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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科技兴国潮流中，“民间科学家”现象成为其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虽然永远不能占据主流位置，却也偶尔引起人们小小的关注，或不屑的评点。
1 科技创新从民间活动到体制化的演变
民间科学家——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民间科学家的含义扩大到包括技术家，就其本义，应是指那些没有国家或企业的支持，只凭借个人的力量研究科学、进行发明创造的人，他们所致力的科学技术研究往往并非他们从事的社会职业。“民间”二字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不具备职业科学家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学历、工作条件和待遇；但有时，他们也有一定学历甚至学术身份，只不过所研究的是职业以外的科学技术。专利法中所说的“非职务发明”，大概是专门给这些人的发明创造准备的称谓。
科学技术发展史告诉人们：科学技术事业在其兴起之初，本来就是“民间”的事业（天文、历法则作为一个特例由官方所控制）。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到中国古代的墨子、祖冲之、沈括等，科学技术家都是凭着个人兴趣、爱好，以个人的力量进行的非职业活动。他们的这种活动既得不到国家、社会的支持，又不能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即使伽利略、牛顿、法拉第这样的近代大科学家，基本也仍然属于民间科学家的范畴。然而，正是最初的这种追求真知的非功利活动，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到今日的辉煌。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来临，科学、技术、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从民间事业走向体制化就成为必然之势。即使如此，这一转变还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过渡过程，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形式的途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以科学家自发组织为基础的英国皇家学会[1]，由国家管理、资助的法国科学院[1]和美国的大学科研基地[2]这三种形式。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又出现了由企业组织或支持的科研机构及国家领导的以军事科技及其他重大科技课题为研究内容的科研机构[2]。上述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当代的国家创新体系。
科学技术体制化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出现，是当今科学、技术、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综合化的需要。当代的重要科学技术活动，基本上都是由社会系统的众多环节组成，由众多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活动。无论是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人造卫星的发射和登月工程的完成，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基因组的测序、破译，还是高能粒子加速器的建设与基本粒子实验、射电天文望远镜的设置与观测，都决不是个别民间科学家所能胜任的。当代水平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经过多年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和精密昂贵的仪器设备，它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昔仅靠科学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独自钻研就可以取得一定成功的古代科学技术时代。在当今时代，如果哪位“民间科学家”宣称自己发现了新的物理定律，发明了新型的宇宙航行技术或成功地制造出可以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即使纯理论的科学创新可以靠学者个人在家里用铅笔和草稿纸推理演算去进行，然而，没有学过热力学却扬言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没有学过量子力学却宣称构造了新的基本粒子理论，不懂黎曼几何却宣布驳倒了广义相对论，同样使人无法相信——欠缺必要的知识背景是民间科学家一大致命弱点。这个弱点使他们的研究工作经常难以与伪科学划清界限。
2 创新规律与创新体系的吸纳机制
尽管科技创新从民间走向体制化是历史的必然，但对于民间科学家的讨论远不能到此为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创新的规律与社会生产规律的分歧性：前者的特点是随机性、非逻辑性、非程序性，个人灵感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3]；后者的特点是确定性、逻辑性、程序性、社会组织的调控与计划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两者分歧的实质在于创新是无法如普通产品一样按预定计划生产的。这种分歧正是近代科学技术体制化进程滞后于近代生产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原因。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则是通过极为灵活的运用创新人才的机制，调节创新规律与生产规律之间分歧的矛盾。事实上，创新体系的许多重要成果，最初都是从“民间”吸纳的。众所周之，20世纪的伟大科学成果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当时的身份也只能算“民间科学家”，后来他才被专业研究机构吸纳。汽车、飞机、电话、电视、彩色电视，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最初都是“民间科学家”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或者相应的人才，后来就被创新体系所吸纳；当他们进入创新体系之后就转化为专业化的技术或人员，而不再是“民间”的了。卓有成效的民间科学家被及时吸纳和专业化，也使得民间科学家的独立作用被人们所漠视。
