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内涵论文,价值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晚清新小说是20世纪小说创作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四大小说的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改革都以自己的方式持积极参与的态度，构成生成新小说的内在机制。晚清新小说的价值内涵表现在以改革为反映对象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展示了当时社会真实的图景。它所倡导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它所贯串始终的宣传民主和提倡白话精神都是和“五四”新文学一脉相通的。
【关键词】 晚清新小说 生成 价值内涵
孔范今先生的《中国近代四部著名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①]（以下简称孔文），是一篇有力度的文章，体现了可贵的探索精神，预示着晚清小说研究新突破的来临。孔文认为：鲁迅将晚清小说“别谓”之“谴责小说”，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概括未必尽当，这种概括里面明显的贬意，也不符合多数作品的客观存在，而“新小说”这一称谓，“来之于‘小说界革命’的提倡，它已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用它来指那一时代的小说创作，虽然笼统，但倒是更准确、全面一些”，是非常有见地的；孔文对于“第一次新小说潮流的代表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作为20世纪小说创作的源头和奠基作，它们已带着它们所特有的成就和不足，被放置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文学史的重要位置之上”的判断，也颇具功力。
一
关于新小说的生成，孔文的核心命题是：“晚清时期，有责任心的作家与腐败‘国政’、与暗昧的‘细民’，构成空前紧张的关系，并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激发出新的文学生力。”这种说法虽然极富哲理性，但与晚清时期的史实和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仍有某种程度的不相符合。
先说作家与“国政”的关系。要谈论晚清时期的“国政”，离不开对于“新政”即自1901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评价；因为晚清小说趋于繁荣、富于生机的，正在这个时期。以往的历史学教科书说，庚子事变以后，清廷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为了起到“以华治华”的作用，一再敦促清政府及早“革新”，速行“变法”，使之进一步买办化；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的目的则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速中国社会的殖民化、半殖民化。正是在确认这一结论的前提下，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在这种气候和土壤下产生的出于“改良派”作家之手的晚清小说，断定为反对革命、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使奄奄一息的封建末世能苟延岁月”的“逆转历史的车轮”的反动小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由于不能摆脱史家旧说的拘缚，又要肯定晚清小说的“价值呈现”，于是只好把晚清小说生成和繁荣的动力，完全落在了作家的“责任心”上。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有“责任心”的慷慨悲壮之士层出不穷，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长时间内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和古代的小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一年中，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可以说，真正具备“近代精神”的小说，都在1901年以后问世的，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并不是像鲁迅所说，是熄灭了“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小说作家“责任心”的增大，完全可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找到答案。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②]这种“生气”，主要表现在其所主持的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广阔领域的社会改革运动，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新的时代潮流。
晚清四大小说家，对于这场改革持什么态度呢？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先来看李伯元的态度。他在《文明小史》针对“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与“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借“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为喻，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对于文明进化趋势之不可逆转，富有辩证精神的李伯元，是满怀信心的。
吴趼人“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于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③]，所以当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发布改革上谕以后，吴趼人和大多数志士仁人一样，是不能不怦然心动的。吴趼人对于由煌煌上谕所确认了的改革，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理。他看出，这次改革与他所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是相仿佛的，上谕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与他所主张的“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④]精神也完全相通，他对此表示欣喜，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状况，又使他不像几年前那样天真与乐观。他看到，改革的倡议者和推行者，都不免瞻顾迟疑，因而很可能如同治间之设同文馆那样半途而废；由行为卑污、表里不一的人物来主持新政，又充满忧虑。
