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应重视人文教育——中学语文德育内容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语文教学论文,中学语文论文,人文论文,重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赫尔巴特曾说：“教学以个性为起点，以德性为终点。”教学的起点永远是个性，而终点是德性。任何一门学科，在教学时都要考虑到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崇高品德的培养和高尚情操的陶冶。这一点，语文学科有自己的优势，其情感性特别有益于学生人格的培养。《语文课程标准》（新课标）在学习目的上提出要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其中包括“提高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我们应彻底摒弃以往语文教学中目的的急功近利，而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这就对语文教学中的德性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要求。
过去，在我们国家，对德育内容非常重视，认为没有德育内容就无法达到德育目标。但是，中学语文课的德育内容却体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甚至有点单调以至僵化。只要翻开教材、教参，我们就可发现对课文主题的理解均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过于强调阶级立场，即使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也不外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责任感、义务感，一言以蔽之，是培养学生对自己身外之物的感情，这是一种群体价值的倾向；对学生个人自身的情感却很少提及，因为担心滋长学生自我主义的情绪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究其原因有二：其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中学语文有很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国的传统哲学是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讲主客观统一，重统一性与整体性；而中国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因重“天人合一”，又把封建道德原则的“义理之天”与“天人合一”紧密结合起来，造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长期以“天理”压人欲的特征。这样，人自身个性中非理性一面的情感、欲念便被灭掉了。到了近代，中国人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反省了自己的封建理性，也试图将西方的主客体二分式哲学拿来为己所用，提出“西体中用”，后来又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改变中国的现状，然而没有成功，忽略了中国传统有着极大的排异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人的思想也开放了，从原来的被动状态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人开始心平气和地研究西方哲学，思考西方的发展，反省自己的不足，为自己崭新的未来提供指导方向和精神动力。在德育研究领域，也相应地开始研究非理性因素在德育目标、德育过程和德育效果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是整体本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群体价值取向奠定了人们心中先大家后小家，先群体后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淡化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截然对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成为自古以来为人们所称道的楷模。因此，我们虽然在德育方面一再强调群体情感，注重民族精神、情感的培养，且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而在个性的情感和欲望方面，诸如自由、享受等，人们却往往取一种漠然的态度。其二，与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关。我们的德育内容是由国家统一出版的全日制课本决定的，至少是由教学大纲决定的，而且与德育评价挂钩，即与学生命运相联系，所以就出现上行下效的统一性。至于中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课文，大多是体现群体价值的，教学大纲、教参上制订的德育目标也是指向政治方向和群体价值的。由此可见，传统的德育尽管持续的时间长，确实也有利于提高人的道德品位和精神境界，有利于激发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有利于改善与和谐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对人民、对国家的奉献精神，但却忽视了人的主体意识，忽视了人性，抹煞了人的正当利益与欲求，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自然也就难以培养出新世纪所需要的创造性人才，同时，也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事实上，各个学科的德育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只是语文学科尤甚。
