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的殖民：身体、空间与资本主义劳动地理 *
吴红涛
内容提要 为维护资本利润的持续增长和劳动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需要训练有素和服从的劳动身体。这些劳动身体建基于不同地理区域，被投入到资本主义建造的地方劳动空间中，以构建独有的资本主义劳动地理学。劳动空间以其特殊的空间句法对劳动身体进行相应的规范与管制，满足劳动生产和资本拓殖的需要。在充满强权意志和训诫机制的资本主义劳动空间中，劳动身体被化约为某种从事单一劳动和服从指令的机器，人之身体意识和感觉逐渐式微，“沉重的肉身”成为劳动身体的常态。资本主义劳动地理，实际上亦是一种对于劳动身体进行侵占剥夺的肉身殖民。
关键词 身体 空间 资本主义 地理学 肉身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个著名“转向”在学界掀起了巨大而持久的波澜：一是“身体转向”(the body turn)，其经由尼采、梅洛-庞蒂及福柯等哲学家的身体思想，对传统笛卡尔主义主导的身心二元论进行了激进反驳，从而赋予“身体”以前所未有的意义及阐释张力，由此促导学界各个学科对于“身体”进行集体性反思和重释；二是“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其由列斐伏尔和福柯两位法国哲学家关于“空间”所做出的开创性阐释开始，经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多位学者的助推，使得“空间”告别古典形而上学时代的无声陪衬，一跃成为审思各类问题的关键视角。受这两个转向的深远影响，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关于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研究，有两种最新倾向堪值关注：其一是专门论证“劳动”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有卡罗尔·沃克奥兹的《工作中的身体》(Carol Wolkowitz, Bodies at Work ,2006)以及林达·麦道威尔的《工作身体：互动服务就业和工作场所身份》(Linda McDowell, Working Bodies , 2011)等。[注] 需要强调的是，在英文语汇中，“劳动”(labor)与“工作”(work)并不是一个等同的词态，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的第三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区分。本文此处所提及的两本著作，尽管书名都使用了“work”一词，但书中内容有大量篇幅都在讨论资本主义话语中的“labor”问题，符合将“身体”与“劳动”结合研究的案例。 尤其是21世纪以来，涌现了诸多直接以某个具体资本主义国度为对象来分析其中“劳动”与“身体”之关系的论著，如爱德华·萨拉维奇的《工作中的身体：工业化匹兹堡中的劳动及公民展示》(Edward Slavishak, Bodies of Work , 2008)等。其二是辨析“劳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有多琳·马西的《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Doreen 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1984)、哈维的《资本的限度》(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the Capital , 1982)以及彼得·沃特曼等人主编的《地方、空间与新劳动国际主义》(Peter Waterman, Place ,Space and the New Labour Internationalisms , 2001)等。
得力的班干部能为班级做很多有益的工作，能够带领全班同学团结奋进、严守学校纪律，共同进取、共同拼搏，这是形成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近年来涌现了诸多关涉资本主义空间文化的论著，胡大平、董慧、强乃社、汪民安、庄友刚等多位学者，透过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文本资源，对建基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的空间文化予以了极具深度的批判性审视，打开并带动了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空间研究视野。其中，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针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进行了持续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尤其是他提出“劳动塑形”所必然对应的空间情境，[注] 张一兵、[美]哈维：《空间塑形与非物质劳动》，《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极具前瞻性与启思性。然而，目前看来，仍未有学者将“空间”“身体”与“劳动”这三者放置在一起进行专门性考察；同时，国内学界对于身体与空间关系的讨论，更是大多架构在现象学与文艺美学的视域之下，未见其与“劳动”的关联。本文尝试就此而展开论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劳动、身体、空间作为一组不可分割的三元矩阵关系式，探讨其彼此之间存在的重要关联，以之来理解和反思资本主义劳动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特殊的身体图式、精致的空间格局，与充盈其中的劳动过程，共同构建了独有的资本主义劳动地理学。
一