曾朴在他所写的“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的历史小说《孽海花》中，将他所处的现实时代称为“革新时代”，反映了曾朴对于晚清改革的态度。《孽海花》第一回楔子，写爱自由者来到上海，“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语的新闻社员”，在这番带有贬义的叙写中，正透出了“革新时代”负面的社会特征。曾朴不满于“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正说明他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期待和响应。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避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京，刘鹗参加了“迎銮”的行列，并作《迎銮一首》。两宫还京以后，即于十二月初接连发出了几道颇合刘鹗心意的上谕，其中之一是：“现值局大定，亟应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⑤]这一方针，与刘鹗的一贯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当年，他的筑路之议受到同乡京官的攻击，甚至被开除乡籍；而开矿主张，更被人目为“汉奸”，天下非之。现在，兴办路矿已为朝廷定为新政的大计，刘鹗怎能不寄予热望呢？所以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元旦（190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行天下之象也。”[⑥]刘鹗对于形势的乐观心绪，说明他与“国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紧张关系。
再看作家与“细民”的关系。从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开始，“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得到了众多小说家的响应。李伯元编印《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天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它所刊载的作品，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康有为期望依靠皇帝的一纸诏书在短期内实现改革的时候，吴趼人就已经看到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说：“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⑦]他敏锐地看到，除了官僚的腐败与颟顸，广大民众的不觉悟，也是改革的巨大障碍。《吴趼人哭》中列举了“天下一有极可怒者，有极可哀者，更有怒之无可容其怒、哀之又不仅止于哀者，则惟哭之而已”的各种表现，不少都与民众的不觉悟的有关。
曾朴在《小说林社总发行启》中说：“泰西论文学，推小说家居首，诚以改良社会，小说之势力最大。”他们或翻译东西洋小说，或自改新著，或改良旧作，目的是“务使我国小说界，范围日扩，思想日进”。《孽海花》第十八回写谈瀛会议论“自强之道”，马美菽力陈开通民智的重要。总之，自觉以新小说为启发民智的利器，适应改革的形势，以收改良社会之效，正是曾朴创作《孽海花》的动机。
刘鹗作为太谷学派的成员，1902年10月在给黄葆年的信中曾经写道：“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和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⑧]他这将“养天下”为己任，而将“教天下”归之他人，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但时隔不久，却命笔创作了堪称新小说中最有力度的杰出作品《老残游记》，根本的意愿就是唤醒愚蒙，也来“教天下”的了。老残这个摇动串铃、奔走江湖、能治百病的道士的形象，就是为此创造出来的。中国举世皆病，亟需通过改革来加以根治；而在着手改革之前，必先唤醒沉睡的民众：这就是《老残游记》“具菩萨心”的大旨所在。
由此可见，晚清四大小说的作者，对于当时的改革，都以自己的方式持积极参与的态度，他们对于暗昧的细民，更未忘记自己启蒙的责任，他们与这两个方面，并不存在“紧张的关系”，而是一种合同共振的关系，这才是晚清新小说生成的内在机制。
二
在谈到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的时候，孔文正确地指出：“从总的方面看，在世纪初的小说潮流中，占据小说情节中心的，还是政治变革问题。”又说：“曾朴曾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孽海花》所表现的那一时代的特点：‘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用这句话来作为我们进入四部小说所构成的艺术世界的入门钥匙，则是再恰当也不过的了。”可惜的是，孔文并没有抓住这把钥匙，却让它轻轻地滑过去了，因为它不曾注意到，小说潮流的变革，恰是由实践的变革激发、派生出来的。“中国由旧到新的大转关”，指的不是作家个人意识的转关，而是整个中国由旧到新的大势的转关。只有从这一角度入手，才能发掘出晚清小说的价值内涵来。
首先，改革的要旨是“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以“作后事之师”，且号召“参酌中西政要”、“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所见”，这样，思想的禁锢被打开了，作家敢于揭露时弊，议论朝政了；同时，改革本身也使社会现实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因而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新颖的素材，这就为晚清小说的繁荣，造就了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文学的自由局面，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些都是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作为感应的神经，改革小说的涌现，乃必然之趋势，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孔文十分强调晚清小说的批判意义，说：“时至这四部小说所反映的时期，围绕政治体制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已构成了社会冲突的核心内容和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此种情势下，文学对于官场的集中揭露和批判，并且以消解‘忠奸对立’模式为认识和表现的基本前提，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孔文注意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对的，但其意义远过于“忠奸斗争”模式的消解。