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朝班”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朝堂之上，百官文东武西，各依品级序立，即为朝班。朝班又称朝行、朝列。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百司官属”。三月，中书省“以所定宫制、班次图进”①。朝班与官制为表里之物，官制定，百官立朝才有次第；班行整肃，朝仪方粲然可观。因此，可将甲辰三月定为明代行朝会、立朝班的起点。
“朝”者，臣谒君之礼；朝会在传统社会“五礼”之中属嘉礼，是“庙堂”之上举行的重要礼仪和政事活动。朱元璋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②。朝会之时，班行壮观，进退有序，除了凝聚人心，还能起到强化“主尊臣卑”等级关系的作用。朱元璋建国之初即亟亟于朝会，正是出于“定人志”、“正上下之分”的目的。
明代，每逢正旦、冬至、万寿圣节的大朝，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以及每日御门听政的常朝，百官都要排班入朝；当国家举行大典礼、大祭祀，以及岁时令节赐宴，郊祀庆成宴、会试恩荣宴、经筵日讲，朝宫也须按照品级侍班、行礼和叙坐，班行次第不可紊乱。朝班体现了规范的统治秩序，其变化也显示了这一秩序是如何解体的。
一 国初之制，专准品级
朱元璋说：“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③ 而大小官员各守本分，依品叙立，是使班行整肃的必要条件。
最初，班序并不那么严格。“先是，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咨访得失，或考论古今典礼制度，故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于是洪武三年诏：“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左右，违者纠仪官举正之。”④ 六年重定常朝班次及奏事礼仪，凡新任官员及武臣不娴礼仪者，每日由御史监视，在午门外习仪⑤。官员越班即为失仪，命御史纠之。文武奏对，亦当“各从其班次，不得搀越”⑥。二十四年，又“命礼部置百官侍朝班序牌，大书品级，列丹墀左右木栅之上，令文武百官照品序立侍班，违越者罚之”⑦。
明代朝仪的最早记载，见洪武三年九月修成的《明集礼》。该书卷十七《嘉礼·朝仪》所记班位（参见附图一）非常简略：
国朝文官齐班位于午门外之东，西向，以北为上；武官齐班位于午门外之西，东向，以北为上。午门西偏门入奉天门（按即皇极门，今太和门）西偏门，文官起居，位于文楼丹墀之南，北上西向；武官起居，位于武楼丹墀之南，北上东向。殿前班，位于武官起居位之北，北上东向；侍从班起居，位于文官起居位之北，北上西向。
所记为奉天殿（按即皇极殿，今太和殿）朝。程序大致是这样：百官先于午门外齐班，然后由西偏门⑧ 紫禁城，再由奉天门西偏门（即西角门）进入殿前广场，分别在两庑文楼和武楼丹墀之南起居。“起居”为侍班候朝之意，即排好班等候皇帝升殿。文官在东，称“左班官”；“北上西向”，即品高者居北，面西而立。武官在西，称“右班官”；以北为上，面东而立。另有“殿前”二班，即侍从文、武及执事官，分列文武起居位之北。
皇帝升殿后，鸣鞭，侍仪司唱入班，百官诣丹墀，入御道行叩头礼：
文官一品、二品拜位于内道上之东，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一品、二品拜位于内道上之西，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东上。文官三品以下拜位于丹墀内道下之东，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拜位于丹墀内道下之西，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东上。
需要说明的是，百官起居与行礼班位有所不同。当百官行礼时，由原来的东西对立，改为“北面西上”，即面北而立，以西为上，皆入内道。
内道即御道、甬道，是殿或门前的南北中道。百官行礼，为何不避御道？朱元璋认为：“臣之事君，与君之事天，其道不相远”，既然天子祭天，拜位在正中，百官朝参，也不当避正道。因此命“百司朝参，左右班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台官俱就甬道上拜谒，但不得直行甬道而已”⑨。以后历朝皆然，北面行礼时，文武两班同上御道。
文武官共“十八位”，以一品为一班（位），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品分正从，共十八班。此见明初定班，是“专叙品级，不分散要”的⑩。
洪武三年六月，定“五等勋爵之制”：“爵，正一品，国公、郡公；从一品，郡侯；正从二品，郡伯；正从三品，县伯；正从四品，县子；正从五品，县男。”(11) 三个月后颁定《明集礼》，其中朝班并未专显五等爵的位次，诸爵当以品级入班。
但同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得公者六人，阶特进，勋左、右柱国，皆正一品；侯二十八，阶荣禄大夫，勋柱国，皆从一品；伯二，阶资善大夫，正二品。与六月所定勋爵之制不尽相合。洪武四年，命“自今五等之爵不论品级，非有大功于国者，虽官至丞相亦不得封”(12)。这标志着“功臣封爵”与“常选之品”的分途，在朝班上也当有所体现，可能自此之后，公侯已自成列。如李贞，先为驸马，“今因儿贵，至列公班”(13)。李贞封曹国公在洪武三年，卒于十一年十月，此间朝列已有“公班”，公侯“不与百僚齿”了(14)。
明朝以勋臣爵最显者一人为百官“班首”，英、定、成等国公都长期充任班首官，在朝贺等仪时领衔致辞。
洪武三年，定驸马都尉班次。“礼部奏：按宋制，驸马班次出入皆依官品，今驸马既授官职，当依百官，由西门出入；其班次品级当在百官之上，如一品在一品之上，二品在二品之上。从之。”(15) 四年定驸马秩“比从一品”(16)。据洪武十五年更定“官员相遇及公参礼仪”，驸马都尉仍居左右都督（正一。按指品从，下同）、都督同知（从一）下，都督佥事（正二）上(17)。洪武二十年定制：“凡朝班序立，公侯于文武班首，次驸马，次伯，自一品以下各以序，文东武西”(18)。
除了勋戚世臣，百官随朝，构成“大班”，其班序先论散阶。
