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启示论文,中苏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冷战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从1949年到1991年，中国和苏联的教育交流不仅受到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和两国关系好坏的影响，从而使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经历了非同寻常的起伏与动荡。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冷战这个特定的年代，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形成和确立，同时也影响了中苏教育交流的规模和走向。在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回顾当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教育交流，是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对苏联政策的制定，要放在世界格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在美国和苏联进行冷战的年代里，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选择一个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保卫经过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得到世界的承认，争取他国的经济援助，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面对美国对新生的共和国所采取的在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实行禁运和军事上包围的“遏制并孤立”的做法（注：关于“遏制并孤立”中国政策的详细内容见顾宁：《“遏制但不孤立”中国政策提出的历史由来、反响及其意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第46-54页。），中国则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的对外方针；关于“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和意义，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期“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2-99页。），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1949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奠定了两国关系间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合作和文化方面相互交流的基础。在经济上，苏联给予中国很大的援助。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在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帮助援建了“156项工程”（注：王齐：《“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0-116页。）；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总额是66亿多旧卢布，其中用于经济建设的约3.28亿旧卢布。此外，在军事上，苏联援助中国62.8亿旧卢布（其中有的用于抗美援朝）（注：沈志华：《关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83-93页。）。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苏联霸权主义愈演愈烈，中苏矛盾日益突出，苏联撤走了在中国的全部专家，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合同，并挑起边境冲突。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同时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把亚非国家作为第一地带国家，把西欧、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作为第二地带，依靠第一地带国家，争取第二地带国家，来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此阶段的美苏关系也处于紧张状态。古巴导弹危机最终以苏联从古巴运回全部导弹、伊尔轰炸机和美国答应不入侵古巴而告终。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美中关系出现缓和。一是因为美国要摆脱在越南的困境，二是因为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寻找新的盟友，对付日趋强大的苏联。此时，中国领导人也想利用美苏矛盾，牵制苏联。毛泽东主席的“乒乓外交”战略，最终导致《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访美，与美方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带来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和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在中苏关系方面，70年代初期，“中苏分歧是在苏联同西方的关系逐步缓和这样一种全球环境下发展的”（注：赫伯特·埃利森：《苏中关系：20年的经历》，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1979年底，中苏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同年9月27日、9月28日和10月3日，中苏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莫斯科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第1次、第2次和第3次预备性会议。在第2次和第3次预备会议上，中方代表王幼平团长在提出“讨论和解决中苏两国关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问题”等中方建议中，专门提议“讨论和解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问题”（注：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231页。）。此时期的中苏两国官方虽然开始对话，但两国关系仍处于紧张局面。总之，从1978年到1981年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可以说是“处于最低点”（注：赫伯特·埃利森，《苏中关系：20年的经历》，倪孝铨、罗伯特·罗斯主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第169页。）。
到80年代，中苏关系开始缓和。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呼吁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的最友好的讲话”（注：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4分册，第251页。）。从80年代初开始，中苏两国间虽然没有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关系间经贸和教育文化往来已经恢复。中苏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主要标志是中国外交进行了全面的调整，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经过两国政府部门间的多次会谈，终于在1989年5月当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注：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不是本文论述重点，这段历史见丁明：《从“正常化”走向“睦邻友好”——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简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4-111页。）。
二、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实践
新中国建立以后，要着手建立自己的一整套教育体系，而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借鉴苏联的教育经验是新中国推翻旧教育体制和建立新教育体系的首选。
冷战背景下的中苏教育交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60年，即从1949年10月3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周恩来外长同日复电同意，到1960年年底苏联撤走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第二个阶段从1961年到1966年，即从苏联专家撤出后到全部中国留苏学生归国；第三个阶段从1977年到1990年，即从中国国内教育和与其他国家的教育交流开始走向正轨，从1989年5月中苏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到苏联解体前。
