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183;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认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布斯论文,认识论论文,探析论文,埃里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任何一种对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学的功能等问题的讨论，都属于历史认识论范畴的考察。历史认识理论主要关涉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与历史学的认知态度，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的社会历史关系系统的认知程度，对历史认识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的功能关系等问题的深层思考。这些认识论上的核心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与认真探讨，这种历史学的深层次逻辑思维均体现于其史学著作与思想之中。本文试图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史学观念上的中心问题展开分析。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论认知，集中体现了霍布斯鲍姆在历史认识论方面的思想，呈现其史学思想的认识论特色。
一
霍布斯鲍姆的历史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于历史认识主体来说无法回避而与历史认识客体密切相关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关系反思的认识倾向与认知水平问题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首先是一组时间概念，① 历史研究的过程不外乎就是着眼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时间结构，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最终对连续发展的历史现象进行系统关注，从而进行科学历史的再创造，客观反映“不变的历史存在”的真实面目。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但统一于现在，因此在时间的三维结构中，现在同时又具有总体性。对此可作三个层面的理解：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过去是现在的前提，因而表现为现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它预先规定了人们活动的基础和范围；现在则是人们的活动的展开，是规定和创造的统一；人们只能通过现在去认识过去，同时预测未来；未来则是现在的可能，同时也是人的活动的目标。二是现在是一个连接点，它不是抽象的现在，而是指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实践即具有历史规定性的感性具体。三是时间的三维结构是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社会和理论、范畴的基本方法。②
霍布斯鲍姆正是在继承与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指称的时间意义基础上，从时间与历史相互关联的角度上，分析或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霍布斯鲍姆所指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不仅仅是一组时间与空间概念，而是渗透了历史意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素的各种历史实体，它们共同组成社会历史连续统一体，而历史学是一门主要在时间中演进和空间中拓展的科学，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认知，亦即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论之反思。霍布斯鲍姆强调，“只要由于历史与未来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界线，那么历史不可能逃避未来。……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想象的但经常运动着的点，如果愿意，你就可以称之为‘现在’。”③ 按此理解，对于任何历史认识主体或史学编纂者来说，无论是严格区分过去与将来还是把现在从过去中区分出来，都可能存在着技术方法上的困难，这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作这种截然区分。因为，“虽然我们能够凭借历史学家的智慧从遗留下来的问题中推导出间接的答案，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通过拷问过去对那些尚没有出现的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无论如何，过去、现在和将来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④ 就历史认识论的角度上说，霍布斯鲍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及其连续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反映出他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认识。揭示这种历史认识论观点，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是一个永远连续统一的发展过程。
客观和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源泉和生存基础，玄想和虚构则是历史科学的固有克星和生成障碍。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关于理解历史的客观存在性问题，需要以过去的意义阐释为突破口。纵观他的整体社会历史研究成果和“整体的社会历史”诉求，实际上就是建立在以三维时间为基础的整体性史学价值观念基础上，力求从“具体过去”的历史事实切入，由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考察人类社会整体历史运动的目标研究过程。换言之，关于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连续统一体的理论认识与分析框架，体现了霍布斯鲍姆史著中基本的历史认识论思想，这种理论与框架的最终来源正可上溯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以时间的三维结构为核心的整体性史学价值观念。
就历史认识对象或历史认识客体角度而言，霍布斯鲍姆认为，无论是个人和群体，还是国家和社会，都拥有独自的过去，这种“过去”成为一切“现在和未来”的基础，这种“过去”既是组成历史客体的重要内容，构成历史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又必然成为历史认识主体借以认识历史的客观存在的重要对象。“理论上，过去——所有的过去，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或每一件事情——都构成了历史。也许有许多过去的东西并不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但绝大多数是。而且，在当代社会里，历史学家在编辑和构造有关过去集体记忆时，他们也必须依赖过去。”⑤ 作为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的那些历史存在，它们的“过去”是历史认识主体必须首先涉及并加以认识的。正如保罗·康纳顿所言：一方面，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在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另一方面，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⑥ 第一层意思是要说明历史认识客体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第二层意思是要阐明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认识主体也就是社会记忆的主体和承担者在认识过程中所起到的桥梁作用。