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元选择论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研究的新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路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9）01－0018－13
从学理上研究毛泽东，就是弄清毛泽东一生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以纲带目，弄清这一思想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表现形式。作者以二元选择论为立论根据，从学理上研究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开辟毛泽东研究的新途径。
一 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一代伟人毛泽东已辞世30多年，毛泽东的圣灵在中国大地游荡，人们越来越关注他、议论他。一方面是底层民众自发的形成了深情怀念和呼唤毛泽东的大潮，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精英越来越拒斥他。国内外知识界人士对这位伟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近10年还在逐步升温。国外有毛泽东学、毛泽东主义研究。国内也不再局限于1943年提出的毛泽东思想，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有关历史资料大量出版，凡研究当代中国（指1949年至今的中国）的论著都会涉及到毛泽东。近几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再度活跃起来，出现了各种思潮，其中以被称作“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最为显眼，成为一大景观。争论围绕改革，改革时期，伟人已作古，但这一争论广泛的涉及到毛泽东[1]1-7。这一事例说明，毛泽东在中国乃至世界影响之深远广泛，在历史伟人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毛泽东研究中，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并非资料不全，因为现在已经掌握的历史资料已相当多，再发现或披露的新资料对研究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引发争论的主要原因在学理上，具体地说是在理论框架上。理论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有相似之处，都是用工具加工原料，制出产品。精神生产要有原料（资料和实况），也要有工具，理论框架就是精神生产的工具，原料相同，理论框架不同，所得出的精神产品就会不同。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由于理论视野不同，选用资料不同，会得出不同结论。理论框架分诸多层次，大框架容纳的东西多，适用范围广；小框架容纳的东西少，适用范围小。当前，毛泽东研究的困境，在于缺乏从学理上从总体上进行分析，理论框架小，视野多局限于某个阶段，甚至一时一事，适用范围小，只能说明革命，不能说明建设，更不能说明“文革”，多是把“文革”排斥于视野之外。将毛泽东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分割为二，说他大半生讲实事求是，晚年不讲实事求是。将共产党执政的60年分割开来，说前30年错了，后30年对了。赞扬改革的倾向于非毛，责难改革的倾向于拥毛。近来又有人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支持改革，非难毛泽东。由于研究的客体之庞大，时间跨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以至于狭小的框架无力整合多种观点，造成多种小框架并存，无法相通，各自为政，最终形成了一种理论割据的局面。引起理论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来源庞杂。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学派，民主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新左派起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起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历史条件和主体认知不同，这些理论框架差别甚大，引进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必会导致分歧扩大。如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和精英，倾向于非毛；西方马克思主义祟尚公平和民众，倾向于拥毛。要改变这种分割局面，应建立一个大的理论框架，使之有更强的解释力，能够实现两个统一：一是对毛泽东的一生，包涵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文革”时期作出统一解释；二是对改革前的30年和改革后的30年作出统一解释。这一理论框架能够对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作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同时也就更深刻的阐明了邓小平理论，这就是从学理上从总体上进行分析研究。
历史经验证明，两种观点长期争论，靠其自身无法解决，只有出现了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才能解决。如光的粒子说与波动说争论了二百年，量子力学出现以后，才使两种观点统一起来。再如，中国的儒佛之争从南北朝时开始，经历几百年，南宋朱熹创立理学，才使儒佛融会贯通。围绕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争论，也是围绕改革的争论，有必要从学理上进行整合，以结束理论割据局面，唯一的选择就是理论创新，开创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要足够大，是一种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论这一理论框架极大，对于解释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有效。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个现实问题，更具体的说是个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历史唯物论这一理论框架又过于宽泛，难以直接用于解释现实问题，由此从物理学中得到启示：牛顿力学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的理论物理学，但难以直接用于工程实践，后来出现了一批中间科学，如流体力学、热力学、材料力学等，才能用于水利建设、热机制造和建筑工程。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间科学涌现出来，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解释自然的中间理论是从原有科学生长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中间理论，则以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为生长点，如后工业社会理论起于解读发达资本主义，依附理论起于解读欠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冲突论起于解读后冷战的世界形势。当代中国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且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时期，正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也是难点所在。阐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难度小，分歧意见少。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理论难度大，分歧意见多，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人们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实事求是，而创立者本人晚年就不实事求是，这就出了一道大难题，在现有理论框架内无法破解。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个大的时代课题，而且是个理论难度最大的课题，分歧也最大。表面看，这一问题没多大现实意义。深层次分析，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思想迷茫、信仰漂浮现象，同这一难题密切相关，因此，破解这一难题可说是无用之大用。国人世人对这一课题之所以解读不清，在于大题小做，用一些小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的时代课题。为了破解这一世纪难题，应是大题大作，开创一个新的大的理论框架，我们提出的二元选择论可担当这一任务。
二 二元选择论概说
二元选择论源于历史唯物论哲学，是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是一套统一解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问题的新理论框架，是一套社会历史观，它可以更有效地解释现实世界。十多年来，我们发表过大量论著解释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是以二元选择论立论，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重点是要破解“文化大革命”这一理论难题。