1949年到1961年，这个阶段在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新中国对旧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造，收回了所有外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榜样来学习，教育界也不例外。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钱俊瑞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全国教育工作者要借助苏联的教育经验，指出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注：转引自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总方针。自此，全面学习苏联以及在教育领域实行苏联教育模式和教育结构的活动便开始了。
1.全国的高等院校展开了学习苏联的教育改革活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全国高校跨校间的院系调整到1953年基本完成。通过这次改革，把高等院校分为综合性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此外，对大学系和专业的设置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有一些专业的学制从4年延长到5年。
2.在教学内容上全面学习苏联。1953年5月刘少奇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全面学习苏联”。7月高教部发出《1954-1955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要求继续全面学习苏联的教学制度、教学方法、组织领导教学的经验等。随后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考试与考查规程》、《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和工作日试行办法》（草案）等。比如，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在教学上全面向苏联学习，按照苏联模式制订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案。在教材方面，一方面采用苏联教材，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教学理论基础上自编教材。有些学校甚至在判分的方法上，也照搬苏联的作法。1953年9月根据高教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关于制订3年制和4年制教学计划的决定，北京外国语学校组织苏联专家着手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案、教学日历、编写教材等。在高教部主持下，依靠苏联专家，制订向全国外语院系推荐使用的俄语各门课程教学大纲。另外，当时中国的英语教学也受到苏联教材的影响，甚至在其他语种的教学中，也采用苏联的教材，比如，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英文教材就采用了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的《高级英语》。
3.中国教育系统把苏联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有些关于教育方面的书籍和教学大纲也被翻译成中文。1952年3月根据高等教育部关于“大力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参照制订、编写我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精神，1954年高等教育部委托26所高校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订统一的教学计划，采用了620门苏联课程作为教材。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从1950年到1956年共印了29万多册。此外还把翻译出版的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编的《教育学》作为中国中等师范教育学教科书的蓝本。从1951年到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书籍有303种，共发行1262万多册（注：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25页；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页。）。以东北农学院的教材为例，曾“将所有140多门课程的苏联教学大纲翻译过来，不仅供本校各专业使用，而且分发给全国各个农学院”（注：转引自孙其明著：《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些小学用的教材全部是从苏联引进的维吾尔文教材。这些教材一直用到20世纪60年代初（注：引自沈志华2001年6月18日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摩琳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举行的“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4.中国和苏联互派科学界和学术界代表团进行访问，从苏联方面来讲，著名哲学博士尤金、生物学博士努日金、史学博士吉谢烈夫、经济学硕士马卡洛娃和包德烈夫、苏联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车斯诺柯夫、莫斯科大学法学系副主任阿斯凯洛夫等曾应邀访问中国（注：孙其明著：《中苏关系始末》，第200页。）。中国学者郭沫若等人也访问过苏联。
5.中方还邀请苏联专家（注：关于苏联来华专家的定义、领域和人数，见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37页。）到中国，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指导，在教育领域帮助提高中国大专院校的教育水平。1950年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根据这一决议草案，有42名教授，副教授和讲师被选派来中国工作（注：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该书第72页写道，1949年8月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时，有200余名苏联专家同车而行，但没有说明其中多少人是在教育部门工作。）。比如1950年9月苏联专家鲍米诺娃、马蒙诺夫、毕丽金斯卡娅等人先后到北京俄专任教。总之，从1950年到1957年，共有75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大学、学院和专科学校教书或进行指导，其中一些人是来培训中国教员的，另一些人是专门从事顾问性质的工作的。曾经有5位专家在1950年到1952年间任教育部顾问（注：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23页；李欧良在《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第298-299页）一文中说，在1950-1952年间，126名苏联顾问派到中国，在各个方面协助高教改革。在苏联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显示出两个数字：1950-1960年有615名和1269名苏联专家参加教学或帮助改造教育体制；黄仕琦在收入同一本书中的《中国与工业化世界在现代教育上的关系》（第362页）一文中说：从1953年至1962年，苏联政府派往中国教育系统的专家共761名。此外，有关部门在中国教育界苏联专家的数据，见沈志华著：《苏联专家在中国》第112-113页。）。
6.中方派大学和学院的教师到苏联去学习和进修。1955年中国首次派教师到苏联学习，他们在苏联受训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或两年。到1956年1月，大约100名教员被选送到苏联，在不同的领域学习专业知识。1953年时，中国有63所大学和学院与苏联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注：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23页。）。据苏联有关部门统计，“在1949-1960年间，苏联专家帮助培训了1.9万名中国讲师（1.7万名在中国，约1700名在苏联），约占中国大学教学人员的1/4”（注：李欧良：《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第300页。）。
7.派大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和进修。1951年中国向苏联派了第一批留学生375人，其中包括136名研究生（注：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20页。）。在1951年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中国每年都向苏联派留学生，在苏联撤回专家那年最少，有74人，仅次于1950年全国派出的总数。但仍然占当年出国总人数的59%。派到苏联留学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56年，有2085人赴苏联留学进修，占当年派出人数的86%。从下面的表格中可以知晓那10年间出国和归国的人数。
