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探——兼论汉武帝“尊儒术”与“悉延（引）百端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术论文,汉武帝论文,罢黜百家论文,之学论文,悉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0)05-0006-06
中国从统一国家出现后，就出现了全国以一家思想为指导或统治思想的现象。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就是其表现。在此情况下，对其他学派，一般是朝廷设立博士官，任用该学派人物为博士，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供朝廷咨询、顾问，也可以在朝廷作官。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就是这样做的。西汉初期也是这样做的。
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一直到现在，一些权威辞书和中学教材中都在强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自古至今都存在不同意见。如《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则称赞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张维华先生指出，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也采用了法家的手段进行统治。……方士的学说，也有被采用于当时的政治制度上的”[1](P90-91)。罗义俊说，“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中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2](P58)。从历史实际考察，笔者认为，汉武帝尊儒术，是尊其为国家、社会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同时又重法治，兼用百家。由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此考释论证如下。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考释
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提出的建议。所以，现在探讨这一问题，就需从董仲舒的建议谈起。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卷56《董仲舒传》）
董仲舒在此要求对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这是一个要“绝”、“灭”百家，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容易让人理解为不让读儒家以外各家的书，不让儒家以外各家的学者作官。有的权威辞书就直接解释为“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家学说的人才能做官”[4]（《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P109）。问题在于，汉武帝是否采纳了这一建议呢？这从汉武帝尊儒活动的过程、内容中可以看出：
1.建元一、二年尊儒活动的失败：汉武帝即位后，建元元年（前140年）就开始尊儒，这年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过程中，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提出要罢申、商、韩法家和纵横两个学派。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活动的会稽人庄助（严助）因对策深受武帝赏识，被擢为中大夫，而庄助恰是一位治纵横术的学者[3]（卷64《严助传》）。建元二年六月，卫绾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罪）者”被免去丞相职务。同月又任命窦太后侄儿窦婴为丞相，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汉书·田蚡传》载，窦、田二人“俱好儒术”，这使政治、学术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在窦、田二人推动下，儒家治《诗》学者申公的两个弟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二人议立明堂、尊儒。不仅如此，赵绾出面要求不向窦太后奏事，把窦太后排除于朝政之外。为此，窦太后大怒，遂导致赵绾、王臧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免职。这次事件是对儒家执政者的一次严重打击。此后，武帝又把杂家东方朔、纵横家主父偃、徐乐等人罗致在左右（注：王益之撰《西汉年纪》载建元三年武帝把东方朔、徐乐、主父偃、司马相如、枚皋等人罗致在左右。）。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建元一、二年的尊儒活动遭到了重大挫折，至于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建议根本就没有执行。
2.置五经博士与罢诸子传记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发生“置五经博士”和罢各家传记博士的事件，这是武帝尊儒的又一重大举措。《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东汉经学家赵岐在《孟子题辞解》中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立五经而已。”注疏中说，《论语》、《孟子》等为传，既然如此，自然“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等有关的传记博士统统被罢黜了。而所谓“独立五经”，就是国家只立儒学的五经博士，儒学成了国学、官学，其他传记博士统统罢黜，地位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然而仔细推敲，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当时《论语》、《孟子》也被列入传记博士而被罢黜，既然其他各家传记博士被罢黜被视为“罢黜百家”，《论语》、《孟子》传记博士被罢黜，是否可以说儒家也被“罢黜”了呢？