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公民意识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公民论文,青少年论文,意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92X(2008)09-0038-06
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公民意识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社会民主法制化发展以及增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态度和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力量，正借助现代传媒的渗透作用，日益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正确公民意识的确立。如何针对这一新的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是当前在全社会推进公民意识培养所不得不加以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将从大众文化的特点和实质出发，阐述青少年的公民意识在这一新的文化景观中所具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开展青少年公民意识教育的一些初步思考。
作为一种已然存在的文化现象，大众文化①已经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然而，对于何谓大众文化，学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笔者以为，在难以对大众文化做出公认的定义的情况下，通过对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的比较，或许有助于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某些特征有所了解。民间文化(folk culture)主要反映的是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它是人民群众在直接的生产生活中，通过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而自发创造出来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日常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是以生活背景的同一性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大众文化所体现的则是大工业生产时代的文化景观，它是人为制造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的制作与接受不具有同一性，其产生遵循商品化原则，目的是用于交换。因而，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不同在于其明显的商品性、消费性特征。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的最大分殊则在于，二者在审美追求、文化趣味以及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存在根本的不同。前者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品味为旨趣，注重感官娱乐性、消遣性，与现实生活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后者则力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迪和精神引导，强调高雅性、严肃性，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与张力。主导文化(dominate culture)即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具有浓厚的、严肃的政治色彩。而大众文化有别于主导文化的关键则在于它的非政治性、非严肃性。由此可以看出，商品性、消费性、感官娱乐性、开放性、参与性、复制性、平面性等构成了大众文化的突出表征。
当前，大众文化作为一股新兴的文化势力，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这种文化景观，不仅逐渐消解了“村落文化”的地域性特征，而且也使得当前的文化形态出现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流的端倪。当前，主导文化在坚持文化导向性的“主旋律”的同时，开始强调贴近现实生活、加强“娱乐性”；精英文化在强调“自律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世俗，努力把艺术从象牙塔里解放出来；而大众文化在保持娱乐性、消遣性的同时，也日益重视对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元素的吸纳。由此可见，作为当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大众文化，其触角通过大众传媒的运作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不需要思考、不需要特别的知识背景，只需打开电视、浏览报纸、聆听电台、翻阅杂志、冲浪网络等方式，人们就可以纵情于大众文化之中，获得一种轻松的心理快感与精神的慰藉，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与审美习惯。新奇多变、形象生动的大众文化契合了青少年学生的认知和审美特点，受到了他们的热情礼赞与高度投入，成为了青少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的文化生活景观，大大改变了青少年一代政治社会化的文化资源和认同基础，并使当代青少年在公民意识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于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包括公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责任和社会基本规范的感知、情绪、信念、观点和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自觉、自律、自我体验；还包括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自我价值、自我人格、自我道德的批判，对实现自身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所采用手段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群体的情感、依恋和对自然与社会的审美心理的倾向”。[1]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公民意识至少包括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意识、权利与义务意识、参与意识以及民族国家意识等。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在社会各方面的全面渗透，对青少年公民意识的确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关于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公民意识的积极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从大众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的关系来看，大众文化对社会文化格局的改变，拓宽了青少年独立人格养成的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个体独立人格的形成，而独立人格的形成则需要民主文化的涵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大众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格局的改造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发展。