1950年至1960年中国高等教育部向海外派出和回国的学生人数（注：根据《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提供的数字制表，人民教育出版社1885年版，第126、131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3-244页。） 单位：人
年代
出国人数归国总人数
留苏人数
归国人数
1950
35
1951380
375
1952231
220
195367516 583
19541518
22 13757
19552093
104 1932
103
19562401
258 2085
250
1957529347 438339
1958415670 378645
195957613804601287
196044122173172072
总数9294
50148163
4703
为了保证留学生的质量，从1952年初开始，北京俄文专修学校还成立了留苏预备部。国家派往苏联学习和进修的人员，必须先在该校集中学习1年俄语。在留苏预备部学习的预备生大多是大学本科生、大学毕业生、工农速成中学的部分学生和机关干部。其中大部分是从大学在校的品学兼优肄业生和高中生中选拔的。是年2月3日，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局根据高等教育部由机关干部中选拔留苏预备研究生的通知，向院属各研究机构发出在本院干部中选择留苏研究生的相应通知。第一年，在留苏预备部的学员就有600多人。中央领导人对留苏人员非常关心，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副主席都曾接见过留苏预备部学员，并发表讲话，要求留学人员在国外虚心学习，学成后回国参加建设。毛泽东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也曾向留学生发表讲话，他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番话是对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的极大鼓舞。
8.有关部门创办的刊物着重介绍苏联的教育经验。仅从1950年到1957年，《人民教育》杂志就先后在所出版的77期刊物上刊登有关苏联教育的文章170篇，共计804页（注：毕荣宁：《是聚合还是翻版：中国和苏联》，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第286-287页。）。
60年代初期中苏之间的论战公开化，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343项专家合同和257项科技合同，并通知中方将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中国的1390名专家和2000多名家属，同时终止派遣900多名专家。当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设计图纸和资料，并停止供应我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使我国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中国的经济建设因为苏联专家的撤出，受到极大的损失（注：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从1961年到1966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从而使两国教育交流受到严重影响，除中国学生在苏联留学和进修外，苏联专家已经全部从中国撤出。中国从1961年到1965年派出的留学生和归国的留学生人数如下（注：数字来源于《中国教育成就1949-1983》，第126、131页。）：
年代
出国人数
归国人数
留苏人数
归国人数
1961
124 1403 74 1249
1962
114 980 55 828
1963
32 426 20 307
1964
650 191 3 122
1965
454 199 54 115
总数
13743199 2062621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绝大部分的中国留苏学生已经停止学业归国。只有少数没有完成学业的留学生和极少数特殊专业的留学生可以继续学习，然而他们受到了苏方的歧视和人身伤害。1965年3月中国留苏学生在参加各国学生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时，遭到苏联军警的镇压。
1966年到197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阶段。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全部停止。1966年10月27日被苏联政府无理勒令休学并限期离开苏联的中国留苏学生41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此外，1967年1月25日中国留欧学生在回国途中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献花时，遭到镇压。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中国才开始恢复外派留学生，但也主要是去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学习语言，没有向苏联派遣学生或学者。
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同时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教育体制改革阶段。1977年8月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主导方面是红旗，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成绩。是年，恢复了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次年，恢复教师职称评定，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1977年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之后，一些法规相继出台，如198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得以颁布，使教育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另外，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版，第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8年是中国留学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全面恢复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但是中苏两国间没有恢复教育交流。1979年9月27日，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预备会议在莫斯科郊区举行。1982到1985年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有所增加。
中国与苏联的教育交流是在1987年出现转机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8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中苏教育合作小组第一次例会，商定了《中苏1988-1990年教育合作计划》。《计划》包括的内容有：互派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人员；互派学者短期讲学；互派语言教师长期任教；代表团互访；举办教育学术讨论等。是年，国家教委所属的高等院校聘请的外国专家中有20人来自苏联。中国还派出负责高校科研、高校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考察方面的考察团，教育科研工作者和留学生工作代表团出访苏联。苏联也派了普通教育代表团，职业技术教育考察团和留学生工作代表团来华访问。
1988年，《中苏1988-1990年教育合作计划》开始实施。是年，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率领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了中苏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小组会议。与此同时，我国从苏联聘请了42名教员和27名专家来华任教、讲学（注：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63-364、357页。）。