理论创新都要继承已有的思想资料，迄今为止，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仍然是解释社会历史最有效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包含有决定论，确认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最后决定因素；历史唯物论又包含选择论，确认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是人的一种选择。对于解释人类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决定论最有效，对于解释几十年的短期历史和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选择论最适用。因此，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乃至“文革”这一重大事件，应以选择论为理论框架。
存在主义讲的选择是单个人的选择，历史是由单个人任意选择的，根本不存在历史规律。单个人的选择诚然没有规律，而人结合为集团、社会或者说人类，其选择是有规律的。对此，唯物史观给我们以启示。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其它活动。人的第一选择就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出物质财富。由此又引申出第二个简单事实，即人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决定财富分配的权力又是如何分配，人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如何分配权利。人类自产生以来即面临到这两个最基本的选择，二元选择论就是由此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
人为了生存首先要进行生产活动，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这可称为发展轨道，同时这也是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发展轨道也是发展规律。发展规律是由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所推动而形成的。此外，人还进行着阶级斗争实践和政治实践，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由此形成了平公规律。路是人走出来的，社会运行的轨道、规律也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这套理论框架称为二元选择论。
发展轨道简单明易，简要地谈一下。
人类要生存，首先选择的是发展生产力，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世界各国生产力有共同的发展轨道，以劳动工具为标准，先后经历了石器、铁器、手工机械、蒸汽机、电力几个时代。电力时代以后，人们先是称之为原子电子时代，后又称之为信息时代。而原子电子和信息所代表的生产力，都是科学技术在起主导作用，称之为科技生产力较为准确，以往的可称为自然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机器生产力；以产业结构为标准，可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个阶段；以生产消费模式为标准，经历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至此可以看出，发展轨道有两个含义：一是人类沿着发展生产力的轨道前进；二是全人类有共同的（生产力）发展轨道。发展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又是发展规律。
平公轨道是笔者初次提出，有必要详细说明。
平等是人们相互间的相同性，是指与权利和利益有关的相同性。法国《人权宣言》称：“平等就是人人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现代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说：“平等表达了相同性概念。两人或更多的人或客体，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处于同样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状态，那就可以说他们是平等的。”[2]340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判断，而平等这一价值观念具有客观性，可以明确界定。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正义、公正的理解不同，甚而大相径庭，但对平等的理解并无歧义，如私有制是经济上的不平等，任何人都无异议，但私有制是否符合自由、民主、人权、正义、公正原则，人们的理解大不相同。由于平等具有客观性，可以明确界定，则平等程度可作为衡量各种社会规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制度、政策等）的标准。如民主是当今公认的政治原则，古希腊奴隶社会就有民主制，但奴隶没有选举权，在选举权上，自由人与奴隶不平等。古希腊哲人承认不平等的存在，但又说这种不平等符合民主和正义原则。19世纪欧美国家实行的民主选举，消除了贵族与平民的不平等，但在种族、性别、财产、文化水平上仍存在不平等，直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才消除了选举权存在的不平等。由于选举费用高昂，无产者既无钱又无时间参加竞选，被选举权存在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可消除这一不平等现象。可见，民主的进步，可用平等尺度来衡量。同时，平等也是界定自由的标准，可以从自由的渊源中得到证明。自由有两类：一是平等的自由，一是发展的自由。自由（libertas）原意是没有镣铐或不被奴役的状态，争取自由就是争取平等，这是一种平等的自由，正是马克思讲的自由。自由的另一种含义是自由行为。古希腊、古罗马讲的自由人，是不参加（奴隶）劳动的人。新老自由主义者所讲的自由指人的权利或曰人权，核心是拥有财产的权利，倡导个人发展以获取财富，是一种发展的自由，这样的权力必然导致经济地位不平等，可称为不平等的自由。现在西方国家所说的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
平等是一种社会态势，它有一定的载体，测度平等要选择一定的坐标系。通常讲的平等，是以人为坐标系，指人与人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有多种属性，也就可以选择多种坐标系来测度，平等也就有多种内容。在政治领域，是以公民为坐标系，平等指每个公民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等同，由于公民权可以共享，故政治领域的平等能较早推行；在经济领域，是以财富为坐标，财富有排他性，一部分人占有，就排斥其他人占有。平等指每个人拥有同等的财富，唯一的途径就是平均分配，而平均分配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在现实中行不通。可行的途径是以社会规范为坐标系，即在同一社会规范中人人平等。规范的稳定形态为制度，以规范和制度为坐标系，称之为公正。
公正是同平等紧密联系的一个概念。平等指相同，在社会规范和制度中人人处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习惯上称法律规范前的平等为公正，经济规范前的平等为公平，道德规范前的平等为公道，故公正是平等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的是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平等。公正、公平、公道内涵相同，处于同一层次，平等则处于更高层次。制度能平等的执行为公正，否则为不公正。平等所回答的是，制度本身是否先进，体现的平等程度高，为先进的制度，体现的平等程度低，为落后的制度。因此，平等又是衡量制度文明的标准。平等是历史发展趋势，只能看作一种理想目标。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只能达到公正，公正是一种现实目标。历史沿着平等公正轨道前进有三种推动力：一是革命，推翻旧制度，打破旧规范，建立新规范，新规范一定比旧规范更平等。二是改革，执政者主动进行改革，在现有制度范围内完善规范，平等的执行规范，故改革也是一种制度文明建设。三是民主，通过民主选举，那些推行严重不平等（两极分化）、不公正（吏治腐败）的执政党下台，新上台的执行较为平等公正的政策。在革命、改革和民主三种动力推动下，社会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近300年来，人类在呼唤自由、民主、人权、正义，这些价值观念没有客观标准，解释因人而异，无法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前进的共同轨道。平等这一价值观念具有客观性，又可作为衡量其他价值观念的客观标准，有条件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故人类社会只能沿着平等公正的轨道前进。平公轨道是人类的必然选择，故而形成平公规律。平等可以涵盖公正，故平公规律也可称为平等规律。至此可以发现，社会运行呈现出一种复合规律，如同地球自转同时完成公转一样。在一定时期内，规范是稳定不变的，社会绕一定的规范运行，沿公正轨道前进；而在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本身也在绕平等转，沿平等轨道前进。平公规律就是一种复合规律，沿公正轨道运行，同时在沿平等轨道运行。
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着发展和平等两条轨道运行，并将二者连接起来。卢梭称，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不发展，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也就没有不平等，正是发展产生了不平等，最后借助发展来消除不平等。可见，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着两条轨道运行。
