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的起因及作用再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起因论文,新村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6-0052-05
中国学者对韩国新村运动的介绍和研究已有多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后，人们的视线再次转向农村，聚焦于近邻韩国。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文章又开始频频见诸报刊，各级政府则纷纷派遣公务员到韩国考察学习。姑且不论其巨额费用，其实效如何实在令人怀疑。国内“韩国新村风”的形成与学界对新村运动的过度褒扬或介绍不全面有直接关系。本文旨在补充介绍和评价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原因、实际作用及推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中国实施新农村建设的借鉴。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起因
中国学者对韩国新村运动发起原因的看法大体一致，即朴正熙政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疏导农民的不满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因为新村运动最初并不是一场经过细心研究的、有计划的经济运动。
（一）起源于偶然的美化村庄运动。1969年8月，韩国朴正熙总统在视察庆尚北道灾情及恢复生产情况时，临时将专列停在一个叫清道郡清道邑新道1里的村子附近。朴正熙围绕村子察看了一番。他对该村整修完好的河渠，通往村里平坦宽阔的道路和后山郁郁葱葱的树林等整洁容貌倍感满意。听了村民的汇报后，朴正熙深受启发，认为这正是未来农村建设的样板。次年4月22日，在“全国地方长官旱害对策会议”上提出，为让灾民迅速恢复生产自救，需要着手农村再建运动。他号召国民以自助、自立精神为动力，美化每一个村庄。时称“美化村庄运动”。[1]由此可见，新村运动开始不是有计划发起的，也不是为了消除两极分化，而是源于偶然。朴正熙看到了它的效果，所以发展到新村运动，并总结出“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精神。
（二）刺激内需，摆脱生产过剩。朴正熙掌握政权后致力于振兴国家经济，先后将经济发展重点放在轻纺工业和重化学工业上。此间，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积极扶持一批财阀垄断扩张，其结果是重复建设和生产过剩。如，水泥是韩国60年代初十分稀缺的物资，然而临近70年代时，水泥产业却陷入生产过剩和出口不旺的双重不利局面。为缓解过剩带来的经济压力，当时执政的共和党政府紧急拨款约40亿韩圆买下了这些水泥。[2]这同朴正熙政府提出美化新村运动并决定无偿向全国33267个村庄各分发335袋水泥不无关系。第二年政府还接着向做得比较好的16000个村子追加奖励500袋水泥和钢筋。趁此机会，政府鼓励各村自己动手修路、架桥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化村庄运动是政府主导的一场通过大规模工程建设来刺激内需的运动。
（三）强化统治的工具。朴正熙顺水推舟将美化村庄运动扩大到新村运动，又将新村运动从农村推广到城市、工厂和学校是有政治目的的，即维持其独裁统治的“维新政权”。朴正熙当政期间遇到过很多威胁其政权稳定的政治和安全危机，如中美关系正常化，驻韩美军减员，石油危机等。在国内，朴正熙不仅受到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前所未有的挑战，还有朝鲜通过“千里马运动”使国力迅速增强，而韩国没能展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优势。朴正熙正好利用新村运动中的“精神改革运动”为平台宣传其政权的合法性，树立主导意识形态（成长主义、权威主义和反共主义），并力图将其转化为民族精神和文化，以获得全民的政治性支持和同意。[3]
朴正熙18年任期中，实施戒严、卫戍令和其他各种非常措施时间共105个月。[4]在这样一个高压氛围中，情报机关滥用《国家保安法》作为弹压社会的工具。任何批判性的想法都会被解释为不健全的嫌疑→不纯嫌疑→“左”倾嫌疑→容共亲朝嫌疑→间谍嫌疑，因而随时都可能被以间谍罪逮捕。[5]新村运动不许有任何违抗朴总统指示的情况出现。如果谁参与运动比较消极，该家就会被称为“独立家屋”，甚至被指责为“赤色分子”。[6]朴正熙政府将农闲期无所事事的农民动员起来，美化村庄，听先进事例报告，接受精神教育，无疑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定。
二、新村运动的作用
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但作用有多大，却看法不一。中国曾有文章将韩国“汉江奇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归功于新村运动，[7]这显然夸大了新村运动的经济贡献。新村运动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环境改善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
（一）韩国经济腾飞的功臣是工业化。“汉江奇迹”历经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65-1973年，以出口导向的加工贸易政策为主，此间年经济增长率几乎达20%；第二个时期是1973-1981年，即经济发展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始到石油危机止；最后是1982-1990年，主要是奥运会带动的大规模投资。汉江奇迹使韩国人均国民所得由80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人均17600美元，使一个连白糖都无法生产的国家跃为世界第11大的经济强国。[8]
