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成立论文,新境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5-0010-08
关于建国后17年史学的评价，笔者在《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 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一文中曾论述了如下基本观点：17年史学，由于在1957年 以后“公式化”、“教条化”倾向一度盛行和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干扰，出现过严重 的曲折，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反面教训；尽管如此，从全局看，17年史学仍然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的发展阶段。评价17年史学(以至整个新中国50年史学)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历史考证学达到的新境界。在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了很大成就 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 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的学术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断代史和历史地理 学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者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新中国史学的出色篇章，而且对于展 望21世纪史学的前景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本文将以谭 其骧、唐长孺二位学者最有代表性的论著为例，探讨唯物史观原理与实证研究方法二者 结合的重要意义。
一
谭其骧先生(1911～1992)毕生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1949年以前，谭其骧的治学 以“笃实”、“小心的求证”为特色，在历史沿革地理和移民史领域发表了21篇论文， 均以严密考证见长。《秦郡新考》(1947年12月发表于《浙江学报》)即为这一时期最受 称道的文章，针对乾嘉学者以来300年聚讼纷纭的秦代设郡问题进行爬梳清理、深入考 证，其结论被誉为“为三百年的争论作一总结”。1949年以后，谭其骧的史学研究有了 很大的变化。他赶上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不平凡的时代，自觉地接受马 克思主义的教育，用之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原先治学笃实、精于考证的基础上，以 新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和学者襟怀，对研究对象达到更深刻的本 质性的认识，学术工作上升到新的境界。我们打开谭氏论文结集《长水集》、《长水集 续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他的学生编成的《长水粹编》)翻阅，1949年以后的论文，与 前期《秦郡新考》、《汉百三郡国建置之始考》《<宋州郡志>校勘记》等已颇不相同， 大都具有新的风格。如：《关于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1960年)、《何以黄河在东汉以 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 害的决定性因素》(1962年)、《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1972年)、《 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1986年)、《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 (1986年)、《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凉梁隋高 冯氏地方势力》(1988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虑历史问题的时间 跨度或空间范围说，还是从论题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 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来说，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地。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系谭氏先于1961年在复旦 大学作学术报告、次年修改后发表，是一篇精心构撰之作。谭氏的考辨和论证，上下纵 贯几千年，东西包括大河上下广袤的区域，精到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确是运用唯物辩 证的世界观为指导，在进行环环相扣的严密考证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努力探讨历史发 展中的规律性东西，是一篇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的成功之作。
谭氏通过对纵贯上下2000多年的黄河下游灾害史和中游生产、生态面貌的考证和分析 ，终于透过历史的现象，揭示了真相：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并不是因王景筑堤防 洪的办法高明，而是因为中游地区返农还牧，恢复了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谭氏怀着 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社会的发展提供鉴戒的崇高责任感，以凝重的笔触写下自 己通过考证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终至于草原成了耕地，林 地也成了耕地，陂泽洼地成了耕地，丘陵坡地也成了耕地；耕地又成了沟壑陡坡和土阜 。到处光秃秃，到处千沟万壑。农业生产平时收成就低，由于地面丧失了蓄水力，一遇 天旱，又顿即成灾。就这样，当地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穷，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 来越集中，决徙之祸越闹越凶。就这样，整个黄河流域都陷于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 ，经历了千有余年之久”。因此，谭氏早在40年以前就根据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建议： “在黄河中游这二区，应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首要的 措施就是“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的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达到“蓄 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的目的。[1]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家民族发展紧迫 问题的关切，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今天，在黄河中游和广大西北地区实行退耕还牧 、退耕还林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和千万民众的共同行动，经过40年实践的检验，恰恰 证明谭氏严谨、深入研究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符合真理的认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谭其骧在建国后对与当今社会发展关系密切的重要课题作精湛研究的还有海河水系、 云梦泽、上海成陆问题、淮河水系、海南政治历史地理等。关于海河水系，谭氏根据《 汉书·地理志》、《说文》、《水经》的记载加以考证，获得一个重要发现：东汉中叶 以前河北平原诸大河是分流入海的，未曾汇合成一河。到公元3世纪曹操开平虏渠和白 沟等人工河道，使河北平原上众多分流入海的水道互相沟通，下游日渐淤塞，逐渐形成 今天的海河水系。他于1957年在复旦大学报告了这一结论，散发了报告提纲。虽然至19 86年他才撰成并正式发表《海河水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但“海河的治理却已循着恢 复历史原貌，即在为海河下游开挖多条出海水道的方案进行了”。[1](P.11)
