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和《变貌记》——论埃梅艺术变形手法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法论文,艺术论文,变形记论文,论埃梅论文,变貌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著名作家弗朗兹·卡夫卡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派文学的先驱和现代小说之父”，他的《变形记》是表现主义文学的杰作。法国著名作家马塞尔·埃梅是寓神奇、幻想于现实之中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变貌记》是反映现代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研究两部作品，不难发现，埃梅的《变貌记》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和影响。然而《变貌记》并非对卡夫卡《变形记》的简单模仿，而是在《变形记》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本文从异曲同工之妙、独具匠心之奇效、艺术变形手法的创新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异曲同工之妙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之时，即1912年，他同父亲的关系日渐紧张，他同柏林姑娘菲莉斯·波埃的爱情遭到挫折，他开始患后来夺去他生命的肺病，悲观厌世的思想极其严重。埃梅两岁丧母，父亲对他撒手不管，童年时期，他没有享受过父母之爱。到巴黎谋生时换了无数种职业，生活极为艰苦。
卡夫卡和埃梅各自的家庭环境、坎坷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性格都较内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变形记》和《变貌记》是题材基本相同，背景大致一样，构思共同点颇多，反映社会现实都很深刻的世界文学名著。所有这些构成了它们的共核基础。它们在共同的异化主题、变形的象征意义、鲜明的对比手法、深刻的哲理寓意等方面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1.共同的异化主题
法国理论家加洛蒂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异化的世界。关于“异化”，马克思下的定义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私有制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影响，人所创造的物，即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异化为统治和操纵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并把人变成为物的奴隶，即“物”或“非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埃梅的《变貌记》都极其生动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人的共同命运，即无法摆脱蒙受异化之苦和丧失“自我”时的悲哀与寻找“自我”的徒劳挣扎。
在《变形记》中，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丧失了人格，丧失了赚钱养家的能力，丧失了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地位，从而陷入了举目无亲，孤苦无告的痛苦境地。格里高尔从人变成了异类，是现代人的典型异化。变成非人这一本质的改变，使格里高尔没有生存的价值，遭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唾弃，终于悄然离开了人世。
在《变貌记》中，广告经纪人拉乌尔莫名其妙地变了另一张俊美面孔。这一变化，使他成了一个没有户籍，找不到自己身份的陌生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一个受排斥、遭鄙视、被怀疑的人，于是，他陷入极度孤独、彷徨、恐惧之中，好似一个大难不死之人来到这个谁也不认识他的世界。埃梅在描写拉乌尔的悲惨处境时写到：“孤独地生活在巴黎，经受着恶鬼恶神的折磨，始终为隐藏我的尸身而心神不定”。②这也是现代人的异化现象。
由此可见，《变形记》和《变貌记》是属于一个类别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描写现代人的“异化。”
2.变形的象征意义
