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之成为绝学探因——兼以儒家、道家作侧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绝学论文,道家论文,作侧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2-0001-05
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墨家四处其一。在墨子生前以至略后，墨学甚盛，孟子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孟子·滕文公下》。）并且墨子及其学说曾一度与孔、儒并称，世称“孔墨”、“儒墨”。韩非言：“世之显学，儒墨也。”（注：《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当染》载：“孔子……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在墨子死后，依然是“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注：《吕氏春秋·当染》。）可见当时墨学之兴盛。然而，如此兴盛的一种学说、如此强大的一个学派，却不知于何时日渐衰微，几于灭绝，根本无法与以后的儒、道相比。关于墨子的事迹，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末附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仅此二十四字，致使墨子的详细情况无从确考。由此可以断定，在司马迁做《史记》时，墨子及其学说之影响早已衰微。并且，自汉武帝至清中叶近两千年间，治墨学之可考者仅晋之鲁胜、唐之乐台、宋之李焘、清初之傅山等寥寥几人，且其研究之成果大者早佚。鉴于以上之原因，我们说墨学已成为“绝学”。沉寂近两千年的墨学，自清乾嘉朴学兴起始有人问津，探讨其成为绝学之原因者亦不乏其人，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做探讨。
一
近代以来，探讨墨学成为绝学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胡适认为原因有三：“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第251-252页。）对此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又补充说：“依我说，第三种‘诡辩太微妙’，应改为‘诡辩太诡’。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说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又从实利的角度认为，“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此。”与此种观点相仿，胡韫玉亦云：“惟刻苦自厉，使人忧悲而难行，异乎儒家之近人情，故其学不昌也。……过于情者，人苦其道而不肯从。”
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所著《墨子》一书中认为：“初期墨学的精神，本来是发生在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殊生活的，秦人一统，废封建而行郡县，贵族世袭的制度，从此消灭，社会上从此更没有贵族平民两个绝相悬殊的阶级，那墨子的学说，早已在功成身退之例，应该消灭了。”他又从墨学反乎人情的角度认为：“墨学是根本上含著一种深刻而伟大的矛盾性的。它在行为的形式上，因为反乎人情，所以不得不变，变向思想一面去；但是它在思想的形式上，又是一个反乎人情，又是不得不变，到后来变得不成一个样子，所以人家到底说墨学消灭了。”并且墨家学者自身的转变，“一方面成为先秦晚年名家末流的诡辩学者，另一方面是西汉初年社会上时撄文网的游侠。诡辩家因学者间的激烈反对而消亡了，游侠因政治势力的诛锄而破灭了。”
方授楚在其《墨学源流》中认为墨学消亡的原因有四：第一，墨子的“兼爱非攻”在国家和阶级都存在的社会是“不易实现之说。”并且墨家主张非攻，同时又提倡“诛”，与其兼爱学说相矛盾；第二，墨家的学说只能向贱人的方面发展，“自非贱人之士君子则以为‘其道大觳’或‘役夫之道’”，不易被之接受；第三，墨家本来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一经分裂，其害甚大”；第四，墨家有拥秦之嫌疑，“窃疑秦国已盛之后，仕秦而堕落之墨者，造之以媚秦王也。”
王新民和蒙文通认为墨学之衰是由于儒墨合流。王认为，“墨学息微由于‘墨离为三’，内部分化，而儒家乘之，吸取其精华以为己有，儒墨合流。”（注：王新民《墨家哲学新探》。转引自杨峻光著，《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蒙认为，“墨学之衰为与儒学合流”，“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神入于儒，而儒遂尊于后世也。”（注：蒙文通《论墨子书备三墨之学》，见《图书集刊》，1942年第3期。）
又有人以为墨学之衰在于佛教的传入，如胡怀琛认为：“墨学之中衰者，东汉以来，佛法重入中土，于是墨学之徒，乃遂混入佛教徒中，故墨家遂不见于世。而又有一部分混入道家，故墨学不为人所知矣。”（注：胡怀琛《墨子学辨》，转引同⑥。）
之后，李季、郭沫若等人又从阶段斗争、阶段统治的角度来解释墨学灭绝的原因。
以上诸说，把墨学灭绝或归之于外力，或归之于某一时代之历史条件，皆有可通之处，然皆未深中肯綮。一种理论或学说要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间流传，最关键之处是要看此种理论或学说是否与此国家或民族的传统相契合，是否会被广大的人民所认同和吸取。除此之外，还应看此种理论或学说是否顺应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墨学之成为绝学，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墨学的理论宗旨与中国的封建政治相悖，成为统治阶段冷落和压制的对象；其二，由于其理论的粗浅低陋而成为文化载体——知识分子抛弃的对象；其三墨学理论不适合各个大的文化发展阶段的特殊要求。
二