在1989年5月中苏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时任苏联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舒克·舒诺夫于7月访华。在访华期间，中苏教育合作工作小组举行了第三次例会。是年，我国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共2444人，占派出总人数的81.8%；研究生411人，占13.8%；本科生132人，占4.4%。其中派到西方和日本的留学人员占79.3%，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人员占14.5%，派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占6.2%（注：《中国教育年鉴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1990年中苏两国关系教委副主任分别互访，在苏联签署了《中苏1991-1995年教育合作计划》；在中国讨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和两国高等学校科研合作等事宜。
从1977年到1990年，中国出国留学包括三方面的人员：由国家同意计划派出的人员；校际交流、接受国外友好团体和个人资助的派出人员以及自费留学人员。由于没有具体分国别的数据，所以无法计算出留学苏联的具体人数。但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90年》的统计，1989年全国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和进修人员共2444人，占派出总人数的81.8%；研究生411人，占13.8%；本科生132人，占4.4%。其中派到西方和日本的留学人员占79.3%，派到苏联东欧国家的留学人员占14.5%（注：《中国教育年鉴1990年》，第382页。），比“文化大革命”前派到苏联的留学人员大大减少。
三、冷战时期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
中苏教育交流可以被视为冷战遗产的一部分。通过对冷战时期中苏教育交流历史的反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中国和苏联的教育交流是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展开的。中苏教育交流的两个阶段（1949年到1960年和1977年到1990年）都属于中国要大力发展经济建设阶段，尤其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向苏联学习。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指12年后我国的科技水平能达到苏联和世界其他大国的水平——笔者注）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
2.中苏教育交流是中苏外交关系的晴雨表。教育交流是国家外交和政治关系的延续，中苏教育交流无时无刻不是同中苏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不同程度地要受到两国间外交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影响。当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紧张时，文化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在中苏政治上产生矛盾时，苏联首先把专家撤回，然后在1967年1月25日发生红场事件，中国留苏学生被打伤，最后是中国留学生全部回国。
3.苏联来华的留学人数和中国留学苏联的人数不对等。1952年到1983年间苏联来华学生数为200人，同期到苏联的中国留学人数是8356人，相差41.78倍。这种不对等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需要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派出大量人员出国学习。
4.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系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作用之一是制定教学大纲，如在1952年6月，有大约8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工作。在高教部主持下，依靠苏联专家，制订向全国外语院系推荐使用的俄语各门课程教学大纲。作用之二是编写教材，如从1951年开始，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受高教部委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编写供全国俄语院系使用的专业俄语讲读课教材。作用之三是帮助建立其他语种的教学工作，如苏联的英语专家曾担任北京外语学院院长顾问，参加院长联合办公会议，参与重大教学问题的讨论和决定，甚至连西班牙语专家也来自苏联。作用之四是帮助建立军事院校，如培养中国人民解放军务特种部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哈尔滨军工大学，就是于50年代初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的。
5.留苏归国人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中国不少国家领导人曾留学苏联或在苏联进修。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于1955年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进修；前总理李鹏曾于1948年至1955年间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并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前副总理李岚清从1956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实习。现任军委副主席曹刚川于1963年从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毕业。
(2)国内政府部门的一些部长和副部长也曾留学苏联。比如曾担任过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从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作研究生。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钱其琛曾于1954年到苏联中央团校留学。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于1960年至1965年在苏联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工程物理化学系电真空化学专业学习。曾任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从1955年到1961年在苏联奥德萨大学攻读当时最先进的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冶金部部长戚元靖于1951年到1956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学习。
(3)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作出相当大贡献。中国科学院的所一级领导和学科带头人中，不少是归国的留苏精英。如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于1957年春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粒子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中，不少人在苏联曾获得副博士学位，如火箭专家、中科院院士朱森元于1953年到1960年在苏联留学并在莫斯科包曼高工研究生院获副博士学位。铁路车辆专家沈志云在1956年被选派到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研究生部学习，1961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木育种专家朱之悌1961年获苏联莫斯科林学院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土。我国作物种质资源学科奠基人之一董玉琛女士1959年获苏联哈尔科夫农学院副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物遗传育种专家刘大钧1959年获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副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授、细胞生物学家瞿中和，1956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学系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到1986年期间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和校长的郝水曾在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获生物学副博士学位，199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并获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优金质奖”，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注：材料来源：笔者于2004年4月20日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廖学盛研究员记录；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网站。）。