“劳动”在资本主义整体体系中占据着尤为关键的位置，正如马克思直接指出的，所谓“资本”，即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注]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更不仅是劳动者所做出的一种单向度之行为或行动，有着一般化、程式化和普遍化的语义逻辑。确切地说，“劳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不仅内含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交互关系，同时还形塑了各种围绕劳动所生发的诸多情境。从这个意义上看，“劳动”应然是一个集合了各种关系的“场”：一方面，其不仅需要既定的外在条件与其发生交集，以促成“劳动”的正常发生；另一方面，劳动也会在其行进过程中使自身成为一种“反作用力”，从而实现对各种劳动元素的改造。借此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劳动”糅合了三个基本要素——人类的目的活动、劳动对象以及劳动手段，它们共同作用而形构了所谓的“劳动过程”。其中，劳动手段是一物或多物的复合体，劳动者将其用置于他们自身与劳动对象之间，以让劳动手段成为某种连接劳动者和劳动对象的中介传导器。因此劳动手段不仅包含劳动者身外的劳动工具及劳动方式，还应然需要劳动者自身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也即“劳动力”。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即是雇佣劳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一种具有价值属性的“商品”，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是附属在活的人身上的”，因而它除了涵盖“劳动时间”“必要的生活资料”，还有“一定量的人类筋肉，神经，大脑等”，[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04、110页。 也即劳动装载体——身体。因而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将“劳动对象”比喻为一种“器官”，其体现为两个层次：一为“人自己的身体器官”，它尤为突出地显现在“采集现成生活资料的劳动”中；二是作为“人体器官之延伸”的“自然物”，人们将其拓展为自我实在身体器官之外的“器官”，用来辅助或促进人的劳动。[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04、110页。 而后者虽是一种由人体延伸出的非肉身器官，但其运转与操作无疑还是需要人之实在身体的把控，所以第二层次的虚拟器官实际上是第一层身体器官自我实现的一种表征方式。
正由此，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从“生理学视角”(physiologically)出发的，体现了“身体”的基础地位，因为劳动首先意味着“随着身体的运转而消耗身体的营养”。[注]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p.99～100.由此可见，人的“身体”是劳动最为基本的前提，更是构成劳动力最为重要的条件，所有劳动都要由人的身体发起，也必然由人的身体完成。正是鉴于“身体”在“劳动”中的这种根本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尤为依赖“身体”的力量。诸所周知，“资本主义为了维护持续生产和最大限度地利用机器，需要有效率、训练有素的和节制的劳动大军”，[注]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Societ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70.这些劳动大军首先必须拥有自由的身体。如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统治，是建立在劳动的自由之上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而我们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认为，“劳动的自由，是建立在身体的自由之上的”。
然而，人的“身体”尽管有着抽象的意识与感觉，但其首先是以一种有形实体来加以呈现的。用吕克·南茜(Jean-luc Nancy)的话来说，“身体”并不总是“不可言喻”的，因为“不可言喻”是用来形容一个“更高级的、更秘密的、更沉默的、更高尚的”的身体情境；而人的身体必然是具体的肉身化，它包括那些能够可见与可感的“脚、腹、嘴”等物质性器官，[注] 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这就决定了其应然占据一个明确的地理性空间位置。任何时候，人的身体都不是隐形的，它时刻在不同地理位置间流动。换句话说，身体总是处在不同实在的物质空间之中，因为正如哲学家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所说的，“空间”尽管有多个层面的意思，但其首先可被看作是“物质世界中物体的位置”或“物质实体的容器”，[注] Max Jammer, Concepts of Space :The History of Theories of Space in Physics ,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143.一处空间意味着一个地理场域。任何“身体”，实际上都是“空间性身体”，其不但包括身体所要占据的空间区位，同时还指向了身体自身所衍生的空间感。对此，康德曾在一篇论文中，明确指出“空间”-“身体”-“地理”三者之间应建立的内在联系：“假如我们不能透过身体的方位，来理清所谓所处的区域，以及在整个系统中事物彼此的相对位置，那么地理知识甚至是关于空间位置的最为平常的知识，将对我们一无所是。”[注] Immanuel Kant, Kant ’s Inaugural Dissertation and Early Writing on Space , trans. by John Handyside, Chicago: Open Court, 1929, p.23.康德的意思很明确，“身体”总是处于一个“方位”中，这个“方位”首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地理性空间，透过这个空间，“身体”被投放到了更为宽阔的系统与范畴之中。
