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证分析与理论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结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2）03－0038－05
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1］（p7－8）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和转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沿着这种思路，钱纳里和赛尔昆通过对101 个国家统计资料的分析构建了多国经济发展的标准结构模型，该模型不仅支持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以及库兹涅茨部门结构变动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相对下降，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则相对上升，而且揭示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资本和劳动自农业向其他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约占平均增长的20％”［2 ］（p347－348）， 因此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反过来说经济发展要求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之间形成此消彼长的良性转换机制。
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出现了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是整体的农村落后经济与城市现代经济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是农村内部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同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之间的二元结构［3］（p25）。由此可见通过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本文基于西部开发的背景，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陕西省，试图从实证和理论两个角度剖析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问题。
一、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证分析：整体及农村
二元经济结构体现为产值和劳动力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因此测度指标首先就是两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产值比重，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减意味着农业部门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逐渐降低，而非农业部门的两个比重却相应提高。从这种理解出发，可以用三个指标更为准确地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情况：1、 比较劳动生产率，即某个部门产值比重同劳动力比重之间的比率。一般来说，在二元结构加剧阶段，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减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增，两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在二元结构消减阶段，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增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递减，两个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2、二元对比系数， 即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则两个部门的结构反差越大，二元经济结构就越显著。发展中国家的二元对比系数通常为31—45，发达国家一般为52—86［4］（p51）。3、二元反差指数， 即两部门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如果反差指数越小，则反差程度越小，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不明显，从理论上说反差指数的最小值是0，此时意味着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 可以利用上述指标来测度陕西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状况。
表（一） 陕西整体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
项目 第二第二第二
第一第一、三、三第一、三二元二元
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对比反差
的产的劳的产的劳比较比较系数指数
值比动力值比动力劳动劳动(%) (%)
年份
重 比重 重 比重生产生产
(%) (%) (%) (%) 率 率
1978 30.571.169.528.90.429
2.405
17.840.6
1980 30.571.870.028.20.418
2.482
16.841.8
1985 29.564.670.535.40.457
1.992
22.935.1
1990 26.164.173.935.90.407
2.058
19.838.0
1995 22.760.477.339.60.376
1.952
19.337.7
1999 18.058.182.041.90.310
1.957
15.840.1
2000 16.855.783.244.30.302
1.878
16.138.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1》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上表说明转型时期陕西整体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下列特征：
1、陕西整体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比较符合经济规律。 转型时期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总体上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其中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30.5％下降到2000年的16.8％，劳动力比重由1978年的71.1％下降到2000年的55.7％；与此相对，非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第二、三产业和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69.5％上升到2000年的83.2％，就业比重则由1978年的28.9％上升到2000年的44.3％。
2、陕西整体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依然比较显著。 转型时期陕西整体的二元对比系数较小，而二元反差指数过高，其中二元对比系数处于15—24之间，远低于发展中国家31—45的平均水平；同时二元反差系数也处在34—42这个较窄的活动空间，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也高过全国1996年30.26的平均水平［5］（p255）。这就表明整体二元经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换，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严重，强度显著。
3、陕西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相对波动性。 陕西整体二元经济结构具有重—轻—重—轻—重的波动特征。1980年的二元经济结构最为严重，其二元对比系数仅为16.8，二元反差指数高达41.8，随后二元结构逐渐减轻，1985年的二元对比系数和反差指数分别为22.9和35.1。此后二元结构又趋严重，在1990年形成反差高点，1995的二元结构反差略有缩减，但在1999年又趋严重，该年二元对系数为15.8，二元反差指数为40.1。
表（二） 陕西农村中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
项目 农村农村农村
农林农林中非中非农村中非二元二元
牧渔牧渔农业农业牧渔农业 对 反差
的产的劳的产的劳比较比较比系指数
值比动力值比动力劳动劳动 数 (%)
重 比重 重 比重生产生产(%)
年份 (%) (%) (%) (%) 率 率
1978 74.492.525.67.5 0.804
3.413
23.618.1
1980 74.594.125.55.9 0.792
4.322
18.319.6
1985 63.684.436.415.60.754
26333
32.320.8