官员授予散官后，一般不会削夺，然职事有升降，特别是国初官制未定时，品秩骤高骤低，常使得见任职事与所授散官“高下不一”。洪武三年，命百官服色准所授散官(19)。六年，命凡除授官员，给予对品散官(20)。次年又更定为：“职三品者授正五品下阶散官，四品者授正六品下阶散官，五品者授正七品下阶散官；及考满，俱各比例递升，六品而下亦依定制。”这大概是因为当时除授官员常“不次升用”，予对品散官则过重，班次也会出现混乱，“故至是重定之”(21)。但洪武十年，仍命“内外百司官散官视其品给之”(22)。从此散官皆对品给授，但析分为初授、升授和加赠资三等，以供官员考满“比例递升”。由于明代制度比较划一，所以没有宋代“杂压”的问题。散官与职事及其照应关系确定后，排班次第如下。
首先，先较散官，“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在“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前，三孤在“三少”（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前。以上皆入一品班。孤、少衔同者，以师、傅、保为序，如太子少师在太子少保前。
其次，散官相同，则依部次。景泰三年，令师保兼官品同者，立班以衙门为次(23)。即按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尚书在都察院左都御史前。嘉靖时，赵锦以南吏部尚书改左都御史，立班时，通政使（正三）倪光荐因系有工部尚书衔，班次反在总宪赵锦之上。于是加赵以“兵部尚书掌院事”，并命“以后凡自尚书改者，仍系部衔，著为令”(24)。
又次，侍郎、少卿、寺丞等官，以左居上。如左侍郎序在右侍郎上。
为了表示宠异，让某人班次提前，须加其散官。如宣德时，夏原吉以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居太子少师、礼部尚书吕震下，“帝命鸿胪引震列其下”(25)，随即加原吉少保(26)。
以品分班、叙立，既是国初旧制，当后世出现乱班的现象时，以品级序班的原则也没有放弃，争班者往往引此为言。
洪武二十八年，准工科给事中陈洽等奏，凡大臣犯重罪者，虽蒙恩宥，不宜仍列本班，“叙列八品、九品班后”(27)。这个示惩的措施后来停格，但它表明，到洪武末期，朝班依然整齐，八、九品末秩也井然序立。
二 更定制度，或不拘于品
隆庆元年（1567），都给事中辛自修等“以朝仪久旷，班行不肃，请令礼官考议成式”。礼部及礼科覆奏(28)：
国家初制，百官以品序列，故今皇极殿前所列品山表识森然。其后更定制度，又有不拘于品者，如内阁官、锦衣卫，升立宝位之东西；翰林学士列于佥都御史之上，其他翰林官不论品级，叙于京堂之内；科道自为一等，列于部属之先；及鸿胪寺、尚宝司列于西阶，三科六道与东班对侍。虽若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然或以顾问纠察，或以奏事承旨，莫不有因，难以轻改。今后常朝悉如此例，其余官员仍依品级崇卑、衙门资叙为列，如有紊越，听纠仪官纠奏。……从之。
此疏概括了洪武后朝班变化的两个最突出特点，即侍从（翰林院及鸿胪寺、尚宝司、六科等）与风宪官（监察御史），“或以顾问纠察，或以奏事承旨”，立班不拘其品第。
（一）永乐后兼隆侍从。
天子侍从之臣，又称近侍。洪武三年，令百官入朝，许侍从上殿，而“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左右”(29)。洪武十四年、十七年两次颁定近侍官员(30)，十七年八月规定：“通政使司、翰林院、尚宝司、谏院、五军十卫、参军府、考功监、给事中、承敕郎、中书舍人、仪礼司、磨堪司、判禄司、东宫官俱为近侍”，已不包括在京“四品以上官”，近侍品秩多不高。成化问，陆容云：“翰林院、尚宝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门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31)
近侍官贵近，“难拘品级”(32)。以赐宴坐次观之：“文臣四品以上及诸学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经筵官及翰林讲读官、尚宝司卿、六科都给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挥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门，翰林院、中书舍人、左右春坊、御史、钦天监、太医院、鸿胪寺官及五品以上官，宴于丹墀。”(33) 近侍享受的礼仪往往超越他本身的品级，而且近侍衙门在朝会上多承担执事，如翰林官殿中侍班，给事中导驾，通政司进题奏本，鸿胪寺导班赞礼，尚宝司捧宝等，这自然使侍从在朝班中具有“超脱”的地位。
侍从之中，以儒臣最重，在朝班上显示出“近上”的特点。洪武时定正《蔡氏书传》，开局翰林院，朱元璋命修书者朝参“班于侍卫之前”(34)。洪武十三年置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35)。四辅官无品级，所兼太子宾客正三品。王本、杜佑等人都是儒士文臣，却列公侯、都督之次，居西班，明以师席待之，优假如此。四辅官寻废，又设殿阁大学士，俱正五品，班在翰林院学士上(36)。
儒臣之中，又以翰林院官最得眷重。词臣“居宥密”、“职论思”，为天子文学侍从，故特“授以宠章，用昭国典”(37)。洪武九年，诏定学士承旨（正三）班六部尚书（时正三）上、学士在光禄卿上，侍讲学士在侍郎上(38)。十四年，改学士为翰林院主官，秩正五品(39)。考十六年所定朝参官坐次：凡奉天门赐坐，公侯至都督佥事坐门内，六部尚书坐门外，翰林院官同六部侍郎、十卫指挥、应天府尹、国子祭酒、谏官、佥都御史坐西角门(40)。又朝参赐食，“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内外，其余五品以下官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41)。所以说“词臣偏重”，为“太祖时故事也”(42)。
对词臣的优宠往往超出常格，如“庆成侍宴，（翰林学士）班四品上；车驾幸太学，坐彝伦堂内，视三品；此故事也”(43)。景泰年问，奏准“经筵日，同知经筵官序于尚书、都御史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44)。从弘治始，学士不与考察，与四品京堂同。具体到朝班，万历时，光学士（即翰林学士）已“班在三品之末”(45)，居于宪体隆重的佥都御史（正四）之上；且“出道双棍，值政府不避”。讲、读学士（从五）在佥都御史下、祭酒（从四）上(46)。