进行生产实践活动，首先要有生产资料，才能造出产品。生产资料和产品都是财富。一个集团占有的多，一个占有的少或一无所有，便产生了经济地位的差距，并由此引起了集团之间的斗争。在阶级社会，最主要的集团斗争是阶级斗争。劳动阶级处于社会底层，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与剥削阶级存在巨大差距，阶级斗争的目标是减少和消灭这一差距，争取平等。中国农民军提出的口号是“均贫富”、“等贵贱”，就是消灭不平等。法国大革命是争取民主、自由，实质上是要消灭贵族与平民的不平等。当代世界，反对种族、种姓、性别歧视，也是争取平等。阶级斗争乃至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争取平等的斗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就必然推动社会沿着平等的目标前进。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是不断地趋向于平等。
原始社会部落内部是平等的，部落之间也不平等，因为人刚从动物脱胎而来，保留有兽性的习惯，弱肉强食，存在有杀死吃掉俘虏的现象，是最不平等的。奴隶社会把战俘用作奴隶，比以往杀死吃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奴隶有了生存权也较失去生存权平等些。奴隶社会把奴隶视作牲畜或工具，进行买卖，甚而任意杀戮，是很不平等的。到了封建社会，才开始把劳动者看作人，不能买卖和任意杀戮，远比奴隶社会平等。中世纪的欧洲，在自由民主方面不及古希腊、古罗马，但比古代的欧洲更平等，以平等为标准，中世纪比古代先进。封建社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为封建主服徭役、交地租，也不平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有了完全的自由，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领域比封建社会又平等的多。经济领域不平等严重存在，而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缓慢的接近平等轨道。合作制、国有制、股份制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接近于平等。二战后盛行的福利制度和个人累进所得税制度缩小了贫富差距，向平等迈进的一步。生产资料私有制有个物质基础，那就是土地、机器等物可以私有。科学不能私有，技术专利只是短期内私有，科技生产力占据主导地位就动摇了私有制的物质基础，这一生产力发展的趋势，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平等的制度，但仍然不能远离平等轨道。社会主义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充分的平等。只要存在各式各样的不平等，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斗争，一直斗争到平等为止，共产主义是最平等的社会，从而就是最终制度。
从几千年的历史看，两条轨道是同向的，不可逆转的。生产力在发展，不可逆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是必然灭亡的。历史之趋向平等也不可逆转。新的社会制度比旧的更平等，新制度一旦产生，就不可逆转。就某一具体的制度、体制而言，平等的总是取代不平等的，如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民主取代专制，一夫一妻制取代多妻或多夫制，都不可逆转。种族、民族、种姓、性别、宗教歧视，为平等所取代，便不可逆转。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者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福利，是向经济平等迈进一步，也不可逆转。由于平等取代不平等有不可逆转性，因而社会沿着平等的轨道运行，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制度是必然灭亡的。
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看，或者说从几十年、上百年的实际情况看，历史并非直线前进，而是曲折前进，复辟倒退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历史沿着两条轨道并非同步进行，而是倾斜式前进，时而倾向发展，时而倾向平等。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发展会扩大不平等，直到今天，实践中常面临到公平和效率的两难选择。发展会自发地趋向不平等，政治斗争则要打破不平等。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发展，但目前是拉大了贫富（包括国家与个人、集团）的差距，加剧了不平等，时常兴起的反全球化示威，就是一场争取经济平等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最终源泉可以追溯到生产力，而直接目的则是争取平等，一个有力地证明是，革命总是首先在最不平等、压迫最重的国家爆发，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
以往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人类面临生存的压力，因此就要把主要精力用到发展生产力上，优先选择发展轨道，偏离平等轨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力量也从无到有，不断积累，其力量日益壮大。到了19世纪，这种精神力量即意志力量已相当强大，德国思想家尼采提出强力意志说，认为强力意志（超人意志）创造历史。同时，古往今来，在民众中一直存在着同超人意志相反的平等意志，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20世纪的100年，世界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的进步，集中体现为在平等方面的进步，这是物质力量（生产力）和精神力量（平等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平等意志这一精神力量将会日益壮大，两条轨道将会趋近。
历史沿着发展轨道和平等轨道前进，属于社会存在，从而出现了反映这一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反映发展轨道的社会意识出现的晚，19世纪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起最后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生产力源泉论。反映平等轨道的社会意识出现的很早，源远流长，佛教讲众生平等，基督教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讲人人是兄弟。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共产主义就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的平等社会。平等主义就是以平等为核心价值和理想目标的思想体系，平等与和谐并行，和谐以平等为基础，平等主义提供了一个人人向往的和谐社会，具有持久的感召力，全世界有7成以上的人信奉三大宗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平等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往往历经艰难险阻顽强的存在下去。在政治领域，19世纪时，选举制度上存在性别、种族、文化、阶级上的不平等，到了20世纪，实现了选举权平等，平等权的确立，便不可逆转。近10多年，世人都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垮了，仔细分析，是指苏维埃政权垮了，苏共解散了，列宁像倒了，而苏联时期所建立的一套经济制度，包括全民免费医疗，中小学免费教育，低房租，全民养老保险制度等等，在俄国和其它后苏联国家继续存在，这算不算社会主义姑且不论，毫无疑问是一种平等主义经济制度，后苏联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属于较为平等的国家，任何颜色革命都无力动摇这种经济制度，这足以证明平等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由于平等主义符合历史规律，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有许许多多思想家以平等主义为核心思想。到了20世纪末，一方面是兴起了反抗各种形式不平等的浪潮；另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进入21世纪，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较量拉开了序幕，平等主义仍是—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话语。
三 从学理上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
毛泽东乃当代中国的一大伟人。伟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时代特征。凡是伟人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同历史条件密不可分。二是具有核心思想。凡是伟人都有超人的意志力，在意志力的背后有个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支配其一生的实践活动。这里首先要明确“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之区别。1943年延安整风时，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刘少奇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3]658在当时二者完全一致，没有必要区别开来，人们一直沿用“毛泽东思想”。本文选用刘少奇的说法：“毛泽东的思想”，是指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由于是一套思想体系，宜称为毛泽东学说。国民党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当作指导思想，将孙中山的思想体系称作孙文学说。借鉴这一做法，共产党人应将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同作为毛泽东本人思想体系的毛泽东学说区别开来。人们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多着眼于局部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等等。这是必要的，但还有必要遵循哲学思路，从“多”领悟“一”，并用“一”解释“多”，领悟“一”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学说，将主导全局，辐射各域的思想，称之为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它是贯穿毛泽东学说的轴线。毛泽东的核心思想究竟是什么？是个新问题，这正是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的关键所在，抓住这个“一”，诸多难题便可破解，就是对“文革”问题也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平等主义
