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日本论文,文镜秘府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镜秘府论》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其中一个问题是对属论。对属论经过空海怎样精心的编写，它又怎样进入日本文化，特别是进入日本诗学，本文拟就此做点清理工作。
一
《文镜秘府论》所论对属，主要有东卷的29种对，另外北卷“论对属”下还论及几种对。
空海在编写对属论这部分内容时，有过精心考虑和反复修改。藏于日本的古抄本上有三条材料。一是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保存的又一地卷卷首：
文镜秘府论 地 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撰
论体势等 十七势 王 八对 皎 十五例 皎 十体 崔 六义
八对 一种七对 八阶
六对 札 七种言句例 札
王氏论文云诗有学古今势一十七种具列如后
二是三宝院本及天海藏本在东卷“二十九种对”篇首目录处保留的草本痕迹。在“十一曰意对”之后，三宝院本及天海藏本先注“右十一种古人同出斯对”，尔后用朱笔划掉，并用朱笔注云“御笔”。在“十七曰侧对”之侧注“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亦用朱笔划掉，注云“御笔”。“二十五曰假对”之后，注“右八种对出皎公诗议”，用朱笔划掉后注“御笔”。“二十八叠韵对”之后，注“右三种出崔氏唐朝新定诗格”，用朱笔划掉后注云“御笔”。
三是北卷卷尾，新町三井家本、义演写本、三宝院本、天海藏本都有“对属法”或“对属法第一”之类字样，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还注有“草本以朱如此”之类的字样。三宝院本还用朱笔把“对属法第一”这几个字划掉。
这三条材料需要一一作些分析。先看第一条材料，即三宝院本地卷封面里页保存的又一地卷卷首，或称之为草本地卷卷首。草本地卷卷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论对属不在东卷，而在地卷。第二，不是把对属论单独作为一卷，而是和论体势（十七势）、十五例、十体、六义、八阶等放在同一卷。第三，对属论共列四种原典：“八对 皎”、“八对”、“一种七对”、“六对 札”。这四种原典并未合为一体，而是分开各别论述。
所列这四种，标明原典的有二处：“八对 皎”和“六对 札”。“皎”是皎然，“札”当是上官仪《笔札华梁》。现行本《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卷首目录有夹注“右八种对出皎公诗议”。题为皎然的“八种对”，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有这一处。因此可以推断，草本地卷卷首的“八对 皎”当即是东卷“二十九种对”有夹注说明“右八种对出皎公诗议”的这八种对。李淑《诗苑类格》、梁桥《冰川诗式》引上官仪有正名、同类、连珠、双声、叠韵、双拟六种对。这六种对，未说明是出自《笔札华梁》，但题为上官仪的六种对，现在所能知道的，也只有这一处。是则草本地卷卷首的“六对 札”，也当是这六种对。
未标原典的有二处，“八对”和“一种七对”。这“八对”原典的作者，我以为可能是元兢。草本地卷卷首的“一种七对”的原典则很难推断，可能出自《文笔式》或崔融《唐朝新定诗格》。
虽然个中具体情形多难弄清，但就以上对第一条材料的分析，可进一步得出几点印象。
（一）三宝院本保留又一地卷卷首痕迹的那个草本（即第一条材料的那个草本），不仅与现行本《文镜秘府论》不同，即使与东卷“二十九种对”有夹注的那个草本（即第二条材料的那个草本）也不同。可以断言，这二者并不是同一个草本。因为空海不太可能在同一个本子的二处（地卷和东卷，第一条材料在地卷，第二条材料在东卷）重复论述大致相同的对属论内容。