洪武二十年，常朝命史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稍近上以便观听”(47)。翰林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以六、七品低秩而班“近螭头”(48)；侍讲、侍读正六品，“品级虽下，实经筵清秩”，故班次也破常格：讲、读在尚宝少卿（从五）上，修撰（从六）、编修（正七）、检讨（从七）在尚宝司丞（正六）上。不仅朝班，历科恩荣宴、登科录，也都以此定序(49)。到崇祯时，“词林七品官”，竟“朝参班连三品”了(50)。
永乐初，选翰林七员入文渊阁办事，称为内阁。“内阁官员侍朝，立金台（即御座）东，锦衣卫在西”(51)，也有说“与司礼太监对立于宝座东”的(52)。后因不便，乃移下。不便的原因，一说“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53)。一说“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后常有一二宫嫔从立纪旨，时金文靖公（幼孜）嫌不自安”，乃辞避(54)。
避至何处，《会典》云：“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即陆容所说“门下御道左右”。尹直具体记为“辞立丹陛下仗马之南”。
《会典》当本于景泰二年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奏：“内阁系掌制诰机密重务衙门，近侍之职莫先于此。永乐初年，本阁官员凡遇圣上视朝，立在金台东，锦衣卫在西，后因不便，移下贴御道，东西对立，已为定例。近日因雨，各衙门官俱上奉天门奏事，五府官虽品高，皆立西檐柱外，独六卿序立东檐柱内，遂使内阁官无地可立。此系朝仪，不可不辨。……诏常朝内阁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55)
内阁本与锦衣卫官“贴御道东西对立”，此又诏准“常朝学士与锦衣卫官东西对立”，《实录》语焉不详，当作何解释？孙承泽说：“值天雨，各衙门俱上金台奏事，五府立西檐柱外，六卿叙立东檐柱内，阁臣退立于后。景泰二年秋，户部尚书兼学士陈循上莆，始复旧制。”(56) 黄景昉则解读为：“阁中规制至陈芳洲（循）始备，如奏定常朝与锦衣卫官对立御座旁……皆创自陈。”(57) 二说均本《实录》，而一曰“复”，一曰“创”，然似乎都认为此时阁臣复登丹陛，立于金台左右了。
但是尹直说：“景泰间，陈芳洲请复立陛上，托言每遇雷雨不便，朝廷难之，事遂寝。”尹氏成化二十二年入阁，所记必不误；且阁臣升立金台，乃是嘉靖九年以后的事。那么到底真相如何？依尹说揣摩陈疏词意，可能是逢雨日，特准阁臣、锦衣卫官上门，立于门中檐柱内之御座左右。因为五府等官在西檐柱外，不妨碍锦衣卫官立班，六卿叙立于东檐柱内，进前奏事则与阁臣冲突，迫使其退立于后。于是陈循借机奏请，请复旧制。但朝廷只准其雷雨日与锦衣卫官对立，六卿奏事，班位不动。故旧制实未复，陈循所创，也仅为特例。
但还有一个疑问，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记“常朝之制”云：“每日晨兴，上便服御奉天门……百官行叩头礼，分班侍立，翰林学士侍御座左，锦衣卫官夹陛西立。”或以为，此书上于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之初，所记必为成化之时制，则是时“翰林学士侍御座左”，已复旧制。其实不然。丘氏力倡祖制，同文中还写道：“（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其实所谓“一日三朝”，就非时制，成化末年，午朝停废已久，弘治元年始复，而且午朝实际上就是晚朝，三朝说本身就有误。故丘氏所记常朝之制，只是他“继述”先朝之事罢了，不足征。
英宗复辟后，景泰阁臣狼狈星散；天顺时，内阁势位不显，仅李贤加太子少保，余不过四五品。此时班位，尹直记：“初，阁老以品序前后立。成化初，刘主静（定之）以四品入阁，独立于陈（文）、彭（时）二先生后，似与诸给事同班，上因命立陈、彭之下。万循吉（安）继之而立，遂为一班。”所谓“一班”，当为一时特制，并不表明内阁从此已自成一班；而成、弘以来，阁部相争，首先便显现在班次上。
弘治时，礼部尚书丘濬与吏部尚书王恕同为太子太保，王恕长六卿，位在丘濬上。丘濬入阁后，王恕以吏部不让，“已而内宴，濬径居恕上”(58)。这是阁部相争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明史》卷七二云：“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59) 同卷又云：“嘉靖以后，（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60) 说法抵牾。考正德时，蒋冕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毛纪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因为“六曹诸臣多陟宫保”，二人虽官内阁，因无宫衔，所以“每遇常朝立班，顾居六曹之下”(61)。这显示，尽管阁体积重，但阁臣“非加三孤及宫傅者，仍班尚书下”的“故事”不变(62)。
嘉靖七年，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以吏部尚书，朝班居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李承勋下。世宗“意颇不悦”，认为“辅弼重臣”不可居于部臣之下，于是加二人一品散官，遂升于首班(63)。嘉靖九年又定：“常朝毕，内阁官于东陛，锦衣卫于西陛，各以次升立于宝座之左右。捧敕用翰林官，日轮一员，立于内阁官之后候承旨，由左陛下至御道，授领敕官，毕，方回本监。盖自是阁臣愈严重，而锦衣亦日崇显矣。”(64)
内阁复立金台左右的旧制至此恢复，而自嘉靖以后，“冢卿虽加一品”亦得“缀于阁臣二、三品之末”(65)。
（二）品级何系于轻重
明代，以六科给事中为近侍官，十三道监察御史为“天子耳目风纪之臣”，有时候也以台省通称“近侍风宪官”。有明一代，科道秩不过七品，而声气之张，权势之重，至凌越大僚，正所谓轻重不系于品级者。
科道官在朝负有纠仪、导驾、侍班等执事，朝会还是科道“用武之场”，可于大班纠劾不法大臣，这些职权必然使其从朝班中奇崛而出。
