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183;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欲望论文,身体论文,巴特勒论文,朱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西方的性别研究领域，所谓的“酷儿理论”俨然已成为一支最为活跃的力量。 酷儿理论原本起源于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等性身份的边缘群体的研究，现在却变成了 那些试图超越一切规范的理论的总称。正如酷儿理论家杰弗瑞·艾斯科夫所说的，“酷 儿政治提供了一种冲破种族和性别界线的方式。它拒绝了容忍少数族群及代表少数族群 利益说话这一逻辑，而用一种包容扩张的逻辑取而代之。酷儿政治表达了一种包容的扩 张冲动，它竭力追求的是对规范统治的抵制。”(注：转引自《酷儿理论》，李银河译 ，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第320页。)大致而言，酷儿理论的“酷儿性”(
queerness)一方面表现在其理论主张的激进性，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理论构成的混杂性 。就前者来说，酷儿理论主张超越一切身份界线，因为任何身份类型都会成为规则统治 的工具；这样，酷儿理论的矛头所指就不仅是异性恋文化霸权对性别、性欲倾向的强制 性划分，而且也指向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有意维持自身身份的独特性的同化倾向。与此 相关联的是，酷儿理论在理论取向上决不囿于一家一说，而是兼容并包地把可资利用的 各种理论资源(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等)杂陈并置，以期 产生一种打破单一性、呈现多样性的“表演”效果。从这两方面来看，朱迪·巴特勒都 堪称是酷儿理论的典范。
巴特勒曾说过，把我自己放进一个身份类型之中，我就会去反对它。(注：转引自《酷 儿理论》，李银河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第320页。)例如，巴特勒正式 的学术头衔是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修辞学和比较文学教授，然而她既没有明确写过关 于修辞学、也没有明确写过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文章。这种学术身份和学术实践的错位 ，显示出我们的主体身份赖以建构的那些项目或条件是极不稳定的。巴特勒似乎对任何 确定的身份都怀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而也许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狂似的厌恶，构成了她对 身份和主体性的形构、对我们在现存的权力结构中僭取性/性别/种族身份时何以成为主 体的程序，想要探个究竟的动力。因此，尽管巴特勒的理论写作涉猎广泛(包括哲学、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电影研究和文学研究等)，却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 即对“主体”的持续不断的探索，也就是探问“主体通过什么程序得以存在，他们通过 什么方式被建构，以及这些建构方式如何运作和为何失败”。(注：Sara Salih,Judith Butler,Routledge,2002,p.2.)必须指出的是，巴特勒的“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个 体，而是一种形成中的语言结构。对巴特勒来说，“主体身份”不是给定的，并且因为 主体总是卷入无尽的生成过程中，所以完全可能以颠覆现存权力结构的不同方式去重新 僭取或重复主体身份。
巴特勒对“主体”的探索始于她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即其博士论文《欲望的主体：20 世纪法国的黑格尔反思》(1987)。在本书中，巴特勒考察了20世纪法国的两代哲学家( 即“二战”前的科耶夫、依波利特、萨特的一代和“二战”后的拉康、福柯、德勒兹、 德里达一代)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性接受。尽管巴特勒在该书1999年重印本 的前言中，称这只是一本发表得太早的少作，还没有明确论及性别、身体以及主体身份 如何在性别的权力结构中建构等等这些在她后来的著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需要进 行全面的重写和修改；但该书所讨论的黑格尔哲学在20世纪法国的接受和变异实为思想 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于追溯和理解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甚巨的法国现当代思想(如存 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发生、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此而论，巴特勒选择此 课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已足见其理论眼光的敏锐独到。事实上，《欲望的主体 》不仅是一本对于相关论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出色的哲学著作，而且它也已经 包含了巴特勒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发展的许多观念，因此，尽管有悔其少作的意思，巴特 勒同时也承认此书与其后来著作的连续性，声称她对黑格尔有关主体、欲望、承认的论 述的兴趣贯穿着她的全部写作。她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所有著作一直处在某一 组黑格尔式问题的框架之内：欲望与承认有什么关系，主体的建构何以包含着一种与他 异性的根本的建构性关系?”(注：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 999,p.xiv,9,33,79,9,234.)