（二）不难看出，第一条材料那个草本基本是照录罗列原典（分四部分，四个原典），相比而言，第二条材料那个草本有所综合，虽然注明一些出处，但毕竟作了归纳，归纳为29种对。照录原典的那个草本应该在前，有所综合的那个草本应该在后。就是说，第一条材料那个草本在前，可能是最早的草本，不妨称之为一稿本；第二条材料那个草本在后，是对一稿本作综合修改之后形成的本子，不妨称之为二稿本。
（三）可能有些重要的对属未能编入一稿本。前面分析过，一稿本论对属，列入了上官仪、皎然等所著的四种原典。如果这个分析大致不误的话，可以发现，上官仪“六对”和元兢的“八对”都有“正名”和“同对”这二种对属。就是说，四种原典中至少这二种对属是重出的。即使别处没有任何重出现象，除去这二处重出，四种原典的对属加在一起，也只有27种，而现行本东卷是29种对。就是说，至少有二种后来列入了东卷的对属未能列入一稿本。
（四）从上面分析的情况看，一稿本只是简单的照录原典，而二稿本有所综合。一些重要的对属未能进入一稿本，而到二稿本，尽可能编入了更多的对属。在一稿本，对属论和十七势、十五例等放在一起，穿插于众多内容之间，只是众多内容中并不很突出的一个普通的部分；而到二稿本，把本来显得零散的对属论集中在一起，从地卷众多内容中抽离出来，单独为它辟了一个东卷。这就可以得出又一个印象，即在二稿本，对属论这部分内容更有系统性，更为突出，可以看出空海更为重视，对怎样安排编写这部分内容有过更为精心的考虑。
下面再来看第二条材料。第二条材料是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都保留着的草本痕迹。从保留痕迹看，空海先有“右六种对出元兢髓脑”一类注明出处的话，然后又用朱笔划掉。所谓“御笔”，是说这是空海亲笔，亲笔注明出处，又亲笔把它划掉。三宝院本和天海藏本的抄写者原原本本地把这样的痕迹保留下来了。从这条材料又可以得出一点印象，即空海的二稿仍不是定稿，他又进一步作了修改。他最初的设想，可能只是把对属这部分内容由地卷移到东卷，其中11种对（即夹注说“古人同出斯对”那11种对）综合在一起，其余的仍按原典出处顺序编写。但后来他发现，这样编写仍有一些对属论无法编入。于是在二稿的基础上继续修改，补充一些内容，进一步进行综合。这样修改之后，又发现注明的原典出处那些话已言不符实，也不需要，于是用朱笔把这些标明原典出处的话划掉。这就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最后看第三条材料。第三条材料是在北卷尾有“对属法”的字样。虽比较简单，但从这条材料至少可知，空海草本原计划在北卷尾编入一个叫“对属法”的东西。北卷卷尾提到的“对属法”的原典出自何处，已无法查考。这个草本痕迹是一稿本的还是二稿本的，也不清楚。但我推测，这个“对属法”可能原本只有一个标题，或者说只有一个提纲，提纲下面原本并未编成什么文字，原本并没有现成的从中国携回的原典，只是空海自己的一个编写计划。可能他原计划写成后编进二稿或三稿去的，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个编写计划，也没有精力再去写完，于是用朱笔把“对属法”这一提纲划掉。这就有了三宝院本保留的那样的草本痕迹。
现行本《文镜秘府论》虽然没有把原本拟编写的“对属法”具体内容保留下来或说根本未写下来，但第三条材料和第一、二条材料同样使人看出，空海为编写对属论这部分内容，有过怎样精心的考虑，做了怎样反复的修改。
二
空海把对属论精心编入《文镜秘府论》，反映了日本学人对汉诗形式特点的一种认识。即在汉诗写作中应讲求对仗之美，应遵循对属之法。基于这种认识，首先是形成了日本汉诗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些特点。
日本汉诗在形式美追求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律诗多，讲对仗的诗多。《文镜秘府论》之后，特别是日本汉文学勃兴的几个时期，这一点更为明显。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平安时代，村上天皇（947～968在位）第六皇子具平亲王存诗48首中，七律13 首， 排律3首，七绝19首中四句全对仗有14首，存残句的12首诗全对仗， 只有5首七绝、1首古诗未对仗。