汉江奇迹的实现主要归功于朴正熙执政后安定的国家秩序，适时的经济政策调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特别是韩日建交和越南派兵为汉江奇迹的实现打下了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基础，成为韩国近现代化的原动力。韩日建交使韩国获得8亿美元的赔偿和贷款。对越派兵期间，从越南汇回的同派兵有关的资金就达8亿5760万美元。由派兵带动的外国投资(1965-1972)32亿8820万美元，对美出口由1964年的3600万美元猛增到1973年的10亿2120万美元。援越期间（1968-1972年），美国军事援助额跃升到22亿8700万美元，比前一个5年增长了近三倍。美国还转让了大量国防工业技术，后来也都用于民用工业。此间，有相当一批韩国士兵在美国设在越南的企业中接受过专门训练，后来都成为工业化和新村运动的骨干。一批财阀，如韩进和现代也在此时进入越南并发展起来。[9]
（二）新村运动前后城乡收入比较。从总体上看，韩国农村已经普遍看不到过去的凋零景象，村舍干净整洁，道路平展通畅，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农民有车，生活相对富裕。韩国“三农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
朴基赫：《韩国农业经济》，博英社1990年版；成镇根：《农的价值和角色》，乙酉文化社1992年版；农协中央会：《农协年鉴》1996年。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62年始，韩国农民的两项主要收入就一直在以不同的速度保持着快速增长。实施新村运动后，收入增长的趋势确有加快。表2数据也表明，农民户均收入同城市户均收入比由1970年67.2%速升到1975年的101.6%和1980年的84%。[10]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判断出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完全得益于新村运动。
（三）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朴正熙上台不久就倡议“再建国民运动”，但没得到多少农民支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政府又开展了第二次农村振兴运动，即实施农渔民所得增大特别事业，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发展畜牧养殖、海水养殖、养蚕、种植果树、烟草、蔬菜等事业。农民收入来源开始实现多元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如“统一号水稻”推广后，单位面积产量由1964年的每段步(991.3 m[2])231公斤提高到1975年的383公斤。[11]机械化的逐渐普及增加了人均可耕作面积，弥补了农村人口减少带来的人力不足问题。在增产的同时，为保障农民收入的提高，政府一直实行高谷物价格政策。1964年的米价是1960年米价的2.42倍，大麦价格增长了3.11倍。直到此时城乡收入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然而从1965-1967年，政府实行了三年的限制粮食价格增长的政策。从上表1、2中可以看出，此间农民收入迅速减少，城乡收入差距随之扩大。政府又不得不恢复高谷物价政策，从1968-1975年，政府收购谷物的价格平均每年增长24.8%，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12]实际上，其他农产品价格水平也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如果以2000年100为基准计算，工业产品的价格由1965年的300下降到现在的80～90，相反，同期农产品的价格由30～40上浮到120～130。[13]
新村运动期间，农民家庭收入增加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农收入的比重逐渐扩大。如1962年时，非农收入只有农业收入的18.9%,1970年增加到24.9%，1980年则猛增到40%（见表1）。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新村运动建设工程出工劳务费、生产特化事业、新村工厂建设和在城市企业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汇款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农业人口，还带动了原材料供给农户的收入增长。1973-1979年，农村企业雇佣人数增加4倍，支付工资额约增加55倍。
表3 韩国农村人口变化
年份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农村人口 14242489 14421730 10826508 6661322
4031065
总人口24989241 30882386 37436315 43410899 45985289
比率 56.99% 46.70%28.92%15.34% 8.77%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网站
农村人口在相对减少的同时，其绝对数也在快速递减。这才使得韩国农村旧村庄逐渐消失，户均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从而收入也相应提高。从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完全是工业化带动的，这一点始终是不能忘记的背景，否则新村运动只能是个空洞的运动。
（四）韩国新村运动的社会作用。新村运动的作用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上，而是其他方面。一是通过“勤勉、自助、协作”的新村精神教育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潜力，使他们很快适应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通过新村事业确实改善了农村的居住环境。全国的草顶房都换成了现代房顶，建设了道路、桥梁、排水设施、水井，通上了电、电话，看上了电视等。新村运动全面铺开后，还启发了全民遵守法律秩序、保护环境和绿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离清除、形成健康的消费习惯、共同发展等市民意识。三是对韩国草根民主和地方自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新村运动通过各种组织积极动员男女老少参与到如何建设家园的讨论中去。特别是新村教育过程中，官民同吃同住，不仅提高了国民的平等意识，也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发展。