伟人都是屹立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其核心思想的形成同当时的时代潮流密不可分。所谓时代潮流包含两大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发展大势，二是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处在战争与革命高潮时期。战争与革命具有反帝制、反帝国主义、反剥削压迫的性质，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在经济领域，30年代出现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市场经济遭到重创，苏联计划经济取得成功。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但市场经济会扩大经济不平等，计划经济能保持经济较为平等，则是没有疑问的。在西方国家，盛行凯恩斯的经济国家主义，比起经济自由主义来，也较接近于平等。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整个大势是向平等轨道倾斜。在社会思潮方面，19世纪中期，欧洲兴起了马克思主义，又称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文本看，用一句话表示就是“消灭私有制”，从而也就消灭了阶级，同时要消灭三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故共产主义包含有平等主义。“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而来，其中以平等主义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汇合在一起，使得平等主义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很容易接受平等主义，并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平等主义。毛泽东终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核心思想就是平等主义，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其思想真谛呢？这也不奇怪。在历史上，往往哲人辞世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了，后人才弄清其核心思想。如孔子为儒家学派创始人，但《论语》和《孟子》两书未谈到儒学。法家韩非谈过孔子创立儒学，并称儒学为显学，此时孔子已辞世200多年了；宋朝朱熹讲学30多年，当时人称之为道学，宰相韩佗胃称朱熹讲的学问是“伪道学”，在朱熹辞世30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他集理学之大成，称程朱理学。可见，历史上往往是在哲人辞世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弄清其核心思想。在伟人辞世30年后，我们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真谛，他集平等主义之大成，成为20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对此我们在《一代思想家毛泽东》一文中有充分的论证。我们将毛泽东的核心思想解读为平等主义，可从他一生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中得到证实。
根据毛泽东自述，他是在1920年冬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此终生坚持。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一是《共产党宣言》，二是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三是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4]22。这三本书的核心论点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是反不平等的斗争，是平等主义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熟读古书，深受传统文化影响，首先是孔子的大同思想，近代思想家康有为作《大同书》，宣称大同就是没有阶级的平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在中国首次提出共产主义概念。革命家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倡导的“一大二公”，是与大同思想相通的。孔子的治国方略有个著名论断：“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执政，一直推行这一方略。中国的儒道传统文化都包含平等主义元素，为毛泽东所继承。毛泽东阅读范围很广，包括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哲学和卢梭的著作。古希腊赫拉克里特讲斗争哲学，黑格尔讲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卢梭讲平等，这些都是平等主义的思想资料。毛泽东的思想之形成，不只是源于书本，同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经历也密切相关。五四时期，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官僚地主的压迫，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毛泽东立志于改造社会，消灭不平等。他生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苦难。1918年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一名助理员，生活贫困，在知识界居于下层。毛泽东的平民出身和下层人的生活经历，使他易于接受平等主义。同时，毛泽东青年时深受湘楚实学的影响。明末时实学大师王夫之是湖南人。清朝的实学以魏源、曾国藩为代表，均为湖南人。有千年历史的长沙岳麓书院其格言为“实事求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倾向于实学，特别突出实事求是，重实践，要通过实践以实现平等社会。青年时，他倡导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的“新村主义”，提出过“湖南共和国”的主张[5]22。
为了说明平等主义，可借鉴社会学的分层理论。现代社会可用三个坐标系来分层：一是经济坐标，按拥有财富多少分为若干阶层；二是政治坐标，按拥有权力的大小分为若干阶层；三是文化坐标，按拥有知识多少来分层。每类阶层中都有高低之分。平等原本指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同，人们拥有知识的差别，并非原本意义上的不平等，而拥有知识多少，决定着人的职业，有知识的人群是个职业集团，一般说来，收入较多，声望较大，也易于进入权力集团。这样就从拥有知识多少的差别引发出职业上的不平等。处于各种坐标的阶层存在关联性，这就很容易将三个坐标系联为一体，如以往常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词，就是将知识集团与财富集团联为一体。平等主义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他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活动上。
毛泽东的理想目标是平等社会，它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是清除高层集团，二是拉平各社会集团。解放前是以革命战争手段推翻旧政权，清除了国民党权力集团。解放后，通过斗争和改造手段，清除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这两个财富集团。农村土改后，土地归农民个体所有，这就会自发地出现贫富差距乃至两极分化。毛泽东于1955年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宣称合作化要使农民共同富裕。1958年搞大跃进，试图在几年内实现全国共同富裕。同时搞人民公社，号称“一大二公”，是在更大范围内拉平。1958年底，毛泽东赞赏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搞的一套制度，即吃饭不花钱，看病不花钱。这确系平等主义的一项创举，实行了30年。毛泽东亲自为《三国志·张鲁传》作注解，印发给郑州会议代表看，以此证明平等主义式的人民公社早就有。平等主义延伸到文化领域，是要将不同知识的人拉平，解决职业不平等问题，其举措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办五七干校等。汉字简化可使工农群众快速识字，填平文字鸿沟。平等主义延伸到政治领域，是要解决干部与群众（官和民）的不平等问题，倡导同吃、同住、同劳动，主要举措是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他视整风为“小民主”，又赞赏“大民主”，称“文化大革命”为“大民主”。这是卢梭式民主，今人称广场民主；平等主义延伸到生产力领域，是要将体力劳动者（工农）和脑力劳动者（专业人士）拉平，一个重要举措是大跃进，打破脑体分工，一齐上阵搞生产；平等主义在社会领域，是力主男女平等，各民族、种族之间，各宗教团体之间一律平等；在国家关系上，主张大国、小国平等，晚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并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毛泽东的理想是要建立平等社会，而在现实中只能达到近等，即接近平等和趋近平等。