象征主义是现代派文学的一种，兴起于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诗坛。作者使用象征手法的目的之一是表现其隐蔽的思想情绪、心理感受和抽象的人生哲理。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埃梅都采用变形手法，即扭曲人物的外部形象，外化和强化主观的感觉、思想感情和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与评价，形象地表现“异化”或“物化”等抽象概念。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乌拉尔变得貌美均是象征手法的具体运用。在卡夫卡笔下，作为小资产者代表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式人，象征着千千万万与其处境相同的小人物都处于“非人”的境地，忍受着苦恼、悲哀与孤独的煎熬。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普遍存在的典型概括。既然格里高尔可能变成甲虫，他周围乃至全社会与他处境相似的其他人也都可能变成类似甲虫的“可怜虫”。同样，埃梅笔下的拉乌尔的变貌也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拉乌尔“相貌丑陋”、“笨拙”、“迟钝”、“可笑”，这是异化了的中产阶级的象征，埃梅使他变得“年轻俊美”，目的在于使他从“异化”状态中解脱出来，恢复其非异化时的本来面目。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要摆脱异化状态并非易事。正如拉乌尔自责时所说：“我责备自己没能耐，有一副美貌也是枉然。”(p.165)埃梅让他度过三个星期变貌生活后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拉乌尔在镜子里瞥了一眼自己的旧貌时说：“我的面孔激起了我的反感，使我感到不顺眼。我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明白它是多么阴郁、粗俗、不讨人喜欢。”(p.165)他舅舅也感慨地说：“我想起了你那变形的事，咱们多么希望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呀。”(p.198)这是埃梅向现代人发出的呼唤，他希望以拉乌尔变来变去的感受引起现代人的思考、觉醒，从而认识到自己被异化了的可悲状态。还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奇异变形的格里高尔和拉乌尔各自从事职业性质的巧合或作者的匠心安排。无论是旅行推销员还是广告经纪人，都有一个从商自我推销的共同特点，其象征意义在於揭示两者在现代社会中，不论怎样施展本领自我推销，也始终摆脱不了“异化”的羁绊与嘲弄，以及无法让社会承认自己存在价值的可悲。令读者深思的是，有机会竭力自我推销的格里高尔和拉乌尔的命运尚如此可悲可叹，更何况那些默默无闻地栖身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呢！这就是卡夫卡和埃梅的人物变形的深刻而普遍的象征意义所在。只不过，卡夫卡突出的是人的异化，而埃梅又道出了“反异化”的艰难。
3.鲜明的对比
表现主义提出“艺术应是艺术家先于经验的主观自我表现和潜意识的发泄，要用主观感受的真实去代替客观存在的真实。”③基于此，卡夫卡同埃梅一样，都采用了鲜明对比的手法，以抒发人物的主观感觉。在《变形记》中，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亲自感受到他父母、妹妹对他的态度的逐渐转变。在他变形之初，全家人惊骇一场之后。不得不正视现实，都希望他虫性消除，恢复人形，继续担起挣钱养家的重任；母亲为他伤心，妹妹忍着恶心为他送食和打扫卫生。但确信他不能恢复人形之后，妹妹厌倦给他送食和打扫卫生，全家人都视他为祸祟，家庭不幸的根源，再也不能忍受其存在，唯恐其不死；特别是房客们趁火打劫，要求退租时，全家更是大乱，非得把它弄走不可。格里高尔感受到的亲人们由同情、期望、厌恶到憎恨的思想变化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亲人们对其态度的转变又同格里高尔变形后始终对家人关怀、体贴、充满爱心，甚至为了让家人得到安宁而悄然死去的美好心灵也形成了又一种鲜明对比。这种变形不变心与变心不变形的对比，真切地披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同样，在《变貌记》中，拉乌尔变貌后，化名为罗兰·科尔贝尔去勾引他的妻子勒内时，妻子的动情和很快委身，以及所倾诉的深藏灵魂深处多年的对他的嫌恶与怨恨，使他亲身感受到妻子平常的忠实贞淑是虚伪的外表。勒内对丈夫“忠实贞淑”的假象就同对丈夫“嫌恶与怨恨”的真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撕下了中产阶级家庭表面上温情脉脉、和美安逸的纱缦，揭示出其真实的感情危机和虚伪的婚姻关系。
4.深刻的哲理寓意
所谓哲理，即作家们通过作品阐示的有关世界和人生的原理。《变形记》和《变貌记》都情节荒诞，离奇突兀，但其中包含有许多哲理。首先它向读者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的图景。关于异化，黑格尔、费尔巴哈、弗洛姆等均有比较抽象的定义，《变形记》和《变貌记》则以形象具体的画面揭示了“人的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④说明了人异化后怎样成了“物”或“非人”，怎样陷于孤独、迷悯与困惑境地，怎样丧失了自我、本质、个性和精神自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失去了与人交际的人格，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露出一副只配接受家人和周围人的冷悯、歧视、厌恶、诅咒、憎恨的可怜虫模样。拉乌尔变貌后，立刻陷入了人事全非，身同隔世的境地。“他的全部生活，全部存在条件都立即崩垮。”⑤整个社会对他不予承认的沉重压力，因朋友视他为嫌疑犯、随时有可能被司法机关追究的内心恐惧，有家不能归，有存款无法提取，非得乞求谋生的艰难处境等等，都寓含着令人深省的深刻哲理。