在巴特勒看来，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像一部“成长小说”，描述了它的“主人 公”——精神(巴特勒称之为总是一个“他”，一个普遍的主体)——不断地克服前进道 路上的障碍，逐渐地从无知走向启蒙和自我认识，最终达到绝对知识的“旅程”。那么 ，是什么推动着精神不畏艰难险阻、永不满足地不断地向前跋涉?巴特勒指出，对黑格 尔来说，精神的动力就是欲望——是那种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欲望，而尤其重要 的，是那种要认识自己的欲望。欲望在这里表现为人为克服外在差异——而所有这些差 异最终显现为主体自身的内在特征——以成为一个自足的主体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也就 是说，主体是通过(他者的)承认和克服差异而最终认识到自己，因此，欲望与获得意识 的过程以及主体逐渐增强的自我认识的能力密切相关。用巴特勒的话来说，欲望是对存 在的质询，是对同一性及其形而上学位置的肉身性探问。(注：Judith 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xiv,9,33,79,9,234.)所以，“自我意识的感性 表达就是‘欲望一般’”。(注：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 999,p.xiv,9,33,79,9,234.)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欲望是不脱离感性的，或者说，是感 性和理性的统一。巴特勒说，“黑格尔的论断即寻求承认必须在生命中进行仍然是正确 的：身体不仅是欲望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它的基本媒介。”(注：Judith Butler,
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xiv,9,33,79,9,234.)也就是说，对承认和自我 意识的欲望，实为发自身体内部的否定性的生命冲动。巴特勒亦引述依波利特在讨论黑 格尔时的说法——“(欲望是)人的生命中的否定因素的力量”——论证了这一点。(注 ：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xiv,9,33,79,9,234.)不难发 现，巴特勒对黑格尔的欲望理论作如此解读，已初显其后期理论中对身体问题之重视的 端倪。
颇有意味的是，如果说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那个朝着绝对知识奋勇跋涉的 英雄式主体一步步地走向自足、统一；那么在巴特勒的《欲望的主体》中，黑格尔的那 个自足、统一的主体却在现代法国两代哲学家的论述中一步步地走向解体。在科耶夫那 里，黑格尔的“精神”走向绝对知识的“目的论”话语被置换成“欲望的主体”走向消 亡的“历史的终结”的话语；在依波利特那里，“绝对”和“存在”不是固定和终极的 ，“存在”被看作一个通过差异而“生成”的过程，“绝对”同样也是开放的和未完成 的，因此，欲望的主体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动原，其满足由于人的生存之短促而必遭挫败 ；在萨特那里，欲望不过是“无用的激情”，只能通过想像获得满足。根据巴特勒的分 析，在第二代法国哲学家那里，欲望更是标志着黑格尔的作为统一连贯之本体论实体的 “欲望的主体”的分崩离析。拉康认为，欲望不再表示自律，而是语言作用于主体所产 生的去势之无意识心理效果，此无意识心理效果为“存在的欠缺”所标识，欲望的主体 是分裂的主体；对德里达来说，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而语言是不完整的和开放的， 因而主体本身同样是不完整的，或换言之，语言符号之不可能达到完整，表明主体想达 到绝对存在是不可能的；德勒兹反对拉康视欲望为欠缺的观念，认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 为使社会和性压制以及现存等级制度合理化而制造的意识形态产物。相反，德勒兹援引 尼采认为，欲望是充盈的、盲目涌动的生命强力，它不是对禁止的屈从，而是创造性和 生产性的；但在福柯看来，尼采的关于力的理论乃是一种关于话语权力的理论，而不是 像德勒兹所理解的是一种前文化的欲望本体论。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前文化、前语 言的“真正的欲望”，欲望是话语实践历史性建构的产物，而话语又总是权力关系运作 的场所，权力和话语是共生性的。充满权力的话语通过它们的控制实践生产着欲望。因 此，对福柯来说，既不存在话语之外的欲望，也不存在脱离权力关系的话语。权力无所 不在，不是因为它包容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任何地方。权力既是司法性(禁止性)的， 也是生产性的，它生产出了它想要控制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诉诸欲望作为与权力对 立的颠覆性力量便已不再可能。主体即意味着“被臣服”(subjected)。
巴特勒指出，20世纪法国哲学家对黑格尔的“欲望的主体”的连续不断的批判，表明 黑格尔对某种总体化冲动的构想已丧失了其可行性。于是，巴特勒敏锐地看到，在克里 斯蒂娃、福柯等人的理论中，已预示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理论转向，即从黑格尔式的有关 欲望的话语转向一种有关身体的话语。与那种无名无性的、作为人类渴望的抽象结构的 欲望主体不同，身体总是具体的、性别化的身体，正像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的，性 别就是境遇中的身体。因此，“身体的历史”在理论上必然也包含“性别的历史”。( 注：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xiv,9,33,79,9,234.)可以说，巴特勒在《欲望的主体》中通过对法国两代哲学家的“欲望主体批 判”的系谱分析，为自己勘测出一个理论运作的方向，即从身体、性别的角度施行对形 而上学主体观的批判瓦解。
在1990和1993年，巴特勒相继发表了两本堪称性别研究经典的理论著作：《性别烦扰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及其续篇《至关重要的身体：论对“性”的话语限定》。此 二著一出，即奠定了巴特勒在酷儿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巴特勒称自己的工作是“性别本 体论的批判性系谱学”，即揭示性别的建构性质及其机制，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无 论是生理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 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而创造了主体。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 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用她的话来说，是表演性的。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 是表演性的，这无疑是巴特勒理论中最核心的观念。