平等主义衍生出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那就是支持反对不平等的人和事，特别推崇农民起义领袖。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人，最推崇的是有战斗精神的鲁迅。唐朝六世禅宗慧能宣讲“人人可以成佛”的平等思想，他加以赞赏。他赞扬电影“李双双”和“朝阳沟”，前者体现了男女平等，后者体现了市民和农民平等。他对同旧势力妥协的人深恶痛绝，为此批《武训传》、批宋江。
平等主义还衍生出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那就是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因为平等不会自发的实现，倒会自发的扩大不平等，因此要通过斗争加以阻止和消除，而不平等的根源在阶级差别上，一切消极腐败的现象都源于资产阶级思想，要消除不平等，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到了1966年，毛泽东确认当权派是不平等的总根源，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来清除这一根源。到了“文革”末期，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进行一次长谈，称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6]1714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存在商品交换和工资差别，也是一种不平等，一旦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也会发生和平演变，他之所以要坚持平等主义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说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平等主义，但他讲的平等不多，更多的是讲实事求是、阶级斗争。对此，可从“体用说”加以解释。先秦学人和程朱理学都讲过体和用的问题，清末学人的说法是，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有“中体西用”之说。阶级斗争为实现平等的手段，显然平等主义为体，阶级斗争为用。实事求是指根据实事作出正确的判断（求是）。而人的判断又是根据一定的实践标准。毛泽东称人类从事三大实践活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有了三个实践标准，究竟用哪一个标准来检验实事，是人的一种选择。用阶级斗争实践标准和用生产实践标准来检验实事，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求出不同的“是”。如农村“四清”运动有六个检验标准，其中有个阶级标准，指阶级队伍是否划清，还有一个生产标准，看增产还是减产。显然这两个标准并不一致，有时还相背。可见，实践标准并非万应良方。毛泽东的思想是以平等主义为体，而阶级斗争是实现平等的手段，这就常用阶级斗争实践标准来检验实事以求是，因此人们说他晚年放弃了实事求是。可见，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实事求是并非体，而是用。论者将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归结为实事求是或阶级斗争，是指用为体，不得要领。
平等主义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古往今来有大量的思想家向往平等社会，但都没有权力来实现其理想目标。毛泽东是位思想家，是理想主义者；又是政治家，是现实主义者。他拥有极大的权力，希图将理想变为现实，以平等主义为核心思想形成了一套执政方略，包含纲领、方针、政策、举措等，这套方略可分两个层次考察：第一，在两条轨道中，以平等轨道为主，可说是平等优先，兼顾发展，乃至不顾发展。第二，在平等轨道中，以结果平等为主，对规范平等有所忽视，即忽视了公正。平等是历史发展趋势，也是共产党执政的理想目标，在现实中，过度平等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对发展不利，而公正对发展较为有利。这样一来，毛泽东重平等、重理想的执政方略，就同其他领导人重发展、重现实的执政方略产生了分歧乃至对抗。
（二）两难选择与毛刘分道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方位的大转变，在实践活动上出现了从一元选择到二元选择的转变。以前只沿平等轨道走，只有一种选择；执政后，就要沿两条轨道走，出现了二元选择。这就出现了两条轨道的矛盾和两种执政方略的分歧。执政主体控制社会客体在发展与平等两条轨道上运行，是为执政基本规律，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都受这一基本规律支配。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即面临着两条轨道和两种选择。每当两条轨道同向，易于选择，也易于统一思想；每当两条轨道不同向乃至发生冲突，就出现了两难选择，引起了思想分歧。自从苏联产生以后，人们一直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标志，这三者所体现的都是经济领域的平等，平等主义就同社会主义捆在一起。要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是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从巩固政权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十分重视生产，他在革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7]1428由于发展生产关乎巩固政权，平等又同社会主义缠绕一起，进入执政时期后，毛泽东经常在两条轨道之间进行两难选择。新中国刚成立，即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土改消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推行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这样既实现了平等，又推动了生产发展。由于两条轨道完全同向，认识上高度一致，所以推行的最为顺利。1956年开始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得也很顺利，其原因是由于两条轨道同向。有些问题不涉及到发展，也就不存在两条轨道的选择，平等主义得以顺利贯彻，首先平等主义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应用，贯彻了民族宗教平等原则，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顺利地解决了民族宗教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毛泽东还坚持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在国际上支持黑人运动，反对种族歧视，他的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大国小国平等的主张，代表人类进步的大方向，得到一致拥护。一涉及到发展，便出现了两条轨道的矛盾，引起了意见分歧。到了1949年夏，东北和华北地区均告解放，并进入了大城市，当时出现了清算工商业资本家的情况。天津解放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采取观望态度，不敢生产，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4、5月间，刘少奇到天津视察，作了几次报告，主要精神是，保护私营企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工人就业，允许资本家剥削，乃至，提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他批评各地斗争资本家的做法，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在根本上是相违背的。”1951年春天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发表谈话，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概念，称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保护私有制，只要不发生战争，二、三十年内，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56。围绕上述一系列讲话，在党内掀起了一股反刘少奇的风波，以东北局书记高岗最起劲。现在看来，刘少奇所讲的生产力首位论，是沿发展轨道走。毛泽东讲平等主义，是沿平等轨道走。共产党一执政，就孕育着毛刘分道的种子，可说是两条执政方略的分歧，它最初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上。