由于科道品秩微末，一直到永乐修《四书五经》及《性理大全》时，御史列衔还在各部主事（正六）之后(66)。但是，随着“势要”的变化，科道越分超班，“失宪体而乱旧章”，是必然的过程。如旧制，遇朝贺行礼，给事中十员为导驾官，于殿中东西立，翰林院、中书舍人各四员为侍班官，分立于导驾官后，监察御史四员为纠仪官，立于侍班官下。遇庆成宴，中书舍人列给事中、御史前，菜品均等。但到成化初年，御史已越立导驾官下；光禄设宴，菜色“亦于给事中、御史厚而于中书舍人薄”。中书舍人李应祯不平，上疏请纠正，立刻遭到科臣的参劾。礼部作调停之说：御史在殿纠仪，有侍班官则立侍班官下稍南，无侍班官则立导驾官下稍南；丹墀宴序，中书舍人从近例，坐于给事中、御史后，宴品亦当均一”。得旨，“宴序可视正统年间例行”。既而礼部“复奏正统间文案不存，无从查考，乞如今议为宜。上亦从之”(67)。虽然“礼科挟私妄参”受到指责，但旧制也不可复。
给事中班次，如尹直记：
天顺中，一日仗马蹄啮，惊逼诸阁老。英庙乃命诸阁老稍南立于诸给事之前，大汉将军之后。给事亦移南立。英庙见之，命毋南移，惟仍旧班。成化间，阁老复立北上，诸给事又随而北，若前后班，然不复分上下班矣。
这段史料表明，到天顺时，给事中似已“自为一等”，班近于丹墀。
弘治以前，御史班次已越居部曹之上。弘治二年，工部主事林沂欲以品序坐御史上，立刻引来御史的弹击：“朝廷设官分职，有拘品秩者，有不拘品秩者，故庆成赐宴翰林坐于科道之前，科道坐于郎中之上。若概以品秩，则殿阁诸大学士皆当列于太仆等少卿之下，京县知县、兵马指挥皆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结果林沂以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68)。可见此时，“依品秩”和“不拘品秩”，杂而用之，已为成例。
对李应祯、林沂这样敢于触动科道利益的，往往“豸绣交詈聚唾”，但科道之间，也不无纷争。宣德二年规定：御史、给事中公差，以品级序坐(69)。景泰元年，给事中李侃与御史朱瑄出差，坐朱瑄上，十三道连章弹劾：而六科上疏，又欲御史居上。朝命仍以品级坐。于是给事中张让又申内外之说：“六科、十三道系朝廷近侍风宪官，今后在内则先近而后远，给事中坐御史左，在外则先正而后从，御史坐给事中左”，且劾左都御史陈镒及御史多人。最后景泰帝重申：“御史、给事中俱近侍官”，“只依品级序坐”(70)。景泰三年，命都、左右给事中列御史上(71)。
万历中，出现“台班”这个词，御史入台，又称“入台班”。这当源于隆庆初新定朝仪时，礼部题准：“科道自为一等，列于部属之先”(72)。这是经过正式奏请而形成的定制。以后凡朝会立班，六科与吏曹同班，给事中下接吏部郎中等官，御史与五部同班，下接别部郎中等官(73)。行礼时，科道、中书合一班，其下为六部郎中等官。叩头毕，则左班内阁，右班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台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东西向；纠仪御史四员分列御道左右，北向，对御座立(74)。
显然，侍从越班，是打破既有班序的最大原因。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记万历初年常朝班次，已与国初大为不同。
起居班位(75)：
班行其东西分立，则勋戚在西上，东面，不与百僚齿。左班面西侍立，一品、二品为第一行，三品次之，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为第三，宫坊五品六品次之，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为第五，两房中书次之，为第六，此为一段。其下，则六科为第一，吏部第二，中书舍人第三，此为一段。其下，则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级官制紊不可纪矣。右班面东侍，则锦衣在前，五军都督府次之，其后，七十二卫指挥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蓝缕，往往而是。
北面行礼班位：
其北面行礼班次，则公、侯、驸马、伯列三班于前，去文武阶次稍远，其下，则文武两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书第四。其下，则六部郎官，亦颇紊乱。其同班叙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宫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宫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讲、读学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让佥都，少詹、光学士在佥都之上。
与洪武时期九品十八班井然序立相比，此时的朝班诚为“次序参错，班行混淆”。
明代中叶以后，官员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大量传奉、添注冗职必然使朝班发生混乱。似乎除了四、五品京堂以上及翰林宫坊科道中书等官还能依序立班，五品以下皆已“杂立”。以正德三年六月的一件事为例，这日下朝后，在御道上发现匿名文簿一卷，传旨命众官重新入班，省视遗书处是何官所立。有人反对说：“四品以上朝，序班，余杂立耳，遗书人宁复立故处？”于是“执后班三百余员通送镇抚司究问”(76)。当晚即毙三人：刑部主事（正六）何武、顺天府推官（从六）周臣、礼部进士陆伸，显然，“后班”即五品以下官(77)。
又正德四年，升刑部云南司吏董逊为本部司务。“故事，司务必举人考高等始得之，班序郎中上”(78)。郎中为司官，正五品；司务为首领官，从九品。这说明，尽管五品以下立班没有一定之序，但并非毫无秩序地乱站，众官还是以各自衙门为序，集中站立，并且存有一些成例和“故事”。
然而到隆庆初年重定朝仪时，武职和五品以下班次益加杂乱，已“紊不可纪矣”。
三 宗藩、内臣、朝觐官及其他
朝班还涉及到宗藩、宦官、朝觐官、王官、曲阜衍圣公、江西张真人及蕃国来朝者，分述如下，纪载稀少，渊源难考者，附以事例：
（一）藩王、将军及仪宾
国初，诸王朝贺、祭庙自为一班，朝会侍立御座前左右。后诸王之国，天顺以后，宗王来朝者绝迹，在京亲王不预朝，唯正旦、冬至次日，百官朝亲王于奉天门东廊。
