的特征，分化成3～4个不等的题目，共15个题目，其中，自身限制包括4个题目，如“我不想去参加，是因为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人际限制包括3个题目，如“我有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想法，但找不到合适的同伴”；结构限制包括4个题目，如“虽然我想经常去参加，但是缺乏时间”；体验限制包括4个题目，如“虽然我想继续坚持下去，但是这个活动没有让我获得愉悦的感受。
上述两部分问卷的记分方式采用Likert的5点量表法，“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其他数字代表1与5之间的不同程度。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变通策略问卷采用开放型问卷调查，内容针对第二部分提出的限制因素，请被试回答在遇到此类限制时经常使用的变通策略。被试在回答本问卷题项时，可选择符合情况的题目进行作答，完全不符合的题目可以不作答。如“如果缺乏时间（工作或家务太忙）”。
1.2 问卷的效度和信度
为了确定问卷的效度，在大量发放问卷之前，本研究先在小样本范围进行测试。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表明，动机问卷和限制问卷都适宜进行因素分析。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公共因素，求得初始负荷矩阵，再用平均正交旋转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根据大于1的特征值提取动机问卷中的6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5.652%；提取限制问卷中的4个因素，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3.375%。
运用同质性信度Cronbach系数α值和重测信度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问卷总体和6个成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31～0.895之间，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都在0.01水平上呈显著性相关，说明有相当高的信度。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限制问卷总体和4个成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86～0.865之间，重测信度的相关系数都在0.01水平上呈显著性相关，说明有相当高的信度。
1.3 研究的过程
本研究在小样本范围进行效度和信度测试的基础上，随机抽取市民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l 300份问卷，回收l 257，回收率为96.69%。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筛选，有漏题、信息不全或其真实性遭到质疑的问卷一律删除，最终有效问卷为1148份，有效率为88.31%，其中，有219人处于前意向阶段（占19.08%），有240人处于意向阶段（占20.91%），有237人处于准备阶段（占20.64%），有208人处于行动阶段（占18.12%），有244人处于保持阶段（占21.25%）。用SPSS11.0数据包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因素研究
从表1可以看出，动机因素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无动机在前意向阶段表现的较为强烈，外在调节在意向阶段表现的较为强烈，内摄调节在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表现较为强烈，认同调节在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表现较为强烈，整合调节在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表现最为强烈，内部动机在行动阶段、保持阶段表现较为强烈。方差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各动机因素在5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别。
2.2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限制因素研究
从表2可以看出，限制因素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表现各不相同。自身限制在前意向阶段表现的较为强烈，人际限制在意向阶段和准备阶段表现的较为强烈，结构限制在准备阶段表现的最为强烈，体验限制在行动阶段表现的最为强烈。方差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各限制因素在5个发展阶段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别。
2.3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关系研究
2.3.1 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关系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无动机的作用较明显。首先运用相关分析进行判断，在前意向阶段，与无动机指标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体验限制。基于所选的指标，以无动机为因变量，以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体验限制为自变量，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只有自身限制和体验限制的t检验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所以，在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自身限制和体验限制作为无动机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人际限制作为无动机的预测指标则没有统计学意义。
再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动机对限制因素的作用大小。从表4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无动机作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体验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自身限制和体验限制对无动机有显著的影响，无动机对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体验限制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而无动机和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呈负相关关系，与体验限制呈正相关关系（图1）。
图1 本研究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动机和限制关系图
2.3.2 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关系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的作用较明显。首先运用相关分析判断，在意向阶段，与外在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结构限制，与内摄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体验限制。基于所选的指标，首先关注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限制对动机因素的影响。从表5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结构限制作为外在调节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自身限制作为内摄调节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人际限制和体验限制作为内摄调节的预测指标则没有统计学意义。