有人把这个观念称为是后现代女性 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有人论证说此观念把女性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甚至那些 反对巴特勒理论的人，也承认此观念已经和继续在广泛的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注： 参见Sara Salih,Judith Butler,Routledge,2002,p.43.)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表演 性”(performativity)这一在巴特勒的理论中如此关键的概念，她却并没有加以明确界 定，而是让其处在意义的模糊地带，使其保持开放的语义张力，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语 义的“表演”。这当然是一种风格的政治学，即让写作的形式策略展现其所要描述的理 论内容。于是，在巴特勒的著作中，“表演性”这一概念至少是在两个界线模糊的“舞 台”上进行“表演”。一个似乎是通常意义的“戏剧舞台”，所谓“性别表演”就是“ 我”在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扮演或模仿，“我”把自己构建为一 个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这显然是对波伏娃的著名洞见——“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 而毋宁说是变成女人的”——的重写。可见，巴特勒亦像波伏娃那样认为，性别不是固 定的形式，而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所以，它不是我们所“是”，而是我们所“做” 的东西。不过，正如巴特勒指出的，对波伏娃来说，性别是“建构的”，但在她的表述 中却隐含着一个行动者、一个“我思”，这个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具有那种性别。这样， 建构变成了一种选择的形式。(注：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P.8.)那么，与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式观 点不同的是，巴特勒否认在性别身份背后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主体，决定着性别是什 么。在她看来，并不存在先于性别表演的“我”，因为那个“我”是不断重复的产物， 也就是说，那个“我”仅仅是通过某种对自身的重复而获得的身份的外表，因此，“我 ”总是要不断地被维持这种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注：巴特勒《模仿与性别反抗》 ，见《酷儿理论》，第326页。)这就意味着，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 复的表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为避免误解，巴特勒有时将“表演性”(
performativity)与“表演”(performance)区分开来，表演总是预设了一个表演者，一 个作为行动者的主体，而表演性则没有。这样，“表演性”就是一个“表演”的悖论， 表演先在于表演者，表演者只是表演产生的效果。经由这个悖论，巴特勒的“表演性” 概念过渡到由语言学和哲学搭建的“话语舞台”。在这里，不仅主体的社会性别，甚至 生理性别(身体)，亦是话语的表演性建构的产物。在这里，“表演性”具有不同的面目 ：阿尔都塞的“询唤”、福柯的“建构”、奥斯丁的“行事”、德里达的“引用”。
巴特勒认为，制度化的异性恋文化的话语实践制造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幻念，即相信在 生理性别(身体)、社会性别(特质、气质)和性欲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决定关系。 比如，一个具有女性生理特征的女孩，在“正常”或“自然”的情况下，必然发展出一 种女性的社会性别，表现出女性的特质，而这种女性特质又必然通过以男性为性欲望对 象表现出来。这就是说，一个人的生理性别被假定为决定着他(她)的社会性别，而这种 社会性别又被假定为决定着他(她)的性欲倾向。对此，巴特勒指出，这样一种自然决定 关系的假定实际上是异性恋文化为掩盖自己的强迫性而作的话语表演。正是通过这种表 演，性别和性欲倾向被自然化、本质化了。因而完全有必要去颠覆和取代这一思想的运 作。事实上，并不是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构成了异性恋的自然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异 性恋文化的强制性表演生产和再生产出性别和性的两分体系。男人/女人、男性/女性只 是异性恋文化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巴特勒赞同法国唯物论女性主义理论家莫尼克·威 蒂格认为是制度化的异性恋的话语暴力确立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理论，后者曾指出 ，在同性恋文化中，“女人”并不存在，因为“女人”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异性恋的思想 体系和异性恋的经济体系之中，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女人。(注：参见莫尼克·威蒂格《 正常的心灵》，见《酷儿理论》，第351—352页。)既然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都是制度 化的异性恋所确立的，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因此，区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
gender)是没有意义的。巴特勒指出，“的确，也许它(生理性别)总已经是社会性别， 结果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原来根本就不是区别”。(注：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
P.7.)巴特勒打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是想要表明，所有的身体，从它们的社会存 在(不可能有不是社会存在的存在)的开始，就被社会性别化了，这意味着，不存在先在 于其文化铭刻的“自然的身体”。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一出生就落入语言的象征网络之 中，被语言所命名、区分、被赋予社会意义。于是，身体的“生理性别”就不是解剖意 义上的生物学特征，而是一种社会性别话语的建构。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性的 身体，而是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这种物质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性别话语 并不描述先前的物质性，而是产生和规范身体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注：巴特勒《暂 时的基础：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见王逢振主编《性别政治》，天津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91页。)正是通过对身体的话语建构的系谱分析，巴特勒 对“表演性”的含义作了更为深入的阐发。