在市场经济机制之下，民间科学家的优秀成果总是可以及时地进入创新体系并实现专业化。CT机的发明和产业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家乐器公司的技术人员出于个人的兴趣，着手创造医疗用的CT机，却得到具有眼光的乐器公司老板的支持与资助、并获得成功；对于该项发明产业化，乐器公司终于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将发明成果转让给另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使CT机顺利转化为社会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乏优秀的民间科学家转变为成功企业家的例子。
3 中国现行科技体制下“民间科学家”问题
在中国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事业也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仅完全是职业化的，而且都是国家计划所规定的社会角色。在这种体制下，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成为按国家计划取得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者的特权。“民间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则被认为是违反国家计划规定的社会分工的非分之举，无论其成果如何，也难免受到“名正言顺”地占据着科技专业职务的人们的冷落。按计划选择科技人才、立科技项目、下拨科技投资，按计划完成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社会没有丝毫的义务支持任何未纳入计划的创新活动，便成了多年来中国组织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原则和程序。这种状况，甚至延续至计划经济已经向着市场经济转变之后，表现出“计划科技”改革的滞后性。其实，没有任何根本性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的原始技术创新是能够“按计划”产生的，也没有哪位富有创造能力的创新人才是可以“按计划”选拔的（确切地说，创新人才也无法“按计划”培养，因为人为地培养一般也只能产生有知识者而未必是创新者）。计划体制下的科技人员当然也会做出不少创新性的工作，但这依然是创新规律而非计划的作用。诸多“计划外”的科技创新被漠然置之，自生自灭，却是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中的真正悲剧。中国的体制缺少及时挖掘、吸纳创新人才的灵活机制。陈景润并非民间科学家，但他当年为着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因不属于计划的攻关项目，也曾受到冷遇和压制。组合数学的重要创新者陆家羲（注：陆家羲(1935-1983)：生前为包头第9中学物理教师，当他去世后不久，其事迹曾被《人民日报》等多家报纸报导。），解决了世界数学难题“寇克曼问题”的证明，却因为他只能算一位“民间科学家”，而被国内所有权威数学刊物的编辑们判定为“毫无参考价值”，使中国痛失对这创新获取冠军的机会，使这一机会被10年后发表该成果的西方学者所得。当陆家羲毫不气馁地攻克另一更高的目标——解决“斯坦纳系列”问题，并得到国际数学界认可后，仍然因为他的“民间科学家”身份而无法得到应有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不久之后便英年早逝。可见现有的计划性科技体制对创新人才是多么的不公平。
不过，平心而论，人们对民间科学家印象不佳的原因倒也并不全在于体制。一些所谓的“发明家”的伪科学活动也确实败坏了“民间科学家”这一称谓的声誉。曾喧嚣一时、蒙蔽无数社会视听、吸引巨额资金投入的王洪成的“水变油”发明，最终被发现只是个不太高明的科学骗局。更不用说那满天飞的“最新致富科技信息”使单纯的人们屡屡上当、血本无归的教训了。所以说社会对民间科学家持审慎态度并非没有一定道理。然而，专业科学家伪造实验数据，重复、抄袭他人成果，科技项目的结项成果中包含大量“水分”，为经济利益而进行虚假评价等行为也同样大有人在，人们却往往因其社会地位而投以轻信。就这点来说，体制的天平仍然是倾斜的、不公正的。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按照创新的规律，创新的发生决不会在计划预计之内，大量的会产生于“民间”。在国家计划之外，在民间科学之中，必定存在着无数虽然不成熟，但确有价值、确有远大生命力的创新萌芽。这些萌芽正是中国科技的希望所在；这些萌芽能否健康成长，决定着中国科学技术能否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命运。问题并不在于个别民间科学家具体如何，而在于社会应当通过良好的机制，采取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类事物。由于体制的逐渐宽松，近年来人们不难看到民间科学家自费出版的专著一部又一部地出现在书店的新书架上。民间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也屡屡经电视等强有力的媒体向社会推荐。然而，这并不等于它们已被国家创新体系所吸纳，它们远远没有获得“计划内”科技成果的同等待遇。民间科学家的专著少有业内人士关注；民间科学家的发明在成熟化、产业化的道路上仍是障碍重重、步履维艰。
