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星学到天文学：莎士比亚的宇宙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宇宙观论文,天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占星学(astrology)肇始于古代巴比伦人对天体的探索，经过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发展及中世纪早期阿拉伯占星家的进一步完善之后传入欧洲。占星学的影响在16、17世纪的英格兰达到了顶峰，人们有着广泛的共识，即星辰有着巨大的力量。不管是赞成抑或反对占星学，众多得以保留的年历和相关书籍便是其知识普及的明证。①天体知识深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文学作品中也大量涌现相关内容，正如胡家峦先生在《历史的星空》中提到：“宇宙……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中都以不同的方式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②而德瑞克·帕克的《众人皆知：威廉·李理和17世纪占星学》(Familiar to All:William Lilly and Astr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就以莎士比亚为例指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占星学在大众心中的重要地位。③实际上，占星学一词并未直接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仅使用了astronomer,astronomical,astronomy三词共四次。④《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忒西忒斯提到：“天文学家(astronomer)会预告说，天象将会发生奇异惊人的某种变化。”《辛白林》中依摩根说：“啊，星象家(astronomer)，你看天识星的本领，像我认他的自己，你就能明察未来一切。”《李尔王》中埃德加问弟弟：“你几时变成了一个星占家(a sectary astronomical)？”而astronomy只是在十四行诗第十四首中出现。⑤但是，间接的相关知识如太阳、月亮、地球和其他行星(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的意义和天体变化现象(如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雨等等)则大量出现在戏剧中。实际上1572-1620年间所发生的众多天文事件更是将占星学推到了风口浪尖，引发激烈的讨论并导致了现代天文学的诞生。⑥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天体星辰现象的表述进行分析，梳理出莎士比亚对待占星学和天文学的态度，以进一步探讨在这一转折时期莎士比亚的宇宙观。 一、自然占星学 桑德海姆指出，频繁提及的占星学不单单只出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观众对这一现象和相关的民间传说相当熟悉。占星学可分为两类：自然占星学(astrologia naturalis)和决疑占星学(astrologia judicialis)。自然占星学研究的是对自然现象的推测预言以及天体(包括太阳、月亮)对气候、潮汐和所有生物的诞生、成长、死亡的影响；决疑占星学则运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尤其是太阳系内的行星的位置)来解释或预言人的命运和行为。⑦但两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被混淆。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与其说是真理信仰不若说是物理研究的分支，更是现代天文学的基础，而后者可视为一种神秘主义。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所进行的一般性天体现象陈述(即自然占星学)。自然占星学认为星体会影响天气以及人的身体(如出生、成长和死亡)，正如李尔王所说：“凭太阳的圣光，黑夜女神的魔法，主宰人类生死的天体的运行。”(28页)莎士比亚在其诗歌中分享了同时代关于自然占星学的观念，在第15首十四行诗中这样写道： 我这样考虑着：世间的一切生物 只能够繁茂一个极短的时期， 而这座大舞台上的全部演出 没有不受到星象的默化潜移； 我看见：人类像植物一样增多， 一样被头上的天空所鼓舞，所责备。⑧在笔者看来，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两类关于自然占星学的表述：一是单纯的记述，二是间接反映历史上出现的天文现象。 第一种以《暴风雨》为例，卡力班对普洛士帕罗说：“(你)教给我：白天升起的大亮光叫什么，黑夜升起的小亮光那又叫什么。”⑨这明显是自然占星学的基本知识，即以光亮来区分太阳和月亮。而且在西方传统中，《圣经·创世记》开篇就说，“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很明显，这里所反映的正是古人对天体的最初认识。⑩ 第二种则可以在《哈姆莱特》中发现，戏剧一开篇就出现了关于超新星的描述。霍拉旭这样说道：“就在昨天那一晚，就是北极星西边的那颗星星移到了它现在闪耀光辉的位置。”(11)实际上英格兰1572年11月的星空中出现了一颗闪亮的新星(之后被命名为第谷超新星，因为是第谷·布拉赫于11日首先观测到的)，甚至在白天同样肉眼可见，并持续数月之久。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最重要的来源——霍林舍得的《编年史》中也这样记述：“11月18日的清晨，北边仙后座的星群中出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星……它比木星还要闪亮，不比金星差多少。而且这颗星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位置……几乎有16个月。”(12)而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也借斯蒂芬之口说道：“当那颗星消失的时候，他年方九岁。”