新村运动中的农村改良事业到70年代末基本结束。此后，主要转向社会志愿服务。全国共有200万新村家族深入基层无偿帮助邻里和地域社会。如今，新一代新村运动领导人努力使新村运动在国内发挥引领“国家统合”的作用。他们还致力于包装新村运动，使其进一步商业化和全球化，作为第二波“韩流”为韩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新村运动的成功要因与存在的问题
新村运动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推行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的问题，同样值得注意。
（一）新村运动成功的要因。韩国新村运动是在特定的时代下产生和推行开来的。综合看，新村运动成功推行有以下几个因素：1.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2.政治安定和条件创设，包括资材和资本投入；3.各种企划力量和组织管理；4.村民组领导人的能力和献身精神；5.在外部高速成长的冲击下，国民一致拥有摆脱贫困的欲求和参与自助事业的意志；6.地方官吏对新村运动的热心支持；7.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准，特别是对新村运动指导者为主的社会指导层的教育强化。[15]
确实，新村运动的成功在于农民有摆脱贫困的意志和官民齐心协力的努力，而不是靠天天学习宣传和搞形式主义的检查、报告。在此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支持则起了决定性作用。从1971-1984年，新村运动共投入物品总量达7兆2000亿韩圆，年均5177亿韩圆。其中总额的57%是政府投资，32%由民间团体出资，居民只负担11%。从用途上看，生产性投资占22.2%，所得增大占42.8%，居住环境占27.5%，精神启发占2.8%，城市和工厂新村运动占4.7%。[16]有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村民当然更愿意参与美化村庄事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韩国新村运动在推行过程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有：1.新村运动政策过于简单划一，教育指导上也没区别对待，忽视了各个地域的、地理的特殊性。2.政府为鼓励竞争，有意根据各村的成果将他们划成三类，即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础村。政府对业绩好、被评为自立村的，则追加投资。为获得检查人员的好评，业绩主义和形式主义随之泛起。3.过于依赖政府。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是政府主导下的一场从上到下的“官唱民随”运动。从对各个村子的资金投入、新村教育到各级指导机构的设立都是政府行为。结果，不仅运动过分依赖政府，还产生了一系列腐败事件。官僚机构重叠和财政浪费也很严重。4.知识层和指导层参与不足，没有发挥应有的表率作用。新村运动缺乏综合计划，特别是理论研究滞后和不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和批判新村运动。5.新村运动的基层领导人水平太低。[17]
从整体上看，韩国农村已得到比较协调发展，但它仍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块“软肋”。[18]朴正熙政府要求村民全面更换房顶等美化新村事业，超越了当时农民的承受能力，而在“维新体制”下，又无人胆敢违抗，不少农民因此背上沉重的债务。仅1974年，平均每户农民的债务就增加了近一倍，且一直上升。2001年，韩国农民户当债务达20375908韩圆，超过了当年的主营农业收入（表1）。农村两极分化也很严重。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统计，2003年处于上位20%的农村家庭年均收入是6217万韩圆，处于下位20%低所得家庭年均收入仅503万韩圆，差距达12.3倍。[19]
韩国国民对农民和农业的歧视远未消除。留在农村务农的青年男子婚姻一直是个问题，很多人干脆抛弃农村到城市打工。如今留在农村的主要是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
四、他山之石 如何攻玉
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关注和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一些志愿者也纷纷前往这些国家作现场指导和培训。但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学习新村运动取得成功。那么中国应该从具有36年历史的韩国新村运动中学习什么，如何学习？
（一）中韩国情与农情比较。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和目前的中国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似性，但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两国差异性远远超过同质性。从大的方面说，中韩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历史上韩国借鉴了很多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有的甚至延续至今。两国都山多地少，以米麦为主食，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比重大，农业主要依赖人力。仅就这些非本质的相似点，还不能下结论说两国的国情、农情、文化、习俗和人文如有些学者说的“那么相近”。[20]