劳动身体在资本主义劳动空间的种种训诫下，完全被归化为劳动生产的某种“工具”，其倡导身体对于劳动指令的机械性顺从。劳动空间为身体赋予了一个区位版图，在资本家精心安排的场所中书写着辛酸的劳动地理学。法国学者勒布雷东(David LE Breton)将这种身体称为“机器模型化的身体”，它是一种“身体技术政治”，意味着“将机械论运用到空间里身体的自身运动当中，并将人的工作能力合理化，该技术对机构(工厂、学校、军工厂、医院、监狱等)人员设置根据计算进行配置，已达到对象驯服、企业效率提高的效果”。[注] [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与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毋庸置疑，“机器”内含了两个重要特征：服从指令与反复操作。因而，将“身体”衍化为“机器”，不仅应和了资本大生产的内在诉求，也极利于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身体的规训与控制。
[7]With such a toxic mix,President Trump―with the crucial mid-term elections approaching―is making a political argument to the voters of Pennsylvania.I will block cheaper steel imports and save jobs.Even if the economics suggest that—in aggregate—the opposite will be the case.（2018.3.5）
二
实际上，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劳动”往往也会给“身体”制造出某种“不自由”的感觉，尤其是在繁重和过度的体力劳动中。卡罗丽娜·莫里索(Caroline Moriceau)指出：“对身体的侵蚀是劳动的一种特性，无论它是通过难受、痛苦、中毒、事故、变形亦或是疲劳过度的方式，无不表现了这样一种特性。”[注] Caroline Moriceau, Les Douleurs de l ’industrie ,L ’hygi énisme Industriel en France ,1860-1914 ,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02, p.441.莫里索意识到了劳动过程中身体所潜伏的各种困境与危险，这种困境与危险在资本主义劳动体制中被彻底释放，劳动者的身体被归化为一种工具，身体的不停运转与机械操作，成为了资本主义劳动大生产最为根本的前提条件。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此处的“自由”并不指向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包括是否能够抗拒和抵挡资本家的利用与剥削。从表象上看，身体自由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中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物的强烈需要”，[注] [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这必然决定其将在极大程度上对劳动者的身体进行剥削与压榨，从而使得劳动者的身体束缚于某种被动状态中，这无疑与所谓的“身体自由”相矛盾。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辨识到，资本主义劳动所内构的身体自由是一种“先在”的自由，其更多地体现于具体的劳动过程之前。毋宁说，这种身体自由指向的是以下两个维度的自由：一是生理境况的自由，也即劳动者身体的健康有序，使其能够在劳动时不受身体疾病或生理残损的影响，从而实现自由劳动的权利；二是身体使用的自由，劳动者拥有自由使用其身体的权利，也即有权决定是否让自我身体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劳动体系之中。正如哈维在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所指出的，劳动力的构成包括“身体的、智力的和人的其它能力”，为了与资本家发生劳动雇佣关系，劳动者必须将自己“当作商品出卖”，其前提为他必须是“自我劳动能力与人身的自由所有者”。[注]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 ’s Capital , New York: Verso, 2010, p.98.马克思就此所提出的“自由劳动者”(free laborer)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内在模式之上的，劳动者的“身体”因而被视为“商品”的一部分，具有交换价值，也能够进行自由买卖。这无疑与早先的奴隶或农奴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无法拥有自我身体的支配权，其不能自主决定劳动力的买卖，他们是依附在奴隶制度下的附属品，无论是自己的身体还是人身自由，都归属于奴隶主。