在政治集权时代，社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同一性，个人淹没于集体，集体淹没于国家之中。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中，公民个体的成长主要受到两方面文化力量的牵制：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主导文化以社会政治力量为根基，引导社会大众的一体化发展；而精英文化则以启蒙精神为动力，在社会上扮演着先知先觉的精神导师。这两种文化形态基本上都是以社会大众作为有待改造的被动群体，其发展必须有赖于外在文化力量的推动。在这种文化和社会改造逻辑中，广大民众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独立人格并未得到有效的重视。这一状况对于青少年而言则显得更为复杂。青少年一方面必须履行社会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对其政治社会化的单向引导和控制，另一方面还承受着成人文化(主要指家庭文化和学校文化)的规约。在多重文化力量的作用下，青少年独立人格的养成既缺乏必要的文化空间，也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源。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勃兴，打破了过去主导文化、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文化态势由过去的精英文化独自走向了多元文化的异趣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民主化、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这就为青少年从高度同质性、保守性的文化体制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基础和社会空间。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出现大大拓宽了文化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贵族式、精英式的文化对民众生活的疏离拉回到了现实生活，赋予了民众日常生活以文化的意味。这就为青少年谋求个性、展现自我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有利于其独立人格的确立。
第二，从大众文化自身的特性来看，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和低门槛参与，有利于青少年在参与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养成社会参与的主动意识，以及形成相应的公共生活能力。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并在参与的过程中有能力改变已有公共生活的面貌，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然而，公民的公共生活质量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对于公共事务，相当多的人是抱着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旁观态度。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长期以来缺乏公共生活的锻炼。这与我国市民社会的长期缺位有很大的关系。改变这一现状的重要途径在于形成一个民众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拓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而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和低门槛参与的特征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青少年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以“超级女声”现象为例，“超级女声”作为一场波及全国的选秀活动，如果排除其商业运作的利润动机，单纯从其运作方式来看，那么这场史无前例的选秀活动恰恰给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民主锻炼机会。从参与者的资格来看，“超级女声”对所有人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各项活动在参与者资格限定上(如民族、阶层、政治面貌等)的一种挑战。从评价者来看，构成“超级女声”选秀活动的评价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专业人员、大众评委，也包括那些虽不亲临比赛现场，但却规模巨大的场外评委。在很大程度上，普通大众的力量甚至压倒了专业人员的判断。排除其中的商业动机，这一选秀活动充分调动了大众的参与热情，创造了一种新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另外，“超级女声”选秀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价值理念更多地代表了一种草根阶层的心声，即谁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实际上凸显了现代公民的平等意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青少年参与这场选秀活动实质就是一种参与公共民主生活的锻炼。不可否认，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决定了其根本价值诉求是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润。但是，就其形式而言，大众文化兼容并包的性格特征却是培养青少年公民意识的重要资源。
第三，大众文化的跨地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全球公民意识。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以及“地球村”的逐渐形成，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建立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全球公民意识的概念被提出，希望各个国家在相互理解、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携手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而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文明冲突”的根本出路则在于文化上的相互沟通和彼此认同。排除意识形态的判断，大众文化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从本质上而言，大众文化是一种无国界的文化形态，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愉悦社会大众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商业利润。当前，各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重要战略调整主要就是以文化为先导，进而带动经济、教育、政治等层面的相互沟通，谋求共赢的局面。在以文化为先导的外交策略中，大众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此，大众文化总是巧妙地将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搁置一边，侧重于从人类共有的文化欣赏要素出发，极力宣扬一种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比如，美国好莱坞影片对英雄主义不厌其烦的反复演绎，日剧、韩剧对青春靓丽、灰姑娘与白马王子情节的不断编织，都在很大程度上打动了人们内心所渴望的情感和生活。在这种大众文化的浸润下，不同地区、国度的青少年具有很多相似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原则。从青少年的偶像消费来看，各种明星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都得到了青少年的极度喜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跨地域、跨国度的“fans”联盟。在这种偶像消费过程中，维系各种青少年感情纽带的是对某一偶像的喜爱，这种喜爱可以超越国度的边界而变成一种世界各地青少年的大联合。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对大众文化一体化的消费方式将有利于各国青少年消除各种芥蒂，增进相互理解，扩大交流内容，进而形成全球公民意识。