中国的古代小说，虽有反贪官的传统，却也有颂清官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讲，读书—做官，“衣紫腰金，加官转职，门户生辉”[⑨]还是被当作士人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途径而充分肯定了的。直到1903年，《官场现形记》“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域”[⑩]，中国小说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对于做官，对于官场，亦即对于官僚体制的全面批判的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11)《官场现形记》的出现以及获得普遍欢迎，都不是偶然的，它是开放和改革时势大背景下的产物。然而，《官场现形记》并不是清廷改革官制政策的图解和注脚，它对于官僚体制的冷峻谛察，完全是通过大量社会现象的充分把握而独立进行的。小说的杰出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官僚来源和构成的全面剖析，指出不论是来自“正途”的科举和军功、保荐，还是来自“杂途”的捐纳，人们之求官，都是出于为钱的动机；而取得官职的手段，也通通不出金钱的贿赂和收买，这就必然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一般地体现为贪污生活”(12)的后果。花了钱去求官，目的是为了去赚取更多的钱，这里的中介，就是官所掌握的权力。私欲与权力的结合，必致导致腐败——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由《官场现形记》以形象的逻辑的力量归结出来的规律，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官场现形记》对官场体制的冷峻谛察，没有单纯停留在有关官僚个人贪污受贿丑行的道德谴责之上，而是尝试着将封建官僚体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初步的、却是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小说通过大量细致入微的事件和场面描写，准确传神描画出了官僚个体在政事活动中的行政心理，充分暴露了官僚的昏聩颟顸，因循守旧，只讲形式，不图实效，办事拖拉，不负责任的种种弊病，从而证明官僚体制已经完全腐败，再也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了。总之，《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以深邃的洞察力，对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病，从整体上、本质上进行了细微入骨的严峻谛察，它的尝试，是前无古人的，它所作出的结论，是与历史的发展潮流完全一致的。所谓“现形”，本质上就是暴露，而暴露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疗救。
“史统散而小说兴”。中国古代小说，多喜以历史为题材，即便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也大都要拈出一点历史的由头生发开去，或者借用“史”、“志”、“传”、“记”、“编”、“录”等为书名。彻底甩脱“史统”的羁縻，直面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人生，并且径直以“现状”题名的长篇巨著，在中国小说史上，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第一部。与《官场现形记》在改革的背景下对官僚体制全面而系统的谛察不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侧重于对官场丑类道义上的指摘。《官场现形记》只说到“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的程度，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伊始，就对官场下了“男盗女娼”的断语，愤激程度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场中的男盗女娼，纵然是个别的现象，而官官相卫，打点索贿，却是“极平常之事”，人人熟视无睹；唯有像吴趼人那样用改革的眼光去看，方觉其与法律真理之相悖谬，而这样写的目的，就是呼唤法律的完善与真理的伸张，就是在呼唤进行认真的改革。这与消解“忠奸对立”的模式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商人为古代四民之一，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人也逐渐汇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怪现状》第一回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船舶往来，百货运转”，十分生动地概括了这一特征。吴趼人对于现状的扫描，自然也没有忽略商界这一重要领域；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讲，《怪现状》是最先把资本主义商界引入小说创作的作品。吴趼人从理性上也知道“商务为理财之根本”(13)的道理，应该克服轻商、抑商的传统偏见；但在感情上，又对商人的唯利是视怀有强烈的义愤，所以在他笔下的商界，是一连串骗局。互相欺骗，只能使钱财从此一商人流入彼一商人，却不能使社会财富有一厘一毫的增加，小说对于商界司空见惯的骗局的扫描，归根到底还是希望商人自爱，力求精进，以图自立。
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相比，名士群像更是《孽海花》描写的主体。《孽海花》的初意，是要容纳自庚申（1860）之变以来，由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和革新时代所前后相续的充满“血痕”、同时又展现希望的历史。曾朴站在20世纪初“革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截取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年，来纪录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带来的“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把“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中一系列可惊可喜、“飞也似的进行”的现象，收摄在自己笔头的摄影机上，无疑是独具慧眼的。由于处在“旧学时代”，由科名而取得其名士资格，对世界大势反映迟钝的旧派人物依然占据主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勇于正视现实，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新派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的蓬勃生气，愈益反衬了传统名士的迂腐颟顸，这一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旧营垒的分化和新思想的萌生，从而构成了由旧的一极向新的一极的流动。谈瀛会的成员，都曾亲自出洋，耳闻目睹的西方政治文化的活生生的现实，对于世界大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引进，沿着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行为层面的线路逐渐深化，几乎概括了当时思想界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并从理性上思考救国之方。总之，《孽海花》以开阔的历史视野，通过一代名士从晦蒙否塞到开眼世界的30年心路历程的描摹，真切地反映了旧学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并给予理性的反思，这正是《孽海花》在晚清小说史上独特的价值所在。