关于“空间”对人之“身体”所施行的规训问题，福柯曾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做出过经典论析。尽管福柯所考证的空间实例主要指向了现代监狱，但他针对以“监狱”为代表的现代空间中形塑的特殊身体范式所提出的隐喻性阐释，为我们思考“空间”“身体”与“劳动”之关系带来了重要启思。众所周知，现实世界里，人的身体总是在不同的空间中来回流动，比如卧室、厨房、教室、田径场、超市、田野等，这些空间各自塑造了独有的身体标识。换句话说，身体在这些不同的空间中产生了不同感应，这种“感应”会悄然对身体形成既定的场景反应模式。同样，当劳动者在工厂、车间、写字楼等资本大生产所创立的劳动空间中从事劳动，身体也会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感应方式。诚然，劳动空间并不必然意味着身体的规训，日常普通劳动也需要身体和空间之间的相互配合，但他们形塑的不是规训与被规训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合理与合情的实践关系；但是受制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及金钱利润疯狂追逐的劳动空间，为保证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家就必然要在劳动空间中对劳动身体进行相应的改造与训诫，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突出空间的封闭性。劳动者进入资本家所创立的劳动空间，意味着其必然要遵守这个空间中的管理模式及权力机制，福柯将之统一视为某种“纪律”(discipline)。[注] 福柯认为，多数“纪律”都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而入手”，纪律是一个融合了封闭空间的意识形态机制。参见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141.纪律是伴随劳动契约而贯彻于所有劳动空间中的规则条文，可以用于规范劳动者的行为范式，还能有益于维护资本家的威权及利益。正是纪律使得劳动空间与其他空间有效地区分开来，从某种意义上造就资本主义劳动空间成为一种封闭性空间，其不仅拒绝外来者的进入与探查，同时也限定着劳动者的人身与自由。此外，劳动空间的封闭还能向外界有效掩盖其对劳动者进行残酷压榨的事实。有的资本家为了将这种“封闭性”体现到极致，甚至将劳动空间的地理位置设置在某些偏僻地方、孤立岛屿以及隔绝山谷之中，譬如福柯曾举证的18世纪后期出现的诸多大工厂：德国的“肖萨德铁厂”(Chaussade ironworks)建址于涅夫勒河和卢瓦河之间的梅丹半岛(Medine peninsula)，勒克勒索特工厂(Le Creusot)则居于夏波涅尔山谷(Charbonniere)里。[注]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142.劳动身体因而被投入到封闭空间的纪律链条中，身在其中，就必须遵循其对身体设定的运行方式，比如几点钟起床、上班与下班，比如身体应该定位于哪个位置(按照劳动分工，不同类型的劳动身体被放置在不同的区位中，以协同完成所有劳动流程)，也即一些学者提到的“劳动的空间分割”，[注] François Michon, “Segment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es and Productive Structures,” in R.Tarling, eds., Flexibility in Labour Markets , London: Acdemic Press, 1987, p.23.再比如身体按照劳动对象所进行的行为调适，从事不同的劳动需要不同的身体行为，并且这种身体行为往往是重复的和机械的。其二，凸显身体的空间依附性。为了让劳动身体更好更快地适应资本生产的需要，资本家们并不希望劳动身体可以在不同空间中过长时间地自由流动，因为外在空间的开放与自由会增强劳动身体的自省意识，使其难以在劳动空间中形成常态化的顺从与规服。因此，尽量延长劳动身体在劳动空间中的时间，成为了资本家训诫劳动身体的主要方法。对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的“劳动日”一章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早期资本主义延长工作时间的办法几乎都是粗暴和非人性化的，其主要依靠强迫和命令增加劳动时间，比如“在天未亮的2点钟，3点钟，4点钟，就从污秽的床上被拉起来，单为生存，而劳动到夜里10点钟，11点钟，甚至12点钟”，在这种高强度的时间限定下，劳动身体被使用到了极限：“他们的四肢是破裂的，他们的身体是萎缩的，他们的面容是惨白的”。[注]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59页。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发展矛盾的凸显，很多资本主义劳动空间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土的劳动空间，已无法直接采用这种粗暴的管理模式，但其对劳动身体的限定却是始终不变的，对于诸多工厂来说，建立集体宿舍与食堂，缩短劳动身体的日常移动距离，使劳动身体的大部分活动都依附在资本家管辖的空间界域内；对于诸多现代公司来说，通过增加工资福利来变相延长加班时间，以及强化公司内部的文体娱乐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吸引劳动身体的长时间驻留，也都早已成为了一种管制常态。其三，强化身体的空间监视。为保证劳动身体在劳动空间中的顺从，防止劳动者的身体反抗，资本家需要对劳动空间进行时刻的监视。早期资本主义主要倚靠人力的监视与巡查，一旦发现劳动者怠工或者反抗的行为，便会采取鞭打、罚站、饿饭等身体性惩罚，并辅之以扣除工资等手段。劳动身体在这种强权监视下，其自省意识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为避免惩罚而不得不听命劳作。随着技术文明的进步，资本主义劳动空间逐渐淘汰这种人为监视方式，转而运用摄像头等高科技监控手段，其消除了劳动空间中的一切死角，使得所有劳动身体都时刻暴露在摄像监控之中，任何身体性的懈怠和反抗，都会成为其扣除工资福利、取消晋升机会乃至解除劳动合约的凭证。