其二，罢黜了各家的传记博士，并不是不让读各家的书。这两个问题，王国维先生回答得很清楚。他说，置五经博士后，“《论语》、《孝经》、《孟子》、《尔雅》虽同时并罢，其罢之意则不同。《孟子》以其为诸子而罢之。至《论语》、《孝经》，则以受经与不受经者皆诵习之，不宜限于博士而罢之者也”。并进而明确指出：“武帝罢传记博士，专立五经，乃除中学科目于大学之中，非遂废中小学也。”[5]（《观堂集林》第一册，P178-179）据王国维先生的意见，六艺（经）为汉大学科目，《论语》、《孝经》为汉代中学必修科目。也就是说，《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虽国家不设博士，但并未罢黜。至于《孟子》等诸子传记虽非中小学必修科目，也可以学习、流传、收藏，所以也未罢黜。《汉书·艺文志》就说武帝时搜求遗书，不仅搜求儒家经籍，“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也妥为搜求、收藏。武帝在置五经博士后，社会上也可以收藏、学习、研究诸子百家的著作，如“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3]（卷67《杨王孙传》）。再如成帝时成都严君平研究黄老之术，著书十余万言，并曾教“授老子”[3]（卷72《王贡两龚鲍传》）。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武帝罢各传记博士与董仲舒建议的“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的“罢黜百家”的作法迥然不同，因此说武帝罢各家传记博士就是“罢黜百家”显然是不妥的。
值得注意的是，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后，不仅各家的书可以读，各学派的人仍然可在政府当官、升官。建元六年二月到四月，辽东高帝庙与长陵高园便殿相继起火，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学说出发讥刺朝政，被爱好纵横学的主父偃揭发后免官。此后主父偃在政治上一度活跃，不断升官。同年以治黄老起家的汲黯由东海太守升为主爵都尉，原因是武帝令其视察河内火灾，在路上汲黯未经请示“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并自请“伏矫制之罪”[3]（卷50《汲黯传》），武帝“贤而释之”。此后汲黯曾一度深受武帝器重。上述事实说明，从参政这个角度讲也未罢黜百家。
3.“黜百家之言”与为博士置弟子员：据《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六月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此后汉政权才罢黜百家的。据《汉书·武帝纪》载，次年（前134年）五月又举贤良对策，在这次会议上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公孙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受到武帝赏识，“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6]（《儒林列传》），被提拔作官、封侯，天下学士竞相仿效，尊儒遂成社会风尚。此后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国家指导思想。元朔五年（前124年）六月，武帝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名，并按其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选拔作官，这为儒生参加官僚集团开了方便之门。由于这只适用于儒生，学其他各派学说的人得不到这样的优待。所以这也是武帝尊儒术的一个重要表现。
从建元五年（前136年）到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武安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又到元朔五年（前124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动取得成功的主要时期。尊儒活动的成功主要表现在：①儒术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表现在国家政策上，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而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作法律用；②国立太学中，只设儒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统统罢黜；③不断从太学生中选拔博士弟子加入官僚集团。
在尊儒过程中及其以后，其他各学派因失去国立博士官而地位不断下降。然而，汉武帝并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绝其道”、“灭”其说，所以各学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并且，汉武帝还通过任子、资选、征召、公车上书等途径，把法、道、纵横、杂以至方术之士罗致在左右，让他们作官，辅佐自己治理国家。因此，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这点是当时人所认可的，太史公就说武帝“悉延（引）百端之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尊儒术过程中又非常重法治。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汉武帝任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和豪强、商贾、农民反抗。因此，汉武帝又以重法治出名，汲黯就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6]（卷120《汲黯列传》），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3]（卷9《元帝纪》）。据此，人们常常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兼用。《汉书》卷77《盖宽饶传》载，宣帝时盖宽饶说“方今圣道寝废，儒术不行……以法律为诗、书”云云，不是正说明武帝之后汉朝还在重法治、以法治国吗？既然如此，怎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对儒家以外的各家“皆绝其道”、“灭”其说呢？把“罢黜百家”加在武帝头上合理吗？