后三条天皇（1069～1074在位）第三皇子辅仁亲王存七律21首，七排5首，残句诗4首，全部用对仗。生活于元庆（877～885）中的岛田忠臣存诗218首，其中七律110首，五律6首， 其它用对仗的4首，计137首。又如菅原道真（845～903）存诗503首， 其中七律203首，五律96首，五七言排律32首，计331首，其中还有全用对仗的一百韵的五言排律。大藏善行存5首，全是七律。大江朝纲（886～957）存诗43首，其中七律25首，七排2首，计27首，残句10首中，用对仗的有8首。此后镰仓室町时代五山诗人虽多写七绝， 但也有些诗人写有不少律诗，如收入《五山文学新集》的《东海琼华集》，收诗733 首，其中五律50首，七律206首，计256首。而到江户时代，律诗及其它主要用对仗的诗又占大多数或相当比例。收入《诗集日本汉诗》的一些集子，随手统计过的，如《六如庵诗抄》收诗651首，其中七律206首，五律76首，五排8首，计290首。《宽斋摘草》收诗294首，其中五律93 首，七律73首，五排4首，六律1首，计171首。《锦里先生集》收诗780首，其中五律200首，七律186首，五排14首，计400首。 《玉山先生诗集》收诗453首，其中五律80首，五排3首，七律82首，计165首。 《徂徕集》收诗681首，其中五律124首，五排10首，七律138首，七排2首，计274首。《南海先生文集》收诗490首，其中五律126首，七律88首， 五排13首，计227首。《古学先生文集》408首，其中五律55首，七律83首，计138首。《绍述先生文集》收诗1685首，其中五律339首， 七律450首，计789首。《草庐集》初编、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收诗2178 首，其中五律286首，七律636首，五排5首，六律2首，计929首。 《湛园诗集》收诗424首，其中五律114首，七律64首，五排6首，计184首。
日本汉诗对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工稳圆熟。这方面的诗例不胜枚举，此不赘述。
对属形式多样化是日本汉诗的又一特点。的名对、异类对、平对、双声对、叠韵对、互成对这样一些常用的对仗形式自不必说，即使一些不常用的对仗形式，日本汉诗也能运用自如。比如双拟对。双拟对，从《文镜秘府论》的论述来看，有窄义和宽义两种。窄义之双拟对，为五言句中，第一第三字相重，而双拟第二字。如“夏暑夏不衰，秋阴秋未归”。宽义的，则只要同一句中有二字相重并且隔开，又与下句相对，用同一字两次拟写某种情态，不论这二字处于句中第几字均可，如“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宽义的双拟对，日本汉诗中可找到较多用例，如：
明虽似昼清于昼，爽为宜秋约此秋。（虑关济北《中秋月》，《济北集》卷2 ，《五山文学全集》卷1）
梅花才发便全发，柳色欲深犹未深。（惟肖得岩《李高唱上人见惠红梅一枝……》，《东海琼华集》，《五山文学新集》卷2）
舟走山亦走，人言石亦言。（菅茶山《记梦》，《黄叶夕阳村舍诗》卷1，《诗集日本汉诗》卷9）又比如联绵对。联绵即重字联绵。五言诗一般是前二字为一意义和节奏单位，后三字为另一意义节奏单位，七言诗则是四三句式或二二三句式。联绵对分二种。一种是所重二字处同一意义节奏单位，如《文笔眼心抄》所举例的“轩轩多秀气，奕奕有光仪”。另一种则不处同一意义节奏单位，在两个意义节奏单位的连接处二字相连，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前一种一说不作联绵对，而与双声对、叠韵对同为赋体对，另一说则将它也看作联绵对。空海并存二说，并在东卷序里加以说明：“其赋体对者，合彼重字、双声、叠韵三类，与此一名；或叠韵、双声，各开一对，略之赋体；或以重字属联绵对。今者，开合俱举，存彼三名，后览达人，莫嫌烦冗。”但他的倾向，是以不同意义节奏单位相连处的二字相重作为联绵对。《文镜秘府论》东卷29种对中第四联绵对，主要是论述这种情况。这是对的，节奏上断开而以二字相重，使语气连若贯珠，语气似断却连贯，别有韵味，正是联绵对的特色。这一形式为很多日本汉诗所仿效，如：
色色妨行行色静，声声恨别别声稀。（高丘相如《花鸟尚留春》，《日本诗纪》卷29）