因此，在走进新世纪之后，我们对德育的视角应有所变化，应重视人文教育。正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先生所指出的：“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而应以一种更加开阔的眼光，即以促进人的发展的眼光来确定教育的意义。”由此看来，人文教育乃育人之本，立人思想已是新世纪德育的必然趋势。美国的SCANS报告（1993,Secretary's Commiss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就包括认知与技能、情感和价值、意志和行为三大方面的素质品格。我国已提出素质教育的目标，人文教育日益得到重视。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曾在致《语文报》主编的一封信中说过：“人文教育也应该从娃娃抓起。”并对人文教育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说：“做人、成人的问题，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的问题。思想教育、精神文明建设有三层：底层，是做人的问题，是基本人格的问题；中层，是遵纪守法的问题；顶层，是政治思想的问题，是人才最根本的问题。然而，中层、顶层的基础是底层。”可见，人文教育是基本。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于看重政治教育、群体价值的教育，中学生们往往将德育等同于政治，大道理懂得不少，却连做人的起码的文明礼貌都不懂，缺乏主见，缺乏个人意志，个人的责任感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在当前的德育中，我们必须正视传统教育的不足，在重视群体价值教育的同时，重视以往忽视的个人情感和意志方面：情感方面有善良、同情、礼貌、诚实、勇敢等；意志方面有雄心、适应变化、目标设置、自我决定等。同时，还要从人自身的发展考虑，例如乐观、正直、善良、参与群体及与意见不同者共处等，并注重培养全球思维、创造性、对竞争压力与文化变迁的意识等。
在“新课标”的指导下，作为德育主要载体的语文课必须注入新鲜血液，站在人类的高度关怀人生。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处于正在逐步形成的阶段，中学阶段的思想教育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语文教师能利用语文教材的特点与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文教育，那么对于学生将起到很好的诱导作用。语文课文都有它原来的主题，但今天看它还应赋予其新的思想。比如，《向沙漠进军》就不仅仅是表现“人定胜天”的主题，还要告诉学生我国是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并告诉学生马克思说过的“如果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去开发，那留给我们的不是绿洲而是一片荒原”的话，从而增强学生保护生存环境的意识。又如《林黛玉进贾府》，教参上仅说“小说通过宝黛爱情悲剧表现反封建的主题”，显然失之偏颇。时至今日，我们不难领悟，作为古代文学经典名著的《红楼梦》是“人学”的典范，其艺术魅力具有人类的永恒性和普遍意义，这正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作为教师应该告诉学生，《红楼梦》所反映的更重要的是小说借“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过程表现的人类困惑，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不可知性。当然，其中还包含有更为丰富的信息，作为教师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自己去体会，不必拘于一隅。至于《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中所表现的主题，也不是仅仅资产阶级才具有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和“虚荣心”，二者恰恰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资产阶级有，无产者中也有。这一点必须跟学生讲明白，我们的学生才能学会审视自己，正视自己的弱点，从而加以克服。这样的反省意识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尤其如此；而我们民族的这种反省意识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我们读山水游记及山水诗时也不要只停留在“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浅层次上，而应赋予其更为深厚的思想意蕴，即人与大自然的亲和力。在情感教育上，不仅要引导学生崇尚美好的情感，也要让他们了解人类更隐秘、更偏执的情感，比如教《孔雀东南飞》时，分析焦母形象时不可仅仅囿于传统说法即焦母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而要从人性的弱点这一角度去看，去发现焦母身上那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恋子情结。焦母年轻守寡，长期与儿子相依为命，对儿子的爱有其自私、偏狭的一面，于是处处刁难、虐待儿媳，最后酿成悲剧。这种人性的异化告诉我们，焦母又何尝不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呢？
如果从这一视角看，仅仅局限于教材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还要适当“插科”，尽可能多地介绍有益的课外读物，让学生在广泛的涉猎中得到人文的熏陶。这就对语文教师提出比较高的要求，需要教师的二度创作。首先，中学语文教师必须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不满足现状，有深刻的思想和胸襟；才能与课文的思想、情操沟通和共振；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从而还原和传递好课文的情感。其次，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情操，强化人文意识，这样才会有深刻的思想和丰富而稳定的情感。有了深刻的思想，才能和作品思想沟通，进入角色，再现出作品的深刻意蕴和情感。一个缺乏思想，对时代陌生的语文教师，不可能对课文中的思想产生共振，只会把教学看作谋生的手段，仅把语文当作“文”来讲授。正如一些教师自嘲时戏称自己是“教书匠”时说的，常常是照本宣科，缺少灵性。第三，因为“思想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知识（直接和间接的），以及对实践与知识的思考”，这就需要语文教师不仅注意直接的实践知识，还要广泛阅读专业内外的书籍，“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列宁语）。的确，要给学生一瓢水，自己应有一桶水，而且应是活水而不是死水。一些语文教师，除了当学生时读过几本书外，工作期间读书甚少。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只定位在课本教得下去就行，很少看书看报，不关心时事，知识面狭窄，眼界不宽，更没有什么思想可言，自然就不可能站在立人的高度于语文课中进行有效的德育。因此，近些年来，教育部加强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是势在必行的。陶行知先生曾说：“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语文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使自己具有深厚而广博的知识，才能适应时代要求，搞好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