中国较于欧西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先民很早便从事定居农业，故而形成依附于土地的稳定生活方式，这就使原始时代的氏族血缘关系得以延续下来。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走向文明而建立国家的，从而使得宗族组织在中国长期保留。在战国社会大变革中，虽然宗族制度曾受到巨大冲击，但由于小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长期结合在一起，因而使宗族观念具有比较牢固的物质基础。这种宗族制度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石。宗族观念与政治的结合便形成以宗法制为中核的政治统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论语·颜渊》。）以及“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注：《荀子·富国》。）的等级观念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浸渗于社会，“亲亲”，“尊尊”和“神权”成为封建统治的三大支柱。“亲亲”原则最早由儒家提倡，“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注：《中庸》。），“君子务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儒家强调“爱人”、“泛爱众”，但其前提却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注：《孟子·尽心上》。），人和人之间是以亲亲为本的有差等之爱。亲亲原则与政治的结合成为维系封建政治的精神纽带。由宗法所建立的封建制度，以宗法中的亲亲而达到尊尊的目的，“父子君臣，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以尊尊建立政治体制，奠定政治秩序，从而确定了君主至高无上的神权。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大小不愈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又言：“立义以明尊卑之分。”《礼记》亦曰：“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所以，亲亲和尊尊是历代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杀手锏。
墨子反对儒家以“亲亲”为本的有差等之爱，认为天下“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皆是因天下之人不相爱，所以“强必执弱，富必悔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注：《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天下祸篡怨恨的消除必须依靠“兼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注：《墨子·兼爱中》。）的没有任何差等之爱，以此达到“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注：《墨子·兼爱中》。）的目的。墨子兼爱理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尤其他要把底层人民从原来作为被爱的陪衬角色，确立为被爱的主体对象。但在战乱纷攘的战国时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相对于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而言，墨子兼爱理想的致命之处是，兼爱在现实社会中的推进必然导致爱的泛化，而爱的泛化势必要抽去政治中的亲亲本位。维持封建制度的各种“礼”皆是亲亲原则于社会中的客观外化，这一原则的丧失，必使由其所衍化出的尊尊和神权随之坍塌。对于封建统治秩序而言，无疑于釜底抽薪，定为统治者所不允。故墨子之兼爱思想必不见用。对此荀子批评墨子说：“有见于齐无见于奇。”（注：《荀子·天论》。）班固亦批评之曰：“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注：《汉书·艺文志》。）
墨学的尚贤思想，亦与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相悖。贤，指人之才德；贤人，指“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注：《墨子·尚贤上》。）。墨子主张尚贤，即以才能作为人的衡量标准，以建立贤人政治，把贤德之人选拔上去而去除那些无德无能的世袭贵族。墨子认为国家之治乱贫富，人民之众寡皆决定于贤者在位，他说：“尚贤者，政之本。”（注：《墨子·尚贤上》。）又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注：《墨子·非命上》。）对于有贤德的人，要“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对于不肖者，即使是王公大人也要“抑而废之，贫而贱人，以为徒役”（注：《墨子·尚贤中》。）。所以，人的才能成为人富贵贫贱的决定因素，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注：《墨子·尚贤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注：《墨子·尚贤上》。）。墨子此一主张必使一切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一以唯贤是瞻，作一天翻地覆的调整和转换。梁起超说：“墨子尚贤主义，实取旧社会阶级之习翻根本摧破之也。”（注：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转引同⑥，第83页。）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当政贤如墨子所说者有几？为天子贤如墨子所说者有几？且中国封建统治的传统是世袭，唯德才是举仅限于很少的范围，很小的程度。与尚贤相并，墨子又主张尚同，要求民众服从乡长，乡长服从里长，逐级向上，全国人民都要服从天子，这似有维护等级制度之嫌，但墨子在天子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更高的权威“天”，天子必须服从天的意志，而天的意志又是广大民众意志的体现。故墨子的尚同思想是想通过天的权威去限制君主的权力，以维护普通民众的利益，表达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呼声。墨子的尚贤尚同主张必然触动封建政治的等级秩序和封建天子致高无上的神权地位，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必然成为被封杀的对象。所以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必然被窒息于神权等级观念之下。
另外，墨子还主张节俭，主要针对于君主，在饮食、衣服、葬仪、宫室等方面给以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他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注：《墨子·节用中》。）在饮食上要求“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在衣服上要求“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在节葬之法上要求“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掘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在宫室之法上要求“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注：《墨子·节用中》。）墨子在以上诸方面的要求使天子形同平民，这必被历代穷奢极欲的君主所拒斥。