祝盏吹花花自笑，祈音取乐乐相从。（菅原道真《九日侍宴群臣献寿应制》，《日本诗纪》卷20）
绿鸭洲秋秋水涨，苍龙阙暮暮云深。（龙草庐《秋兴四首》其三，《草庐集初编》卷3，《诗集日本汉诗》卷6）又如字对、声对。字对是义别而借字面意义相对，声对则字、义俱别，仅借其同声的另一字相对。这两种对仗形式在日本汉诗中也不少见：
月俸曾因含哺饱，泉途更欲计恩酬。（菅原道真《喜被遥兼贺员外刺史》，《日本诗纪》卷17）
华风不与君家好，好风何妨子细搜。（雪村和尚《寄赵颜启》，《岷峨集》上，《五山文学全集》卷1）
试把五千经卷看，终无一法到今存。（义堂禅师《赠一溪派藏主》，《空华集》，《五山文学全集》卷2）第一首“月俸”之“月”为日期之“月”，取其字面“月亮”义与“泉”相对。第二首，取“子细”中“子”之字面义与“君”对。第三首，“经卷”之“经”本为名词，但其字面有经过之义，字面可作动词，因与“到”相对。这是字对。
浓妆不审南阳月，香气难传女几风。（大江匡衡《菊丛花未开》，《日本诗纪》卷33下）
鹤头诏命传千里，龙辈文章照九霞。（大江匡衡《秋雁数行书》，《日本诗纪》卷33下）
千年鹤立青松顶，午日鸡鸣白土东。（别源禅师《中峁峰》，《南游集》，《五山文学全集》卷1）第一首取“南”字同声字“男”以与下句“女”字相对。第二首取“辈”字之同声字“背”以与上句之“头”字相对。第三首下句“午”字声“五”，与上句“千”相对。这是声对。
再比如邻近对。《文镜秘府论》在解释这一种对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死生今忽异，欢娱竟不同”。二是“寒云轻重色，秋水去来波”。前例上句之“死生”与下句之“欢娱”，一为实事，一为情绪，本不相对，但“死生”之义与悲之情相邻，因可以与“欢娱”相对。后例上句之“寒”与“冬”相邻，用其邻近之义，则与下句为正名或称的名之对。这两例上例义相邻而对，下例用一义邻近之字则成正对，因此说“上是义，下是正名”。这种邻近对在日本汉诗里也有不少用例：
无劳北陆行残雪，只望西成遇大秋。（菅原道真《喜被遥兼贺员外刺史》，《日本诗纪》卷17）
深帐高褰青黛出，低巾更整醉颜惊。（大江以言《遥山敛暮烟》，《日本诗纪》卷31）
眼横楚岫碧云暮，吟到谢池芳草春。（雪村友梅《和果侍者》，《岷峨集》，《诗集日本汉诗》卷1）第一首“雪”邻“冬”，与“秋”相对。第二首“醉”邻“红”（酒醉则脸色变红），与“青”相对。第三首“吟”邻“口”，与“眼”相对。
还有切侧对。切侧对的特点是“精异粗同”，“理别文同”，粗识同而细辨则不同，其文同而其理则有别。举例为“浮钟宵响彻，飞镜晓光斜”。“浮钟”、“飞镜”均为名词，粗识其文相同而可为切对或说的名对。但“浮钟”为钟，为直写，“飞镜”是月，是借代，细辨之，则其用词之理有别，是不完全切对，是借切对之一侧，故是切侧对。这种对仗日本汉诗里偶可见其用例。如：
白云儿就青山父，素蚌珠怀玉兔胎。（大鉴正澄《仁侍者归江心省师》，《禅居集》，《五山文学全集》卷1）“玉兔”是月，为借代，“青山”直写，是为切侧之对。
比如奇对。奇对是比较难写的一种对，平常之对只一重义相对，而奇对须二重义相对。奇对在日本汉诗里也时可见其例，如：
羊角风犹颁晓气，鹅毛雪剩假寒妆。（菅原道真《早春侍宴同赋殿前梅应制》，《日本诗纪》卷21）
占云难伴荀鸣鹤，离藻多惭范彦龙。（大江朝纲《裴大使重押踪字》，《日本诗纪》卷25）
贞女峡边难接迹，望夫石下欲占邻。（藤原敦光《傀儡子》，《诗集日本汉诗》卷39）第一首“羊角风”为风，“鹅毛雪”为雪，此一重相对之义。这一重相对之义下，“羊”与“鹅”同为动物之类，“角”与“毛”又同为身体之类，这是又一重相对之义。第二首“荀鸣鹤”与“范彦龙”均为人名，而其中“鹤”与“龙”又同为动物之类，这也是二重义相对。第三首，“贞女峡”与“望夫石”同为地名，而其中“女”与“夫”又同指称人类，也是二重相对之义。这都是奇对。
还有回文对：
寒露晓沾叶，晚风凉动枝。残声蝉慧慧，列影雁离离。兰色红添砌，菊花黄满篱。团团月耸岭，皎皎水澄池。（橘在列《回文诗》，《日本诗纪》卷26）此外，字侧对、意对、含境对、偏对、双虚实对、总不对对等等，都可以举出一些例诗来。