我们再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动机对限制因素的影响。从表6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外在调节作为结构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内摄调节作为自身限制、体验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作为人际限制的预测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结构限制和外在调节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自身限制和内摄调节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内摄调节对体验限制有显著的影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图2）。
图2 本研究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动机和限制关系图
2.3.3 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关系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内摄调节和认同调节的作用较明显。首先运用相关分析判断得出：在准备阶段，内摄调节与各限制因素的相关性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与认同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基于所选的指标，首先关注限制对动机因素的影响。从表7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作为认同调节的预测变量有统计学意义。
再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动机对限制因素的影响。从表8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认同调节作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的预测变量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内摄调节和自身限制、人际限制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且自身限制和认同调节呈负相关关系，人际限制和认同调节呈正相关关系（图3）。
图3 本研究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动机和限制关系图
2.3.4 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关系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的作用较明显。首先我们运用相关分析判断得出：在行动阶段，与认同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结构限制，与整合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自身限制、结构限制、体验限制，与内部动机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结构限制。
基于所选的指标，首先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限制对动机因素的影响。从表9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结构限制作为认同调节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自身限制、体验限制作为整合调节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结构限制作为整合调节的预测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人际限制、结构限制作为内部动机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自身限制作为内部动机的预测指标则没有统计学意义。
再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动机对限制因素的影响。从表10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整合调节作为自身限制、体验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作为结构限制的预测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内部动机作为自身限制、结构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作为人际限制的预测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结构限制对认同调节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自身限制和体验限制对整合调节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自身限制和整合调节呈负相关关系，体验限制和整合调节呈正相关关系；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对内部动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人际限制和内部动机呈负相关关系，结构限制和内部动机呈正相关关系；整合调节对体验限制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图4）。
图4 本研究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动机和限制关系图
2.3.5 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关系研究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的作用较明显。首先，我们运用相关分析判断得出：在保持阶段，与认同调节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结构限制、体验限制，与内部动机有意义相关的变量为结构限制，整合调节和限制因素的相关性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基于所选的指标，首先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的限制对动机因素的影响。从表11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结构限制作为认同调节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而体验限制作为认同调节的预测指标则没有统计学意义；结构限制作为内部动机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
再来关注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动机对限制因素的影响。从表12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认同调节、内部动机作为结构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认同调节作为体验限制的预测指标有统计学意义。
因此，在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结构限制和认同调节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且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结构限制和内部动机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且两者呈正相关关系；认同调节对体验限制有反向的作用（图5）。
图5 本研究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动机和限制关系图
3 讨论
3.1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模式的提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的模式（图6）。
