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还是平均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均主义论文,过大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掌声）谢谢各位！
我讲一下关于收入差距、收入分配问题。我本人过去长期研究工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新的现象，就是工资很难把我们目前的收入分配问题囊括进来；或者按我们的专业说法，这个概念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过去，像我本人在80年AI写作博士论文研究工资时，主体上是可以把中国城镇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工资范畴去加以描述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用工资来描述收入分配已远远不够。所以，等一会赵人伟研究员将会就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作专题演讲，特别是整个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我主要是从目前来讲，去判断中国收入差距是存在两极分化倾向呢，还是继续存在有平均主义的问题？
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次研讨会上，国家人事部有一个专家，他提了一个观点，他说：“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两极分化”。当时让我去做评述。回过头来，我记得当时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做《现代化的陷阱》。它对整个中国所谓的腐败，包括收入中的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其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经济学家无视中国目前严重的制度外工资、收入分配的腐败问题，不知道是因为缺乏智慧，还是缺乏勇气，或者说两者兼而有之。那么，收入分配问题在中国来讲，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我们知道，政府的工作报告中也讲到，有很多人还用国际上的指标提出来。
实际上，从历史文献回顾，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库兹涅茨在1955年《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文章第一次对美国的收入分配做了很有名的倒U型曲线的描述，他提出关于整个收入分配跟经济增长有一个相关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模型。这个模型的变量主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人均GNP，大约1000美元左右，第二个变量是非农劳动力占了60-70%。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会扩大，应当说有合理的部分。就是用库兹涅茨的假说来看，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想多讲。中国的人均GNP和非农劳动力比重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
库兹涅茨假说是在50年代中期发表的，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学术界还在大量的引用库兹涅茨的假说。我1998-1999年到美国去做研究，后来发现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了。1998年，美国的人口普查局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就是：《从1947到1997，美国的收入分配变化五十年研究》。它研究的集中指标就是我们目前在国内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指标。美国在二战后，确实经历了库兹涅茨所讲的收入差距下降的一个过程，但这个下降到60年代末基本就停止了，实际上在1968年它停止下降，从1968年开始，基尼系数增加收入差距扩大，扩大到什么时候呢？扩大到现在一直在上升，没有下降。换句话说，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假说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国内还大量的使用。
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为什么会失效呢？我们就可以从很多原因讲。在《从1947到1997，美国的收入分配变化五十年研究》的报告中有详细的论述，有几百页。其中就是我们看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实际上美国的经济结构在1978年以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刚才那两个教授讲了就业问题，那么今天来讲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实际上只有1.8%，制造业只有12.7%，其它都是第三产业。所以，库兹涅茨在5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他做出的重要贡献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两个工业化。第一个工业化就是所谓的产值工业化，就是整个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第一产业下降，第二产业上升，第三产业上升；第二个工业化就是所谓的劳动力工业化，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劳动力下降。实际从美国的情况看，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也就是说，不只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下降了，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劳动力也在大幅度的下降。这个实际上是跟整个的经济结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这就使劳动力就业技能的转变发生了问题。所以在库兹涅茨的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在战后收入差距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动，特别讲到这种收入差距上升的原因。所以说，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本身来看，或者说从收入差距后来的演变趋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世界性范围的问题。所以，1998-1999年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世界就业报告》及2000年的《社会保障报告》都有大量的论述了关于弱势群体、整个全球的收入分配问题。
那么，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扩大呢？我个人认为其实也有很多原因。其中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行业收入差距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导致个人收入差距加大，合理创收活动的开展导致单位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二点我讲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城镇“制度外”收入差距拉大与“制度内”收入差距缩小。这是我今年2月26号应人民日报之邀写的一篇文章：关于当前收入分配的两个突出问题。这个文章的观点，就是1997年我提出来的关于“制度外”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尤其是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工资范畴解释了。
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从城镇方面来讲，是工资制度外的这一部分，它是主要来源。这个理论要做一个实证的研究是很困难的，记得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无法用数据来支持。中国的失业统计有非常大的困难，而中国的收入统计就更困难。我们知道，中国的收入统计现在无法做。因为现在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利益问题。但在去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有了一个公开的调查报告，讲到这一点，我觉得为我这个观点提供了一定的证明。