历史学家认识这种“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建立在这种“过去”基础上的处于“现在”状态上的历史认识客体。由此霍布斯鲍姆强调说，“人类与社会的任何记忆都是根植于过去——根植于他们的家庭、社团、民族的或者其它相关群体的、或者甚至个人的记忆的过去——而且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所有这些与记忆有关的因素都表明了他们的立场。”⑦ 一般而言，任何正常的现实社会都是构筑在它的过去基础之上。“过去是现在和未来的原型。过去就如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种遗传基因每一代都繁殖了它的后代并且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⑧ 1987年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中更是写道：“使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作的事物，多半都是从过去继承或接收过来的，然而其发展的过程又适合将这个过去毁灭。”同样，“20世纪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纪所塑造，尤其是由本书所探讨的‘帝国的年代’所塑造，确确实实的塑造。……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⑨ 在具体历史认识对象和史学研究实践中，霍布斯鲍姆非常重视对作为历史客体的“过去”的客观性考察。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社会历史的实践是呈现连续性的，任何社会和任何个人的历史都具有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通过“过去”对“现在”的塑造与影响这一途径来实现。“过去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永久尺度，是社会惯例风俗、社会价值和人类社会的其它观念模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的问题就是分析现实社会中‘过去的意义’的本质和找寻它变化与变迁的痕迹”。⑩ 克罗齐曾试图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一种对过去的兴趣始终会（并且必须始终是）反映史家对当代的关心。”(11) 寓指一种当代立场必然体现在历史叙述当中。柯林武德宣称自然过程的过去和历史过程的过去不同：“在自然过程中，过去在它被现在所替代时就消逝了，而在历史过程之中，过去只要它在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现在之中。”(12) 在布克哈特看来，过去的历史不外乎就是“一个时代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的纪录”。(13) 霍布斯鲍姆则指出，“现在显然不可能是过去的复写副本：在任何实际意义上讲，它也不可能是过去的一种翻版。”(14) 当然，“撇开理解过去如何向现在转变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并有可能理解未来的某些事情这个事实不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同样也是明显的，因为理解现在与理解过去的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15) 霍布斯鲍姆曾经以欧洲历史的发展变迁来说明这个问题，试图揭示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16) 由此可以说，历史的每个时代内容并不是互不兼容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过去以另一种比例或方式被纳入现在之中，过去和现在是一连串内在相关的时间系列，在内容上它们尽管有不相同之处，但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包容。(17)
以《极端的年代》对“世界大革命”现象的历史性分析为例，霍布斯鲍姆论证俄国十月革命对20世纪世界历史造成深远绵长的影响问题时，这种历史认识论倾向更是显而易见。霍布斯鲍姆写道：“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念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念持续生命力更为长久，那么1917年革命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1789年革命更为宏伟和深远。”(18)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革命事件作为历史延续体本身，体现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深刻联系，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导致了后继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模式，也间接引发了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发展。
二
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认识，也就是说，关于过去的意义阐释与历史的客观存在问题，成为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核心问题。既然“过去”对现在和未来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通过认识“过去”是否就可以认识到历史的客观存在呢？传统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各种各样“过去”的客观存在，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各自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去努力客观地认识这种“过去”，从而再现历史的客观存在。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在新叙述主义转型和后现代主义转向之前，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历史实在的客观性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或真实性）等问题是20世纪西方史学或历史哲学长期关注与争论的两组基本理论问题。正如学者认识到的那样，前者涉及的是历史认识如何可能，后者关注的则是历史认识是否可靠。(19) 归根结蒂这涉及到历史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和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霍布斯鲍姆认为任何个人历史或社会的历史中确实都客观存在着某种先验的给定“过去”或“历史的客观实在”，这个过去是真实有效或者合法存在的，从理论上看，这种过去的历史也是可以客观地被认识的。霍布斯鲍姆这里所指称的“过去”就是通常史学理论范畴中的“客观的历史存在”，但是它应该与实际历史认识过程中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内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或历史事实组成的“历史认识的客体”有区别。换言之，在历史学家等历史认识主体的主观认识或意识介入之前，历史认识客体本身即历史事实或历史存在是客体存在着的东西，本质上它具有客观性。假设历史认识主体对它的历史认识同历史事实本身达成一致甚至完全吻合，那么可以认为这种历史认识是具有了客观性的历史真理。然而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与历史叙述是否能够完全客观和准确？这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过去，人们所理解的这个“过去”是否是真实的那个“过去”。由此也便取决于认识的“过去”是否成为合法性的历史认识资源？“过去”是否就是现在的一种合法性认识的客观存在？