另外，《变形记》和《变貌记》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无比虚伪的家庭关系的哲理寓意亦十分深刻。格里高尔作为家庭主要成员挣钱维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之时，父母、妹妹同他的关系是亲热的；但在他变成甲虫式人，期待他恢复人形无望之时，父母和妹妹就对他产生了厌恶，唯恐其不死；尤其是在他非但不能为家里挣钱，反而妨碍家里房租收入时，他们更是对其恨之入骨，决意将他赶走。正如恩格斯说：“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正因为如此，父亲的狠毒，母亲的胆怯，妹妹的无情暴露无遗，使读者看到，在这个家庭里，金钱成了支配感情的决定因素，这便是“有奶就是娘”的哲理。在《变貌记》中，拉乌尔在变貌的三个星期里对他的秘书吕西安娜抱有欲念，在电影厅里同一女郎逢场作戏，在咖啡馆同萨拉琼娜的眉来眼去和幽会，这些与他妻子勒内的“动情和委身”，都是中产阶级家庭中潜藏危机和暗礁的写照，足以揭示他们对待爱情、婚姻的不严肃和虚伪性。于是，他们的夫妻关系正如埃梅所比喻的，宛如两条无限延伸、永不合拢的铁轨的哲理便跃然纸上。
上面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变形记》和《变貌记》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变形记》与《变貌记》各自有哪些独特之处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二、独具匠心之奇效
《变貌记》“属于卡夫卡《变形记》的这一个类别，”⑥两者之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从根本上说，卡夫卡同埃梅不属于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卡夫卡的《变形记》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功已经达到了同现实主义相通的程度，难怪不少评论家称卡夫卡的《变形记》为现实主义杰作，这是不无道理的。其次也因为埃梅在艺术表现上达到了现实、神奇、幻想融为一体的境界。故《变形记》和《变貌记》既相同又独具特色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1.鲜明的主题，引人入胜的情节
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变形记》自1915年发表以来，引起了世界文坛的轰动。卡夫卡的成功在于他独具慧眼，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开创性地解决了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反映和表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一主题。作品构思新颖而奇特，主题鲜明而深刻，情节离奇而神秘，自始至终紧扣读者的心弦。卡夫卡虚构了格里高尔的变形，立刻就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奇特的环境，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接着卡夫卡采用写实手法，通过格里高尔本人的观察，深刻地揭示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劳动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使老板的贪婪残忍，职员们的尔虞我诈，下人的幸灾乐祸，房客的趁火打劫，父亲的心狠手毒，母亲的胆怯懦弱，妹妹的贪婪无情一一暴露得淋漓尽致，使读者对格里高尔的不幸境遇和悲惨结局产生了无限同情。
埃梅的《变貌记》这个中篇小说于1941年问世以来就成为畅销书，早已有十多种文字的译本，深受各国读者的青睐。埃梅明显地受到卡夫卡的影响，创作了这部构思巧妙、主题鲜明、描写真切、引人入胜、寓意深刻、幽默诙谐的作品。
《变貌记》与《变形记》所不同的是，埃梅通过异化主题，别开生面地考察面貌在现代社会里的法律效应，揭示中产阶级家庭婚姻的虚伪性。埃梅以严密的推理，构思出奇峰迭起、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使读者产生轻松愉快之感；以深入浅出的哲理，令人产生无穷的联想思考。
我们可以说《变形记》和《变貌记》在主题鲜明，情节动人方面堪称独树一帜的典范。
2.变形原因的社会底蕴