国家统计局等七部委对15万户的一份调查，调查的结果是，1998年城镇职工的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44.5%，比1981年的87.3%减少了43个百分点，比1990年的67.5%下降了23个百分点。所以，1998年，工资外收入已占总收入的55.5%，集中率为0.393，高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对总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57.6%，超过工资性收入贡献率。这个资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工资外收入的测量还有其他的一些办法来测量，比如我们可以直观地用消费水平来研究观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住房或者说我们高档消费物品的消费，如果用制度工资水平去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恩格尔系数是很高的，是不可能支持的，是无法解释的。所以说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对我采访后，所发表的观点，20多年来中国人富裕的秘密是“制度外”的收入，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原因。
关于制度外收入的来源，1988年的时候，体改所的几位研究者做过研究，曾划分为14类。我这里把制度外收入的来源归为以下几大方面：一是单位大面积的创收所得，它发源于80年代末赵紫阳时期，创收当时是合法来源，是政策鼓励的，后来它发展于90年代初期，整个90年代中后期是大规模的发展，又分为两种来源：一种叫“权力寻租”，一种叫“资格证书”。还有一种就是个人合法的制度外收入补充，这是以自身知识、技能或所掌握的垄断资源，提供的服务收费。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关心的个人利用手中权力获得的大量回扣以及其它的非法收入。
那么，“制度外”的收入差距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难度主要在于统计。我们看国家统计局做的15万户的调查，实际上也不准确。按照我们在90年代初做过的一个研究，统计收入的测量主要依赖3个来源，第一个就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表，这个数字的口径最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制度内工资，加上奖励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家计调查，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做的关于职工家庭生活收入与支出的调查，这个调查的数据要比我们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劳动工资统计数据大得多；第三个来源是银行的现金支出，实际这个要比第二个还要大。
当然，“制度外”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
第一个就是工作行为的扭曲。整个来讲，看我们目前的现状，大家的行为基本上不是制度内的信号激励，而是制度外。
第二个是职工工资不反映劳动力市场价格。这一点，我们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企业，搞薪酬制度研究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低级职位的工资严重地脱离市场价格。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出纳这个职位，在有的国有公司年薪在6万，还不算它的所谓住房、养老、医疗和各种各样的福利。所以中国有些劳动力的成本，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跟效益挂钩的“制度外”收入，所以它不反映价格。中国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观点认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职位工资，只存在行业工资，只存在所谓的单位工资。
第三个是经营垄断：非竞争政策所导致的“行业准入限制”，收费不低，品质则差。
第四个是职位垄断：这个现在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其实最直接的制约条件不是其他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产权的问题，是中国的职位开放问题，是人事的问题，是我们讲的职位能上不能下、职位不开放问题，这在现在的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中非常突出。
最后一个是收入统计的信息系统失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可靠的收入分配信息系统。甚至我们现在也无法清楚的说明，我们中国的社会保障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客观讲（这）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的失业统计一样，我们现在还在用登记失业率，实际上国际都是在用调查失业率。所以“制度外”收入差距扩大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现象，是中国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制度内”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一个方面的表现是用工资衡量的职工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另一个方面是“制度内”工资差距倍数很小。
195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工资制度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就是解放初实行的工资分制改成了工资制度。改革时，国家机关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差距是31倍；1956年工资改革的时候为28倍；到现在为止，我们“制度内”的差距下降到只有6倍了。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目前的工资为2846元，最低的收入是440块钱。这就是我们的制度工资水平差距。（制度工资是国家规定的工资等级表的工资水平）。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呼吁中国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中国的基尼系数突破了国际警戒线，甚至很多人还认为，包括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如果不加以控制，5-10年可能成为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现在应当该缩小了。虽然世界上有差距很大的国家，如1974年的萨尔瓦多，基尼系数曾达到0.67，我们可能离这个距离还很远，但实际上大家感觉已经很高。因为最近有一个研究，我看到数字是0.47了，这可能伟是目前估计最高的一个基尼系数了。（赵人伟插话：最高的测算是0.51）
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现了创收推动的制度外收入扩大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资制度其实已经失效。我个人认为，工资制度其实没有意义了，工资制度甚至已失去了基本的保障功能。我们最近做一个课题研究：社会保障与工资的关系。工资，除了我们讲的基本工资之外，还有奖金、津贴、包括福利，然后还有住房支付、养老金、医疗，这些东西都应算在里面，实际上都没有。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工资制度是什么东西呢，不清楚。所以我们中国现在连工资制度都没有了，不是说是工资制度科学不科学的问题。第二个是激励问题严重。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工作动力不足，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企业家，最低工资，最典型的就是褚时健的案例，褚最后是违法的，但是客观地讲，他曾把玉溪烟厂，一个很小的烟厂经过自己的努力，搞成一个很大的企业，最后给国家贡献了800亿的利税，他每月收入就几千块钱。所以人家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企业家，最低工资，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国家。同时中国有世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大量亏损，改革非常困难。这是两个之最。所以我们的国有单位，非盈利组织当中，人才流失严重，而且人工成本还很高。