就历史认识主体和历史认识客体相互关系的角度上看，霍布斯鲍姆对过去的意义阐释和“关于过去的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或合法性问题”，即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成果是否具有客观性问题具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认为任何个体的历史中都存在着两种过去：“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20) 换言之，一种人们只能通过或借助文献材料或其他非直接的媒介途径才能逐渐认识的过去的历史存在；另一种是历史认识的主体经历过或生活于其中的过去的历史存在。对任何历史个体来说，在两种过去之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存在着一块很不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时间上的这么一块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21) 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如此，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亦然。正如通常所说，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人，在认识历史过程中，主体上必然受到自身经历、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史观等因素的影响，对历史的认识也就大相径庭。霍布斯鲍姆是从独特的历史认识逻辑思维角度出发，得到了我们在历史认识上的相同结论：“历史客体是相对历史认识主体而言的，是历史认识论一对基本范畴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它必须而且只能从历史认识主体的联系中去把握。”(22)
就历史认识的主体来说，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理论解释，由于存在着“过渡区域”这一障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或对历史的理解与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来自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形态立场的干扰与影响。“历史、来自往昔的符号以及塞给往昔的符号，都被看做现时的某些人需要的资源，出自捏造而梳妆打扮成为古典。”(23) 使得过去的历史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结果“过去的历史”被模糊化了。正确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就是一种基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理性解读，错误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诸如民族主义神话历史则是一种非理性解读的结果。然而对于任何历史认识实践活动来说，人们只能尽量剥离历史上存在着类似“创造的传统”的谜障，但未必能够彻底肃清所有“被人为合法化的过去”，所以历史认识主体只能揭示趋于客观的历史认识，而非历史的客观存在本身。
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历史主体和历史认识主体的“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正如充斥20世纪诸如此类的观念冲突，恰恰给那些历史学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路途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判定是非，而在试图揭示那些最难理解的事物真相。但是横亘在理解道路上的障碍，不仅仅只是我们本身固执的观念，还包括形成这些观念的历史人生经验。”(24) 此处的“固执观念”和“历史人生经验”实指历史主体和历史认识主体相互交织的价值观念和时代烙印，两种因素成为影响历史认识主体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障碍。霍布斯鲍姆坦然承认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必然受到某些既有见解和其它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做到完全超脱和价值中立，因而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成果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存在。然而他也看到，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追求客观性的过程，它是一个永远趋向客观而无法真正完全达到客观的过程，历史学家应该最大限度地排除自身在历史认识过程的主观性因素，但同时又要看到历史认识趋于客观的可能性，历史学家永远都在追求历史客观性的路途之中。霍布斯鲍姆希望通过某种历史透视方法，证明和强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毕竟是写史者与读史者最关心的所在。他们都想要，也应该想要了解过去如何变为现在，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过去，但主要的阻碍是过去不似现在”。(25) 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就是以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来维系，对某段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的关键，就是如何理清现实社会及其过去历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内在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历史认识的过程又是不断缩小这种差距的过程，从而逐渐达到认识历史的真实，最终理解历史或重构历史。众多历史认识的主体所理解与认识的这些‘过去’的表达形式或历史文本就形成了历史学，某种程度上，历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和恢复活动，历史学的魅力正在于此。
由此看来，遵循和发展在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关于过去与现在的辩证解释原则，是霍布斯鲍姆历史认识论思想的题中之义。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传统历史学家一般并不重视也没有正确处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却刻意追求“纯客观的历史”。爱德华·卡尔指出传统史学在研究历史时往往忽视真理的表现，主要就是不能正确理解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在卡尔看来，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处于一种特殊境地：“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爱过去，也不是从过去之中解放自己，而是掌握过去，理解过去，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26)年鉴学派布罗代尔也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很可能在死材料和活见证、遥远的过去和切近的现时等问题上永远互相踢皮球。我以为这不是主要问题。现时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27)