围绕农业合作化，在1950年、1951年、1955年发生过三次争论，从二元选择论看来，正是两种选择的争论。1950年春的争论是围绕东北富农问题展开的。东北大部分地区在1948年完成土改，1949年12月高岗在一次会议上称，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上升，其中有一少部分人（包括党员），买进租进土地，雇长工，还有一部分人生活下降，其中有些人卖地、借款，短短一年就拉大了贫富差距。高岗作总结，提出“把互助合作提高一步”，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和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东北局还就党员能否雇工的问题请示党中央，中央组织部复信说可以，刘少奇在1950年1月23日签发此复信并发表谈话，据安子文整理的记录，大意是，东北地广人稀，允许雇工买地，有利于农业发展。据高岗说，他将刘的谈话记录面交毛主席，毛对刘的谈话不满，形于颜色。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央写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提出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华北局根据刘少奇指示批复山西省委，指出：“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随后，毛主席约刘少奇和华北局领导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意见，否定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的观点。
至此可以发现，在1950年到1951年期间，对农村问题刘少奇是沿发展轨道走，其核心思想为生产力首位论，毛泽东要沿平等轨道走，其核心思想为平等主义。两条轨道、两种思想、两种执政方略的矛盾已初露端倪。到了1955年和1956年，两种执政方略的矛盾又重演。1955年浙江的农业合作化进展很快，时任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指示，合作化过快不利于生产发展，要坚决收缩，一个月减少了15600个，全国减少了2万个，毛泽东指责邓子恢是从富农立场出发，将合作社的“上马”与“下马”概括为两条路线之争，7月11日毛主席约见邓子恢等人，加以严厉批评，邓子恢坚持己见，谈话持续5个小时，据有关同志回忆，毛主席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到了1958年合作社升为人民公社，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平等，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号称一大二公。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原因，1959年和1960年经济下滑，特别是农业生产严重受挫，1961年在部分地区试验包产到户，实践证明可以增产，邓子恢极力主张推广，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力支持，这是生产力首位论的执政方略。毛泽东从平等主义出发，否定包产到户，1962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6]1238
新中国建立后，平等主义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即通过土改和改造消灭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又通过合作化以阻止阶级分化。那么，平等主义又如何体现在生产力领域呢？所谓阶级是以生产关系（所有制）为参照系，存在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以生产力为参照系则工人农民是一种职业群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是职业群体，这二者存在职业差别，这种差别也是一种不平等。平等主义体现在生产力领域，就是消除职业上的不平等，其途径就是发动工农群众，证明工农群众在生产中的作用，贬低知识群体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他宣布用15年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超过英国。1958年6月毛主席又提出7年超过英国，再过8年赶上美国、苏联。但苏联人搞的“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和“一长制”，是同平等主义不相容的，这就使他要冲破苏联这套老框框。在1956年时，毛主席就多次讲过，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比苏联快，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9]721。1958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土法炼钢”，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因为“土法炼钢”工人可以干，农民也可以干，这就提高了工农群众的地位。同时压低了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的企业把计划、设计、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等科室撤销，人员下放当工人。还推行“无人管理”，叫工人自编计划、自编工艺，将规章制度看作压制工人积极性的条条框框一脚踢开，鞍钢在辽宁省委书记的指示下，将一些管理者当作“白旗”拔掉。第一炼钢厂厂长竟在大会上宣布：“1954年以来的厂长调度命令全部无效，并且像土改时烧地照一样烧毁。”同时各行业兴起了“土法上马”热潮。毛主席发动大跃进，是要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当然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之所以受挫，多认为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在平等主义上。平等主义是认为工农群众比专家干部更聪明，当时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说法，而群众的人数远远超过专家干部，只要广泛的发动群众，就可以实现大跃进。这样将平等主义用到生产实践上，就受到了极大挫折。
（三）一个最难解的理论问题：“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为当代中国的重大事件，是理论研究的一大课题，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是一大理论难题，其中又以“文化大革命”问题为难中之难。西方从“文革”后期开始研究，有些大学开设“文化大革命”课，成为一门显学，国内只是在传记中和党史中涉及“文革”，研究论著微不足道，出现了“文革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状况，这种状况到了改变的时候了。本文以二元选择论立论，将“文化大革命”视作两条轨道、两种选择、两套执政方略的冲突，更深层次是两种核心思想的冲突，并进一步发掘由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所铸就的个人品格，以揭示“文革”之奥秘。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者，二人在革命时志同道合，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开始了分道。毛泽东沿平等轨道走，刘少奇沿发展轨道走，这就是毛刘分道。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是刘、朱、周、任四位书记所无法比的，中央出现两极分立以至于要通过“文革”手段来解决，似乎无法想象。历史证明，战时的英明统帅，形成的一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平时不一定能行，其原来的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就是典型例子。毛主席领导革命战争无比英明，但领导经济建设并不一定胜过其他领导人，而且很自负，易于失误。在领导革命上，毛泽东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而在治国方略上未必高明。刘少奇的生产力首位论有一种自发力量在支持着，没有外部政治力量加以阻止，就能取得主导地位。如1956年时，已有四年未搞政治运动，生产力首位论占了上风，八大政治报告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八大决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据多种资料显示，毛主席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保留意见，由于特别原因没有提出。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总是平等主义占主导，而平等主义又同阶级斗争时合时分。但生产力首位论有顽强的生命力，其原因很简单，正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所讲，人类只有先解决衣、食生活问题，才可以从事其他活动。人可以不搞政治运动，但不能停止生产，这是一种自发的力量。同时，广大干部也易于接受，因为生产发展了，人民可以受益，干部也有政绩，人们致力于生产活动，不会闹事，官也好当。在1959年反右倾以后，搞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说不定搞到谁头上，故广大群众和干部都排斥政治运动，只要上边不发动，下边就按部就班搞生产。故刘少奇的生产力首位论及其执政方略得到了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毛泽东常有孤立感。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经常短缺，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只要不折腾，生产就一定能发展。而生产一发展，就会扩大不平等，为了消除不平等，又来一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生产受挫，经过三两年又恢复发展起来，再来一次政治运动。解放后的27年，一直这样循环下去，处于两难选择之中。1956年以后，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大抓阶级斗争，乃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内学者多说是他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实这是一种浮浅的见解。