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起于1955年，至20世纪7 0年代末基本告竣。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 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 、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 上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根据 ，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 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P,4～5)堪称是谭氏对新 中国学术史最重要的贡献。谭氏的主编工作，再次体现了严密深入的考证方法与科学理 论指导的成功结合，因而才能在扎实的史料工作基础上，出色地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理论 问题。如：(1)确定《图集》的编绘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不能只 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而是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 来。(2)以科学态度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的概念，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 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 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史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 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 之内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1840年以前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 以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1](P.5～6)(3)如何看 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有人统计是以 友好往来为主，有人统计是以打仗为主，谭氏对此回答说：“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 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 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的关系是越来 越密切了，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 中原的合作也不够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 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完成了这个统一的任务。”[1](P.7～8)
谭其骧从专重历史文献的记载考证历史沿革地理，到以唯物辩证的哲学观的高度驾驭 史料，既发扬严密考证的精神，又自觉地探求中国历史发展中许多实质性的大问题，探 求历史演进中规律性的东西，做到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将科学研究与推动社会发展、 民族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具有悠久传统、方法精良的历史考证学，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与科学历史观结合而开辟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大大提高其学术价值的一个缩影。
二
唐长孺先生(1911～1994)恰好与谭氏同年，两人的治学路数和变化颇为相似，1949年 以后同样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们同是历史考证学实现飞跃性发展的代表人 物。
唐长孺早年研究辽金元史，不久即转为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9年以前所撰《蔑 儿乞破灭年次考证》等，多以深入考证见长。尤其《唐书兵志笺证》一稿更是精于考证 之作。1949年以后，唐氏治学仍以扎实深入著称，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与何兹全、 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几位先生一同拓宽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他们通过 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 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 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2]
唐长孺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1955年)和《南朝寒人的兴起》(19 59年)，是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中揭示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及其演进脉 络的成功之作。《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3]一文从考证“山越”与“宗 部”的具体内涵开始，作者所着力的，是从这一局部向纵深处分析东汉末以后大土地所 有者的形成和演变、政府与地方豪强之间对剥削对象和土地的争夺、孙吴建国的政治统 治格局等在制度上的反映以及由此而显示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唐氏在建国后治史的 特色。《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同样体现出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考辨和分析以求揭 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向的风格。乾嘉考史名家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中有“南朝多寒 人掌机要”条，提出了寒人受皇帝任用、掌握重权为南朝突出之现象。但他未能作进一 步的深入分析，又限于考史札记体的特点，并无对此问题做出有系统的论述。唐氏此文 ，则是以开阔的视野，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层面，进行系统、缜密的深刻剖析。他摆脱习 常以婚宦论士庶的窠臼，首先从经济基础论述南朝“寒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确 定他们是寒族地主，包括地方豪强、庶族地主和向地主转化的商人。其次，他分析南朝 的实际政治权力逐渐转入寒人手中，是门阀制度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趋势。门阀制度下 ，官职上的区别是清官和浊官。“优闲而不负实际责任的为清，办理庶政者较次以至于 浊。这恰好说明门阀贵族之腐朽，实际工作既由寒人来办，权力自然要转入寒人手中。 ”再次，唐氏论述南朝王公贵人或“门生”(实为随从)，很多都是富人，或为逃避课役 ，或是假王公贵人或朝廷的权力以方便从事商业活动。而南朝皇帝则利用寒人加强政治 、军事的控制。他据《南齐书·幸臣传》、《宋书·恩幸传》、《通典》卷三所载沈约 在梁代所上议奏等史料分析说：“当宋、齐二代的门阀贵族如王球、江敩之流傲慢地 不接待寒人之际，却也正是大量寒人挤入士族、以至士庶不分之时……寒门地主和转向 地主的商人们通过宋、齐二代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斗争，他们获得了胜利。向来门阀 贵族独占的权利不能不对寒门地主、商人开放，虽然这并不是甘心的。”最后是，皇权 不再企图维持再也无法维持的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任由兼并。“剩下来的便只有‘ 地主’，贵族和寒人的区别不大了。在土地所有制上既然贵族、寒人没有区别对待，那 么在政治上统治阶级间士庶之别也就必然消除。”[3](P.551～576)唐氏此文通过从各 个局部问题的考辨入手，层层揭示、分析各个局部问题间的内在联系，论述寒族地主必 然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做斗争，而门阀制度内部恰恰包含着最终否定它自身的矛盾，因 而导致门阀制度的完结。
总之，唐长孺在建国后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和《南朝寒人的兴 起》两篇名作，确是出色地做到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探讨对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性 认识。唐氏晚年又著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汉至隋唐1000余年的历史演 变作贯通的研究，上溯汉代社会结构，分三篇，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状况、土地制 度的演变、门阀制度形成到衰落、直接劳动者身份和构成的变化、军事制度、学术思想 文化等项，总论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唐代社会演变的脉络，在材料翔实、考辨精审 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因而被誉为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鸿篇巨制。
三
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到建国后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使 学术研究达到新境界的学者，是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和谭其骧、唐长孺一样，都是享誉 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如徐中舒、郑天挺、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罗尔纲、王仲荦 、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金景芳、方国瑜、史念海等等以及一些健在的知名学者。 这些学者进入新中国时正当40岁上下，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 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因而学术思想达到了升华，中国历史学也因他们的新进展、 新成就而迸发出异彩!