其实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理论重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为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28) 然而，这种目的性的行为必须依赖于过去历史具体情况的确定性。马克思相当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9) 其所指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过程中的物质条件，就是“过去的历史条件”。后来，马克思更鲜明地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 因此，关于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实现条件的假设，置于过去与现在关系视域之中，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的基本思想。
无论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所持的“对话”说，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强调的“能动”说，在过去与现在关系等历史认识论问题上，都给霍布斯鲍姆关于过去与现在问题的思考带来有益启发。同样，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史学家由于根本上不重视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主观能动作用，不但对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总是视而不见，反而活生生地割裂两者的内存关系。霍布斯鲍姆关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历史认识论思想，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思想的继承，又是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相关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理论反思。在历史认识实践中，作为新社会史家的霍布斯鲍姆则把整体社会史研究看作现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并以“现在”为基础对以往社会历史进行重构，在重构社会历史的时候，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同时又尊重“过去”的历史合法性地位，而不能随意篡改“过去”。在以现在和过去为两个历史认识基本环节的历史认识过程的关系链条上，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历史学家这个联结点，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就得以重新生成，只要历史认识主体正确发挥自身主体能动性作用，那么现在和过去客观上的固有历史继承性联系也就得以揭示。
三
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续统一体的深刻系统认识论诠释，霍布斯鲍姆特别论证了历史认识、预测未来和历史学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关系。历史认识、历史解释或者历史研究是人类社会思想认识实践的一种必要方式，历史学最大社会功能就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历史垂训作用，接近“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研究成果或历史认识成果具有指导人们实践的现实价值。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必要的预测是实现历史学这种社会功能的一种途径，预测未来是史学功能的自我体现。当然对未来进行必要的预测使之服务于社会历史发展是个系统的理论问题和复杂的实践过程。
历史认识与历史学的预测功能问题是霍布斯鲍姆史学认识中的基本理论视域，他在多种场合谈论和诠释了历史研究中有关未来的预测问题。在《祈盼：历史与未来》一文中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进行一番预测，不但合乎需要，而且也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纵然如些，这并不意味着未来就是被决定的，或必定是可知的。……我铭记于内心的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预测？预测什么？如何才能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以及历史学家在哪里适合运用预测？”(31) 霍布斯鲍姆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基础上，即人类社会历史是呈现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的连续性发展特征的，当历史认识主体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加以双向考察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合理科学的评价，进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前途或未来做出恰当的预见。
人们预测未来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理解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基础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同一性或连续性的基本根源，从而寻找展望未来的有关线索问题的思维活动。卡尔曾经认为：“好的历史学家，不管他们想不想到这一点，他们都要确信将来。除开‘为什么？’这个问题之外，历史学家还要问另一个问题：往何处去？”(32) 在卡尔那里，在预测未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过两个环节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即首先探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问题，再思考历史往何处去？探索现在与将来的关系问题，由此涉及历史发展方向与历史进步性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持同样的判断：“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个连续体的组成部分，因而，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预言和建议。”(33) 不过，霍布斯鲍姆强调在人类社会历史结构分析基础上，进行更为理性的历史认识思维，认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寻找社会历史的生存动力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总是关注未来——不管是作为已经超越了过去历史的未来，还是作为将要超越过去和现在的连续体的未来而言。”(34) 然而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对历史的未来进行预测存在着风险性或者局限性，主要因为未来有着确定和不确定两重性，这也是为何许多历史学家对预测的功能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即使是承认历史研究对未来的预测功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不能保证历史预测的完全准确性。