然而，汉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学”并不是各学派都平等，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尊儒术，是把儒术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重法治，是把“以法治国”作为治国的重要策略；同时又兼用百家。
二、悉延（引）百端之学
《史记》卷128《龟策列传》太史公曰：
“至今上（汉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通一伎（技）之士，咸得自救。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
汉武帝广开艺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学，有一技之长的士人都可为国效力，只要才干卓越就能出人头地，而且公正无私。既如此，那就包括儒、法、道、纵横、杂家、阴阳五行、术数、方士等各家各派。太史公还说，由于武帝执行这样的政策，所以“数年之间，太卜大集”。
《汉书·东方朔传》说“武帝既招英俊，程（计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无不及”，这一记载与太史公对武帝的称赞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五年夏六月下诏书，“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师古曰：“详，悉也。延，引也。方，道也。闻，博闻也。言悉引有道博闻之士而进于朝也。”这与太史公说的“悉延百端之学”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这些话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武帝是否真的作到了“悉延百端之学”呢？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录用既学儒学又学各家之学，或先学各家之学后学儒术的学者是“悉引百端之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司马谈就曾从唐都学天文，从菑川人杨何学《易经》，又追随黄生学黄老之学，他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被擢为太史令[6]（卷130《太史公自序》）。武帝时名儒欧阳始昌，既是“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的儒家学者，又是“明于阴阳”，善推言灾异的阴阳五行家，曾“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董仲舒、韩婴去世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选为昌邑王太傅[3]（卷75《夏侯始昌传》）。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盘于诸书”，据注家解释，盘于二十六篇系兼儒、墨、名、法的杂家书，后转好儒术[3]（卷52《田蚡传》）。再如公孙弘，元光元年举贤良对策，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武帝从儒家学者中提拔起来的。然而公孙弘也曾“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著《公孙子》，言刑名事”[3]（卷58《公孙弘传》），是兼治儒、法两家的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汉武帝强化法制的举措下，儒学经典如《春秋》也被当作法典使用。《史记·平准书》载：“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作峻文决狱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穷治之狱作矣。”（注：“见知之法”或“见知故纵”之法，谓见知不举报，以故意纵放罪人罪论处。）董仲舒也“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也”[7]（卷30《刑法志》）。
汉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的另一表现形式是直接任用各学派的人作官，如任用法家并发挥其作用。《汉书》卷52《韩安国传》载，韩安国字长孺，“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师古曰：“田生，邹县人”，可知韩安国曾在邹县田生所学习过法家韩非和杂家学说。武帝时韩安国先后被任用为北地都尉、大司农、御史大夫、代丞相等职，马邑之谋时，武帝令他率三十万大军伏击匈奴。再如张敺，“孝文帝时以刑名侍太子”，景帝时位列九卿，武帝元朔年间曾“代韩安国为御史大夫”[3]（卷46《张敺传》）。张汤自幼学习决狱文书律令，武帝时与赵禹“共定诸律令”，汤常“决大狱”，治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案件，“皆穷根本”。为御史大夫后，又承武帝旨“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钱，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鉏（锄）豪强并兼之家”，在这一过程中能以巧妙的言词文饰法律，严惩违禁者。张汤的才干深受武帝赏识，所以常奏事至日晚，使武帝忘食，并让丞相成了无用的摆设，于是出现“在下事皆决于汤”的局面。张汤生病时，武帝亲至其家探视，“其隆贵如此”，可见武帝对他倚重之深[3]（卷59《张汤传》）。另外，与张汤“共定律令”的赵禹和杜周，也都是武帝时在政府中任要职的法家官员。赵禹历任御史、中大夫、廷尉、少府。杜周则历任尉史、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注：分别见《汉书·赵禹传》和《汉书·杜周传》。）。崇尚法治、信奉管商的桑弘羊也是为武帝重用的理财专家，是筦盐铁、均输、平准等措施的有力推行者，后为御史大夫。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补河东均输长，宣帝时曾官居颍川太守、京兆尹、丞相等[3]（卷89《循吏列传》）。汉武帝所任用的上述法家官吏，不仅在当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到昭、宣时期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汉武帝不仅从儒法两家中选择官吏，也从其他学派中选拔官吏。如主父偃，“齐，临淄人也，学长短从（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纵横家书目中有《主父偃》二十八篇，这说明主父偃主要是从纵横术起家的，并有专门著作问世。