中国历史考证学有悠久的传统。乾嘉时期考史之风大盛，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成果， 产生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这些考史名家。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 良传统，又将之与传进中国的西方新学理结合起来，相继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就，被称 为“新历史考证学”。王国维成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被视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 要标志之一。陈寅恪治中古“民族文化之史”，善于发现史料的内在联系，在较长的时 段内探求历史演进的脉络。陈垣则在文献学方面做了总结性工作，尤其使校勘学科学化 ，并且开拓了宗教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其他如孟森、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也都精 于考证，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至建国以后，蕴积深厚、方法成熟的历 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则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为其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有学者将唐长孺的学术道路概括为由传统考据学到宏观思考的科学实证史学，强调人 们对这一转变不应忽视：“早年，在旧时代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 ，是用传统史学方法治史的。解放后，当他接受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他的学术观念相 应地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成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把他终身从事 的历史科学，看做‘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基于这 样的认识，他返身‘清算’自己过去的学术生涯。在新的学术实践中，根据自己对历史 科学的理解和自己的学术追求，在科学史观的烛照下，对所熟悉的传统史学方法加以扬 弃：摒除其烦琐陈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实求真的内核。他近数十年做的研究工作，尽管 仍然是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里的一个 个具体课题，但是在他宏观思考的统摄下，这些成果已然构成为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 了同他早年的学术实践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可以说，从传统考据 史学到科学实证史学，就是唐长孺教授半个多世纪学术生涯走过的道路。”[4]不仅唐 长孺，在谭其骧和其他许多学者身上同样经历了这样意义重大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学术 思想质的飞跃。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有 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 辨，去伪存真，务求立论有坚定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 反驳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测，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 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 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 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 、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 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 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 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5]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 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要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要把 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谭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 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 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 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 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 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 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 必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P.433)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 史学对自己的错误影响。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 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 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 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 芽……等等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 气象。”[6]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 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 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 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放弃原先的看法 。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 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综观历史考证学在建国以后与唯物史观指导相结合而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又可获得 几点重要的启示：
其一，运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与严密扎实的实证方法兼重，对于推进史学研究具有根 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工作，占有史料越多越好，尤其应善于使用新的史 料(包括出土资料和社会调查所得资料)。但若限于对史料进行考订或排比，那只是史学 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居于较低层次。史学工作者不只要回答“怎么样”，更要回答“为 什么”，揭示出历史演进深层次的东西。这就需要进步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唯物史观 创立以后，使历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迄今为止它仍是最进步的思想方法论。运用它 的基本原理来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历史实际，就能使我们对社会的发展达到本质性的认识 ，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制度、文化等等，形成有机联系 的、构成体系的看法，使之尽可能符合于历史的原貌，并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唯 物史观并不神秘，其基本原理即得之于对历史实际进程的概括，只要结合学术研究来体 会它、运用它，即能获得成效。唐长孺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论文，能对魏晋南北朝 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等一些重要问题深入探讨，就是很好的证据。