关于历史预测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干扰问题，霍布斯鲍姆进行了明确的深入分析。新千年之际，当意大利记者请他以职业历史学家的身份，从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点——20世纪开始，对新千年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展望时，霍布斯鲍姆依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理论上讲，历史学家可以也能够以过去的知识为基础，对未来进行预测，而它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构趋势与客观规律性。不过他强调对预测行为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需要懂得未来的许多事件是完全不可预测的。”(35) 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不管人类有计划的预测多么具有社会效能，从宏观上讲，诸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趋势预测，既充满着可预测性又布满了预测的困境，导致人们在预测未来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获得有限的和可能正确的预测结果的同时，却冒着潜在的可能是错误预测结果的大量风险。
然而预测的可错误性和不确定性不应该完全挫败历史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信心，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或准确性。“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区分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预测和基于愿望的预言。”(36)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论证，基于历史分析的预测和基于一般愿望的预言有着本质区别，也面临不同的命运。检验历史预测的正确与否的标准，并不完全在于认识者的主观态度和认识水平，而在于预测是否真正能反映事物发展趋势，在于是否与历史发展方向一致。基于主观愿望和基于客观事实或过去知识为基础的预测看似不可分离，却颇能使人误入迷津。霍布斯鲍姆强调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应该从事奠基于客观事实综合分析基础之上的历史认识与历史预测。
霍布斯鲍姆还注意到历史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关于未来预测的差异性。从理论上说，现代历史学理论与实践都在很大程度上缺乏预见力，未来的历史学研究也很难产生某种具有准确预见能力的史学理论。细致考察不难发现，这固然是由人文社会学科的性质所决定。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科的重要功能，就是在力图准确地描述与缜密地解释社会历史事件、社会现实发展和时代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尽可能估计和预测未来发展方向。或许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作用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其预测功能。因此，霍布斯鲍姆认为，无论在历史学研究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预测行为都是非常普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预测行为是两种并不完全一样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其影响也便不一样。他分析发现，历史预测可以从两方面区分于任何其它形式的预测：其一，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关注与认识的对象不同，历史学关注的对象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人类世界，而其它社会科学则更注重具体的实践领域，因而预测的方法也就根本不同。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存在一个空想虚构的世界性实验场所，以便他可以据此构建经济学中那种市场价格与金融货币供给之间必然的可预测性联系机制。历史学家是通过抽象的定义来关注复杂的和正在变化的社会整体，在严密的社会结构中选出特定的一些组成部分，并通过这些结构进行趋势和特征的预测与估量；其二，与其它社会科学家不同，对历史学家来说，特别是史学理论家并不关心预测的结果是否能够得到最终检验，他们的许多预测往往数代时间内都不能得到证明，因为历史从最根本上说是研究跨时代的复杂社会变革。即使不管预测要不要经受检验，预测行为都会自然地从关于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连续统一体的阐述中显现出来，只要历史叙述涉及到未来，那么预测就是认识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37) 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学家进行预测性历史认识或预测未来的史学实践行为，实际上是个复杂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逻辑思维过程，本身就是认识历史客观存在的重要环节。
霍布斯鲍姆通过强调历史学的预测功能而强调历史学的学科地位，通过指出历史研究过程中历史预测与其它社会科学中预测行为之间的各自差异，来突出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值得指出的是，他认为历史学的预测更多程度上是涉及到回顾性的预测，也可称之为事后的认识。事后认识与预测者及其预测行为本身是息息相关和本质一致的史学实践方式。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回顾性预测是借助两种方式来实现的：“通过概括的方法来预测趋势，或者称之为制造模型的方法；或者通过一系列的分析途径对实际事件或后果进行预测。如对英国经济的持续衰退进行预测属于第一种途径，预测撒彻尔夫人政府的未来则属于第二种情况的例子。预测比如俄国的或者伊朗的革命（对这种革命我们只知道一种情况，却还不了解其它情况）则是结合使用了两种方法。”(38) 依据霍布斯鲍姆的理解，预测社会历史整体发展趋势比预测具体的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发展的方向更容易些。“‘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它与‘何时发生’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不同。”(39) 就预测结果及其准确性来说，历史学家一般倾向于“将会发生什么”而不侧重“何时发生”。这就是建立在正确历史认识基础上的历史预测的价值所在。中国学者也颇有同感：“历史学没有任何理由过份扩张自己的功能。历史学应该高度关注现实，善于从现实中不断汲取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并以历史的智慧为人们正确把握社会发展提供某种（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帮助。但当由历史进而预测未来时，则需要十分地克制。”(40)
