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中国城市发展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新动向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城市与世界交往日渐频繁，城市发展的国际性因素逐年增多。就目前城市建设现状而言，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武汉、沈阳、南京等特大城市有条件也有可能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但要真正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国的城市还有一段长远的路途。
国际化大都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产物。早在19世纪初英国资本主义扩张最盛的时候，伦敦已成为国际性的城市。近30年来，由于生产力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建设国际性城市已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只有20年的时间，但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及城市的影响愈益重要。首先，随着国际分工的加深和扩大，世界经济发展正出现多极化的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也迅速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纷纷在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其经济活动在重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和资本流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的城市往往形成相应的国际化大都市。其次，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集中管理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金融业务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中心的集中和各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为发展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物质基础。再次，科技的进步为国际化都市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尤其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等在内的现代化交通和通信媒介手段的应用和普及，时间空间概念大大改变，实现了国际化都市对全球经济远距离控制、管理和交易的功能，也促进了全球主要城市主导产业由制造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最后，城市从工业化社会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为城市走向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具有先进的高新技术、发达的信息产业及完善的服务设施的城市，才能成为世界信息汇聚的中心，从而逐步形成国际化都市。
中国一些城市已具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基本条件。首先，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为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多得的机遇。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开放使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极，尤其是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带上已崛起一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其中的若干城市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其次，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某些大城市如上海，曾一度是国际大都市，同国外城市存在着密切广泛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其城市经济作用早已超越国界，波及海外。最后，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存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存在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客观条件。
中国特大城市的区域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的功能正在增强，香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逐渐成为“三资”企业及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集聚地，如目前北京“三资”企业已达1万多家， 省级驻京办事处46个，驻京办事机构1千多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商社、 银行和跨国公司设立的办事机构4900多家，占全国的50%以上，其中外国银行代办处98家。在区域及国际经济功能增强的同时，中国的特大城市的金融业务也在不断增强，如业务量居全国第三位的广州，金融业务正开始进入电子货币阶段，全国500多种信用卡中，广州市占了20%， 平均人均持卡数已接近香港。在我国的这些特大城市中还集聚了丰富的人才与科学技术，如北京集聚了67所高等学府，2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8个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更新，第三产业普遍成为主导产业，城市的交通、通讯功能日趋完善，上海、天津、大连等城市的港口功能正成为推动城市国际化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连绵化
城市连绵化是指大城市连绵带的形成。大城市连绵带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近40年来，大城市连绵带的发展已从发达国家的北美、西欧等地区扩展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城市密集地区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
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城市经济向周围地区扩散是中国城市连绵带发育的主要因素。在集聚和扩散过程中，大型中心城市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既推动区域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又促进城市经济的外向扩散。区域内城市间人、财、物、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尤其是作为基本传递手段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了人口和产业在交通枢纽地区集中并沿着新的通过能力大的枢纽向外扩散，导致都市连绵带的形成。我国主要的城市集聚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地区，分别有上海、香港和广州、北京和天津、沈阳和大连等特大城市，形成了我国城市连绵带的基本框架。其内部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构成了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发展条件：优越的地理区位、集中的智力资源、一定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使这些地区极有可能形成中国的城市连绵带。
经过40多年的建设形成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辽中南等城市密集区，已开始进入城市连绵带的雏形发展阶段。这些城市密集地区不论从人口和产业集聚程度、中心城市规模和总的城市数量方面都已具备城市连绵带的基本特征。由于各种经济、社会要素在地域上的高度集聚，这些地区已成为中国外资最集中、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这种滚动效应使城市连绵带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高度发展，自下而上地推动了城市连绵带的形成。我国城市连绵带发展的现状特点体现为：