虽说学术理论的保持延续不必完全决定于政治，但政治对学术的抑扬废兴作用却不容忽视。依靠政治而得以存在的学术有可能走样变质，但其基本理论却可借政治之力得以在社会中保存，并可借助政治之强制力量而钳制社会人心。儒家即是明证。与此相反，墨家的理论主张有可能直接摧毁封建宗法赖以存立的亲亲、尊尊和神权三大支柱，故而墨学之兴盛如昙花一现，再没有得以复兴，这主要应当归于政治力量对其的冷落甚至压制。自汉代独尊儒术始，儒学即对儒家所提倡的婚丧嫁娶之礼竭力批评之，并对孔子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此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统治阶级里，墨学无异于“异端”。孟子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注：《孟子·滕文公下》。）这一定论更使墨学在封建政治中成为永不可翻的定案。清朝汪中始治墨学，即被诬以“墨者汪中”的罪名。由此可见，墨学为封建政治之大讳。
三
知识分子是学术得以传承的载体，但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承传是有选择性的，其选择的标准不外乎有二：一为现实中之实用，二为精神上之寄托。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儒、墨、道、法四家，惟有墨家如流星一闪，瞬间而逝。从实用角度言，法家因其对社会秩序的立竿见影之效，实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强制执行者。虽然法定作为一个学派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实质实浸透于社会政治之中。儒学因其被定为官方之学，而成为知道分子荣登仕途的途径，故而绵延不息，此皆非墨学大而空的说教可比。从精神寄托的角度言，在形上意义的追求和终极关怀上，墨学是一重大或缺。与以后的佛教相比，它没有给人们设定一个彼岸世界，从而不能为人们的心灵提供对价值意义的追求。在现实世界又没有为人们设定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从而使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其天志、明鬼的粗浅低陋，根本不能转化为细微的宗教而成为人们的信仰。抛开政治的因素，儒家也没有为人们设定虚幻的彼岸世界，但在现实社会里却为人们设定了一种崇高的圣贤人格和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使人的精神追求得到提升，使人的社会责任感得到激发，故而成圣成贤和修齐治平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终生追求。有此一安身立命之所，使人在精神上有所依托而不至于在现世中飘摇无根。道家亦没有设定虚幻的彼岸世界，但在现实社会里却为人们设定了一种超越世俗的真人气象，赋予生命以本然的自由。老庄道家超越外物、超越自我、超越现世的三重超越，为世俗中遭受羁绊的失意之人提供了一剂消除烦恼的灵丹妙药，给备受外在规范窒息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放松，从而使疲惫的灵魂得到暂时的小憩和慰藉。故有“顺境信儒，逆境崇道”、“得意信儒，失意崇道”的说法。故儒、道流传不息，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脉。此又为墨家所无可比拟。
墨子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以“利”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义，利也”（注：《墨子·经上》。），“义可以利人”（注：《墨子·耕柱》。），“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注：《墨子·兼爱下》。），“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注：《墨子·鲁问》。）。在消费方面，“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费为”（注：《墨子·节用中》。），并依此非礼、非乐，把审美活动也排除在外。对此梁启超说：“知有物质上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之上实利；知娱乐之事足以废时旷业，而不知其能以间接力陶铸人之得性，增长人之智慧，舒宣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偿所失而有余也。……盖墨学之最大缺点在是。”（注：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转引同⑥，第83页。）荀子亦批评之曰“蔽于用而不知文”（注：《荀子·解蔽》。）。在中国思想史上，义利之辩的结果多是义压倒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注：《孟子·梁惠王上》。）。“罕言利”、“耻言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所以，墨学又成为被拒斥的对象。
在中国，学术理论的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对经典的注疏。对儒、释、道三家经典的注疏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由于上文所提到的原因，使得作为墨学经典的《墨经》备受冷落，近两千年间对其作注者只寥寥数人，且所注多不得传，此亦是墨学成为绝学的原因之一。
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各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要求，时代不同，其所需之文化形态亦必异。就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言，各个大的文化发展阶段各需不同的文化形态去适应。百家争鸣，墨居其一，墨学适应其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得以兴。秦国一统，法家遂盛。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经学遂昌。至经学日趋死板，流弊日显，佛学入流中土，辨名析理之玄学遂在魏晋流行，以突破经学之烦琐禁锢。经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人心惟危，道德颓败。为收拾人心，挽救道德危机，遂有宋明理学应运而生，承担其责。之后的心学虽针对于理学而发，然其实质并无二致。在以上几个大的文化发展阶段，墨学因其不符合时代的特殊需要而只有被遗弃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清朝的文字狱促成乾嘉考据学的兴起，至此，墨学始有人问津。文字上的整存文献，虽使墨学重见天日，但已不可能再回复到百家争鸣时显学的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