(4)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作出很大贡献。知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刘国光曾于1955年在苏联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获副博士学位。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留学苏联的有：曾担任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世界古代史专家廖学盛（1955年到1960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古希腊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前所长陈筠泉（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李京文（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也有留苏学生，如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张椿年1954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回国后与留学苏联（从1955年到195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研究生）的程西筠女士筹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身）。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一级的领导中，曾经留学苏联的还有：当代外国文学研究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元迈（从1956年到1960年在苏联基辅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所长王家福（从1955年到195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学习）、原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陈之骅（从1954年到1959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原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陈启能（从1954年到1959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原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吕同六（于1962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曾在苏联获得过副博士学位的人也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苏联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有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孙成木（1953年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获副博士学位）和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楠来（1961年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获得法学副博士学位），世界历史所的研究人员朱克柔（1959年到1963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学习）等（注：笔者2004年4月20日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廖学盛记录；2004年5月10日电话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成木记录；世界历史研究所文秘档案：《世界历史研究所“文革”前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人员统计表》。）。
(5)在音乐领域，受苏联的教育和影响的著名音乐人士也不少。中央乐团的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从1953到1957年师从苏联著名指挥家阿诺索夫教授，在前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研究生课程。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作曲家吴祖强1953年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作曲理论。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杜鸣心曾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1960年被选派赴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师从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大师列奥尼德·柯岗。“世界一流的钢琴大师”刘诗昆毕业于世界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原苏联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苏联及世界著名钢琴教授裴因堡。著名钢琴演奏家殷承宗60年代到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随塔季亚娜·克拉夫琴科深造。
6.从某种角度看，中苏教育交流对中国方面的影响和中方的收益比苏联受的影响和收益要大得多。换句话说，苏联的教育思想、苏联文化（如语言、音乐、电影和文学作品等）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文化对苏联民众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就是新中国人民要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里汲取精神元素，从苏联的文学作品中了解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仅以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为例，据卞之琳等统计，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就有3526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总数的65.8%，总印数82005千万册”（注：方长安：《建国后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1页。）。另据美国学者的统计，1950到1958年间，有1.3万册苏联文学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印数大约2.3亿册（注：李欧良：《苏联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许美德、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第301页。）。其中最为中国青年欢迎的有乌克兰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
7.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教育领域全盘照搬苏联的作法，应该引以为戒。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的经验不加分析、盲目地学、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的做法，毛泽东主席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中曾批评过。虽然国内教育界后来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纠正，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教学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教学方法是有相当大负面影响的，有些方面至今还存在。
8.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教育交流所带来的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是永恒的。虽然两国关系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破裂状态，但恢复关系后，师生间和朋友间的通信和联络又很快恢复了。直到今天，在莫斯科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对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如今不少人已经白发苍苍，但他们对年轻时在苏联留学的经历仍记忆犹新。这种民间友谊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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