韩国是个单一民族的半岛国家，面积只有中国的1/99。中国有三十多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各地风俗习惯、地理状况和经济结构都不一样，且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建国后就实行了土地改革，财产私有。从文化上说，韩国一直以自己是儒家文化的正统为自豪，而且这种文化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国历经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旧的国民性从根本上被破坏，但新的国民性又没能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韩国新村运动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目前还没有如此多民间团体。
今天的中国农村在很多方面又优于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农村，如电、电话、广播电视的普及率很高，乡村道路也较发达。中国有农村发展的样板华西村、大邱庄和江浙粤一带富裕的农村。中国今天的工业化程度和教育水准也远高于70年代的韩国，积累的资本更有利于展开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的不利因素也更严重。2005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当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21]不仅城乡差距这样，地区差距更具危险性。中国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经到了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地步。中国农村基层官僚腐败和效率低下的程度也是70年代的韩国公务员想像不到的。因此，简单地说“韩国的新村运动非常适合于我国的农村建设与发展”并不妥当。
（二）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视野，对照寻找自身的不足，从而更理性地研究和实践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第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中国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农村建设经验和教训。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杰出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积极从事乡村建设和教育工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农村医疗制度；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国内外的乡村运动理论和实践都是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基础。新农村建设理论研究还必须放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所有涉及三农的法律、制度和机制，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升学制度、就业制度、农产品定价、分配制度等等，必须消除妨碍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条条框框。
第二，要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选出方式和组织结构。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方式选出真正愿意和能够带领村民发展致富的基层领导人就不可能顺利推动新农村建设。基层政府不仅需要切实精简，还要抛弃一切官僚体制弊政和形式主义花架子，以保证政令、资金畅通。政府需将农民作为一个对等主体，组织供给各种农民无法得到的资源，如农业知识技术培训，卫生健康培训，公共设施建设，引进外来资本和信息等。因为无论农民个体如何自发，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
第三，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韩国新村运动时期统一建设的很多村庄如今都被抛弃，成为凄凉的无人村。中国要以更长远的、跨越式的眼光看待农村发展规划，否则韩国今天农村之痛即中国明日之弊。一位韩国学者曾忧虑地表示：看看韩国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就可以预测中国学习韩国新村运动10年后的样子。中国应当注意吸取韩国新村运动的教训。
第四，充足的资金投入和彻底的资金使用监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表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增加对农村的投入，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环境。中国有能力以工业反哺农业，关键是落到实处，杜绝层层截留和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
曾任朴正熙总统经济顾问、参与领导新村运动的朴振焕评价说：“新村运动是一场成功的农民运动。”如今的中国已经超越了搞运动的时代背景，单纯说教不能振兴农村经济。我们必须用经济手段，通过新农村建设这个载体，认认真真地实践和示范。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定会实现。
收稿日期：2006-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