律诗多，有对仗的诗多，便反映着在汉诗写作上对对仗美的艺术追求。对属工稳圆熟，平易流利，既反映对仗运用的娴熟，又反映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循某种作诗法，脑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某种诗法，某种固有的模式。对属形式和多样化则反映人们不是一点一点地，而是十分全面地接受汉诗的对属法。《文镜秘府论》所形成的关于对属论的认识，确实深深渗透进了日本的汉诗创作之中。
三
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也进入了《文镜秘府论》之后日本的汉诗汉文理论著作。
《文镜秘府论》之后，日本还有一些探讨汉诗汉文作法的理论性质的著作。这些著作，如作于平安时代的《作文大体》，作于江户时代的《诗辙》和《松阴快谈》，也论及对属问题。这些著作论对属，很多是以《文镜秘府论》所论为基础。很多对属都是《文镜秘府论》论述过的。如《作文大体》“第六字对”论及的色对、数对、声对这几种对，以25对诗句为例论“每字有对”的“字对体”，“文章有十二对”中论及的色对、物对、同对、异对、数对、叠对、联绵对、正对、音对、傍对、义对、双对等12种对，还有论各种体时论及的句中对体、声对体、侧对事、数对次字强不求对事、方角对事、人名对事、人名何公对事等7 种对属形式。《作文大体》中所论的这些对属，不少从名称到内容都与《文镜秘府论》一样，有些名称稍异而实际内容一致。三浦晋（ 1723 ～1789年）的《诗辙》卷之五“句法”部分论对属，原原本本引述了《文镜秘府论》东卷29种对的全部名目。这一部分对这29种对的阐释和所引诗例，不少也原本引自《文镜秘府论》。《松阴快谈》论及诗的12种对：的名对、隔句对、叠字对、互成对、赋体对、折句对、流水对、意对、错综对、借对、交络对、当句对。又另列邻近体、偏对、双虚实对、叠韵侧对、双声侧对、切侧对、背体对、含境对、字对、同对、平对、同文对。所论这些对属中，除流水对、错综对、同文对外，都见于《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东卷29对，除回文对、总不对对之外，《松阴快谈》都列有。
这些著作论对属，也有些与《文镜秘府论》所论不相同。有的是名称不同。比如《文镜秘府论》29种对“第七赋体对”中的“重字对”，《作文大体》“十二体”中称为“叠对”；《文镜秘府论》中的“的名对”，《作文大体》有时称作“正对”；《文镜秘府论》中的“声对”，《作文大体》有时称作“音对”；与《文镜秘府论》的“邻近对”相似的对仗形式，《作文大体》称为“傍对”；与《文镜秘府论》中的“意对”相似的，《作文大体》称作“义对”；与《文镜秘府论》中的“相似对”相似的，《作文大体》称为“双对”；《文镜秘府论》中的“偏对”，《松阴快谈》称为“折句”；等等。
也有名称相同而实际内容有别，比如《作文大体》“文章有十二对”中的“第七联绵对”，这个“联绵对”与《文镜秘府论》东卷29种对中的“连绵对”似同而实有区别。两者都是重字连绵，并且都处在不同的意义节奏单位，但《文镜秘府论》所谓“联绵对”前后联绵之重字虽处不同意义节奏单位，但意义贯一，如“看山山已峻，望水水仍清”，“山已峻”之“山”即“看山”所看之“山”，“水仍清”之“水”即“望水”所望之“水”。而《作文大体》所引例前后之重字意义已不贯一。如“雪深深谷愁旅移，云远远峰访客稀”，“雪深”之深已非“深谷”之深，“云远”之远已非“远峰”之远。《作文大体》中所说的“数对次字强不求对事”也是这样。它以数字为对，有似《文镜秘府论》所说的数对，但数字的次字又不求对仗，如其所引例：“胡角一声霜后梦，汉宫万里月前归。”“一”与“万”对，其次字“声”与“里”却不成对，这又有点像《文镜秘府论》所说的切侧对。
有些则补充了一些新的诗例，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用日本自己的汉诗为例说明对属问题。如《作文大体》引菅家的“亲对偷言玄度友，高登漫疑庾公楼”来说明“人名何公对事”，引橘在列的“陈孔璋词空愈病，马相如赋只凌云”来说明“人名对事”。还引了江以言、平佐干的诗句说明其它对属问题。
有些对对属类别另有归纳。比如《作文大体》“文章十二体”中的“第一色对”，除包括《文镜秘府论》北卷所说的“色之类”之外，实还将同对、反对、的对等也归纳在一起。《松阴快谈》将双拟对、联绵对等归纳为叠字对，将借对、奇对、侧对、假对归纳称为借对。