郡王子孙，“未尝无品级也”。据现存洪武十四年《祖训录》，郡王庶子，镇国将军以下，从正三品到正八品，各有品第。然二十八年重定《祖训》（即《皇明祖训》），止定禄米，未有品秩。永乐即位后，以“禄米定品级”，镇国将军加至从一品。宣德元年，以“支庶日繁，宜有定分”，重定将军、中尉、仪宾冠服及品级等差。
将军以下朝班如何？宁王朱权在宣德时疏言：“靖江王府将军比正支减一等，亦无比品，凡朝贺、祭庙皆与诸王同班。”宣宗答书说：“诸王兄弟子侄同为行列，是无尊卑之分，曷为而可？”然朱权所言为其所亲历者，必非无根之谈。又洪武二十九年所定靖江王镇国将军与郡王相见仪，凡与驸马、仪宾、公侯相见，将军居左，驸马等居右，皆再拜。疏属之靖江王府尚且如此，各亲王府将军朝班必在公侯群臣之上，所谓“亲亲不论品级”之义(79)。
永乐以后，宗室来朝日稀，朝廷驭之益严，纵有来朝者，也未敢径居朝班之上。永乐二十二年，靖江王府辅国将军赞侃、赞偕来朝，即“班朝臣之下”。“上（仁宗）顾见之，谕鸿胪寺臣曰：‘赞侃兄弟虽朕侄，然宗亲岂宜过列疏远，其令班于驸马都尉之次，著为令。”(80)
明代，郡主下至乡君之夫通称为仪宾，《皇明祖训》未定品级，仪宾班次亦无明文可稽。据朱权说，洪武时郡君仪宾比从四品，常服用麒麟玉带，班列都督之前，“盖亦以至亲，不以品级论也”(81)。如朱权所言不虚，后世仪宾班次大降：宣德三年，“定仪宾班次从三品，序同等官上”(82)。成化六年，“礼部奏郕府仪宾王宪宜给牙牌朝参，其班次列二品都督佥事下。从之”(83)。
（二）宦官
朱元璋设官定制的初意，就是将内官作为独立于外廷的一支力量刻意加以培育，以与外官相互牵制。所以，宦者有职事者即为“官”，明初内使监官还授散阶，给诰命。
洪武三年十月，“礼部定拟：内使监官凡遇朝会，照依品级，具朝服、公服行礼”(84)。后来尽管严内外交接之禁，但逢朝仪，内监仍得入班行礼(85)。而且自洪武以来，即有近侍宦官立于皇帝左右：洪武初，置纪事奉御(86)，又设纪事司(87)，不久更设典礼纪察司，“钦纪御前一应文字”，司官随朝纪旨(88)。到永乐时，逢早朝，职掌“御前勘合”的司礼太监与内阁对立于宝座左右(89)。
（三）朝觐官及王官
外官三年一考，每值大计之年，天下布、按二司堂上官及府州县正佐官均须晋京朝觐，以十二月十六日为始，鸿胪寺陆续引见。旧制，朝觐官皆随品入班，缀京官之次。如布政使（从2）、按察使（正3）“序京官二品、三品之末”，分别居于侍郎、副都御史之上，足见国初“最重布、按二司官”(90)。日后京朝官愈重，外官日轻，天顺三年，鸿胪寺以“侍郎、都御史等官须当奏对，班行隔越，趋走不便”为由，奏准：今后方面官递降京官一班序立，著为令(91)。于是方面大员“明降东阶一级立矣”。而且，知府以下及诸司首领官，常朝不再随班，午门外行礼，大朝会止于金水桥南序立(92)。
洪武三年，初定王府官制，命王相以下“班位各以其品秩列朝官之次”。(93) 王府官初“与朝官更互除授”，而后王官日卑，且不预考，班列无其地矣。
（四）其他
衍圣公，“正二品。袍带、诰命、朝班一品”(94)。洪武初年，衍圣公孔希学来朝，诏袭封，予诰，“会班亚丞相。十七年，子讷嗣，来朝，特赐一品织文诰命，白玉轴，每岁入觐，得给符乘传，班序文官首”(95)。
龙虎山正一嗣教真人，“秩二品，朝会站本品之末，例也”。万历初年谕：“他是方外人，不用随班朝参，并免朝觐，遇有吉庆，就本山建醮行礼足矣。”(96)
蕃王及使臣。嘉靖七年，申明大朝朝贺人等入朝次第，外夷最后入，卷班退朝，外夷最先出(97)。可知四夷朝贡使臣，当不入朝列，序九品之外。永乐后，蕃王稀来朝者，仅存事例：洪武二十四年，高丽国世子来朝，正旦朝贺及筵宴，“列于六部尚书之次，其从臣于中左门序坐，凡诸番国使臣悉以此为序”(98)。二十七年，更定番国朝贡仪。蕃王来朝，遇宴会，“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99)。永乐六年，朝鲜世子再入朝，正朝朝贺，“鸿胪寺引世子班在六部侍郎之下行礼”。是年祭天地，命世子“以常服立于西班九品之下”。朝鲜陪臣引太祖定制“国王一品准中朝三品”及前高丽世子例为言，于是赐朝服、祭服，“帝亲享于南郊，世子与陪祀朝官入坛下东边，班在公侯之后；陪臣等七人，序于陪祀官之东”(100)。
四 官名九品，混若一途，纲纪紊矣
洪武时期设立的朝参班序牌，一直留存在奉天殿（皇极殿）丹墀上，但它所代表的百官班序早已被打破。隆庆时，左都御史葛守礼感叹道(101)：
我朝设官分职，品制截然且在，乃人情务于好上，法制废于因循，沿至于今，遂成陵替。官名九品，混若一途，纲纪紊矣！
他呼吁：“申明礼制，自朝仪始。”然而朝班的紊乱，原因非常复杂，非“坏法”二字可以尽括。朝班之乱，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移于“体势”
“谄势要而蔑礼法”，最明显地体现在词林和科道。翰林院是“储相”之地，又为内阁外署。明重甲科，有人说“明与甲科共天下”，到后期更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格局；从士人入彀到登擢到官品的最高阶，词林处在一个极为优越的位置。明又极重科道，以小御大，是其政治一大特点。科道以末秩小官，出使地方，凌压三司，与督抚抗礼；在台在垣，则预廷议、与会推、纠大臣，声气矫矫。故词林、台省之清要，不托于品级。
品秩的“错位”表现在许多方面：布政使以从二品高阶，在地方几为抚、按属吏，朝班则屈居于三品之末；知府四品，国初决不轻授，后世积轻，朝觐竟不得随班，入午门朝见。“势”附于官，而不寄于品；官之轻重与品之高低发生了严重的分离，这是明代中期以后官制紊乱的实况。朝班的变化，正体现了这一特点。
体势还因衙门之“散”与“要”而不同，对朝班也造成影响。以六部为例，吏部最重，其下以户、礼、兵、刑、工为次，因部次不同，“故有主事立于郎中之上者”。后来礼部渐重，叙乃先于户部。万历时，户部主事贺邦泰以礼部在其上，上书力争。诏命“六部郎中并列，员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为叙”。诏书如此，然而“诸曹与吏部齿者，咸踆踆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102)。
锦衣卫是天子亲军，其体势重于一般武臣。先是，右班以都督为先，正德时，钱宁掌卫，已加至左都督。嘉靖时，锦衣卫官朝会复立金台之右，而陆炳、朱希忠等人皆加三公重衔，官在都督之上，立于班首。陆、朱殁后，缇帅仅为都指挥等官，仍相沿旧规，立在前列，于是便生争议。“部中以锦衣贵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后，稍上，鸣鞭行礼毕，则锦衣升立金台，都督方为首行矣。”(103) 势足以移班，虽非“正礼”，然不得不迁就如此。
（二）迁于“因循”
