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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想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镇守西河，他征求大夫咎犯的意见。咎犯毫不犹豫地就推荐了虞子羔。晋文公颇为惊讶地说：“虞子羔不是你的仇人吗？”咎犯说：“您不是问我谁能够镇守西河吗？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晋文公十分感动，觉得咎犯的举动非常难得。虞子羔也感动不已，他对咎犯说：“谢谢您对我的宽容，向君王推举我！”咎犯说：“用不着谢呀！我举荐你是公义，怨恨你是私情，我总不能以私情而害公义！” 咎犯与虞子羔的仇是私仇，而为国举贤却要出于公心。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理应将私仇放在一边。道理谁都晓得，但能真正做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的晋国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好的传统。襄公三年，晋国的国君问祁奚，待他告老后，谁能够接替他的职位？祁奚推举众所周知的他的仇人解狐；果然解狐很好地承担了这个职位。后来解狐死掉了，国君又问祁奚，现在谁可以胜任？他又推举自己的儿子祁午坐了这个位子，祁午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其他很多人的认可，这段被千古流传的佳话就是“举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 《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时期的郗超，本与谢玄的关系不好。北方的前秦首领苻坚正率大军南下，形势严峻，朝廷打算起用谢玄，然而官员们纷纷反对，这时郗超却力挺谢玄。他说自己曾与谢玄共事，谢玄很会用人。即使是小事，他也总是安排得人尽其才，非常妥帖。事实证明了郗超的正确。淝水之战中东晋大胜，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有名战例。到这时，朝廷的官员们这才佩服郗超的预见性，尤其敬重他不因私怨而埋没贤才的品德。 举贤荐能，核心的问题是，贤否？能否？而不是，亲否？仇否？举荐人才，只见公义，无视仇亲的道德勇气，是国家社会人人所要培养的一种基本精神。能“公”才能去“私”，能去私才能互信不疑，这是塞堵乱源的根本道理。 唐太宗论举贤有言：“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自太宗朝以后，人们在对“贞观之治”形成原因的分析中，无一例外地认为唐太宗的用人政策堪称高明。太宗的用人之道，直接影响着后来的继任者们。在这个过程中，君明臣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明明举荐了仇人，还不欲让他知道。 推举和自己有嫌隙或者自己的敌人，说明胸襟开阔。被推举的人不因公徇私，即便是举荐自己的人的事，也不“走私”，才更能看出双方都是公而废私，才能更加于国于民有利。 北宋时期，山东一带多有兵变，这些人啸聚山林，聚众为匪，有些州县的长官见乱匪势强，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派范仲淹、富弼等人严查此事。富弼是范仲淹的学生，早年得到范仲淹的大力举荐，有师生之谊。富弼对范仲淹说：“我看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脸红脖子粗地与自己的恩师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可是，富弼却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范仲淹事后说：“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 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如果心怀私欲、心存杂念，就难以客观公正地考评干部，就难以履行好举贤荐能的职责，进而妨害我们事业的发展。若做到不论亲仇，只问贤能，乃国家之幸，人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