这些著作对有些对属还作了进一步细致的分析，指出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文镜秘府论》有一种邻近对，这种对有一字用其本义，另一字用其邻近之义。《作文大体》则指出，不仅可用一个字的邻近之义，而且相对的两个字都可用其邻近之义，如诗“商山月落秋鬓白，颍水波扬左耳清”，“秋”与“西”字义邻，“左”字义又与“东”字邻，因而“秋”与“左”能成对，并把这种情况称为“方角对事”。比如《诗辙》论当句对，指出除普通的当句对之外，还有子母字对和转句自对二种情况。所谓子母字对，是说当句有二组成对如同子母，如诗“社日阴多晴较少，春风晓暖雨犹寒”，上句“阴”与“晴”对，“多”又与“少”成对，下句“风”与“雨”对，“暖”与“寒”又成对，而普通的当句对当句只有一对词成对仗。所谓转句自对，是说某句当句自对，但次句不再当句自对，到第三句才又一个当句对与之相对，既是当句对，又是隔句对，而普通的当句对并不隔句。比如《诗辙》分析异类对和同类对，指出还有一联中上字同类为正对，下字异类为散对，同类与异类混用的情况。如诗“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上字“九月”与“十年”同类为正对，下字“木叶”与“辽阳”异类为散对。此外，异类对中还有异类奇对等情况。这些著作所论对属，有些是《文镜秘府论》中所未见的。如《诗辙》卷之五互体对。据《诗辙》分析，所谓互体对，是上句中词包含下句中词之意，下句中词也包含上句中词之意。如杜甫诗：“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上句风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风。又如杨万里诗：“绿光风动麦，白碎日翻池。”上句风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风。《松阴快谈》还论及流水对、错综对、同文对。
一些著作在分析对属的复杂情况时，还指出要避免与对属有关的诗病。如《诗辙》在分析正对时指出要避免合掌病。所谓合掌，是说一事两用，两句一意，意别字合掌或字别而意合掌。如杜甫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帽”即“冠”，是为意别字合掌；如高启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字虽别而两句一意，是为字别意合掌。又比如分析同类对异对时指出要避免偏枯病。从《诗辙》的分析来看，一联中上下句用词类别虽可同可异，却应有思致相通之处。如“山如仁者静，风似圣之清”，前句出《论语》，下句出《孟子》；“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均为俗语；“周颙宅作阿兰若，娄约身归窣堵婆”，均用梵语为对。如果不是这样，上句通而下句不相通，就会像人体半身不遂一样，成为病态。比如“初看神马藻，未识佛牛花”，上句出典可解，而下句“佛牛花”未知为何种花，仅勉强与上句字面相对，这就是偏枯病。《松阴快谈》也论对有四病：前有双声，后句直语，或空谈名，曰跛对；前句有形，后句无色，前句物色，后句人名，名曰眇对；换言而意不换，名曰合掌对；花柳相对，龙凤为对，名曰板腐对。
再述《文镜秘府论》所论的对属，当然直接受到《文镜秘府论》的影响。对属论进入日本汉诗学，《文镜秘府论》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从日本汉诗学的发展看，后来日本论者在《文镜秘府论》的基础上还增添了新的理解。这新的理解，有些来自宋明以后传入日本的中国诗学著作，有些则可能总结自日本自己的汉诗创作实践。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自《文镜秘府论》形成的对汉诗对属特点的认识，是深深地进入到日本汉诗学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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