1990 53.283.246.816.80.639
2.786
22.930.0
1995 34.679.265.420.80.437
3.144
13.944.6
1999 20.676.479.423.60.270
3.364
8.0 55.8
2000 20.074.680.025.40.268
3.150
8.5 54.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1》、《陕西五十年1949—1999》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上述数据说明陕西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如下特征：
1、陕西农村中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符合经济规律。 农村中的农林牧渔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在相对下降，而农村中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零贸易餐饮仓储业、金融保险业及其他非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其中农林牧渔传统农业从1978年到2000年产值比重由74.4％下降到20％，劳动力比重由92.5％下降到74.6％；同期农村中非农业的产值比重由25.6％上升到80％，就业比重由7.5％上升到25.2％。
2、陕西农村中二元经济结构处于明显的加剧阶段。 转型时期农村中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直线下降，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趋于上升，两者之间的反差程度不断拉大。二元对比系数由1978年的27.6上升到1985年的32.3之后就大幅度降低为2000年的8.5，而二元反差指数则由1978年的18.1扩张到2000年的54.6。这些都表明陕西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不断加剧。
3、陕西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不一致性。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弱于整体，但是现在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于整体的二元经济结构。2000年农村的二元对比系数为8.5， 远低于整体经济16.1的水平，二元反差指数为54.6，远高于整体38.9的水平。特别是整体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徘徊的特征，而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却不断增强。
上文利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以及二元反差指数等指标测度了陕西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情况。可以看出，转型时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符合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以及钱纳里一赛尔昆经济结构标准模型。但是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依然比较严重，特别是农村中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加剧趋势。这种情况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中不仅存在着突出的二元结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呈现出日趋扩大和不断强化的发展趋势。可以说，高强度和超稳态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5］（p14）。
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理论透视：原因及后果
陕西乃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在外部竞争压力下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由此就内生出人为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及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6］（p1）。 这种制度安排的一个后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为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提供资金，同时通过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制度等安排来控制劳动力的流动以使资源配置能够体现出政府意志，其结果就导致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可以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逻辑起点。
转型时期各个地区已经逐渐地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说二元结构反差应该随之消减。但是陕西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具有高强度和超稳态的特征，其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意味着产值比重和劳动力比重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有效转换。这就不仅要求产值和劳动力在转换方向上具有同一性，而且要求在转换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超越性，即在产值比重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换中，只有伴随着劳动力比重的同步甚至超越式转换，才能使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减轻甚至消除。陕西二元经济结构严重的基本原因是产值转换的不对称，即在产值比重由农业向非农业大幅度转化的同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却幅度较小。陕西在1978—2000年间，整体经济中产值比重转化为13.7％，劳动力比重转移为15.4％，两者大体相当。农村经济中产值比重转化为54.4％，劳动力比重转化为17.9％，后者远低于前者。特别是2000年整体经济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55.7％，农村经济中传统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为74.6％，远高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为500—800美元时30—39.5％的水平（见下表）。因此可以说，农村劳动力转换受阻是导致陕西二元经济结构严重的关键所在，进一步地，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表（三）
劳动力配置 生 产 结 构
初级产 工业份 服务业初级产 工业份 公用事 服务业
收入 业份额额 份额 业份额额业份额
份额
500美元
0.395
0.258
0.347 0.202
0.294
0.087
0.415
800美元
0.300
0.303
0.396 0.156
0.331
0.098
0.416
资料来源：钱纳里，赛尔昆（1988）第32页
从技术障碍的角度讲，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换有赖于需求拉力和供给推力，但是陕西农村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推拉作用都极其有限。在需求方面，城镇化和乡镇工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陕西的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2000年城市化水平仅为32.2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70—80％的水平，甚至也低于全国36.09％的平均水平。乡镇企业不仅规模较小、发展迟缓，而且很多乡镇企业因为产权不清、产品滞销、技术和管理落后等原因而举步维艰。因此城镇化和乡镇工业总体上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在供给方面，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非农产业对职工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才能被非农产业充分吸纳，然而陕西农村过剩劳动力的知识化程度较低，文盲率较高，加上长期的农业生产使其技能具有“专用性”的特征，这样就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自由流动。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讲，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激励作用，相反地扭曲的制度只能产生抑制作用。