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得赚钱维持一家四口的小康生活，得攒钱为父母清偿拖欠老板的债务，还得准备钱送妹妹上音乐学院。可是，生意萧条，收入微薄，加重了格里高尔的经济负担。其次是工作辛劳。他每天清晨四点钟就得起床，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上班，总为赶不上火车提心吊胆，旅行推销员的工作迫使他长年累月到处奔波，饮食无规律且粗劣，每当回到家里之时已精疲力竭。再其次是沉重的精神压力。公司老板“总是居高临下地坐在桌子上面对职员发号施令”，上司蛮横无理的申斥，职员们的多疑无赖，说长道短，令人防不胜防，这就致使格里高尔在沉重精神负担压抑下生活。基于这些原因，作为小资产者的格里高尔，在思想上和肉体上的负荷已经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他完全丧失了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完全被挤扁、扭曲、变形，结果异化成了一只可怜的甲虫，令人厌恶的“老屎蜣螂”。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摧残的必然结果。在《变貌记》中，拉乌尔的变貌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异化。拉乌尔变貌的原因实际上是在恢复原貌之后才交待的。埃梅写到：“我觉得我的变形是一件荣幸的事，一种我没有能力加以利用的天意。上帝同情我的愚蠢，同情我注定忍受的平淡无奇的生活。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让我重新振作起来的好机会，一个人们不敢幻想的奇妙机会，可是我在任何时刻都没有意识到幸运在召唤。”(p.165～166)显然，埃梅让拉乌尔变貌，是为了改变他已经异化了的状态。在变貌前，拉乌尔觉得“在事业上颇为顺利，拥有一家小公司，家庭生活和美安逸，妻子漂亮柔顺，女儿天真可爱，他很心满意足。唯一的遗憾是他容貌丑陋。”⑦但经历变貌后，他亲自感受了自己妻子并非他过去认为的那样“安于本分，贤良贞节，”他那中产阶级的家庭并非“异常稳固，无懈可击。”他的处境也并不是那样使他“心满意足”。这说明，尽管在这现代社会里，人的异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人们并不理解，并不觉悟。变貌使拉乌尔意识到了自己可悲的异化状态，这是一种觉醒。同妻子交谈时，他说：“恢复原形是一件我意想不到的痛苦而耻辱的事情，它使我变得极其激动。”(p.170)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格里高尔的变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异化为可怜虫的现实；拉乌尔的变貌则揭示了处于异化状态，但并不觉悟的人在反异化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可悲的异化状态。正如拉乌尔感慨地说：“什么样的内疚，什么样的愚蠢的顾虑使我又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店铺。生活是如此伟大，如此丰富，我有这样多事情要做，要承办，然而我必须回来让自己蒙上一层灰尘，将自己禁锢起来，使自己变得麻木迟钝。”(p.171～172)他决定为了孩子们而接受同不忠的妻子过一种永远不同居的“表面上的共同生活”。同妻子共枕时，他感受到一种突然发生的自尊激励他意识到屈辱、羞愧与愤懑，从而下决心反抗。同萨拉琼娜再次相见时他产生了“被活埋、被重物压得奄奄一息”，(p.173)无法表现自己的存在之感觉。
3.殊途同归
就变形方式而论，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为甲虫是由美变丑，是属性的改变，是自始至终的荒诞变形；而在《变貌记》中，拉乌尔的变貌是由丑变美，再由美变丑，是面孔的局部改变，是由荒诞返回现实的变形。就变形程度而言，格里高尔“保持着人的记忆，人的思维能力，各种人的不同感情”和受压抑小职员的身份以及性格，但其饮食起居、嗜好习性、形态动作均已甲虫化；拉乌尔则是一个仅仅改变了面孔，仍然保持了他“原有的声音、笔迹、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生活经验”等等的人。从上述区别可以看出，卡夫卡是让现实的甲虫式的人生活在现实之中，埃梅是让现实的变貌人生活在现实之中。前者是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后者是魔幻式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但两者都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法，力图达到荒诞中有真实，荒诞与现实融合的相同目的。
着眼于《变形记》和《变貌记》各自达到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埃梅，都真切地再现了现实生活，高度地概括了现实生活，让读者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奇形怪状的丑恶现象。
上面我们就《变形记》和《变貌记》的异同作了初步的探讨。我们有意识地把某些方面的异同放到本文的第三部分去分析比较，以利于论述埃梅艺术变形手法的创新。
那么，埃梅在艺术变形法的运用方面有什么创新呢？这就是我们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三、艺术变形手法的创新