最后，我讲一下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第一，我不认为中国应该提高税收，应该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率，增加正常纳税的机会收益。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认为中国要加大税收力度，我认为是不对的。我说得极端一些，假定如果没有个人收入所得税，其实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收入申报出来。目前提高收入信息的真实性是首要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收入信息系统，谈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都是空话。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要从信息的动力机制研究开始。所以我建议中国降低税率，而不是提高税率。问题的关键是要研究税种和税收制度的设计，为最终扩大税基，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为缩小收入差别提供支持的问题。
第二，要增加“制度外”个人收入的透明度，改变税收代扣制度，实行家庭收入自愿申报制度。这个是美国的经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代扣制度，所以，现在讲年薪制都是一句空话。怎么能够搞年薪制呢，因为每月代扣，每月代扣实行年薪制你就吃大亏了，全部都征了税了。而且这个税收交纳机制，国内还没有人研究。很奇怪，实际上这个税收方式根本就不利于我们去增加公平。因为社会保障要增加公平，而这种税收制度其实打击了公平。我们看国外，如美国人每年年初去邮局领一张表，由家庭申报。税收是对家庭的收入征收，而不是个人的收入。第二个它不是代扣，它按照年度去做就行了。
第三，就是开辟新的税种——消费税，特别是财产税。我觉得中国要开遗产税，但现在有几个富人会死，会移交财产，目前征收这种税收没有意义。中国更重要的是研究开辟财产税。这个美国也是做了。就是你有很大的财产，你要交纳税收。遗产税现在解决不了我们保障基金的来源，转移支付的问题，等到那时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第四，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端正组织的行为目标。
再一个就是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制度：倡导能力导向和绩效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我最近一年时间，集中从企业角度研究了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从这样一个角度，我发现我们现在的组织不能简单地缩小收入差距，实际上应该在“制度内”要拉开差距，要体现职位的价值，特别要体现跟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相关的东西。实际上，在中国的企业，包括政府及其它非营利组织，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就是说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导入一个新的理念、一个新的制度框架，也就是导入一种新的组织文化的问题。
再就是结合住房商品化和养老、医疗等福利社会化，重新设计和构建薪酬制度。
概括起来，关于收入分配究竟是收入差距过大还是平均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我个人认为这两个问题看似矛盾的现象，现在是同时存在，不过是透过制度内和制度外两种制度表现出来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评议：
谢谢曾湘泉教授的精彩演讲。
我觉得曾湘泉教授的演讲，回答了改革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的情形是否符合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教授提出的倒U型曲线理论的疑问。我认为他的研究结论符合中国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的客观情形。他提出在制度内的分配中导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制度框架富有理论创意并值得实践尝试。应当认识到，曾湘泉教授提到的制度内的平均主义与制度外的分配不公平同时并存，不仅使我们的工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效用，而且也造成了整个收入分配领域中效率与公平取向的紊乱局面。因此，重构收入分配体系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与曾湘泉教授提出的“制度内”和“制度外”收入分配相关，我认为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进一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就是解决好初次分配中的效率问题和强化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应当同时并进。
下面进入讨论阶段，大家可以提问，然后请曾湘泉教授回答。
E提问：
曾教授您好，目前改革的成就巨大、成果显著。但也有人说改革的成果被少数人瓜分了，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大多数人承担。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曾湘泉教授答：
这个问题不是个经济学问题了，这是带有政治色彩的问题。（笑）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我个人认为研究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时，我觉得李实在1996年的时候讲的很好，他说“大家不要带有感情色彩”。我刚才讲了，当时人事部有一个官员说：中国的收入差距现在是两极分化。我们应当相信实际的分析，实际的统计。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情绪化的民族，对很多问题靠感觉。当然，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成果不是我能够评价的，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有些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收入分配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看到，绝大多数人还是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象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有很多很激烈的措辞。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客观的来看问题。当然有没有问题呢？肯定是有问题。非法的、腐败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但是我刚才讲了，我们还有一些问题，不是这样，比如工资的非市场化问题，现在也相当严重。我们的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其实也有问题，因为职位的价格和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贡献也不相称。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一个贪污和腐败的观点，或者说是从政治角度去解释我们目前的收入差距。当然这个研究起来也有难度，很难计算，哪些是垄断得到的好处，哪些是职位不开放得到的好处，哪些是因为腐败带来的好处。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还应该用一个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和分析这些问题会好一些。
主持人（郑功成教授）：
因时间关系，曾湘泉教授回答问题到此结束，下面我们进入到下一阶段，由曾湘泉教授主持论坛。
曾湘泉教授：
我们继续论坛的第二大主题，即收入分配问题。下一个演讲的是赵人伟研究员，他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很细致的，时间和思路上也是很连贯的。我们希望赵老师的演讲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宽广、更深厚的研究轮廓与思路，能够让我们了解中国二十多年来收入分配的脉络和现状。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