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及其关系各不相同。在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无动机的作用较明显；无动机与自身限制、体验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无动机和自身限制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无动机和体验限制之间的作用是正向的；无动机对人际限制有负向的作用。在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以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为主要驱力；外在调节与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是正向的；内摄调节与自身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内摄调节对体验限制有负向的作用。在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内摄调节和认同调节的作用较强；认同调节与自身限制、人际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认同调节和自身限制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而认同调节与人际限制之间的作用是正向的。在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要动力；结构限制对认同调节有负向的作用；整合调节与自身限制、体验限制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整合调节和自身限制的作用是负向的，而整合调节和体验限制的作用是正向的；内部动机与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是正向的；内部动机对自身限制有负向的作用；人际限制对内部动机有负向的作用。在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要动力；认同调节与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是负向的；认同调节对体验限制有负向的作用；内部动机与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且两者之间的作用是正向的。
图6 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模式
3.2 关于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动机和限制因素模式的讨论
3.2.1 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正如在前文中提出的假设性命题一样，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和限制因素。在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个体的自我决定能力最低，处于动机连续体末端的无动机起主要作用。因为当个体对休闲体育行为缺乏动机时，就会缺少对这种行为的控制感，会伴随一种无法胜任这种行为，或者觉得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对自己没什么意义，从而不打算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因此，要使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由前意向阶段向意向阶段发展，就要改变这种无动机状态。同时，个体感知自身限制最为强烈，对休闲体育活动不感兴趣、自我感知缺乏运动技能等自身的因素会影响个体休闲体育行为意向的形成。从模式中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无动机与自身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个体对自身限制感知的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无动机的作用。在调查中也发现，尽管遭遇自身限制，个体还是会运用一定的变通策略形成休闲体育意向。对于自身限制，人们经常采取的变通策略有：多观看体育节目、与爱好体育运动的朋友交往、提高自信等。
另外，无动机与体验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要削弱无动机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降低个体对体验限制的感知。因为有一些处于前意向阶段的人们以前曾尝试参加过数次的休闲体育活动，但在参加的过程中各种消极的体验导致行为的中止，从而使个体缺乏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意向，导致在今后也不打算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因此，对于休闲体育服务部门，应该尽量完善休闲体育场所的服务、改善环境，减少人们的消极体验。
3.2.2 休闲体育行为意向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在意向阶段，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为主要动力。外在调节在意向阶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家人、朋友、同事对个体的外部影响，这与计划行为理论中主观规范影响行为意向的解释是一致的；周围环境及氛围对个体也能产生外在的影响。内摄调节是在个体接受某种规则或价值观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个体对休闲体育行为结果抱有一定的信念，或对休闲体育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会有积极的评价，在这个基础上，个体处于意向阶段，这样的解释与合理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向形成的理论是一致的。
在这个阶段，虽然个体感知人际限制最为强烈，但外在调节、内摄调节与人际限制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外在调节和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对于意向阶段的个体来说，提高结构限制的感知，可以增强外在调节的作用。因为感知到结构限制，会加强或激发个体变通的应用：如果觉得花费太高，人们会通过努力赚钱、减少平时其他支出、合理预算等策略来克服。当然，如果个体的行为意向是由外在调节激发时，他会更强烈地感到结构限制的存在，这也可以解释那些虽然没有参加休闲体育活动，但有这种意向的人经常会找出各种借口：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等等。
内摄调节与自身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负向关系。对于意向阶段的个体来说，减弱自身限制的作用，可以增强内摄调节。使用变通各种策略可以减少自身限制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如选择私人教练、从简单易行的活动开始、循序渐进等策略，可以克服因缺乏运动能力而引起的一些自身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可利用的变通资源很少，自身限制会削弱内摄调节的作用，从而影响个体休闲体育行为进一步向准备阶段发展。
3.2.3 休闲体育行为准备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自我决定程度逐渐增加，休闲体育行为进入准备阶段，内摄调节和认同调节为主要驱力。因为内摄调节中部分的内化是在个体接受某种规则或价值观的基础上产生的，如个体接受了体育活动能增进身心健康的价值观，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感觉“应该”或“必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那么，他会因此而采取一些准备措施。而通过认同过程，个体认识到行为价值的重要性，从而将它作为自我的一部分来接受，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会进一步向前发展。比如说个体一旦认识到参加休闲体育活动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他就会更加自觉地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