基于这个维度，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劳动总是奠基于各个具体且特别的地理空间中，这类地理空间绝非传统地理科学所强调的“冷冰冰的研究客体”，而更切近当代人文地理学对于空间的判断，认为“体验空间便是人对环境感知的意识空间”。[注] 王圣云：《空间理论解读：基于人文地理学的透视》，《人文地理》2011年第1期。 因而，劳动空间不仅具备地理方位，还承载了人的身体感受、心理感知和各种交往情境。对此，英国学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作出了极具意义的论证，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内含了鲜明的空间结构，而资本主义情境下的劳动过程，也“有若干方面的潜在地理含义”，尤其体现在资本主义工厂在“生产的组织、区位要求、选址灵活度”等各个方面的地理诉求上。[注] [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梁光严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23页。 据此，马西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的“生产地理学”(Geography of Production)。马西提到的“地理”，不是抽象的地理空间，而是有着具体空间方位的地理场所，也即是马西所指称的“地方”，比如她经常论及的山岗、荒野、工厂、城市等。但她认为，这种地理空间不是一个空洞的容器，相反，它承载了诸多“故事”：“假如空间准确说来是迄今为止的故事同时共存，那么地方是这类故事的合集”。[注] [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诺艾尔·卡斯特利(Noel Castree)等学者也认为，承载资本主义劳动的特别地理空间，可统一称之为“地方”(place)，因为“要想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现状与前景，就尤其需要掌握地方、空间和地理尺度的概念”。[注] Neol Castree, Neil M. Coe, Kevin Ward and Michael Samers, Spaces of Work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64.从类型上看，资本主义劳动所对应的地方性空间主要覆盖两个向度：纵向上，指代具有不同地理经纬度的地方区域，比如非洲的肯尼亚、亚洲的越南、美国的旧金山、巴尔的摩市的工业园区等，资本主义必须在这些地方中雇佣工人和劳动力，以实现在当地所进行的劳动大生产；横向上，指代某个地方区域中进行实际劳动的具体地方性场所，比如工厂、车间、工地及公司等，劳动者的劳动都必须在这些具体空间中展开。显然，前者指向资本主义劳动的一般性地域环境，后者指向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工作场所。
如表1所示，对K而言，固定资产和总资产是两个主要的保留指标，但总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如商标权、商誉等，这些因素更多应该被视为经营产出而不是投入。因此，固定资产最终被选为测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类似地，从业人员数与工作小时数是测量L的两个主要指标，其中后者还是OECD推荐的测量指标[29]。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从业人员数被选为测量劳动投入的指标而非工作小时数。
三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消解这个充满风险的劳动悖论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主要考量了以下两种路径：一是以“提高工资福利”为代表的趋向，指出资本家们通过改善劳动者的薪酬待遇，以延长其身体对于劳动剥削的宽容度，舒缓劳动者对于身体不满的反抗意识，大卫·哈维、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等学者都在其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详细举证；二是以建立“劳工组织”为代表的趋向，认为劳工组织、劳动工会等劳动者群体联盟的建立，在协调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诸种矛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生产与劳动身体之间的不均衡困境，迈克尔·萨默斯(Michael Samers)、迈克尔·布洛维与锡德尼·维伯(Sidney Webb)等学者意识到了这个现象的存在。然而，这种看似“妥协”性的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缓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而不是真正改变其剥削和压迫劳动身体的本相。实际上，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劳工制度如何进步，资本家对于劳动身体的变相剥夺永远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为了在“最大限度性的利用劳动身体”与“最大可能性的防止身体防抗”之间取得有效平衡，资本家就必须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身体规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克服直接的本能性满足，主张身体规训(discipline of the body)和寻找超过当前使用与再生产所需的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注]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Society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60.主要承载这种身体规训的，便是那些进行具体劳动的场所空间。