陕西乃至全国当前仍有许多制度因素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1、户籍制度， 城乡严格分离的户籍制度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农民流向非农部门需要办理身份证、未婚证、毕业证、待业证、暂住证、健康证，同时还需缴纳计划生育季度妇科保证金、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企业保证金等费用［7］（p13），这样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高。2、土地制度，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赋予农民有限的经营权，即农民只拥有生产经营的权利，但缺乏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同时土地经营的分散化、小块化，致使劳动力无法在土地流转和集约的基础上实现有效释出。3、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的财政制度具有明显的城市倾向，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地由城市延及农村，农民的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基本上是自行解决。结果是农村劳动力不仅缺乏进入非农业的资金来源，而且强化了其对于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而难以实现有效转移。
总之，正是由于技术方面和制度方面的障碍致使在产值比重由农业向非农业大幅度转化的条件下，并未伴随着劳动力比重的同步甚至超越式转换，这是陕西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加重的根本原因。同时，二元经济结构强化又会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消减，二是三次产业的发展难以协调。
1、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 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结构对应着城乡居民的收入渠道，因此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下表显示出在整体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和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加剧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趋于拉大。这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减轻的基本原因，反过来说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消减二元经济结构（见表四）。
表（四）
198019851990199519902000
整体二元19.620.830.044.655.854.6
城乡居民 2.9 2.2 2.6 3.4 3.2 3.5
城乡居民 2.8 2.6 3.2 3.6 3.8 4.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01》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在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方面，三次产业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一般地说，第一产业为第二、三产业提供产品、要素、市场和外汇等方面的贡献，而工业和服务业又为农业提供机械、信息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但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显著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受到制约，农业生产率难以通过机械化和技术化加以提高，致使农业边际收益递减。农业的停滞不仅使其对非农产业的产品、要素和外汇贡献程度降低，更重要的是与之相伴随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会制约到消费水平。上表显示出在二元结构反差强化的背景下，城乡居民消费比更不利于农村，这样必将抑制到对非农产业的需求拉动潜力。
三、结论及对策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透视指出陕西整体二元结构的严重性和农村二元经济结构的加剧性，转型时期二元结构转化的绩效并不明显。其要害是在产业比重自农业向非农业的大幅度转换时，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却相当滞后。这种情况必然使二元经济反差明显，进而又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以及三次产业之间难以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加快陕西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紧迫性，这里的关键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具体地说：
1、利用政府引导和市场催化加快城镇化进程。 陕西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导致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不足，对此应该在“多层次、非均衡、逐步推进、协调发展”的原则下，形成以大城市为点、以中城市为线、以小城镇为面的城市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应该注意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大中城市可在政府力量下扩充和完善，县级及以下的城镇则宜结合具体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口环境和文化等因素，主要依托市场的聚集效应内生出城镇群。
2、形成针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含量。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是从动态的角度讲，应该在农村切实有效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相应的职业教育，促使未来的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多的知识含量和较强的学习能力；二是从静态的角度讲，必须通过科技人员下乡、举办职业培训班、开办广播电视教育以及等方式来提高其劳动素质及技能。
3、改革城乡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 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交易成本。现在的户籍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较高的退出和进入壁垒，因而就必须加快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简化农民转移的手续，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例如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等。同时应该允许农民具有比较自由的迁移权、居住权和就业权，以此鼓励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4、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的有效流动。 现有的土地制度曾经具有显著的制度绩效，但这种绩效却正处于递减阶段，必须在清晰界定和合理配置产权的基础上改革土地制度。具体地说，应该赋予农民完全的土地经营权，应该赋予农民土地的流转权、抵押权、入股权和收益权，应该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更长期限。促使土地实现流动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将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真正地释放出来。
5、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社会保障并未充分延及农村的事实，就应该通过构建农产品期货交易、农产品收购制度等来消减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此同时，应该完善农户生活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通过完善农村中医疗、养老、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减弱农民对土地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的依赖，从而激励其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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