人物的变形在世界文学中是一个特别令人注目的艺术表现手法。其运用时间之早，频率之高，范围之广，方式之多，生命力之强，效果之奇均非同一般。也正因为变形手法的运用，许多作家蜚声文坛，无数作品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众多文学表现手法呈现生机勃勃、大放异彩之势。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随着文学艺术手法的丰富多变，变形手法逐渐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偶然到随心所欲再到身不由已、突兀莫名地进行演变。运用变形手法的文学体裁也由最初的史诗扩展到了童话、音乐、戏剧、小说等等。变形方式更是多种多样，无奇不有，令人眼花缭乱。有人变成动物的，也有动物变成人的；有人变成花卉草木的，也有人变成石头星辰的；有男人变成女人的；也有女人变成男人的；有美变丑的，也有丑变美的；有局部变形的，也有完全变形的；有自身变大的，也有自身变小的，等等。例如：在斯威布编写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书中有变成“塞仑仙女”的“塞仑鸟”；在《奥德修记》中，埃亚依岛的“华迈女神”刻尔吉把奥德修的伙伴变成了猪；在维吉尔的代表作《埃涅阿斯记》中有回归岛上居住的鸟身人面女妖；继维吉尔之后的另一位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忒瑞西阿斯身为男人，却变女人活了七年；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等神怪的说变就变等等。
就变形的原因和作家使用变形手法的目的而言，亦是多种多样的，如：无社会必然性内容的偶然变形，为战胜自然灾害的变形，为降服不卸之敌的变形，为惩恶扬善的变形和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变形，等等。
纵观变形手法的运用概貌，我们认为，在所有使用过变形法的作家中，卡夫卡和埃梅是取得成就最大的两位作家，他们独树一帜，开拓了一个真切描绘现实生活的奇异领域。特别是埃梅，他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象许多现代派作家那样，“面对一片混乱，充满各种矛盾冲突和危机”，且令人诅咒的社会现实，“在非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影响下，接受和极力推崇无意识的理论，”停留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现代神话或梦境般的意象世界，而是继承了世界文学中各类变形手法的风格，并赋予艺术的创新。他以荒诞与现实胶乳相融，变位法妙用，反异化意识等别开生面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变形风格。
1.荒诞与现实胶乳相融
《变形记》和《变貌记》都是以现代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他们的成功关键在於在创作方法上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束缚，开创了新颖奇特的艺术创作道路，使荒诞与现实胶乳相融。
有血肉身躯的格里高尔突然间变成了一只甲虫，连他的父母、妹妹也大为惊骇；事业上颇为“顺利”的拉乌尔的面孔莫名其妙地变美又变丑，连他的舅舅、好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格里高尔自己也惊恐万分，希望这种变形是“幻觉”，是“重感冒”征兆，是“心理作用”；拉乌尔在玻璃窗上照出自己变化的面孔时也“焦急不安”，希望那是“幻觉紊乱的结果”，欲请医生看看。在读者看来，这些变形更是多么荒诞，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为荒诞的是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连生理器官、生活习性、饮食起居都已甲虫化，却仍然“保持着人的记忆，人的思维能力以及各种人的不同感情”，仍然同他的亲人们过着人虫混居的生活，仍然有一颗关心他亲人们的爱心，甚至还有为他们牺牲一切的精神。同样，拉乌尔突然改变了面貌，“有一张机灵风雅、仪态庄重、结实丰满，为营养充足，生活优裕之人所特有的通常特别使女人注目的面庞，”(p.17)他的“眼睛浅蓝灰白、目光炯炯、柔媚动人，”(p.17)面部上丝毫没留下他原来面孔的特征。他一瞬间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外星人”似的人，也是相当荒唐的。不过，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埃梅，让他们的主人公变形，都绝非为荒诞而荒诞，因为格里高尔本身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甲虫式人，拉乌尔也只不过是比过去更年轻俊美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们变形前的生活环境、亲朋好友、上司或下属依然如故。格里高尔公司的秘书主任奉老板之命上门探视他刚接管现金就没有上班的原因，父母、妹妹因他成了累赘后过着日益艰辛的生活；拉乌尔的妻子、儿女、舅舅、朋友、秘书一直同他保持着直接与间接的联系，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虽然两位作家人物的变形变貌都是荒诞而虚妄的，但是他们都仅仅把这种荒诞不经的现象作为故事的一种假设环境而已，或者说是一种艺术氛围的烘托罢了，以奇特的方式“按生活本来面目描绘生活”才是两位作家的真实意图。基于此，卡夫卡和埃梅都将他们发生了荒诞变化的超现实、超自然的人物置于现实生活中来展开故事，收到了使荒诞寓于现实之中，使荒诞与现实紧密地融为了一体的艺术效果。