“身体”构成了劳动最为基础与重要的元素，这一点在以往劳动研究中时常被忽略。事实上，在资本主义语境里，尤其早期原始积累和机器大生产时代，“越来越倾向于把身体定义为一种纯粹劳动力，它像一件极为温驯的工具一样”，[注] John O’Neill, Five Bodies :Re -figuring Relationships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p.9.被资本、商业和生产所利用。但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身体”虽然受制于雇佣契约的约定，被投用于各种劳动实践之中，以换取既定的劳动报酬，然而人的“身体”并不完全等同于劳动工具，如器具般盲目地遵循着劳动指令。相反，身体“富有生命活力和感情、敏锐而有目的取向”，其“不仅仅是那个单纯由骨肉聚集而成的物质性‘肉体’”。[注]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 换言之，身体是有意识的，它投射人的感觉、思想与情感，并能够对各种环境做出针对性的条件反应。这无疑与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身体”形成了强烈的对峙关系：一方面，资本家们意欲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者的身体，以期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满足资本积累和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外界的交互与压迫，劳动者的身体并不总是处于无动于衷的境地，其必然带来既定的心理反应甚至是产生激烈的行为反抗。
那么，在全球化日渐深入的时代情境下，为何资本主义劳动还要依然依赖于地方空间呢？首先，作为劳动者的“人”，其日常生活都是地方性的。尽管人们可以凭借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等媒介实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但人的吃喝住行以及人的身体依然无法离开现实且具体的“地方”而存在。因此，资本主义要想获取意愿中的劳动力，就必须考虑到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境况，将其劳动市场定位于具体的地方及场所。其次，所有的劳动及生产都是地方性的。虽然跨国公司及跨国企业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对于那些为了获取报酬而被资本家雇佣的劳动者来说，其所有劳动都必须在固定的地方场所中进行。这就决定了所谓的“跨国”，实际上只是指代企业的一种宏观形态，其实际的劳动分工及生产还是要归化到具体的地方。其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能够形塑出不同的劳动成本，尤其是在对劳动身体的雇佣使用上。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身体”具有使用价值，其属于“可变资本”的一种，能够用来交换和买卖。哈维基于此而将普通劳动者(拥有身体和意识的主权)和资本劳动力(身体被抽离成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进行了区分。[注] David Harvey, Spaces of Hope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2.而作为某种“商品”的劳动力身体，在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成本，其具有强烈的“空间不平衡性”，这就使得资本主义不可能任意且无差异地将其雇佣劳动放置在某个地理区域中，而是有选择性地选择身体成本相对低廉的地方，比如第三世界贫穷国家中的劳动力身体，其身体自主性和可支配性，显然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更容易被卷入到雇佣劳动体系中，因而也更容易受广大资本家们的青睐。时至今日，无论是令世界疯狂追捧的明星商品(如iPhone)，还是那些批量化和日常化的普通商品，绝大部分都出自于第三世界中诸多地方劳动力低廉而模式化的身体劳作。身体、劳动、地方、空间与资本共同形构了一张彼此交织且互为而生的关系网格，萦绕其中的，是不断扩张与蔓延的资本主义劳动地理学。关于这一点，以马西为代表的学者显然未能予以应有的重视，在其著作中，始终未能意识到“身体”在资本劳动中的重要性，更没有将身体、劳动和空间放置在一起考察。
（4）对操作人员及时下发安全技术交底，并对其进行培训后方可上岗。对搅拌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中不得随意从高空抛洒。
四
在《资本的限度》一书中，哈维使用“劳工机动性”(the mobility of labour)这个术语来反观资本主义劳动人身自由的二重性。这里的“机动”，首先指代的便是劳动者可以“随时、随地以及出于任何目的”来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包括自己的身体劳动权。[注]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the Capital , London: Verso, 2006, p.380.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劳工制度中，劳动者们为了维系正常的生活，除了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似乎别无选择。劳动者的身体被卷入到这种自由的二重奏中，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主体人，资本主义语境中的劳动者和普通人一样，都可以自主决定身体的所向，这种自由不仅包括身体的日常动作和情感表达，甚至还意味着拥有让身体随时死亡的自由，当然也包括使之进入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的自由。