有的学者称许他 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从把握历史 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研究每一问题，“必 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3](P.5)此等成 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的结合。故建国后这 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发展的新阶段，又是新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磨砺辩证思维，探求历史现象的实质，才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把黄河为何 在东汉以后有千年安流归功于王景治河的成效，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学界对 此都视为无可怀疑的结论。由于形成了思维定势，竟对很明显的问题也不加以发问：黄 河防洪需要修堤、固堤，东汉后期政治黑暗，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割据，战争频繁 ，这样的历史年代能够保证经常有效地加固黄河提防吗?这显然有说不通的地方。正是 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学说，帮助谭其骧透过历史的表象，发现其实质。对此， 他自己总结说：“过去治黄河的学者，总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 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 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决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 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 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 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 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对历史演变认真作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 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 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 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P.10)为何以往众多考证学者都安 于旧说，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的谭其骧能提出如此创见?显然是由于科学世界观所强 调的辩证思维，使他具有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依据同样的史料和考证功夫才能得出超 越前人的新看法。
其三，史学要发扬求真致用的传统，学者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历史研究范围宽广 ，课题丰富多样，治史方法可有多种风格。有的学者注重文献考证，或者专攻古代历史 ，不应强求把这些研究课题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他们的工作和学术成果都应受到尊重 。但历史与现实又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解决当前社会发展所面 临的问题服务，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也是应尽的义务。陈垣和顾颉刚在抗战时即把自 己的宗教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抗战相联系起来；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也希望他的著作能够达到“近真实而供鉴戒”的目的。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决不损害 或降低学术性，相反，这样做使研究成果更有意义。谭其骧研究黄河治理、海河水系的 历史，都对防灾减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史念海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同 样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沙漠化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他长期坚持实证 研究结合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恳切陈言。他说，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陕西南部的泾渭流 域和山西南部的汾涑流域，原有的森林一再受到破坏。“丘陵山地森林破坏之后，林地 就往往被开垦成农田。尤其是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当时为了增加粮食生产， 在黄河中游地区积极推广屯田。每一屯田士卒的份额，少则五十亩，多则百亩，甚至还 有更多的。因而无论熟荒生荒都在开垦之列，山崖坡地也难得例外。这一时期黄河中游 的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样大面积的广种，就不可能精耕细 作，结果只能够取得薄收。这种耕作方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黄 土高原上沟壑密度的迅速增加，黄河下游频繁的决滥，就是这种代价的具体表现。这里 且不谈垦荒对下游的危害，就中游来说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即愈垦愈穷，愈穷愈垦，沟 壑不断增多，耕地也越来越少。直到现在，有些人还不改弦更张，仍在那里毁林造田， 这必然重蹈覆辙，后果将不堪设想!”“鄂尔多斯森林破坏后，导致了沙漠的形成和扩 大，使这个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是原来毁林为牧的人所没有意料得到的 。这一地区的沙漠化，既然与森林的破坏有关，而由林变牧的结果，就使沙漠吞没了更 多的草原。实际上草原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招致了严重的后果。”“畜牧业在山区和坡 地的发展，不仅使这些地方原有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一般草类植被也无所 附丽，这就加速了侵蚀，使沟壑大量增加。陇东、陕北和晋西北的沟壑纵横，除了毁林 造田所造成的恶果外，畜牧业超过了限度，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现在有些同志主张在 黄土高原上适当缩小农耕面积，还林还牧。这是十分合理的。其实不仅农地应该还林， 某些牧地也应该还林，适当地改变农牧地区和森林地区的比例，应该说是促进农牧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7]史念海这篇《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写于1981 年，他在深入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卓见，同样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性的认识。 像这样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从事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确实大大有益于提高历史研究的 学术价值，增添它的光彩。
分析建国后历史考证学的新进展，对于当前展望新世纪史学的前景是很有意义的。发 展新史学，我们有两个优势：一个有传统悠久的严密考证方法，乾嘉考证学已经总结出 一套处理史料的熟练方法，到20世纪又有多位大学者加以发展，堪称蕴积深厚、方法精 良，的确具有民族的特点和优势。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80多年的发展历 史，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教条化和极“左”思潮干 扰所造成的巨大失误，有过严重的曲折，但史学工作者通过深刻反思，早已清算了那些 错误，并且通过反思和批判使我们对基本理论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层次，确信创造性地运 用唯物史观原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教条主义彻底划 清界线就能保证史学的健康发展，这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我们要高度自觉地对这 两项优势认真地总结，有力地发挥，务必贯彻到史学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之中去。再加 上当前还有两个极为良好的条件，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的局面早已形成，学术界创新 意识普遍强烈。把这几项有利条件汇合起来，奋发努力，我们就一定能赢得新世纪史学 更加美好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3-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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