与卡夫卡相比，埃梅的创新在於使荒诞与现实融合得更为巧妙。这一艺术效果是通过拉乌尔的变貌方式去实现的。《变貌记》中的荒诞仅在於拉乌尔变貌和恢复原形这两个奇迹，其余的内容完全是再现现实生活的描写，这是无可争议的。
由于埃梅通过两次变貌，实现了从现实→荒诞+现实→现实的过程，这样他就既达到了卡夫卡创造荒诞性环境的效果，也达到了描写现实生活更为真切之目的。
2.变位法妙用
文学表现手法不断丰富、高超、奇特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作家们都善于独立思考，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力求更完美地反映生活，卡夫卡和埃梅正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这两位作家都采用了荒诞不经的变形手法，使人物发生位移，变换观察角度，以达到淋漓尽致地揭示现代社会人的“异化”与“荒悖”，深入挖掘主题的目的。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即异化成甲虫式人后，完全丧失了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从他家的“摇钱树”变成了他家的“累赘”、“祸崇”。拉乌尔一经变貌，就成了一个举目无亲、孤苦伶仃的陌生人，丧失了支配其秘书的权利，从支配秘书的地位变成受秘书支配的地位，以致于非得百般乞求，声泪俱下才感化秘书答应给他安排了一份赖以谋生的低下工作。格里高尔和拉乌尔的变形，导致了他们的位移，在他们同变形前的生活环境之间形成了一堵无形的透明墙。正如埃梅在《变貌记》中写到：“我的新面孔如同一赌无形的墙介于我的生活和我之间。”(p.21)这堵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外在异已力量，使他们丧失了与原来生活圈子里的人交际的人格，从而陷于极其可怕的孤立、孤独、痛苦的境地。正因为这是一堵透明的墙，他们可以直接观察、窥视他们原来熟悉的人的本来面目、真实灵魂；正因为这是一堵透明的墙，生活中的一切真谛都原原本本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变形是有目共睹的，而在《变貌记》中，拉乌尔的变貌则是无人知晓的，没有人真正相信的。拉乌尔仅停留于不引起任何人警觉的变貌，因为他没有改变其作为人的外形，也没有改变他原有的一切社会本质与其他特征。所以，尽管他变了貌，他们仍然是现代社会的普通成员。除了他自己外，谁也不知道他变貌后的存在，谁也不知道他从原来的固定角度中解脱了出来，从另一角度在考察世界与人生。由此可见，卡夫卡和埃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位移方式去达到让主人公变换角度亲自观察、感受、理解世界和人生之目的。这种从固定角度的约束中解脱出来的艺术手法，可以让人从熟视无睹的世界和人生中发现更多更新更真切的部分。由于位移的方式不同，观察、感受、理解现实生活的真实程度也就不同，荒诞成分的多少亦有差别。这就构成了卡夫卡和埃梅的艺术效果之间的差异。假如格里高尔的父母、妹妹不知道那只甲虫就是他变成的，那么，父母、妹妹对他的态度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格里高尔观察到的东西就会更为真实，故事的荒诞成分也会大大减少。在这一点上，埃梅的位移方式比卡夫卡的位移方式技高一筹是显而易见的。拉乌尔变貌后继续生活在原来的生活圈子中，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继续同他们交往，因此观察、感受、理解的现实生活是绝对真实、毫无水分的，是没有掺杂任何成见的。整个社会对他的不承认，舅舅的轻信、怜悯、疼爱，秘书对公司的忠心耿耿，朋友的义气、忠实和强烈的正义感，妻子的不忠等等，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都是他们各自本来面目的真实再现。正因为埃梅采用了这种新颖独特的变位手法，拉乌尔才亲身感受到异化人的价值，希望冷漠待他的秘书对他说：“您已经丧失妻室儿女、财产，你不名一文，无职无业，死了的好；没人给你一杯水，没人扔给你一节骨头，你连狗都不如，死了吧，死了吧，滚到垃圾场去，你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再也没有任何价值。”(p.67)也正因为变换了观察角度，他才窥视了各种人灵魂深处的本质，深刻地体验到“夫妻的幸福是一种相互盲目和一种彼此不了解的平静的愿望换来的。夫妻宛如两条铁轨，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距离，平行延伸出去，万一它们合拢，夫妻列车就会倾覆。”(p.93)这些见解是何等深刻而富于哲理。可以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变形方式达到了与《变貌记》相同的艺术效果，这无疑是埃梅对艺术变形手法的创新。
3.反异化意识