霍布斯鲍姆进一步阐明，历史学家在史学研究时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测，但却不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关于“极端的年代”的独特理解，霍布斯鲍姆就认为，面临短促的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明白接下来未来的阶段人类命运将会如何，第三个千年纪元又将以何种面貌出现；虽然人们可以断定它的基本情形必然是在短暂20世纪的影响下塑造成形。”对于20世纪的历史学家来说，“尽管可以鉴往知来，据以过去的了解，揣测不可知的未来，但他们毕竟不是赛马场上的刺探，可以未卜先知地预测下一世纪的事态。历史学家敢于据以分析的战况，更多的是那些胜负早已明了的赛事。”(41) 正因为这样，在预测和展望21世纪人类社会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时，他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其一，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细节及其结果，历史学家除了心怀希望或心存恐惧，只有茫然无知和惶惑不确，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能够确证的人们早已心存疑虑的事实就是，历史——除了其他或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恶和愚行的记录。预言对于人类未来没有任何帮助”。(42) 其二，对于前途未卜的人类命运及其未来走向，历史学家可以确认的是，“隐藏在人类无知和对于详细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不透明云雾背后，是那股塑造了20世纪的历史力量，它仍将继续起作用。”然而，“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而是需要经历社会的重大变革。(43) 需要指出，如果按照霍布斯鲍姆的预测逻辑进行分析，面对当今世界未来的不确定命运，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预测显然苍白无力，并不是历史预测的功能出了问题，而是预测对象发生了变化。那么人们的预测行为应该根据不断变化的预测对象的情况进行调适，这样才能避免预测错误的危险和对历史的滥用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角度，可以发现霍布斯鲍姆倡导的一个重要理论取向和史学实践意图，就是历史学家有责任尽可能对历史的未来进程和人类命运作恰如其分的展望，对社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的主要任务更多地只能由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科来承担。历史学家的预测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不借助于历史科学研究来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个人发展的方向，在信息化时代和高科技时代就会迷失前进的路标方向。由此看来，“历史学家像其他人一样，有权利为人类设想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为这种未来奋斗，而且当他们发现历史看起来好像按他们设想的历史本来道路发展时，他们有权感到高兴。……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发现我们从哪里来的或我们将走向何方，作为一门职业它不应该因为我们是否喜欢预期的结果而受到影响。”(44) 因此，霍布斯鲍姆晚年的著作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为人类的未卜前途或摇摆不定的未来命运而深切焦虑，但总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既忧虑重重又心怀美好的愿望。(45)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角度上看，关于历史认识与预测未来之间关系的论点，反映了霍布斯鲍姆对历史与历史学自身的思考是深刻而富有哲理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认识的深度，折射出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社会现实关怀。
注释：
①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② 王贵明：《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探索》1999年第4期，第65—69页。
③ E.J.Hobsbawm,On History,The New Press (New York) 1997,p.38.
④ E.J.Hobsbawm,On History,P.38.
⑤ E.J.Hobsbawm,On History,pp.24-25.
⑥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4页。
⑦ E.J.Hobsbawm,On History,p.38.
⑧ E.J.Hobsbawm,On History,p.25.
⑨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35页。
⑩ E.J.Hobsbawm,On History,p.10.
(11) B.A.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1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
(13) Jakob Burckhardt,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S.J.Reginald Saunders & Company (London)1958,p.158.
(14) E.J.Hobsbawm,On History,p.26.
(15) E.J.Hobsbawm,On History,p.215.
(16) See,E.J.Hobsbawm,On History,pp.217 - 227.
(17) 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18)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New York,1994,p.55.
(19) 参见周建漳：《历史及其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205页。
(20)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序曲，第3—4页。
(2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序曲，第4页。
(22) 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23) 迈克尔·罗伯茨：《历史》，《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3期（第15卷）。
(24)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p.5.
(2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序曲，第11页。
(26)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3页。
(27)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31) E.J.Hobsbawm,On History,p.39.
(32)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7页。
(33) E.J.Hobsbawm,On History,p.97.
(34) E.J.Hobsbawm,On History,p.108.
(35)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田培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绪论第2页。
(36) E.J.Hobsbawm,On History,pp.40 - 41.
(37) See E.J.Hobsbawm,On History,pp.42-43.
(38) E.J.Hobsbawm,On History,p.44.
(39) E.J.Hobsbawm,On History,p.50.
(40)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
(41)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p.5.
(42)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p.584.
(43) 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1914-1991,p.585.
(44) E.J.Hobsbawm,On History,p.54.
(45) E.J.Hobsbawm,On the Edge of the New Century,The New Press (New Yor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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