(13)正如利维所说，“莎士比亚对天体星辰的兴趣很有可能就始于8岁时目睹的1572年超新星”，“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莎士比亚是否喜爱观察夜空，但他的作品无疑证明了这种兴趣”，而《哈姆莱特》中的这段描述无疑是这一天文现象的反映。(14) 同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记述了行星相聚的场景。《亨利四世》中，太子提到：“土星和金星聚在一起了！不知道这一年的历书上要怎么说？”波因斯回应：“你看，伺候他的那个人，那个火焰熊熊的三角星群(Trigon)，也在跟他的主人的心腹、手册和记事本说体己话呢。”(15)显然太子把福斯塔夫比作土星(年老而又纵欲狂欢之神)，把桃儿比作了金星(青春和爱的女神)。正如格勒瓦指出的那样，1583年木星和土星相聚的天文事件有着重大的文化影响，年轻的莎士比亚显然也受到了影响。(16)而奥斯顿进一步阐释了莎士比亚在可能创作于1590年代的《亨利四世》中所描述的两星相聚就是对这一事件的回忆。(17) 因此尼尔森指出文本中描述的已发生天文现象的文化意义是“带着明显的意图和历史形式使得文本产生某种变化感以拉近时间距离”，“是作为一种将经验转化为戏剧设计的象征形式”。(18)可见莎剧中新星的出现、木星和金星相聚的历史事件的植入正是他对宇宙的原初体验的表达。 二、决疑占星学 实际上，决疑占星学在莎士比亚时代才是主流，这一时期的大众一直处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和世界都是天体的恩赐。(19)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指出，16、17世纪的决疑占星学有四个主要的实践分支：(1)一般性预言(时事占星学)，即根据天体运行进行总体预测(关乎社会整体而非个人)，与天气、庄稼收成、死亡率、流行病、政治和战争相关；(2)星盘/星图(nativities)，即一个人出生时天体状况图，通常用于个人的运势预测；(3)择日(elections)，即在正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挑选良辰吉日)；(4)卜卦(horary questions)，这是占星师能力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即占卜各种个体事件。(20)以笔者看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决疑占星学的相关材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突发的、让人恐惧并带来不幸的天文现象(如日食、月食和彗星、流星雨等)；另一种则是与人的性格和命运相联系的出生时的星图。 首先，彗星和流星、日食和月食都被视作对统治者和国家民族的警示，它们意味着君王故去或天下大乱，莎士比亚戏剧中发生这样的不幸之前都有类似的警示。如《亨利六世(上篇)》一开头就指出彗星可以“预兆时事更迭、沧桑变迁”。《居里厄斯·恺撒》中卡尔帕尼娅警告自己的丈夫：“乞丐死去时天上不会有彗星出现；只有君王的陨落才会有天象来宣布。”《理查二世》中，军官对索尔兹伯雷说：“都在说，王上已过世了……流星震撼了天心的星座。苍白的月亮洒下了一片血光……理查王不在人世了。”(21)而日食月食也被视为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征兆，也是人们极端恐惧的源头，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哭喊和祈祷。如《李尔王》中葛乐斯德说道：“最近又是日食、又是月食，这不会是什么好兆头啊。……骨肉至亲，翻脸无情；朋友绝交；兄弟成了冤家；城里骚动；乡下发生冲突；宫廷里潜伏着叛逆；父子的关系出现了裂痕……”(45页)他的话正好预示了李尔王所要经受的痛苦和不幸。《哈姆莱特》一开篇，霍拉旭更是以恺撒为例指出同时出现的彗星和日食所带来的厄运：“恺撒遇刺的前几天……天上的星星拖一条火焰的尾巴……太阳变色，支配着潮汐的月亮满脸病容，奄奄一息，像已到了世界末日。大难临头，必出现种种征兆，劫数难逃，少不了先有那警告；如今天上天下地都一齐向我国，向人民显示出种种不祥的迹象，重大的灾祸要降临了。”(221-222页) 除此之外，其他的星辰也象征着厄运。在前往卡普莱家参加舞会第一次见朱丽叶之前，罗密欧就有着预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让我好担心，那主宰命运的星星让你猜不透，也许今晚的狂欢到头来就是灾难的开始……”而在听说朱丽叶殉情的消息后，他说道：“那么，命运啊(星星啊)，来跟我较量吧……朱丽叶啊，今晚我要跟你一起睡了”，“让我在这儿得到永久啊安息吧，我厌倦了人世的肉体从此摆脱了跟人敌对的星辰的捉弄。”(22)其实两人一开场就被说成是star-cross'd lovers，弗莱就指出，此剧中“占星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戈达德也认为前言“把这部戏剧置于占星家影响之下”。(23)还有《奥瑟罗》中卡西奥和蒙坦诺“就像碰到了恶星宿，迷失了本性”，于是两人拔剑相向。同样，奥瑟罗也在剧中表达了普遍流行的观念：“月亮出轨了，忽然逼近了地球，害得地面上的人全都发疯了。”(24) 星辰对人们的直接影响则是个人出生时所对应的星图/星盘。《结局好万事好》中，海伦娜就哀叹自己出身不好：“可惜祝福没有依托的实体，无法感觉到。我们出身贫寒，卑微的命星把我们关在祝福中。”而在《捕风捉影》中，唐约翰批评亢拉德说：“我真不懂，像你这么一个自称‘土星照命’(born under Saturn)的人，居然也会借道德的教训来医治人家心头的创痛！”(土星照命的人，阴沉忧郁。欧洲中世纪的星相学认为人的性格由出生时照临当空的星辰所决定，土星被说成是一颗“阴冷、干枯、满含恶意的行星”。)还有《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阿龙也对塔摩拉说：“夫人，虽然太白星(Venus)主宰着您的欲望，我的命运却为土星所左右：我那杀气腾腾的凝视的目光，我的沉默，我的阴沉的忧郁。”(金星照命主多情，土星照命主阴郁孤独。)(25) 更为重要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还出现了大量不相信占星学的角色。比如《李尔王》中的爱德蒙就认为人相信星辰的权威和力量是愚蠢的： 世上最好笑的事儿是，我们碰到了什么晦气——其实是自作自受罢了——却往往归罪于日月星辰……我那父亲在“天龙星”的尾巴底下，跟我母亲交合，我又是在“大熊星”底下出世，因此我这个人理该又粗俗又淫荡了。