虽然大众文化对青少年公民意识的养成具有一定的正面积极意义，但是，其中所隐含的消极因素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大众文化的肯定性特征容易导致青少年犬儒主义人格的形成，不利于青少年养成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批判性反思人格。大众文化的兴起、兴盛，及其对整个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无情消解，使之正日益成为文化领域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掌控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不是普通大众，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布迪厄所说的“新型文化媒介人”(new cultural intermediaries)，他们主要供职于文化艺术业、广播电视业、音像业、新闻出版业、信息网络服务业、文化旅游业、广告业、娱乐业等行业与部门。他们在对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不断通过欲望制造新的欲望，从而将广大民众纳入其预先设定好了的市场运作中，贪婪地享受着商业制作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文化所造就的是一种无反思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人格。因而，大众文化是一种“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这种文化丧失了否定和批判的功能，泯灭了与生存状态的差距，缩短了与现存秩序的距离，成为粉饰和美化社会的工具”。[2]在这种文化生活中，人们容易不思进取，耽于欲望的满足和享乐，表现出明显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旅美学者徐贲认为，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3]这种生活方式容易使青少年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无反思性、无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人格。这种人格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人格格格不入。
其次，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具有很强的消费性和感官刺激性，容易导致享乐主义在青少年学生中的流行，不利于青少年形成现代公民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众文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于资本逻辑在当前市场经济中的主宰地位，强调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因而，商品性成了这一文化的典型特征。从其实质而言，大众文化就是一种消费文化，其重要特征之一即在于它的短暂性、流变性和无休止性。它为了实现对文化市场的占有，往往通过种种机制不断制造各种虚假的欲望，炮制出种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时尚、品味。而这与青少年学生好奇心强、攀比心重的心理特征相契合，容易诱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投身于大众文化的消费中乐此不疲。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及时行乐的物质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相关研究结果显示，[4]青少年在对“如果您有一大笔钱，您想如何使用它”这一问题的回答上，53.2％的人要将这笔钱用于消费，其中90.2％的人希望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房子、车子、电脑等；剩下的9.8％的人想周游世界或请人吃饭。由此可见，在流行文化的浸淫中，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已经构成了部分青少年消费观念的重要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和价值体验中，青少年更为强调的是自我的感官愉悦性。而对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等关乎国家、民族发展的宏大主题往往成为当代青少年戏谑的对象。当前，青少年中流行的各种“恶搞”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当代青少年对历史、传统、经典缺乏必要的敬畏感，也缺乏历史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大众文化跨国界传播固然有利于青少年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大众文化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等价值内涵无疑会削弱青少年的民族、国家认同，使当代青少年处于一种“拔根”状态。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现代公民的全球公民意识就不能是一种脱离本民族传统根基的超阶级、超国家的产物，它必须奠基于特定民族文化传统之中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独立性。而大众文化却在这方面给青少年的民族文化认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大众文化通过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大众传媒的世界联网，极力兜售跨国界和地域的“中产崇拜”(midcult)，表现出了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特征。在大众文化的传播逻辑中，是不存在任何边界的限制的。青少年在各种大众文化所营造的视觉、感官盛筵中，容易在不自觉中迷失了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当前，青少年在影视欣赏、服饰搭配、话语表达等方面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服饰以及自然主义和勤俭质朴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大异其趣。以染发为例，“黄发”其表面的消费功能无非是一种美容和形体的修饰时尚。在这种物质功能的背后，则隐含着某种颠覆性的文化功能，它所颠覆的是人们对中华民族自我形象的文化认同。实际上，一个人的肤色、头发都是其民族认同的最基本要素。在国外填写各种移民局的表格时，在“民族”一栏后就会出现“头发颜色”和“眼睛颜色”项目，这提醒着填表者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记忆。[5]由此可见，对自己民族形象的变更如果抛开爱美这种人之常情，便会涉及到消费时尚与民族认同这一深层问题。