其实，我们并不要求对民间科学家及其成果高抬贵手、降格以求，降低它进入创新体系的门坎。评价、鉴定民间科学家的成果，只能采取与评价、鉴定专业科技成果同样的标准。不能因为是民间科学家的成果，就原谅其理论推导的错误或技术设计的差错。我们要为民间科学家呼吁的，恰恰是让他们的成果得到认真评价与鉴定的机会。当然，评价与鉴定是需要成本的（包括达到评价、鉴定所要求的规范形式的成本），支付这类成本往往又令民间科学家不胜负担。待评价成果的良莠混杂会耗费过多的社会成本。因此对于民间科学家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具体分析，应当善于从中识别、判断有价值、有远大前途的新事物。
例如，近年来新闻媒体报道过的：连云港一位盐工发明的太阳能电动自行车，唐山市王宏君发明的水陆两栖小汽车，山西吉县农民陈建纲发明的山地植树掘坑机等，单单从市场需求角度看，都应当是有一定前途的项目，也填补着专业科学技术项目的空白。对这样的项目，需要的是从技术细节上发现其现存的缺陷，积极吸收其合理的创新思想，努力使它们成熟为有条件产业化的技术。然而，当这种成熟化需要社会投入资金之时，往往就会遭遇计划体制所特有的冷漠，“未列入计划程序”便是这种冷漠最正当的借口。民间科学家最大的痛苦在于遭遇社会从整体上拒绝的态度，而不在于面对具体的批判；在于无人受理、无人评价，而不在于评价、鉴定者专业性的批评。
4 民间科技创新的民间社会支持系统
在中国创新体制尚不具备灵活吸纳创新人才机制的现状下，社会给予那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民间科学家们更多的关注，有着特殊的意义。其实并非如人们所误解的那样，民间科学家都是一些缺少专门知识、技能，只凭着偏执的自信提出种种幼稚可笑的空想式“创造”的人。相反，一些被认定为民间科学家的人，也具有良好的理论与技术基础。特别的，由于他们多年来专注研究其他人所忽略的某一理论或技术问题，往往已成为这一问题的专家；而专业人士反倒知之不多。有的专业人士轻率否定或排斥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又不愿意花时间去认真了解对方的思想。
民间科学家填补科学技术空白的事例，其实经常发生在人们身边，只不过它们在一般情形都被社会忽视或置之不理。就连最近抗击“SARS”的斗争中，也可以看到“民间科学家”的作用。如新疆的一位护士就解决了救治非典医护人员使用的防护镜结雾气的难题；另一位业余发明家则针对非典传染途径提出了防公用设施接触污染的“气控开关”的发明。按照常规，解决上述问题应是医疗、卫生器械专业研究人员的职责。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良好的创新人才的吸纳机制、创新成果的评价机制的建立，将有可能淡化民间科学家与专业科学家之间的森严界限。然而，改革尚需时日，中国科技创新起飞又时不我待。本文便设想、倡议先行建立一种支持民间科技创新的“计划外”民间社会支持系统——它由规模不等的、相互有机联系的一些非官方民间中介体系和民间基金组织组成，采取灵活的民间机制，支持一切民间科技创新活动。它可由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专业研究人员，科技管理工作者与科普工作者、高等学校师生、各类科学共同体、各类专业人员、新闻媒体人员、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各方面的热心人士自发组织，以综合各方面人士各自的独特优势。它可以采取现行法律和经济体制所认可的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基金会、研究会、研究中心、甚至民营股份公司等等；但其第一宗旨都应是支持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公益性目标（注：国际上各类科学基金组织通常也作为经济实体参与经济活动，但其自身营利并非第一目标。）。
现有各类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实体，或者由于它们以自身营利为第一目标，或者由于其结构是“官办”型的、机制是行政型的，而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民间创新的支持系统。
就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科技创新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决不是因为社会缺乏资金。近年来中国重复建设投资（例如生产能力过剩的家电制造业投资）每年都在数以千亿元计，为什么不能把它们转移为科技创新的投资呢？中国的股市聚集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都往往成为某些人“圈钱”（即将上市公司的资本以多种方式转化为个别人的私利）的手段，而不能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大经济后盾。银行中积聚了数万亿元的民间资金，却难以找到适当的投资项目；而另一方面，如婴儿待哺的科技创新得不到急需的投资支持。问题在于中国的投资流向科技创新的机制存在故障，计划型科技体制所造成的流通梗阻[4]。资金来源匮乏，这不仅仅是民间科技创新，而且是国内整个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所遭遇的困境——中国的产业缺乏原始核心技术，中国的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便是这一困境的直接后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民营企业比较原先的国有企业更具活力。民间科技创新活动，民间科技创新支持系统，也理应较原有国家控制的，计划型的科学技术体系更具活力[4]，这一点却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倡议的实质，正在于呼唤社会充分发现、释放、组织民间科技创新的活力——就现实情况而言，良好的系统组织工作，甚至比所要组织的资金、创新人才、成果等要素更重要。我们完全可以像近年来全民参与的教育希望工程一样，做起一项全民参与的“创新希望工程”。可以期望：当我们整个民族将巨大的热情慷慨地投向一切有价值的科技创新思维，而不问其创作者的身份、资历，不在乎其目标的风险之时，就是中国的比尔·盖茨崛起之时，中国本土的诺贝尔星升起之时。
收稿日期：2003-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