呸，当初爹娘在制造我这野种的时候，即使天上有一颗最贞洁的星星在眨眼睛，我还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儿！” (46页)《奥瑟罗》中伊阿哥与爱德蒙呼应，认为性格并不是由星辰所决定，人的自由和命运是自己意志选择的结果，他否定了流行的占星学，将人的身体比作花园：“我们变成这样，变成那样，全在于咱们自个儿。我们的身子好比一座花园，我们的意志就是园丁……让田园变成荒地也罢，把它辛勤浇灌也罢……这一切都听凭我们的意志来安排、来决定。”(477页)此外，莎剧中的其他角色也表现出对此类占星学的嘲讽。《亨利四世》中格兰道尔吹嘘着自己出生时的异象：“在我降生的时候，天空布满了无数燃烧的形体，无数辉煌的灯笼；我出生的时候，大地的整个身躯，庞大的基座，像一个懦夫似的颤抖。”而飞将军则毫不留情地回答他：“情形也会一模一样吧——如果那时候你妈妈的母猫下了一窝小猫咪，你当时却根本没来得及出生呢。”(26页)《约翰王》中教皇使者潘杜夫主教甚至推翻了天体运动的启示：“即便是划过长空的流星运动，天上的异象，狂风暴雨的日子，普通的和风，习以为常的小事，老百姓也要排除自然的起因，把这些现象看做恶兆和凶象、灾变的预示、上帝下达的口谕。”(26)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的很多喜剧角色不但不惧怕星星的力量，反而开起了玩笑。《捕风作影》中，彼得罗问贝特丽丝是否是在“一个快活的时辰里出世的”，贝特丽丝则回答：“天上刚巧有颗星星在跳舞，我就在那闪闪的星光下落地啦。”(51页)而在第五幕第二景中班尼迪被玛格丽要求做一首诗来称赞其美貌，班尼迪说道：“不，我大概不是在诗星高照的时辰里降生的，所以也别指望用什么花言巧语来求爱了。”(142页)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结局好万事好》海伦娜与帕罗的玩笑话中： 海：帕罗先生，您是在慈悲的星座下出生的。 帕：在战神星座下。 海：我特意想起是在战神星座下。 帕罗：为什么是在战神星座下？ 海：战争已经把您安插在下级位置上，所以您必定是在战神星座下出生的。 帕罗：那时他声势显赫。 海：我想，不如说，那时他声势式微。 帕罗：您为什么这么想？ 海：您打仗的时候总是大踏步地后退。 (26页)这种情况还可以在《第十二夜》中第一幕第三景中托比和安德鲁的对话中找到，两人谈论着星座的象征及其对身体的影响： 托比：凭你长着这么一双好腿，我就知道了，原来你是在跳舞星高照的时辰出世的啊 安德鲁：说的也是，我这双腿倒是很结实……我们要不要来几杯酒？ 托比：不喝酒还干些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在金牛星高照的时辰来到这世界上的吗？ 安德鲁：金牛星(TAURUS)？金牛星是主管人的腰和心 托比：错了，大爷，它管的是小腿和大腿……跳得再高些！哈哈！好极了！(27)根据占星学的观点，金牛座主管的是脖子和喉咙，所以这里安德鲁和托比的知识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不管托比也好，观众也好，都知道这类普及的知识。因此他才会以“不喝酒还干些什么”来回复安德鲁的问题。 更引人注目的是《居里厄斯·恺撒》中卡修斯对勃鲁托斯的劝告：“人们有时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亲爱的勃鲁托斯，但我们只是走卒随从(not in our stars)。错处不在我们的命运，而是在于我们自己。”(179页)这里卡修斯指出人不能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星辰，放弃了宇宙对命运主宰的观念。但是帕克则认为这些话经常被误读，他认为这里意味着有时候人能够很好掌控自己的命运——杰出的占星师能为他们算命——因此若天体的位置恰好而人又没有在那一时刻行动的话，就会被命运支配。他认为这里暗示了占星学，星辰有“倾斜”(incline)但没有“迫使”(compel)。(28)莎士比亚很多其他段落也有相似的观点，如《暴风雨》中普洛士帕罗说道：“凭着我占卜的本领，我知道当头有一颗福星(a most auspicious star)照临，即使此番我不仰仗它、借光它，不把这机会抓住，那么从此我的运气会一天天衰落下去。”(518页) 那么对占星术莎士比亚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卡姆登看到莎士比亚剧中大量不同观点后，认为很难确定莎士比亚对待星体预测的态度，并质疑科泽尼以下一种观点，即认为莎士比亚的“信仰似乎给出了名义上我们不知道的貌似正确的答案”。(29)因此我们不能仅仅重复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有没有接受占星学观念。而应该深入看待天文现象在莎剧中的实质。 三、从地心说到日心说 莎士比亚的时代占星学的基础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而其他的星球都环绕着地球而运行。一般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就是指托勒密天文学，就其基本构成来说是简明易懂的，宇宙被一种有秩序的、和谐的循环运动所支配，整个宇宙是完美的、有限的空间。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固定不动，外围有数重透明的天，分别包含围着地球绕行的七颗行星和恒星(依次为月亮、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每一重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运动。正因为这些球体以轮轴式环绕运动，因此它们的摩擦碰撞产生一种优美的天空音乐，而这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时会有暗示并让我们听到。(30) 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地心说的表述。《仲夏夜之梦》中，仙子回答浦克提问时隐约提到了托勒密的观点：“我到东到西地漂游，就像东升西落的月球；我侍奉在仙后的身畔，用露珠浇洒草坪一圈。”(31)托勒密的宇宙观认为所有的星体都按照不同的速度绕地球旋转，每一个星体包括月亮都被一个单独的星体所吸引。仙子的话正说明了月亮绕地球旋转，这一观点直到伽利略1610年证明日心说之后都是人们的普遍常识。(32)同样《暴风雨》中，安东尼提到：“她(克拉莉蓓)在突尼斯做王后；赶一辈子的路，你还差七十里才到得了她的家呢；那不勒斯的消息要传到她那儿，除非请太阳给她捎个信——就连月中老人也嫌太慢了。”