刘鹗不是李伯元、吴趼人及多数晚清小说家那样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和批评者，从他的全部经历看，实际上应当算作一位投身于变革社会的实践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鹗基于兴办实业的实践而获得的对于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比李伯元、吴趼人来要深刻得多，痛切得多。《老残游记》，顾名思义只是一部精致的游历体小说，它没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那样展现社会全貌的宏观气势和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跨度；它所写的，只是一位摇串铃的江湖郎中两个月的短暂时光内在山东一隅的漫游。正是这样一种切入角度的选择和情绪基调的确定，使作者找到了表现自己对于国家、社会前途的理性思考的极好形式。极强的哲学文化色彩，是《老残游记》的主调。
刘鹗当然没有忘记揭发中国社会的弊病。他同样看到，旧的官僚体制，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可是，刘鹗并没有沿着李伯元和吴趼人的思路走下去，没有把一切官僚都说成是一心为钱的、比盗贼和娼妓还不如的贪官。他要剖析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为“清官”的官僚，并由此揭示官僚体制弊病的更为本质的方面，道出如何着手改革的正面意向来。刘鹗是“学术渊深，通晓洋务”的人才，在《老残游记》中，却绝少正面描述洋务，甚至也极少使用新概念新名词，唯有在写到刚弼与玉贤的时候，却标举了福尔摩斯和“言论自由”，他的主旨，就是向往法治，向往民主。《官场现形记》在结尾时曾说，它的后半部方是“教育他们做官的法子”的，可惜被大火烧了。《老残游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教导做官”的书。在刘鹗看来，“做官的法子”，就在于“有济于世道”；而“有济于世道的”的关键，又在于“有济于民”。李伯元虽已想到而未写到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刘鹗却思考到了，这是他胜过同时代作家的地方。
刘鹗在第一回的寓言中，已经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决定中国这一千疮百孔的大船命运的，不止是一种力量；而欲求中国的改革，也不止于一个方面、一个局部所能奏效。给即将沉覆的帆船送去一个方向盘，明明是一件绝大的好事，为什么却被水手和英雄豪杰异口同声的骂为“汉奸”呢？刘鹗当然不会懂得阶级分析的方法，但他从自己的困惑中已经意识到，在同一个社会里，人们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意图，不同的目标；考虑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这种客观现实的高度正视和充分估计。
刘鹗看到了改革中的要害，还看到了改革的道路的曲折性。第二十回写老残只身进泰山玄珠洞，寻觅解救沉迷于“千日醉”的“返魂香”颇有深刻的寓意。 小说是以唤醒世人以救治为宗旨的，“千日醉”不正是致睡的原因吗？而能解千日醉的妙药返魂香，既颜色黑黯，又有臭支支的气味，正如青龙子所说：“救命的物件，那有好看好闻的！”尤有深意的是，当老钱向一个庄家老打听进山的路径，庄家老说：“这路很不好走，会走的呢，一路平坦大道；若不会走，那可就了不得了！石头七大八小，更有无穷的荆棘，一辈子也走不到，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这难道不是隐喻改革之路之不有迳情直遂吗？
总之，晚清新小说的价值内涵，就表现在以改革为“反映对象的规定性和创作主体之间的对应形成的独特关系”所规范出的一代文学的基本精神风貌。它的批判力量，来源于改革事业的推动，它的批判指向，或就改革的全局，或就改革的某一侧面，展示当时社会因改革而带来的真实而复杂的图景，并提出解决有关救亡图强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方案，从而“表现为政治、文化观念的双重超越，对文化构建、艺术表现的探索、拓展，也同时保障了‘新小说’中心文化的位置和对20世纪文学的奠基意义。”应该指出的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实际上都是在晚清时期起步的：1903年，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1904年，陈独秀发表了《黑天国》，胡适发表了《真如岛》，蔡元培发表了《新年梦》，他们都是晚清小说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新小说虽然只有短短十年的历史，但它所倡导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它所贯串始终的宣传民主、提倡白话的精神，都是和“五四”的新文学一脉相通的，确实标志着传统型的古旧小说漫长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型的新式小说光辉时代的来临。
注释：
①见《文史哲》1995年第6期。
②《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566页。
③《我佛山人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第11页。
④《趼呓外编·说法》。
⑤《光绪朝东华录》，第4798～4799页。
⑥《壬寅日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第143页。
⑦《趼呓外编·保民》
⑧《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第299～300页。
⑨《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⑩则狷《新笑史》，《新小说》第2年第8号，1905年8月。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2)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18页。
(13)《吴趼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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