在我们看来，毛泽东之所以抓阶级斗争，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核心思想平等主义起主导作用，平等主义同刘少奇生产力首位论的核心思想冲突的结果，便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生产发展与阶级斗争是通过平等这一社会态势作纽带而连接起来的。在政府不干预的条件下，生产发展的结果会扩大不平等，集中体现为扩大贫富差距，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财产所有权归公，但使用权、管理权归企业乃至个人。各级干部就可以利用其管理权谋取私利，而且由于公共所有权缺位，企业领导人更是便于利用管理权。第二，按劳分配的标准不易掌握，为了提高效率，就会扩大分配差距。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产品按计划分配，而且物质短缺，有权者就可进行权物交易，用低价得到稀缺物品。第四，农村财产为集体所有，有权者更易多得。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最能提高效率，但也最能扩大贫富差距。第五，将注意力集中于发展生产，随着财富的增加，漏洞也在增加，于是出现贪污、盗窃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到了1963年，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有所抬头，同年2月，中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在农村表现为当权者侵吞集体财产。四月间保定地委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工分、清理财务。生产力首位论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重用那些会搞生产的能人，使得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担任了领导职务，这就出现了政治和组织问题。以前讲“四清”是指的清经济，毛泽东于1964年11月将“四清”称作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2月21日开政治局常委会，刘少奇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来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样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6]1368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当权派”概念，这既源于实际，同时也是由平等主义衍生出来的。18世纪卢梭发现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毛泽东发现了在公有制条件下当权派是不平等的根源，这确系20世纪的一大新发现。又进一步将平等主义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于1965年初制定的23条中，首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概念，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1965年初他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样，发动群众对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行斗争就是顺理成章了。刘少奇称“四清”运动的性质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这是从法制角度论述的。由于他的执政方略是发展优先，而发展经济需要建立起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这就要将四清与四不清区分开来。在四不清干部中又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在1964年和1965年，毛刘对四清运动的看法出现分歧，又联系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三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问题，毛刘分歧已相当严重了。毛泽东常提到杜甫的诗句“擒贼先擒王”，这样，运动的矛头就自然而然的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外国人研究“文化大革命”，不少人认为，“文革”起源于制度，而苏联与中国的制度基本相同，但70多年从未发生过类似“文革”的活动。“文革”结束30多年了，中国的基本制度未变，“文革”并未重演。足以证明，中国的制度并非必然会产生“文革”事件。国外更多的人认为“文革”起源于毛刘冲突，偏重于从人际关系入手，从个人品格方面找原因，将“文革”视作权力之争。这里还有个小插曲。1967年冬，美国情报局派人去询问当时在香港的张国焘，张说毛出身农民，有浓厚的平等思想，无法容忍不平等现象，否定文革是权力之争。毛泽东从平等主义思想衍生出他特有的心理和品格。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任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权力达到顶峰，但他对权力没有多大兴趣，一穿上礼服就说是在演戏，他喜欢平民生活，堪称平民领袖。早在1956年他就考虑要逐渐隐退交班，“八大”党章规定必要时设名誉主席一人，后因故未能实现。他想放弃日常事务工作，专心思考那些深远的战略性问题，深入群众了解民间疾苦，凡此说明他具有圣人的心态和思想家的品格。先谈圣人心态。唐朝诗人陈子昂《感遇》开头两句是：“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圣人关怀的是广大民众（元元）。现代法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称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为人类历史上的“四大圣人”，都具有“忧济元元”的心态。毛泽东在1965年几次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6]1390毛泽东是20世纪的圣人，他不利己，时刻关怀着受苦受难的民众，经常为之流泪，这就同释迦牟尼和耶稣具有同样的圣人心态。圣人具有思想家的品格，都具有一个核心思想，并终生坚持，总是要用思想改变现实，不会迁就现实而改变思想，孔子就是典型。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史称“七十而不遇”，指游说过七十个国君也没人采纳其主张，但孔子从不认为他的主张不合实际，而是认定天下人错了，不按照他的主张办，宣称：“天下无道，莫能宗予。”孔子有一套政治主张（道），有强烈的意志要推行其道，但他丝毫没有权力，无法推行，宣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晚年时哀叹：“道不行”，只能著书立说。同盟国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拥有权力，但都不具备思想家品格，都是按常规行使权力。毛泽东具有类似孔子的思想家品格，又拥有很大的权力，集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可谓千古一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其思想家的理想，就打破常规来行使权力，这就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原因。历史长河是人民创造的，以百年为计量单位，可以发现人民创造历史。“文革”是重大事件，以年为计量单位，领袖人物可以制造出重大事件，故“文革”的起源，应主要从行为主体找原因。国内有个论点，说毛泽东晚年不讲实事求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将他看作一般的政治家。而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也是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而思想家都抱有理想主义，完全实事求是就不成其为思想家了。他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原因就在于此。国人世人之所以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就在于未认识到他是一位思想家。
“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当权派问题。当权派是个权力集团，同社会资本有密切关系。上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柯尔曼提出社会资本说，称除了物质资本（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以外，人际关系（权威、信用、网络等）也是一种资本，称社会资本，这一论点引起经济学界高度关注。权力算不算资本，姑且不论，但权力能同金钱交换以转化为资本，则是没有疑问的。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物质资本式微，权力更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以致演变为权力资本主义，从而当权派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重要。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重大问题，并采用群众运动、广场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实践上失败了，但不能否定他提出的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一群当权派有直接责任。在中国，腐败的当权派握有权力资本，是权力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对全国、全党最大的危害、最大的威胁，可见，当权派问题实质上是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冷静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在探索和解决共产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要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清除腐败的当权派，防止权力变资本，称之为反修防修，反走资派，这是一大新发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表明他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能洞察世界大势，确系一位20世纪的大思想家。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揭开思潮分立之谜