为此，在《至关重要的身体》中，巴特勒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征引，力图展现“表演性 ”的多重语义张力。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的表演性表现为话语对身体的建构。福柯 在《性史》中认为，性或身体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权力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 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无疑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的基础。通过引用阿尔都 塞的意识形态论，巴特勒进而指出，话语对性别(sex/gender)的建构是通过“询唤”(
interpellation)达成的。她写道：“考虑一下医学询唤的情形，这种询唤(尽管最近出 现了超声波扫描)把一个婴儿从‘它’转变为‘她’或‘他’，在此命名中，通过对性 别的询唤，女孩被‘女孩化’(girled)，被带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这种对女孩 的‘女孩化’却不会就此完结；相反，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 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线，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注 ：Judith Bulter,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sex’,New
York:Routledge,1993,P.7-8.)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出生之前通过超声波检查，还是在 出生之时，婴儿的性征(sex)一旦被宣布——“这是一个女孩/男孩”——对性别(
sex/gender)的询唤就发生了。婴儿成为了一个性别的主体。巴特勒当然是在阿尔都塞 的意义上使用“询唤”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主体获得的位置或身份是通过某种“召唤” 的行动而被赋予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询唤 ”乃是意识形态“表演”或“起作用”的方式，即通过某个权威人物，把个体“召唤” 进其社会或意识形态的位置，也就是说，把个体“转换”成为主体。为说明这一点，阿 尔都塞举出警察在大街上向某个人喊“喂，你别动!”的例子。通过呼喊，警察把那个 人询唤为一个主体，而通过转身，那个人接受了他的如此位置。阿尔都塞写道：“仅仅 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成为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那召唤‘确实 ’是对他发出的，‘被召唤的确实是他’(而不是别人)……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把个体召 唤或询唤为主体是一致的，而且就是一回事。”(注：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trans.Ben Brewster,London:New Left Books,1971,P.163.)警察在大街上把某个人询唤为主体，就像医生或护士在产房里宣布婴儿为女孩/男 孩。因此，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是询唤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医生或护士宣布“这是女 孩/男孩”时，他们不仅是在报道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他们实际上是在赋予一个身体某 种性别，而这种性别在话语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女孩/男孩”这 一陈述是表演性的，它不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而是一种询唤，正是这一询唤开始了主 体的性别化过程。这样，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就可以改为“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 宁说是被叫做女人的”。
无论是福柯式的权力话语对“性”的“建构”，还是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对“性” 的“询唤”，在巴特勒看来，都与J.L.奥斯丁所论述的语言的“表演性”或“行事性” (performativity)有关。可以说，奥斯丁讨论“如何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巴特 勒的“表演性”概念提供了语言学基础。奥斯丁在考察语言现象时注意到，并不是所有 的语言都实际描述现实。一些语言是“行事的”，它的目的在于使某些事情被完成。有 “言内行事的”(illocutionary)言语行为，它在言说中做某些事情：如“我答应行善 ”，或“我特此宣布你们二人结为夫妻”，或“我把这条船命名为伊丽莎白女王号”。 有“言后收效的”(perlocutionary)言语行为，它通过言说造成某种效果：我可以成功 地用话说服你或恐吓你。尽管奥斯丁竭力区分行事性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s) 和描述性言语(constative utterances)，但在巴特勒看来，想在这二者之间做出明确 区分是不可能的。其实，就连奥斯丁本人也承认，所有的言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行为， 我们总是通过说某事而在做某事。这就是说，所有的言语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行事性的。 而根据巴特勒，行事性言语是这样一种话语实践，它“展现或创造它所命名的东西。” (注：Judith Bulter,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Routledge,1993,P.13,232,191.)因此，宣布“这是一个女孩”就不是一种中 性的描述行为，而是一种把婴儿询唤为“女孩”的表演性/行事性陈述。从此，这一句 话就会迫使“女孩”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以便在那个“召唤”她的异性恋范型(
matrix)中成为合格的主体。巴特勒说：“‘这是一个女孩’这一最初的行事性陈述， 预期了‘我宣布你们为夫妻’这一认可的最终来临。”(注：Judith Bulter,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New York:Routledge,1993,P.13 ,232,191.)