1.城市用地扩展迅速
逐渐形成集中分布的城市群与发育的城镇体系。1986年至1993年，在珠江三角洲，深圳城市用地扩大了7倍，中山市扩大了近5倍，大多数城镇的建成区扩大了1.5倍以上。其中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区、保税区的新建更是加速了新兴城镇的崛起与城市连绵的速度。在长江三角洲，苏锡常、杭嘉湖、宁绍等地区已基本成为一个城市连绵分布的整体，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特大—大—中—小城市的城市结构，小城镇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
2.城市内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城市间职能分工明确， 经济联系密切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城市密集区的第三产业均占了相当高的比例，金融、贸易、信息服务已成为区内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第二产业也正由粗放型向内涵型转化。
3.区域整体城市化水平居全国前列
城市经济与乡镇企业经济的同共增长，迅速推动了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993年，辽中南、京津唐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分别达50%和44.2%。
三、郊区化
郊区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盛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我国正在面临的城市问题之一。
中国城市已具备郊区化的基本条件，表现为：首先，改革开放后，土地市场机制的启动推动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向优化和高效益转化，促进了制造业迁出城区和部分职工住房的外迁。其次，城市功能结构转变致使大城市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效区工业化发展。再次，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缩短了城郊联系时间，削弱了大城市集聚性对工业和居民的吸引力。最后，80年代以来的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郊区住宅建设，为人口密集、住房短缺的中心区居民的外迁提供了机遇和物质基础。中国城市郊区化的三个特点表现为：
1.被动式郊区化造成居住郊区化落后于工业郊区化
西方的郊区化是由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逃避城市中心恶劣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而形成的居住郊迁先于工业郊迁的自发性的郊迁形式。中国的郊区化是在集中城市化阶段出现的，是由于城市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引起中心区土地功能置换和大规模旧城改造而形成的被动的有组织的外迁，而且主要以制造业外迁为主。企业外迁后郊区并没有形成合理的生活配套设施，职工不愿随企业郊迁，从而造成与西方相反的居住郊区化略迟于工业郊区化的现象。
2.中心繁荣与郊区化并存
西方发达国家在郊区化过程中，低收入者在内城的集聚和高收入者的郊迁导致了中心区财政困难，出现了城市中心的空洞化。中国城市则与之相反，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化并存。主要是：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吸纳了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长距离通勤条件不具备，大部分居民仍选择定居于市中心；中心区商贸、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职能并未削弱，大量的投资用于旧城改造更是增强了其活力。
3.郊区化以圈层扩展为主，社会阶层地域分异不明显
西方的郊区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态效益，从而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放射状扩展，产生了由居民收入差异引起的社会阶层地域分异。而我国目前由于城市居民私人汽车拥有率很低，公共交通系统又不完善，居民通勤距离都比较短，加之居民收入低下，住房以政府提供为主，因此企业与居民都尽可能选择距城中心区最近点，呈现了圈层扩展，郊区化的范围仅在10公里左右。此外，由于中国规划时将居住与工业接近布局，城市内部社会阶层地域分异不明显，更多地体现为文化与职业构成的差异。
四、社会极化
中国大中城市最近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日益增长，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中国大中城市的社会极化的背景可概括为四方面：
首先，成功的农村改革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入了城市，而市场机制的引进和城市住宅商品化和住宅市场的出现保证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能长期呆在城市。其次，随着北京、上海等城市进入后工业发展时期，城市功能结构从传统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经济转变，成为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源泉，它将职业划分为有技术高工资类职业和无技术低工资职业。再次，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在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分布，促使一些老的制造业区的经济衰退与新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区的繁荣。在北京，朝阳和海淀近郊区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主要区，其经济状况出现持续的繁荣，而崇文和宣武内城区则是两个衰退的区。最后，由于许多国营及集体企业经营不景气，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与之相关的离退休职工的生活也日益窘迫。
我国城市极化水平的提高体现为两极人口的增大和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城市中贫困阶层主要是由农村流动人口、无收入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不景气企业职工等组成，其中的大部分处于城市最低生活状态。 我国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大约占我国总人口的4.1%。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1994年我国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0，高于美国1980年的0.365。在绝对量上，1995年城市贫困户人均年收入约为10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4.7%；而富裕阶层年收入大体在几万到十几万， 反映了我国城市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城市社会极化导致了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分异。一方面，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过速增加，逐渐形成了一定意义上民工社区构成的棚户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分布。由于这些棚户区蔓延，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违法犯罪、环境污染等，同时加重了城市的供给负担。另一方面，适应新富裕阶层郊迁的需要及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国许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郊外别墅区。仅在北京，自1993年春天以来，已批准了近100个别墅区建设项目， 主要分布于机场路、京汤路及京昌高速公路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