内摄调节和限制因素没有相互影响的作用，而是独立作用于休闲体育行为：内摄调节作用于行为是积极的，而限制因素作用于行为是消极的。认同调节和自身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负向关系。因此，对于准备阶段的人们，降低自身限制的作用，可以增强认同调节。使用变通策略可以减少自身限制对行为的影响：如适当减少运动量可以克服因担心体育运动太累而停止活动的一些自身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可利用的变通资源很少，自身限制会削弱认同调节的作用，从而影响个体休闲体育行为进一步向行动阶段发展。
认同调节和人际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对于准备阶段的个体来说，提高人际限制的感知，可以增强认同调节的作用。因为感知到人际限制，会加强或激发个体变通的应用：当人们已采取了一些准备措施，但因缺乏同伴而没去参加休闲体育活动，那么，他会想方设法去克服这些人际限制，譬如换个活动项目、网上寻找、建议或说服朋友去体验一次等；当然，如果个体的行为是由认同调节激发时，他会更强烈地感到人际限制的存在，这也可以解释在准备阶段，人们虽然认识到休闲体育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但只是偶尔地参与其中，因为朋友的不同兴趣、家人的不支持、同事的其他邀请等原因都会成为障碍。
3.2.4 休闲体育行为行动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休闲体育行为进入行动阶段，自我决定程度进一步增强，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要驱力。内部动机行为是指那些能满足个体对自主、胜任和归属的需要的活动，会给个体带来强烈的满足感。因此，只要能满足个体的需要，自我决定增加，在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也会激发内部动机。这个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动机作为一个统一的连续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作用也是连续的。
Jackson，Crawford和Godbey(1993)根据人们对限制因素做出的反应分出了3类人群，即：1)不参加他们想要的活动的人（消极反应）；2)尽管遭遇限制因素，毫不减少或改变他们参与的活动的人（成功主动反应）；3)参与态度选择不定的人（部分成功主动反应）。从模式中也可以看出，动机与限制因素的相互作用在这个阶段最为复杂，从而反映出不同的人群。
遭遇限制会导致较少的参与，那么限制对动机的作用是负向的：如自身限制对整合调节的作用、人际限制对内部动机的作用。当自身缺乏运动能力，就不能满足个体的能力需要，自我决定不能进一步增强，不能达到整合调节；因为，缺乏同伴而选择其他的运动项目，却不能满足个体自主的需要，就很难激发内部动机。因此，尽量使用变通资源来缓冲或减少自身限制和人际限制的作用，从而促进整合调节，激发内部动机，有助于休闲体育行为处于行动阶段，甚至一直保持下去。如果可利用的变通资源很少，个体可能会因此而中断活动，这部分人与第一类人群相似（消极反应），如果能运用一定的变通策略，那么，个体会继续参与其中，虽然与原先的活动有所不同，这部分人与第三类人群相似（部分成功主动反应）。这个研究结果与Hubbard和Mannell(2001)提出的四个变通过程模型中变通—缓冲模型的途径相似。
感知到限制有助于加强变通，那么，限制对动机的作用是正向的，这部分人与第二类人群相似（成功主动反应）：如结构限制对认同调节和内部动机的作用、体验限制对整合调节的作用。当人们处于休闲体育行为的行动阶段，即使遭遇一些结构性限制，如缺乏时间，没有合适的场地、交通不便等，他还是会尽可能去想办法克服这些结构限制，譬如合理安排时间、选择场地要求不高的项目、骑自行车去等策略；当参与的活动达不到原先预期的目标，个体会尝试新的项目，或者相信锻炼的好处而坚持到底，而不是中断运动。这个研究结果与限制—影响—抵消模型中涉及的动机、限制、变通之间的关系相似。
另一方面，当个体的行为是由整合调节激发时，他会更强烈地感到体验限制的存在，这也可以解释在行动阶段，人们虽然认识到休闲体育行为的价值和重要性，也经常去参加休闲体育行为，但还是会抱怨环境太差、服务不到位等。因此，尽量激发人们的内部动机，使他们的休闲体育行为向保持阶段发展。
3.2.5 休闲体育行为保持阶段的动机和限制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休闲体育行为进入保持阶段，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要驱力。也就是说，个体在没达到内部回报阈限之前，在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的作用下，也可能进入保持阶段。刚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人们可能是为了达到某个目标，而在参加的过程中，人们不但达到了目标，而且，逐渐地感受到休闲活动的其他效应，当这种综合的效应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个体行为就会经常化或规律化。因此，保持阶段的人们，参与休闲体育行为的动机不只是单独的内部动机，这个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动机作为一个统一的连续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的作用也是连续的。
从模式中可以看出，认同调节和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相互的负向关系。因此，对于保持阶段的人们，降低结构限制的作用，可以增强认同调节。使用变通策略可以减少结构限制对行为的影响：如合理安排时间、选择场地要求不高的运动项目可以克服因缺乏时间、场地而引起的结构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可利用的变通资源很少，结构限制会削弱认同调节的作用，从而会使个体休闲体育行为返回至以前的阶段。这个研究结果与变通—缓冲模型的途径相似。
整合调节和限制因素没有相互影响的作用，而是独立作用于休闲体育行为：内摄调节作用于行为是积极的，而限制因素作用于行为是消极的。这个研究结果与独立模型的途径相似。
然而，内部动机和结构限制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保持阶段的个体来说，提高结构限制的感知，可以更加激发内部动机。因为感知到结构限制，会加强或激发个体变通的应用：如果交通不便，没有停车场，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但人们会想到骑自行车，甚至走路过去。这个研究结果与限制—影响—抵消模型的途径相似。但是，如果可使用的变通资源很少，限制还是会对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应该选用更适合的途径来激发内部动机，使个体能持续地参与休闲体育、享受休闲体育。
4 结论
1.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和限制因素。前意向阶段以无动机为主，主要感知自身限制；意向阶段以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为主，主要感知人际限制；准备阶段以内摄调节和认同调节为主，主要感知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以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内部动机为主，同时，行动阶段主要感知体验限制，影响个体进一步向保持阶段发展。
2.个体在休闲体育行为各发展阶段会使用不同的变通策略，协调动机和限制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个体的休闲体育行为。前意向阶段无动机和自身限制相互作用，呈负向关系；无动机和体验限制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无动机对人际限制有负向作用。意向阶段外在调节和结构限制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内摄调节和自身限制相互作用，呈负向关系；内摄调节对体验限制有负向作用。准备阶段认同调节和自身限制相互作用，呈负向关系，与人际限制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行动阶段结构限制对认同调节有正向作用；整合调节和自身限制相互作用，呈负向关系，与体验限制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内部动机对自身限制有负向作用，与结构限制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人际限制对内部动机有负向作用。保持阶段结构限制与认同调节相互作用，呈负向关系，与内部动机相互作用，呈正向关系；认同调节对体验限制有负向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9-03-02；修订日期：2009-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