(553页)实际上，这里安东尼的意思是月亮比太阳绕地球的时间更长一些，而这正是托勒密的宇宙观。之后贡扎罗对安东尼和西巴斯显说：“你们二位贵人浑身是胆，要是月亮接连五个星期没有变圆变缺，你们也会把她从她运行的轨道上给摘下来把。”(549页)其实观众知道月亮有着自己固定的运行规律，也能够理解贡扎罗的潜台词，即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剧中安东尼和西巴斯虽然言之凿凿但不会做出任何举动。(33) 毫不奇怪，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大量涉及托勒密地心说的叙述，都提及到静止不动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实际上戏剧中的“中心”一词就常常作为地球的同义词。例如在《仲夏夜之梦》中，赫密雅说道：“你还不如叫我相信：地球会张开口，月亮会穿过地心，从对面钻出来，跟那边的白天捣乱。”(73页)显然这里暗指月亮和“她的兄弟”太阳，都将地球作为中心旋转运动。《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特洛伊罗斯就指出写诗的套语：“什么‘坚贞如钢，如草木对月亮，如太阳对白昼，如斑鸠对他的配偶，如铁对磁石，如地球对中心’等等。”(260页)而且克瑞西达在表述自己的爱情时将其比喻成地球：“我的爱情的根基和结构都很坚固，就像把万物吸引到自己身上的地球中心一样。”(286页) 而且地心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稳定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乌利西斯作为典型的政治家，是一个精通修辞艺术的人，他在第一幕第三景中就将宇宙、秩序和国家等同起来： 天体本身、行星和这个地球(this centre)都遵循着等级、顺序和位置、运行的规律、轨道、比例、季节、形式、职责和习惯，有条不紊。所以这个灿烂的恒星太阳就在其他星辰的环拱之中，端坐在辉煌的宝座上，他的慧眼纠正着一切凶恶运星的邪光，并像国王的旨令通行无阻地巡视着福星和祸星……(202页)乌利西斯谈到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是社会的需要或一种政治策略。他谈到了阿伽门农的失败就是由于等级受践踏而导致混乱而产生的。帕克认为这段话“异常生动地描述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天体系统和社会秩序的平行视角……以及两者非常明显的联系”。(34)乌利西斯的模式是典型的地心说——因为地球是“中心”，但是即便在这种清晰的传统等级制度想象下，这里依然有某种潜在的不确定性，即他将太阳比作端坐宝座凌驾于其他星辰之上的统治者，可能暗示着一种新天文学——日心说。 尽管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中似乎没有提及哥白尼的日心说，但天文学家彼得·阿瑟在《哈姆莱特的宇宙》和《莎士比亚与现代科学的开端》以及一系列的文章中指出，《哈姆莱特》是一部关于哥白尼主义(Copemicanism)的复杂寓言，同时预示着英国天文学家托马斯·狄格思所代表的前伽利略式的望远镜观测。(35)而且他在《〈哈姆莱特〉的新解读》一文中直接指出《哈姆莱特》是有关托马斯·狄格思和第谷·布拉赫两人宇宙学模式的竞争寓言。(36)莎士比亚和狄格思稔熟，因此可以了解第谷的天文体系、哥白尼日心说的本质以及狄格思对其的延伸。同样奥尔森也指出第谷观测天象的天堡所在地距离哈姆莱特的城堡所在地埃尔西诺不远，第谷159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一幅插图描绘了祖先的纹章，其中祖先的名字就包括了Rosenkrans和Guldensteren，这两个名字跟克劳迪斯派去刺探哈姆莱特的两位同学罗森克兰(Rosencrantz)和吉登斯丹(Guldenstern)几乎一样。(37)金格里奇同样也认为莎士比亚可能看过这本书并将这两个独特的名字用在自己的剧中。(38)阿瑟进一步指出克劳迪斯(Claudius)暗指地心说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而波洛纽斯(Polonius)暗指克劳迪斯的坚定追随者普利尼(Pollinio，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哈姆莱特是威登堡大学的学生，而这正是哥白尼式知识的中心，第谷也曾在这里学习。他更进一步指出剧中罗森克兰和吉登斯丹的死是莎士比亚除去第谷式宇宙模式的方式，而克劳迪斯的死则表示地心说的终结。但是戏剧的高潮并不是任何宇宙学说支持者的死亡，而是福丁布拉从波兰顺利归来并向英格兰大使致敬，暗示着对哥白尼理论的支持以及狄格思的延伸，从而对新的宇宙秩序和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重新进行诗学定义。我们看到哈姆莱特在给奥菲丽雅的信中写道：“许你怀疑星星会发光，许你怀疑太阳在远行，许你怀疑真理会说谎……”(276页)这正是怀疑地心说的有力表达，而且莎士比亚还借哈姆莱特之口说：“在天地之间，有许许多多事情，霍拉旭，是你们的哲学(相当于现代的自然科学)所梦想不到的。”(261页)可见，《哈姆莱特》不单单是在文学和哲学上十分重要，在宇宙科学上也不逞多让。(39) 四、争论与转变 艾伦指出，莎士比亚和众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开始质疑占星学是否是值得信赖的科学。(40)那么要解释为何大部分人认为人的命运依赖于星辰，我们就必须了解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的知识氛围。尽管占星学现在被视为迷信，但在早期现代的英格兰却是一种“教授人宇宙知识、受人尊重的学问”。(41)特别是年历的流行表明了占星知识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大众心里根深蒂固。(42)其实当时很多上层贵族都相信占星学，如莱赛斯特伯爵雇佣了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rster)作为其占星师并委托托马斯·艾伦(Thomas Allen)给他算命，甚至还给了艾伦主教职位，他还介绍了当时著名的占星家约翰·迪伊(John Dee)为伊丽莎白一世的加冕礼选择黄道吉日(迪伊和当时众多掌权的贵族都有深交，还曾在1577年给伊丽莎白女王提供有关彗星的建言)。