然而，一旦劳动者与资本家签订了劳动契约，其身体自由也随之进入到某种契约的束裹中，他们的手、脚、肌肉、眼睛及其他身体器官，都要接受来自资本劳动的规范与使用。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将这种劳动契约称为一个“制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的过程，“其基础在于它为工人呈现了一个真实的选择，同时又明确限定了这些选择所对应的行动”。[注] Michael Buraw,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2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维才将资本主义中的劳动人身自由视为“积极自由”，而非“消极自由”。诸所周知，在亚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那里，“消极自由”意味着“不受干涉”的自由，其主张“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就越广”。[注]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1、200页。 显然，由于劳动者的身体受到资本制度的“干涉”，这种“干涉”甚至有可能走向控制与驯服，这无疑不符合“消极自由”的意旨。然而哈维因为其并非消极自由而草率地将之归入为“积极自由”，亦是有待商榷的。确切地说，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劳动者们有“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其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主动的存在，是对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并能够依据我自己的观念与意图对这些选择做出解释”。[注]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1、200页。 在这个层次上，其是“积极自由”，也正是这种“积极自由”才赋予了他们自愿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力的自由。而在不断促生“商品人”和“异化者”的资本主义劳工制度下，劳动者无疑失去了具有强烈自醒意识的“积极自由”。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劳动以劳动者的积极自由为先决条件，但并不保证其永远存在。
利用三维重建软件对CT数据进行处理，建立颈椎C5-C6有限元完整模型，包括皮质骨、松质骨、髓核、纤维环和关节突关节，并根据文献[4-5]建立前纵韧带、后纵韧带、囊韧带、黄韧带以及棘突棘间韧带等五种韧带.
诸所周知，将人的身体视为一种“机器”，早在笛卡尔那里便得到了充分确认，笛卡尔秉承“身心二元”的哲学本体论，将“身体”视为“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家机器一样”，它“不是由意志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注]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8～89页。 因此它是能够独立于“心灵”之外而存在的物体系。然而，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笛卡尔所指称的“机器”，指的是身体自身形设的具有协调各个器官合理运转的先天特征，其随着人的诞生而一并出现，并不需要特殊空间施加作用。而资本主义劳动身体的“机器化”，指的则是“身体”在劳动空间的规训和惩戒下，同化为遵从指令和从事生产的机器，不断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劳动程序，它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转换和改进”，[注]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142.其必然需要特定的空间情境，离开了劳动空间的特殊情境，身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机器化体征。葛兰西在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劳动问题时就曾经指出，最大程度地在劳动者中间发展机器和自动技术，即意味着“把一切生产作业都归结到它们的体力和机器的一面”。[注]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3页。 因而，在资本主义劳动体制中，“机器”成为了“身体”的最终延伸，劳动者的身体仿佛内置了一个自动便捷的操作按钮，在听从操作指令的同时，还能够进行永不消歇的劳动。