这种对别国民族文化的认同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外在形象的认同，而且在深层次上也表现为对他国文化产品的偏爱和认同。调查显示，[6]将近1/3(31.8％)的青少年喜欢并经常观看西方影视片，而喜欢国产影片的仅有17.3％。2005年4月，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对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青少年消费状况的调查发现，六成青少年明确表示更喜欢国外品牌。他们认为“国外品牌代表着高品质、流行和时尚”，“用洋品牌更能得到朋友们的尊重”。他们喜欢的国外品牌主要是欧美产品。[7]不可否认，外国的某些品牌在功能及品质方面确实优于我国，但过分迷恋国外品牌，并不断将这些国外品牌加以“神圣化”的结果只能是动摇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信心。同时，这也容易使得他们在外国品牌的文化消费迷雾中背离民族文化传统，造成民族认同的断裂。这十分不利于作为现代公民意识重要范畴的民族、国家意识的确立。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对于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面对这一状况，学校教育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必要的调适，才能更好地开展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公民意识教育。
首先，在教育观念上，学校教育对大众文化应该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既不能抱着一种“狼来了”的文化守成主义对之大加鞭挞，也不能以一种文化激进主义对之过分渲染，消解一切。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主要代表的是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低等的“带菌”文化而加以批判和排斥。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是不利于人们全面认识大众文化的作用和意义的。正如前文所述，大众文化对于青少年公民意识的养成包含着复杂的因素，它既可以成为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养成的试验场，也可以成为消解青少年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破坏力量。因此，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对于大众文化在青少年公民意识养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要能够自觉、主动地将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公民教育资源深度挖掘，同时又能够对其潜在的消极破坏作用有足够的认识。这就要求教育者首先必须深入了解大众文化的本质和内涵。简单肯定一方或简单否定一方的做法不会对青少年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带来多大的裨益。
其次，在教育内容上，学校教育应主动地将大众文化的某些形态和内容纳入学校教育，丰富学校教育形式和内容。这可以为师生相互理解、沟通提供重要素材，有利于教师在认识当前青少年公民意识特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价值教育和引导。大众文化是当代青少年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大众文化，我们就很难理解当前青少年在公民意识方面的特点。对于教育对象的不了解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在内容安排、方法选择等方面的种种偏颇。因此，将大众文化有选择地纳入学校教育对于青少年公民意识教育的展开有着突出的意义：(1)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师生共同对话的生动文本，这是教师认识、了解当代青少年公民意识状况的崭新途径。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文本，它的意义是流动的、生成的。在对这一文本的不同解读过程中，教师可以借此洞悉青少年公民意识各个维度的状况，而学生也会在此过程中了解到教师对这一文化的态度。通过彼此开诚布公的探讨、辩论，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课堂教学的民主。(2)大众文化本身充满种种生存悖论，它既有解放人性的意味，也有放任欲望的导向；既有观照生活的旨趣，也有消解生活的企图；既有追求民主构倾向，也有向往无政府主义的欲求……这一切使得对大众文化大加青睐的青少年，由于其自身在心理成熟、社会阅历、知识积累等方面的不足，很容易陷入其中的消极一面而不可自拔，导致公民意识的虚无。因此，与其让青少年在这一文化包裹中自行辨别，不如学校教育主动地、有意识地去观照大众文化，使青少年在教师的价值引导下，充分认识大众文化的实质及特征。这更有助于青少年公民意识的健康成长。
再次，在教育方式上，学校教育应该努力实现愉悦性与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青少年的青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主要诉诸于个体的感官愉悦。因此，从公民教育的角度去观照当代青少年在大众文化消费中的感官性、片面性，我们不仅要批判性地探讨它的负面意义，更要看到青少年在大众文化中所建构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获得愉悦(pleasure)和力量(power)等正面价值。青少年是一个激情澎湃的群体，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把握更多是诉诸于一种感性的认识和形象的思考。因此，教育过程的愉悦性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恰恰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是做得很不够的。在考试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家长和学校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一切为了分数、成绩。然而，没有愉悦性的教育是痛苦的，也是低效的，甚至是悲剧性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现代公民素养的重要范畴，它一方面需要诉诸理性、冷峻的思考，另一方面也需要浪漫的激情。从根本上而言，愉悦性的享有和批判精神的获取本身不应该是一种非此即彼、根本对立的矛盾关系。如何在不毁坏学生愉悦感的同时去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当前学校教育在面对大众文化中感官愉悦的泛滥给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造成冲击这一问题时不得不加以严肃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注释：
①在西方，与“大众文化”对应的英语词汇有两个，一个是“mass culture”，另一个是“popular culture”。这两个不同词汇所指称的大众文化反映了人们对大众文化认识态度的一种历史变化。在大众文化诞生初期，人们往往用“mass culture”指大众文化。而“mass”本身就其含义而言则代表的是一种“混乱、乌合之众”的意味。因而，早期的大众文化被用来描述下层无产阶级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被社会的精英所鄙夷、蔑视，不屑一顾，认为大众文化不过是肤浅、混乱、庸俗的代名词，与其称之为文化，不如视之为乌合之众的非理性狂欢，根本不能进入文化的高雅殿堂。从“mass culture”到“popular culture”的转折，出现在1944年美国学者麦克卢汉撰写的《大众文化理论》当中。该书第一次用“popular culture”来指大众文化，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文化形态的宽容与认可。就目前西方社会的文化研究而言，在提及大众文化时，无一例外的是指向“pop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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