叶慈就认为在分析《暴风雨》时不能把普洛士帕罗和迪伊割裂开来，他是伊丽莎白一世所信任的占星家，能够“读懂星辰”。(43)当时的埃塞克斯伯爵还因拥有一份记述占星学、地理学的15世纪书稿而闻名。伊丽莎白后来的宫内大臣克里斯多夫·哈顿爵士(Sir Christopher Hatton)还接受了一本题献给他的占星学教科书，即约翰·曼普雷特(John Maplet)的《命运的轮盘》(The Diall of Destiny,1581)。一些家庭从小孩一出生就开始为其算命，某些医生也采用占星学来治疗疾病，甚至很多精英贵族和政治家依然在学习着占星学知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44) 但是，关于占星学是否有效的争论在早期的现代英格兰就持续不断。《李尔王》中爱德蒙和父亲的相反立场便是明证，代表着观众的不同态度。莎士比亚在创造持相反立场的角色的同时，对占星学的超自然主义和自我决定论展开了探索。实际上，其后期的赞助人詹姆士一世的作品《灵鬼论》(Daemonologie,1597)中就流露出对决疑占星学的厌恶。(45)而且，占星学被认为削弱了英格兰的社会秩序并导致了市民的混乱而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占星学由于其无根据的论断而逐渐被抛弃，一些批评家认为占星学代表了潜在而危险的颠覆性真理。(46)特别是决疑占星学作为一种宿命论观点，很容易与神性和神的无所不能观念相冲突，并与基督教会的自由意志相冲突(他们坚持原罪和救赎)。因此教会通常会规避这种比较，但这些真理却被莎士比亚的同胞所谨记，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有力量掌握命运。因此《结局好万事好》中海伦娜说：“司命的上苍让我们自由行动，当我们滞重时，才让我们的计划往后推迟。”(27页)所以教会和国家都谴责占星学为渎神或叛国，认为其会破坏英格兰法律和政治结构。(47)这种威胁极为现实，比如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错误和过失归结于星辰的影响。(48)从这点出发，人们反对占星学即因为它会鼓励暴力犯罪，而且那些骗人的占星家通过预言以获取声望和权力，这将导致对公众的误导从而破换社会秩序。 占星学在17世纪末期就迅速走向了没落。托马斯指出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很多占星家所宣称已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二是占星家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似乎没什么说服力。(49)关于占星学的理论被哥白尼和之后的牛顿彻底粉碎，不变的宇宙观念被突现的天文现象所摧毁(如1572年和1604年出现的新星)——如果天体都是可变的，那么它的影响显然是不可预测的。而伽利略对木星的四个行星的发现则使得人们明白了宇宙中有众多看不见的星星，而它们的影响则是无法解释的。莎士比亚出生于哥白尼逝世21年之后，似乎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关于哥白尼理论的痕迹，其剧中天体的记述好像都是基于地心说。而和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伽利略直到45岁才发明了望远镜并观测到木星，其理论同样也没有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们不必惊讶于这样明显的疏忽，因为哥白尼的理论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后才被大众所完全接受。(50)哥白尼的观点实际上到了1630年代才在英国流行文学中开始讨论，正如尼克森指出的：“哥白尼的理论直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发明后才产生影响。”(51)利维做出了敏锐的评论：“在莎士比亚写作的时候，哥白尼观点的实际影响难以察觉……直到其早期写作生涯结束数年后，他的戏剧才开始反映广泛的不同视角。”(52)而格思里则指出，接受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布鲁诺(1548-1600)在1583-1586年间访问了英格兰并发表演讲，他和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成员有过相当的接触，由此莎士比亚可能接触到了这些新知识。(53) 威尔森认为莎士比亚“不仅仅表达出对占星学的理解，同时似乎也找到机会……来把自己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获取这方面知识上”，他认为，“莎士比亚自己是金牛座的，而在爱德蒙和埃德加的对话场景中，实际上是作者自己成为了占星家并在某种状态下发展着角色和情节。”(54)但这种观点并无牢靠的基础。克拉克在其两本著作中探讨了莎士比亚对待占星学的态度问题，在第一本书中他写道：“总之，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莎士比亚采纳并接受了占星学的理论，但是作为一位积极进取富于实践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知道个体的力量和自我尊重将会产生自己的解决之道，在他的时代具有变革意义的声音应该发出，而这正是宇宙的真相。”(55)而在两年之后的另一本书中，克拉克更进一步指出：“那些依靠剧场并决定剧作家命运的人(指观众)不会对太枯燥、哲学化的语言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仙女、鬼魂和巫术这些普遍了解的知识，而莎士比亚则持续不断地对观众要求做出妥协，将所有流行的观念都打包在戏剧的超自然因素中。或许这正是爱德蒙和伊阿哥这样的反面人物所声称的更合理、更明智、更科学的理由出现的原因。”(56)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莎士比亚分享了同时代的科学观点，但他接受的是自然占星学的观念，拒绝了声称通过行星运行轨道预测未来的决疑占星学观点。另一方面，他表达出观念上的远见和对新科学的浓厚兴趣。(57)因为他对于天体星辰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不能忽视十四行诗中的第十四首： 我的判断并不是来自星象中， 不过我想我自有占星的学说， 可是我不用它来卜命运的吉凶， 卜疫疠、灾荒或者季候的性格； 我也不会给一刻刻时光掐算， 因为我没有从天上得到过启示， 指不出帝王将相的时运趋势：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引出知识， 从这不变的恒星中学到这学问， 说是美与真能够共同繁滋， 只要你能够转入永久的仓廪； 如若不然，我能够这样预言你： 你的末日，就是真与美的死期。 (228页)借用贝特(Jonathan Bate)在《时代的灵魂》中的章节标题，莎士比亚戏剧中所出现的宇宙观正表明了他是旧世界中的“新星和新人”(New Star,New Man)。 注释： ①(29)(54)其实在整个世界范围都有占星学(即古代天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是古代人民利用天体运动变化规律所制定的历法，参见Carroll Camden,"Astrology in Shakespeare's Day",Isis,Vol.19,No.1,1933,26-73,26,69,71,70页。 ②(30)胡家峦：《历史的星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与西方宇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1页。胡家峦指出：“诗歌应当反映行星的音乐，即西方传统宇宙论中被看作是宇宙和谐象征的天体音乐。” ③(28)(34)Derek Parker,Familiar to All:William Lilly and Astr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5),pp.1-2,pp.47-54,p.105,p.54. ④David Crystal and Ben Crystal,Shakespear's Words:A Glossary and Language Companion(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p.25.实际上，“astronomy”这个词在莎士比亚时代不具备现代天文学意义，当时的占星学和天文学类似于同义词，一直到17世纪才开始区分开来。 ⑤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新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阮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15页；《李尔王》，《新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7页；《辛白林》，《新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方平、张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26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⑥(14)David H.Levy指出，在1572-1610年间主要有八个天文事件：1.1572年超新星的出现(也称第谷超新星)；2.1577年的大彗星，这同样由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于1577年11月13日发现，此星非常明亮，而且伴随着20颗其他的彗星，形成壮观景象；3.1583年的木星与金星相聚；4.1591年12月的日食；5.1598年和1605年的日食；6.1602年的流星雨；7.1604年出现的超新星；8.望远镜的发明。参见David H.Levy,The Sky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A Study of Allusions to Celestial Events in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Writing,1572-1620(New York:Springer,2011),xi-xii,xxi,x,xix页。 ⑦(57)Moriz Sondheim,"Shakespeare and the Astrology of His Time",in Journal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Vol.2,No.3,1939,pp.243-259,pp.243-259,p.258. 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诗集》，《新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屠岸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29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⑨莎士比亚：《暴风雨》，《新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528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⑩(33)William Shakespeare,The Tempest,eds.V.Mason Vaughan and A.T.Vaughan(London:Methuen Drama,1999),p.173,p.197. (11)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新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17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12)Raphael Holinshed,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London:Printed by Henry Denham,at the expenses of Iohn Harison,George Bishop,Rafe Newberie,Henrie Denham,and Thomas Woodcocke,1587),Vol.3,p.1257. (13)参见James Joyce,Ulysses(London: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10)，189页。