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开拓性研究成果——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成果论文,生活质量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立天、戴星翼二位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以下简称《再研究》）一书最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援华大学人口学培训与研究P04项目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及比较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这部专著之所以称为《再研究》，是因为在1992年9月已经出版了由冯立天教授主编的本课题阶段成果《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专著。
与《研究》相比，《再研究》无论在体系的严谨性、内容的全面性、方法的科学性，还是资料的丰富性和论据的充分性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虽然这两本著作同出于一个课题组，但阅读起来因各有侧重而无雷同之感。如果说《研究》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的专著，那么《再研究》则是课题组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普查资料、专题抽样调查资料和常规统计资料进行开发和再开发后，形成的更侧重于中国面临的现实生活质量问题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这部著作研究了生活质量的范畴、理论及其指标，揭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其发展远景，构建了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我国小康生活质量指标的量值原则与应达到的目标值，探讨了我国大城市、小城镇、农村、老年人口、妇女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同时，对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体制、政府决策行为同生活质量的关系作了透彻分析，并提醒人们应当重视将提高生活质量纳入社会、经济、资源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大格局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是我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的一项具有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下面着重从4个方面对《再研究》作简要评述：
一、奠定了研究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理论基础
《再研究》一书对生活质量理论的发展作了深入探讨。“生活质量”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是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Calbraith）在其所著《富裕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他看到美国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同时愚生活在荆棘丛生的社会矛盾之中，这一现实迫使他萌发并形成了如何看待生活水平的新观点。1967年和1973年他又分别发表了《新工业国》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两部著作。他指出，经济增长已经不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国民生产总值已日益失去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现在所应追求的是和谐、悠闲和有保障的生活。其他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也认为，现代经济学绝不能把数量视若神明而忽视生活的质量，曾经以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石的传统观点受到挑战和谴责。但真正以“生活质量”为对象进行研究，并将这一概念纳入其理论框架的应首推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他研究“生活质量”源于他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探索。他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集中体现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和以往的社会发展形态不同，不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作为划分经济增长阶段的标识，而是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按照他的观点，这5个阶段是依次更替的，并因此而构成经济增长过程。他在1971年又发表了《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将生活质量概念引入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框架之中，在原有的经济增长5个阶段的基础上新增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至此，完成了他关于“生活质量”理论的构建。
《再研究》对以上“生活质量”概念的提出作了回顾后，进而对罗斯托的理论评论说，在罗斯托的理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和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在他看来，“生活质量”的提高或追求是经济增长到最后阶段的事情，此前与“生活质量”无涉，而表现为追求经济增长本身。如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那么，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则追求起飞，对于他们来说，“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距离他们还相当遥远。
《再研究》进一步指出，从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上看，罗斯托这样做本无可非议，但是，倘若由此导出“生活质量”必然是经济增长最后阶段的产物，而且仅为发达国家所独有，则有失偏颇。果真如此，我们从事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也就成为一种空中楼阁的事情、海市蜃楼的梦幻了。《再研究》得出结论说，生活质量的诸方面并非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独有，而是每一经济增长阶段都存在的。而且，就总趋势而言，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总是伴随着生活质量的不同程度的提高。事实上，生活数量是同生活的质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国家或地区在任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存在着生活质量问题。提高人口生活质量是现代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任何现代政府或经济体制都不能脱离这一目标轨道，否则政府将被取代，不适应甚至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的旧体制将被迫让位。为进一步把握生活质量范围的内涵，《再研究》还对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人口质量、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作了深入分析。《再研究》提出的这些观点，得出的这些理论，可以说，是为开展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再研究》一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二、建立了研究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
既然，这本书从理论上确定了它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人口生活质量，那么接着的是要解决选择哪些指标来反映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问题。作为生活质量指标，在中国流传较广的是ASHA指数、PQLI指数和HDI 指数。《再研究》对这三个指数的局限性作了详细研究后指出，严格地说，这些指标的设计者都是从宏观角度对穷国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粗略的描述，虽然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共同性，但这并不是立足于生活质量。《再研究》在国内外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不同学派的理论精华和前人研究的宝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规划的需要，从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族，包括：经济生活质量指标、就业生活质量指标、教育生活质量指标、健康生活质量指标、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指标和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六大聚类。每一聚类又可由若干指标组成。经济生活质量指标包括人均家庭收入、恩格尔系数、收入满意度和生活费用指数；就业生活质量指标包括就业率和就业满意度；教育生活质量指标包括小学、中学净入学率，15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满意度；健康生活质量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健康状况自我感觉和体能测定；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指标包括人均居住水平、清洁饮用水普及率、卫生厕所普及率、环境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包括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再研究》对这套生活质量指标的设计，是以客观指标为主轴，同时辅以必要的主观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研究。这套指标符合中国国情，应当说是一个创造。