毛泽东辞世已30多年了，国内外对这位伟人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当前国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解读出现了近乎分立化态势。本文以二元选择论立论，以毛泽东的核心思想为轴线，来剖析这一思潮分立之谜。
“文化大革命”是平等主义的大爆发，其弊端昭然若揭。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承弊易变”的论断。“文化大革命”的弊端明显，就易于改变，任何人继承都会加以改变，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行，原因就在于此。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我们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其它国家需要五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经济增长，无怪乎世人都在议论“中国崛起”这一话题。同时中国绝大数人生活有所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78年为四分之一，2004年为五十分之一。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不平等扩大最快的国家之一。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8上升为2007年的0.45，28年间上升了61％。中国已经从一个平等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历史经验证明，社会普遍贫困或普遍富裕较为稳定，贫富差距越大越不稳定。现代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越快，内部越不稳定。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快，贫富差距扩大也快，这就是凯恩斯讲的“丰裕中的贫困”，世界银行认为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及其引发的破坏力，其根源不是普遍贫困或普遍富裕，而是过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过大，人有了强烈的趋利心理。通过劳动致富，以及通过合法经营致富，是一种积极因素。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消极因素，首先是以权致富，当权者手握大权，看到一些无权的富翁大款，自然出现攀比心理，产生一种权钱交易。以往社会上不存在有钱人，何来权钱交易，当前贪官比以往多得多，其根源就在贫富悬殊上。有些无权无能的人也想快速致富，最简便的办法就是采用偷、抢、骗的手段，社会治安案件比以往多得多，其根源也在贫富悬殊上。暴发户还“为富不仁”，导致安全事故大幅增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解放后已绝迹的卖淫、吸毒等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其根源还是在贫富悬殊上。由此看来，产生消极现象的总根源在贫富悬殊上，这是个不平等的魔鬼。贫富悬殊还派生出一些坏制度，主要是医疗卫生的暴利和教育乱收费，成为压在平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这也是改革直接造成的。我国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而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生产发展的推动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事实表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会扩大贫富差距，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消极腐败现象，在民主法制健全的条件下，也会出现合法的权钱交易，因此，市场经济是动力，又是恶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讲的“恶动力说”。看到积极面的人就赞扬改革，看到消极面的人就非难改革。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态势发生急剧变化，由经济平等的平面社会变为贫富悬殊的凸凹社会。社会态势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态势由平面型转化为凸凹型，社会意识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体现在对毛泽东的认识评价上，也出现了从平面向凸凹的转化。
毛泽东有崇高的威望，解放后乃至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还是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文革”使得他的威信有所下降，但没有大的改变。人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据笔者个人经历，工农群众并未感到“文革”是一场浩劫。人们对毛泽东的态度不仅受社会态势的影响，还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中西文化有个明显不同之处，西方基督教文化崇拜上帝，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苏联人否定斯大林尚不背离文化传统。中国人崇拜圣人和祖先，一向讲究尊师敬祖，否定毛泽东就是欺师灭祖，就背离了文化传统。正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使得大多数人对毛泽东抱有尊师敬祖的心态。
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已凸现出来，对领导人的解读也出现分立。就社会整体而言，有人看到了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认为以前经济增长缓慢，物质短缺的状况是毛泽东造成的，从而产生了拒斥态度。有人看到了改革消极的一面，认为毛泽东领导时，官吏廉洁，治安好，风气正，今不如昔，还是毛主席好。就社会分层面而言，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群和其知识界的代言人，号称社会精英，就感到正是摆脱了毛泽东的执政方略才得到了巨大利益，从而拒斥毛泽东。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分析，生产力首位论讲的是“利”，虽可给人带来实惠，但感召力小，生活改善了也不太在意，以至于出现了“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平等主义讲的是“义”，虽不能给人带来物质上的实惠，却能满足人的精神上的渴望，其感召力大。那些改革中收益少的人群，特别是那些下沉到底层的人群，他们对贫富悬殊极其反感，更加向往以前的平等社会，从而就深情怀念毛主席，正如叶剑英的诗句：“忧患元元念逝翁”。现在中国有点像春秋末年，当时由于铁器的应用，生产发展迅速，同时出现了“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语）的态势，儒家倡导仁义来挽救，故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19章》）现在道德滑坡，人们呼唤国学；不平等、腐败现象严重，人们怀念毛主席。在拒斥毛泽东的人群中，以社会精英最为强烈，社会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是喧哗的少数人，他们拒斥毛泽东的声音颇强，而深情怀念、向往和呼唤毛主席的是沉默的多数人，其呼声显得弱些。这种分立态势也反映在邓小平身上，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对改革也是有肯定的和有否定的。在两大伟人辞世10年30年之后，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应以平和的心态，理解当时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大国执政的艰巨性，面临着两难选择，难免失策，因此对伟人也不应苛求。
执政者面临两难选择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是如此，2500年前孔子就注意到这一点，指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意为执政者不怕生产的财富少，就怕分配不均。这在古代社会是适用的。对于现代执政者来说，是既怕寡又怕不均，使得许多执政者面临着两难选择，陷于困境，毛泽东领导时，倾向于平等轨道，经济发展缓慢。邓小平领导改革，倾向于发展轨道，经济发展甚快，但不平等迅速扩大。新一届中央领导，继续进行改革，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能有效地协调好两条轨道之间这关系，有效地解决好执政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学说的最新进展，对此我们有专文做过详细论述。
收稿日期：2008－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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