《变形记》和《变貌记》以不同的结局，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因而达到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在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这个小职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摧残下异化成了“非人”，因而不得不受到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的厌恶与憎恨，以悄然离开人世的悲惨结局告终。这样的结局，一方面反映了卡夫卡的主观意念，既异化的无可改变，小人物的深重灾难难以抗拒，因而格里高尔只有死路一条是命运注定了的。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卡夫卡的思想局限，即没能指出摆脱异化的出路。这同他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同他的五次失恋，同他“不战先败”的精神状态有关。故有评论家认为《变形记》被“蒙上阴沉灰暗的色调和神秘晦涩的迷雾”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我们丝毫不能脱离卡夫卡生活的不幸时代和社会条件以及他个人的痛苦经历去苛求卡夫卡，而应把它视为卡夫卡独辟蹊径、勇于创新中的枝节问题，因此，并不影响《变形记》至今也是一部振撼人心的杰作。生在比卡夫卡晚近二十年的埃梅则不同，他通过拉乌尔变貌、反抗、恢复原貌的结局，使拉乌尔认识到自己异化状态的可悲。拉乌尔面对变貌的现实，在沉重的社会压力下，选择了反抗的出路，他说：“我反抗，不愿抛弃一切，不愿活活被禁锢。没有逃不出的牢狱。我准备冒一切风险，即使毫无希望，我也需要拼搏”。(p.21)于是，他下定决心，偷偷地活下来，丝毫不让人怀疑他刚刚发生的事情。接着他谎称去布加勒斯特旅行三周，让秘书去银行为他提出4万法郎，在自己家的楼上租了一套房间，开始了“新生活”。这历时三周的生活，是充满孤独、徬徨、惊吓、恐惧的生活，也是为生存而奋力与异化拼搏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比卡夫卡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懦弱、束手遭人歧视、厌恶、憎恨、等待死亡的性格截然不同。难怪卡夫卡曾悲伤地说：“生活的传送带不知将要把人带向何处，人与其说是生物，不如说是事物和东西。”
诚然，拉乌尔经过反抗、拼搏之后恢复原貌这一结局，一方面也是悲惨的，因为拉乌尔重新落入了原来的异化状态，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拉乌尔，同小资产阶级的格里高尔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蒙受的灾难深重到了难以抗拒的程度；另一方面又是积极向上的，因为异化是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荒悖，拉乌尔在拼搏中亲身体验到了自己中产阶级的处境并非那样如人意，尽管他恢复了原貌，恢复了他变貌前所拥有的一切，但他打心眼里是对三个星期“显得有此光彩”的变貌生活感到遗憾的，他的思想已经觉醒，他必然会产生反异化的力量，同异化进行抗争，使自己在不断战胜异化中前进。拉乌尔恢复原貌后，他的家庭生活已经出现危机、裂痕，他能否象过去一样爱自己那有过“外遇”的妻子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结局，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一种是给人以在异化面前屈服、甘作“物”的奴隶，直至惨死的颓丧、绝望、消沉的阴暗情调的感染，另一种是振奋起来，同异化抗争，以摆脱“物”的控制，求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的奋发精神。格里高尔以死来对付异化，拉乌尔以活来同异化抗争，相比之下，这无疑是埃梅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来看，卡夫卡和埃梅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变形记》和《变貌记》都是同一类别的杰作。卡夫卡和埃梅在艺术变形手法方面的成功对崛起于60年代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无极大影响。
注释：
①《资本论》第6章初稿.马克思.1863年.（转引自孙坤荣《论卡夫卡的小说》.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二期）。
②《变貌记》.黄新成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92页.（以下凡属笔者译著《变貌记》中的引文.只在引文处注明页码）。
③《文学词典》.孙家富、张广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313-314页。
⑤⑥《变貌记》译本序.柳呜九.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7页、第4页。
⑦《变貌记》内容提要.黄新成译.1991年.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