不过，在巴特勒看来，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事性言语，例如《圣经》中的例子：“要有 光!”，似乎表明，正是通过某个主体的权力或其意志，一种现象被命名而成为存在。 但巴特勒援引德里达指出，这种权力并不是某种起源意志的功能，而总是衍生的，是对 规范、权威的“引用”(citation)。于是，从德里达那里，巴特勒引用了“引用性”(
citationality)这一概念，用以扩展“表演性”的语义张力。她甚至声称，通过“引用 性”来重新思考“表演性”对于一种激进民主理论是极其有益的。(注：Judith Bulter ,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New York:Routledge,1 993,P.13,232,191.)因为“引用性”瓦解了一切权威起源的神话。如果说“表演性”还 会给人造成是对某个原型的模仿的误解，那么“引用性”总是处在一条引用链中，没有 起源，也没有终结。
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中提出“引用性”概念，是对奥斯丁理论的解构 性回应。根据奥斯丁的观点，要使一个陈述具有行事效力，首先，它必须由某个有资格 的人在一个适当的语境中说出；其次，它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最后，它必须符合说话 者的意图。例如，如果一个外科大夫站在教堂的圣坛上面对两个同性别的人说道：“我 宣布你们为夫妻”，那么，这个陈述将不会具有奥斯丁意义上的行事效力。因为外科大 夫没有被授以圣职，他不是那种有资格的主婚人。另外，在异性恋文化中，两个同性别 的人亦不可能成为夫妻。同样的，假如一个牧师在深夜临睡前对他的两个玩具熊低声说 “我宣布你们为夫妻”，他并不是在主持婚礼，即使他具有主婚人的资格。他不过是在 玩游戏或沉湎于幻想。显然，他的话像外科大夫的话一样不具有行事效力，一是因为语 境不适当；二是因为现代社会尚没有法律或习俗规定或准许玩具结婚；三是因为让他的 玩具熊结婚大概也不是牧师的意图。
鉴于此，奥斯丁试图把恰当的行事语与不恰当的行事语区别开来。德里达正是抓住奥 斯丁看出的语言符号的这一“弱点”来进行解构的。在德里达看来，如果奥斯丁没有认 识到陈述往往会被移离语境，被以种种其原初发话者意料不到的方式加以运用，那么奥 斯丁就不会去试图区分恰当的和不恰当的行事语。于是，德里达断定，奥斯丁所认为的 “不恰当”这一缺陷或弱点实际上是所有语言符号的一个特征，因为语言符号往往容易 被挪用、重述和再引用。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具有某种基本的可重复性，任何语境、 规范、作者意图都不可能限制或闭锁这种可重复性。因此，符号可以被移植到未曾预见 的语境，被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引用。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引用性嫁接”(
citational grafting)。所有的符号都可以置于引号之中，被引用，被嫁接，被以种种 与它们的言说者或作者的原初意图不相符的方式加以重述。正如德里达指出的，这意味 着失败的可能性对于符号是内在的和必然的，就是说，它是符号的构成性因素。(注：
Jacques Derrida,“Signature,Event,Context”in A Derrida Reader:Between the
Blinds,Peggy Kamuf,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97,101-103.)
从“表演性”到“引用性”，或者把“表演性”看作“引用性”，巴特勒似乎更强化 了她的“性别表演”论的颠覆潜力。在她看来，性别身份的建立总是一个对性别规范的 引用、失败、再引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不仅主体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稳固的性别 身份，就连性别规范本身也在以种种方式进行的、反复不断的“引用”——“再引用” 中松动、瓦解而丧失统治的效力。因此，巴特勒强调，“引用”应该成为酷儿政治的基 本的颠覆性策略。“引用”不是试图从权力话语的外部反对它、取消它(这种在权力外 部的抵抗已被福柯证明是不可能的)；而是尝试潜入权力话语的内部，在各个层面侵蚀 它、改变它。这也许就是在“后革命”时代抵抗政治所能采取的惟一有效的运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