“因循”有多方面的涵义，如丘濬所说，朝制“颁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时之便，遂袭以为故事，旁观者虽知其非而不敢以为言，后来者因以为当然者亦或有之”(104)。此其一。
如南京朝贺，向以魏国公为班首，嘉靖中，魏公徐鹏举被劾罢职，由抚宁侯朱岳代为班首。此一时权宜，朱岳辄据班首不下。于是发生争执，礼部覆议说：“事权者一时之任使，班爵者不易之定分”，请仍以徐鹏举为班首如故(105)。
品级是固定的，但具体情况则纷纭复杂，所以必须考虑到品级以外的因素，如勋臣班位，以公侯伯为序，爵同则以所兼府之中左右前后为序，若府与爵俱同，则序以“历年深浅”(106)。此仍不足，嘉靖时，靖远伯王瑾以任“协同守备南京”，自进首列，与公侯并，而同为伯爵的南和伯方寿祥不平，与之忿争(107)。
世事不常，有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从权”或“变例”的措施来解决班次矛盾，而不可避免地引起争执，前引礼官多为调停之说，就是在旧制与现实中寻求平衡的无奈之举。
到万历时期，旧制大坏，争班的现象也多起来，于是有诏：“凡议礼当以会议题准者为准”，若“奉有明旨，自后虽常改行，却未题准”者，仍照旧例行(108)。
“因循”又与人情有关，此其二。
官员之间除了品级高下，还有座主门生、长官僚属以及前辈后辈、资格浅深等复杂的关系，列班时难免作扭捏之态，出现推让的情况。如弘治间，马文升以兵部尚书先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屠溏为太子少保，班在马下。后屠清加太子太保，与马同班，而以吏部，当居马上。而马文升资格很老，屠滽疏让，甘居其下。成化中，大学士万安、吏部尚书尹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俱加太子太保，后王越封威远伯，仍请居万、尹之下(109)。正德时，鸿胪寺属官卢永春升左寺丞，居旧堂官右寺丞张文澍之上，张文澍以为“班序不类”，乞仍班于永春上(110)。崇祯时，大学士钱象坤因为与新辅温体仁有师生之谊，请让班次(111)。吴伟业以崇祯四年榜眼授编修，为词林后辈，早朝入班时，“某词林以臂格”之，“抑使下其前辈”(112)。这都是“违制紊序”，怀私意而挠国法的行为。
（三）荒于“停朝”
朝班附着于朝会。明代诸帝，多荒于上朝，至世宗干脆说：“朝堂一坐亦何益？”(113) 嘉靖十三年以后，三十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114)？神宗中年后，也日益懒朝，朝廷又经历了一次更长的停朝期。“朝班自有定式，今上久不临御，班行遂无定序”(115)。于是班行之争多起来，而旧制不明，礼部无以持守，不得不常为调停之说，以为“总之，无成规也”。
明代朝班一直在变，到成化时已大乖旧制。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吁请稽考累朝实录及《礼仪定式》等书并洪武、永乐年间以来事例，详加讲究，“画为图式，悬于朝门，表正百官，永为定制”。此说近于迂词。制度因事而置，顺时而变，不变之法未必为良法，有变之法未必不为善策。为什么以朝会如此大礼，明代竞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仪？《实录》所存榜例不过十数条。《明会典》记朝仪最全，也仅是“事例”的粗略汇编而已；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尚需增补新的事例加以应映。
有明三百年，虽然“以品定班”的基本原则没有放弃，但品级已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朝班体现的是官员的“贵贱尊卑”，而当权力跳出品级的框架时，朝班也不可能保持稳定——这便是朝班之变的真正原因。
由于史料缺乏，明朝人对前朝之制已不能详，今人欲拼接出一个朝班变化的完整链条并加以考察，其难度可想而知。本文对明代朝班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框架式的考述，而朝班的许多细节，其变化与官制、与时政的关系，尚有待于继续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三月戊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校勘本，页184。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甲辰正月戊辰，页176。
③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丙午条，页1510。
④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页948－949。
⑤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丙午条，页1510。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丙午，页1403。
⑦ 《明太祖实录》卷二○八，洪武二十四年夏四月甲戌，页3101。
⑧ “西偏门”指午门西掖门。洪武十七年“命公侯驸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会及常朝，许由午门之右门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时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门。”见《太祖实录》卷一六五，十七年九月辛丑，页2542。
⑨ 《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页967。
⑩ 明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一，《制典上》页1－2，中华书局，1984年。
(11)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页1038。
(12) 《明太祖实录》卷七○，洪武四年十二月乙酉，页1299。
(13) 朱元璋：《追封陇西王李贞诰》，载《明太祖文集》卷三，四库全书本。
(14) 《穀山笔麈》卷一，页1。
(15)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洪武三年三月丙午，页980。