诚然，“机器”是没有感觉和情感的，即便是“人工智能”，其所营构的感觉与情感实质上依然是机器程式的高级虚设。把人的“身体”降格为“机器”，意味着将其剔除人的正常感觉与情感意识，使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机器人”。对于劳动者而言，这种“机器人”的身份异化，无疑会给他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地理学的视阈下，资本劳动对诸多第三世界地方中的廉价劳动身体所施加的机器化压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其最为鲜明地体现在所谓的“血汗工厂”(sweatshop)上。“血汗工厂”最早出现于美国，指代一种“从事服装贸易的剥削性城市车间”以及“最低级和最可耻的美国式劳动”；[注] Laura Hapke, Sweatshop :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Idea ,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发展到后来，“血汗工厂”更多用来形容资本主义企业在落后地域中建立在低廉劳动力基础上的恶劣、艰苦和充满极端剥削的劳动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诸多闻名遐迩的名牌企业，如“苹果”(Apple)、“戴尔”(Dell)、“沃尔玛”(WalMart)等，都在发展中国家建有大量进行代工的“血汗工厂”。在这些“血汗工厂”中，劳动身体被压榨和透支到了极限，以计件工资为主要形式的报酬机制，将劳动身体时刻绑定在反复同一的操作流水线上，进行没日没夜的劳动。根据某个曾在多个“血汗工厂”工作过的人透露，其普遍存在着“搜身”“站着工作”“经常加班”“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以上”“体罚”等现象。[注] 参见天涯网，http://bbs.tianya.cn/post-develop-1748672-1.shtml.
劳动空间中对于身体的过度压制，同时会造成身体的过度压抑，这种身体压抑也将极大地影响人的心理情绪。在“血汗工厂”中，劳动者由于身体的极度疲惫，以及封闭空间中枯燥、沉闷与压抑的环境，常常产生心理抑郁及情绪低落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资本主义劳动空间中的“劳动身体”，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身体”，因为“身体”是一种交融了文化、知识、情感、社会等多种元素的词态，它具有生命的自感性和自主性；资本主义劳动并不需要这种“身体”，准确地说，它需要的是“肉身”，即一种装置了身体劳作功能而丢弃了身体自主意识的肉体。显然，“身体”是“肉身”的“所不是之物”，身体和肉身如同感觉和非感觉，“一方拥有对自身的完全感知”，“另一方则是盲目的、晦暗的、惰性的物质”。[注] [法]莫罗·卡波内：《图像的肉身》，曲晓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资本主义凭借其在全球地理区域中的势力渗透与地缘拆解，把资本劳动镶嵌在了不同的“地方”；通过地方劳动空间中形设的管理机制及规训意志，将劳动身体训化为从事劳动的机器；在创造大量资本财富和利润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身体的普遍贫困，使劳动者时刻背负着“沉重的肉身”这样的非正义后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资本已深入和稳固地介入现代社会(特别是空间) 之中，资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虽然积累了果实，但不可避免地生产了空间非正义”。[注] 董慧：《公共空间：基于空间正义的一种尝试性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这种建立在非正义维度上的资本主义劳动地理，某种意义上亦是一种对于劳动身体进行侵占剥夺的“肉身殖民”。尽管随着时代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以简单粗暴的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为内核的“前殖民主义”已经落下帷幕，然而作为话语意识形态的“后殖民主义”却一直活跃于历史舞台，它是一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注] 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因此“殖民”一词在当今时代被赋予了更多丰富涵义。然而，无论其意义如何演变，这个始源于资本主义野蛮侵略时代的语词，在其内核上依然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正如批评家艾梅·赛萨尔(Aime Cesaire)所指出的，一旦出现了“殖民”，便意为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对立关系，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只有强迫劳动、恫吓、压迫”等，它绝不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只有支配与屈从”。[注] [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7～148页。 本文即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提出“肉身殖民”的说法，意指那种一味为了获取资本利润而在各种劳动空间中不惜压迫和控制劳动身体的行为。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实现人的自由及全面解放是其始终不变的终极要旨，而人的解放也必然要以人的身体解放为先基。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体制下，如何在劳动空间中实现劳动身体的解放，还原人之身体的本有温度，无疑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议题。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卫·哈维与空间伦理研究”(15CZX034)；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空间正义的研究范式及其现实价值研究”(ZX18102)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7-0087-08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