元光元年主父偃上书武帝，早上上书，晚上就被召见，所言九事，八事均被著为律令。主父偃也深得武帝赏识，一年中四次升官，最后为齐王相。值得注意的是，主父偃的一些意见，是通过与公孙弘这位以儒术起家的官僚辩论、斗争而付诸实施的。如主父偃提出筑朔方城，“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御史大夫公孙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无用之地，愿罢之”[3]（卷64《主父偃传》，卷58《公孙弘传》），后经辩论，公孙弘才认错。事实证明，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徙十万人筑朔方城，开始向西北大移民，开发边郡，这一举措既可以阻止匈奴南犯，又为反击匈奴建立了前方基地，对稳定北方局势有重要作用。徐乐也是纵横家，并有著述，《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纵横书目中有《徐乐》一篇。徐乐给武帝上书，把陈涉起义比作土崩，把吴楚七国之乱比作瓦解，指出“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以此提醒武帝在年成不好、民多困穷时，要注意稳定形势[3]（卷64《徐乐传》）。严助在建元元年举贤良对策，受赏识，为武帝侍从，问他想做什么？回答“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过了几年，武帝没听说他有什么作为，赐书曰：“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回书说：“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意思是他有失君臣之义。“毋以苏秦纵横”对，说明严助原本是学纵横术起家的[3]（卷64《严助传》）。元光元年武帝召见主父偃、徐乐、严安时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这说明武帝对纵横家一类的人材是很器重的[3]（卷64《主父偃传》）。
黄老之术是西汉初国家的指导思想。武帝即位后黄老学说的地位大大降低，但是武帝仍然任用学黄老之术的人当官。汲黯就是一例。汲黯在景帝时曾为太子洗马，武帝时先后任用为荥阳令、中大夫、东海太守，“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黯多病，卧阁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引大体，不拘文法”。武帝对他“无为”的治理方法和直言的性格都很赞赏，称赞他是“社稷之臣”。郑当时在景帝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后为济南太守、江都王相、至九卿为右内史、大司农，“当时好黄老言”[3]（卷50《汲黯传》）。楚元王后人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武帝曾在甘泉宫召见他，因其年轻，称为“千里驹”[3]（卷36《楚元王传》）。另外，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是尊黄老的，先后被任用为太史令，司马迁还被任用为中书令。再如郎中婴齐、杨王孙等人也都是当时治黄老之术有影响的社会人物，《汉书·艺文志》所载道家书目就有《郎中婴齐》十二篇。
此外，武帝对杂家、兵家、术数家等也一概任用。东方朔就是杂家，他说自己“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又说“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亦诵二十二万言”。他曾上书武帝，陈述农战强国之计，其言专用“商鞅、韩非之语”[3]（卷65《东方朔传》）。汉武帝在宫中曾令诸术数家“射覆”。所谓“射覆”，是将物件预为隐藏让人猜度的一种游戏。东方朔说曾学《易》，请求猜度，结果屡猜屡中，使左右大惊。这说明东方朔还是一位善卜筮、占候、起课的术数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武帝时的杂家书目中有东方朔二十篇。淮南王刘安也是位杂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武帝“甚至尊重之”[3]（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杂家书目中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
汉朝建立后，对兵家非常重视，汉初让“张良、韩非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又让“军政杨仆”取其“遗逸，纪奏兵录”。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孙吴兵法”。当时人称赞大将军卫青“虽古名将不过也”。汉武帝时出了卫青、霍去病等杰出军事将领，与当时重视研讨兵家著作是分不开的。《汉书·艺文志》兵书技巧类著录书目中有《李将军射法三篇》，李将军即李广也。
此外，武帝对术数家、方士也是重用的。《史记·龟策列传》载太史公说，对卜筮“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对方士尤其信用，武帝可说一辈子都在受方士的骗，到最后才清醒过来。
上述事实说明，武帝“悉延百端之学”确系历史事实。这就是说，武帝在尊儒术、重法治的同时，还兼用百家。
三、结束语
从上述历史事实来看，汉武帝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既尊儒术，又“悉延百端之学”。这一点不仅符合历史实际，也与汉初以来的思潮相适应。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就主张尊黄老，而采儒、法、墨、名、阴阳各家之长而治国。汉武帝则适应时代需要，尊儒术，重法治，兼用各家之学治国。然而由于当时科学不昌明，董仲舒的新儒学采纳了阴阳家的学说，引导人们去信仰天命、祥瑞、灾异，方士又诱导人去信神鬼，追求长生不老等，这些就成了汉武帝出现严重失误的思想根源。
《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既“尊儒术”，又“悉延百端之学”，这与传统所说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矛盾的。既然前者更符合历史实际，那么传统的看法是否可以改变了呢？
收稿日期：199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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