(16) 《明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四年春正月庚寅，页1171。
(17)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丙寅，页2255。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丁卯，页2790。按，《明会典》卷四四“常朝御门仪”将此条系于洪武二十六年，误。
(19) 《明太祖实录》卷五○，洪武三年三月丙申，页976—977。
(20)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癸卯，页1508。
(21) 《明太祖实录》卷九三，洪武七年十月戊午，页1628。
(22)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三，洪武十年秋七月壬寅，页1871。
(23) 万历《明会典》卷四四，“常朝御门仪”，中华书局，1989年。
(24)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九，页2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5)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6) （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八，《史乘考误九》，中华书局，1985年。
(2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秋七月丙辰，页3482。
(28)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癸巳，页104。
(29)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页948—949。
(30)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壬申，页2197。卷164，十七年八月癸未，页2537。
(31)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八，页95，中华书局，1985年。
(32)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甲申。
(33)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七，《正殿》，四库全书本。
(34)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癸丑，页3421。
(35)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洪武十三年九月，页2114。
(36)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37) 《翰林学士陶安诰》，载《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庚子，页499—500。
(38)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洪武九年闰九月癸巳，页1809—1810；《殿阁词林记》卷一二《侍宴》。
(39)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翰林院》。
(40)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八，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甲寅，页2444。
(41) 《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壬寅，页3520。
(42)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翰林权重》，页251，中华书局，1959年。
(43) 清夏燮：《明通鉴》卷三八，弘治十年正月甲子条，页1454，中华书局，1959年。
(44)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景泰二年九月丙申朔，页4466。
(45) 《万历野获编》卷一三《礼部·褐盖》，页355。
(46) 清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翰林官”，页538，中华书局，2006年。
(47)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丁卯，页2790。
(48) 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
(49) 《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七，万历二十年四月壬辰，页4593—94。
(50) 《国史唯疑》卷九，页255。
(51) 《明会典》卷四四，“常朝御门仪”。
(52) 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七，载《国朝典故》卷五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53) 《菽园杂记》卷八，页95。
(54) 《謇斋琐缀录》卷七。
(55) 《明英宗实录》卷二○八，景泰二年九月丙申朔，页4465—66。
(56) 《春明梦余录》卷八。
(57) 《国史唯疑》卷三，页73。
(58) 《明通鉴》卷三七，弘治四年十月乙丑条，页1409。
(59) 《明史·职官一·吏部》。
(60) 《明史·职官一·内阁》。
(61)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一，正德十二年七月甲申，页2924—25。
(62) 《明通鉴》卷三七，弘治四年冬十月乙丑条，页1409。
(63) 《明世宗实录》卷八四，嘉靖七年正月己卯，页1892—93；癸未，页1894。