第谷新星是当时夜晚最明亮的星辰，甚至在白天依然清晰可见，它于1572年开始逐渐消失，直到1574年3月以后不再能用肉眼看到，当时莎士比亚接近10岁。参见Don Gifford and Robert J.Seidman,Ulysses Annotate:Notes for James Joces's Ulysses(New York:E.P.Dutton,1974)，244页。 (15)莎士比亚：《亨利四世》，《新莎士比亚全集》(第7卷)，吴兴华译，方平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28-429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16)Ann Geneva,Astrology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in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5),p.118. (17)(19)Margaret Aston,"The Fiery Trigon Conjunction:An Elizabethan Astrological Prediction",Isis,1/2,207,1970,pp.158-187,p.161. (18)Benjamin Nelson,"Actors,Directors,Roles,Cues,Meanings,Identities:Further Thought on 'Anomie'",in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51.1,1964,pp.135-160,pp.141-142. (20)(44)(49)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New York:Penguin Books,1971),pp.338-339.pp.343-344,p.414. (21)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上篇》，《新莎士比亚全集》(第8卷)，谭学岚译，辜正坤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8页；《居里厄斯·恺撒》，《新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汪义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14页；《理查二世》，《新莎士比亚全集》(第7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81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22)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新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9，165-166，176页。 (23)Northrop Frye,"Romeo and Juliet",in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ed.Harold Bloom(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2000),p.165; Harold C.Goddard,"Romeo and Juliet",in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ed.Harold Bloom(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2000),p.25. (24)莎士比亚：《奥瑟罗》，《新莎士比亚全集》(第4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508页，612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25)莎士比亚：《结局好万事好》，《新莎士比亚全集》(第10卷)，阮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6页；《捕风捉影》，《新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2页；《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新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汪义群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53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26)莎士比亚：《约翰王》，《新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屠岸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22-323页。 (27)莎士比亚：《第十二夜》，《新莎士比亚全集》(第3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57页。 (31)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新莎士比亚全集》(第2卷)，方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5页。(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32)Maurice Hussey,The World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A Visual Approach(London:Heinemann,1971),p.23. (35)Peter Usher,Hamlet's Universe(San Diego:Aventine Press,2007); Peter Usher,Shakespeare and the Dawn of Modern Science(Amherst,New York:Cambria Press,2010). (36)托马斯·狄格思(Thomas Digges,1546-1595)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是第一个将哥白尼日心说引入英国并加以阐释引申的人。