三、展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现状、差异及其前景
1.从横向的国际比较中揭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在总体上的相对滞后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中，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状况与世界各国比较，究竟在什么排位上？构成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各变量值，哪些高于经济发展相当的其他国家的水平，哪些又低于它们的水平？《再研究》从经济生活质量、教育生活质量、健康生活质量、环境生活质量四个方面，计算出了世界58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并进行了自高向低的排序。结果是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排在第36位。如果把生活质量指数值划分为6个等级：高生活质量、较高生活质量、中等生活质量、中等偏下生活质量、低生活质量、极低生活质量，那么，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则属中等偏下等级。这说明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相对滞后性。因此说，提高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必须采取切实的举措和步骤尽快提高我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总体水平。
2.从对城乡以及不同特征人口群体的生活质量的比较中，揭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再研究》课题组对北京、上海、江苏小城镇以及全国各类型的农村进行了广泛调查，对中国各层面的人口生活质量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再研究》指出，中国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有了切实提高。居民在收入水平、人口素质等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有些指标如健康指标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同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某些指标仍很不理想，如居住环境差，污染严重，市容环境不好，相当一部分居民住房拥挤，家庭生活设施比较差。正是在这些方面制约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水平，并成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的瓶颈因素。小城镇，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人口的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再研究》以苏南小城镇为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很快，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化，居住和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教育有了长足发展，家庭文化娱乐用品剧增，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善。分布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近郊的富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相当高档。以农业为主的典型农村地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改善，已稳定在温饱型，但在营养和卫生方面仍较差。属于贫困农村地区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更差，全国仍有70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再研究》还对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妇女人口生活质量、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等作了详细考察。总之，从《再研究》所描述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广阔画面中，展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差异性。因此，国家应针对其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逐步提高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3.从对中国人口小康目标前瞻性的研究，展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前景。《再研究》指出，小康生活质量指标目标值，一方面应符合公认的标准，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随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康标准也将水涨船高。有鉴于此，确定小康标准时，应具有前瞻性。《再研究》继而从人均家庭收入、恩格尔系数、识字率、25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校率、婴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居住水平8个方面的目标值作了规定。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再研究》指出2000年中国总体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目标前景是有可能的，只要全国上下一致努力，是能够达到既定目标的。但是，对于发展较为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省区，则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特殊的政策、方略和举措，才有可能向小康目标逼近。《再研究》所体现的这些思想，对政府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
四、提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再研究》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强调指出：提高中国人口生活质量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该书提出，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健康和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这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能一味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例如美国的资源密集型生活方式，以及崇尚物质享受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依据中国国情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再研究》认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的发展一样，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目的，都是为了持久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上，可持续地提高生活质量，关键是遏制对资源的滥用和低效益引起的浪费。以土地和能源为例，《再研究》尖锐地指出，中国在房地产的热潮中，到处兴建成片的花园别墅式住宅；我们的社会正在为私人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作准备等。这种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以牺牲长远利益而追逐当前最大利益的行为是不明智的，对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提高是不利的。《再研究》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资源的有价使用，这会产生一系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变化。首先，这将导致资源产业的兴起，使国民经济的资源基础得以发展。其次，这意味着要从资源的净利润中扣除资源消耗值，迫使企业为生存而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尽可能通过完善管理和改进工艺而获利；这种机制一旦建立，国民生产体系就有可能自动地朝可持续方向发展。第三，将会导致基础产品价格上升，通过市场机制来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革命性变化。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再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消费活动存在着较多的不合理之处。例如，农村的迷信活动、婚丧事的大操大办、人情往来费用的急剧上升、建房和购置用品方面互相攀比等。这些不合理消费像无底洞吞没着人们的收入增量，阻碍着收入增量转化为生活质量提高的过程。其次，消费中的不科学成分较大，例如滥用补品、迷信洋货、跟风消费、烟民数量的增多及其低龄化，这与中国人口科学文化整体素质不高有关。第三，消费中的传统成分较大，比如重物品消费，轻服务消费、精神消费等的小农生活方式。这些都有碍于人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提高。这就要在全社会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有效地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形成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总之，《再研究》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它开辟了我国生活质量研究的新领域。它研究中的发现，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对策性建议无疑对我国生活质量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研究，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步较晚，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开拓，一种先行，不可能期望一本书就解决这一领域的所有问题，这有待继来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