(64) 明焦竑：《玉堂丛语》卷六“事例”，页207，中华书局，1981年。
(65) 《国史唯疑》卷三。
(66) 说见《国史唯疑》卷二。黄景昉可能据永乐十三年九月庚戌，书成赐宴次第，见《太宗实录》卷一六八。
(67) 《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春正月辛未，页1019—20。
(68) 《明孝宗实录》卷二七，弘治二年六月戊子朔，页595。
(69) 《明宣宗实录》卷三六，宣德二年三月丙辰，页895。
(70) 《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一，景泰元年夏四月丁酉，页3970—71；壬寅，页3977—78。
(71) 《国史唯疑》卷二，页41。
(72) 《明穆宗实录》卷四，隆庆元年二月癸巳，页104。
(73)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八，万历三十年十一月戊午朔，页7103。
(74) 《榖山笔麈》卷一，页1—2；明李清：《三垣笔记》下“弘光”，页93，中华书局，1982年。
(75) 《榖山笔麈》卷一。
(76) 《明武宗实录》卷三九，正德三年六月壬辰，页930；明何乔远：《名山藏》卷九五《宦者杂记·刘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77) 《明史》卷三一四《宦官一·刘瑾传》。
(78) 《明武宗实录》卷四七，正德四年二月庚午，页1064。
(79) 《明宣宗实录》卷五三，宣德四年夏四月丙子、戊寅，页1263—69。
(80) 《明仁宗实录》卷四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己丑，页149。
(81) 《明宣宗实录》卷五三，宣德四年夏四月戊寅，页1265—69。
(82) 清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三年十二月甲午，页1362。
(83) 《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庚子，页1501。
(84) 《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洪武三年十月壬戌，页1116。
(85) 据蒋良骐《东华录》，清初，内监参朝，“仍故明例”，“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顺治二年更定朝仪，才规定“嗣后概不许朝参，亦不必排班”。见卷五，顺治二年十二月，页82，中华书局，1980年。
(86) 《明太祖实录》卷四四，洪武二年八月己巳，页861—862。
(87) 《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庚午朔，页1495。
(88) 《祖训录·内官》，载张德信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弁山堂别集》卷八七《诏令杂考三》：“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凉侯、南安侯同纪察司官于奉天门钦奉圣旨”，即一实例。
(89) 《謇斋琐缀录》卷七。
(90) 《万历野获编》卷二二“司道·布按二司官”，页570。
(91)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朝仪”。
(92) 《明会典》卷四四《诸司朝觐仪》。
(93)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甲午，页951。
(94)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95) 《弇山堂别集》卷三《皇明盛世述三·阙里恩泽》。
(96) 《国史唯疑》卷九，页254。
(97) 《明世宗实录》卷九一，嘉靖七年八月辛丑，页2079—80。
(98)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页3166。
(99)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洪武二十七年夏四月庚辰，页3394。
(100)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三，太宗恭定大王实录二，页231。
(101)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隆庆四年十二月庚戌，页1298。
(102)(103) 《榖山笔麈》卷一，页1—2。
(104)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四五“朝仪上”。
(105)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六，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壬子，页7377。
(10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九，正德九年十二月癸卯，页2403—04。
(107) 《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嘉靖四年二月乙未，页1219—20。
(108)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八，万历三十年十一月戊午朔，页7103。
(109) 明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中华书局，1985年。
(110) 《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辛亥，页2613。
(111) 《崇祯长编》卷三五，崇祯三年六月甲子。
(112) 《三垣笔记》上“崇祯”，页30。
(113) 《明世宗宝训》卷七《戒谕群臣》。
(114) 《榖山笔麈》卷一。
(115) 《万历野获编》卷一三《礼部·朝班》，页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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