他们一家与莎士比亚有密切关系，他死后其妻子嫁给了莎士比亚的好友(遗嘱中提到过的)托马斯·拉塞尔(Thomas Russell)。其子莱昂纳德·狄格思(Leonard Degges)是莎士比亚的崇拜者，而且在1623年第一对开本中还题献了赞美莎士比亚的诗歌。参见Who's Who in Shakespeare's England,eds.Alan Palmer and Veronica Palme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9),66-67页；Jonathan Bate,Soul of the Age:The Life,Mind and World of William Shakespeare(London:Penguin Books,2008)，64-65页。关于狄格思一家与莎士比亚的关系，详见Leslie Hotson,I,William Shakespeare,Do Appoint Thomas Russell,Esqui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第谷·布拉赫欣赏哥白尼宇宙体系但又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的宇宙体系认为地球是静止的，位于宇宙中心，月亮和太阳围绕着它。其他的五个行星是太阳的卫星，被太阳带动着围绕地球旋转。这一体系实际上是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过渡体系。参见The Cambridge Concise History of Astronomy,ed.Michael Hosk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01-103页。 (37)Donald W.Olson,Marilyn S.Olson and Russell L.Dooscher,"The Stars of Hamlet",in Sky & Telescope November 1998,pp.68-73,p.68. (38)Owen Gingerich,"Great Conjunctions,Tycho,and Shakespeare",in Sky & Telescope 61,1981,pp.393-395,pp.394-395. (39)Peter Usher,"A New Reading of Shakespeare's Hamlet",i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 28:4,1996,p.1305. (40)Don Cameron Allen,The Star-Crossed Renaissance(New York:Octagon,1966),p.104. (41)Lucinda McCray Beier,Sufferers and Healers: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7),p.23. (42)S.P.Cerasano,"Philip Henslowe,Simon Forman,and the Theatrical Community of the 1590s",in Shakespeare Quarterly,44.2,1993,pp.145-158. (43)F.A.Yates,Shakespeare's Last Plays:A New Approach(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5),p.95. (45)W.R.Elton,King Lear and The Gods(Kentucky: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8),p.156. (46)(48)Peter Wright,"Astrolog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i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5 1975,pp.399-422,p.400,p.402. (47)Warren D.Smith,"The Elizabethan Rejection of Judicial Astrology and Shakespeare's Practice",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9,No.2,Spring,1958,pp.159-176,p.159. (50)John Candee Dean,"The Astronomy of Shakespeare",in The Scientific Monthly,Vol.19,No.4,1924,pp.400-406,p.400. (51)M.H.Nicolson,"English Almanacs and the 'New Astronomy'",in Annals of Science 4.1,1939,pp.1-33,pp.32-33. (52)David H.Levy,Starry Night:Astronomers and Poets Read the Stars(Amherst:Prometheus Books,2000),pp.6.5-66. (53)W.G.Guthrie,"The Astronomy of Shakespeare",in Irish Astronomical Journal,Vol.6(6),1964,pp.201-211,p.201. (55)Cumberland Clark,Shakespeare and Science(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1929),p.59. (56)Cumberland Clark,Shakespearean and the Supernatural(New York:Haskell House Publishers Ltd.,1931),p.39.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天文论文; 宇宙观论文; 李尔王论文; 太阳系论文; 暴风雨论文; 亨利四世论文; 土星论文; 戏剧论文; 神秘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