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汉字的互动与和谐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汉语论文,互动论文,和谐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字有形音义，传统语文学也按此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那时，研究汉字也就是研究汉语，并没有着重考察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后来引进的西方现代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身外之物（符号的符号），研究汉语的人对汉字不感兴趣。19-20世纪之交发现了甲骨文后，文字学专攻古文字，如唐兰所说，只注重研究汉字的“构成的理论”和“字体的变迁”，也无暇顾及与汉语的关系了。因此，长期以来关于汉语和汉字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
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可不关注的根本问题，因为汉语和汉字的关系固然有外在的一面：字的形体及其变迁与语言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有内在的一面：字就是表音的音节和表意的词或语素，字的形音义同汉语的发展是互动互谐的。不研究这种独特的内在关系，就很难真正地理解汉语的特性。本文是对此所作的初步探讨。
一、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的独特类型
索绪尔把文字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体系，并说：“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型例子就是汉字”[1]50-51。这位结构主义大师对东方的语言知道太少了，不知道“另类”的汉字，一说就错。一个汉字记录了一个音节、一个单音词，怎能说与声音无关？还是赵元任说得对：“外国文字也标义，中国文字也标音。……在两种文字的体系里，音义都有关系。”[2]46后来的布龙菲尔德也比索绪尔高明：“汉字发展了完美的表词文字体系，音符和义符连结成一个单独的复合字。”[3]360他说的“复合字”就是形声字。汉字是既表音也表义的，这是它记录汉语的两个功能。周有光称为“意音文字”[4]比较准确。赵元任提出，汉字是“一字一言的文字”（言指的是词素）[2]144，是从结构方面说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也代表一个语素（或单音词）。裘锡圭说，“语素—音节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5]18，是从不同角度给汉字起的名称，这两个名称可以共存。这几种说法或着眼于结构，或着眼于功能，其实可以互相补充。
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内在关系，首先应该研究的是汉字的形音义是如何结合成一体的？这种结合和表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何不同？造成这种结合的原因是什么？
汉字的字形历来有“六书”之说，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把六书归纳为“象形字、表意字、表音字”的“三书”，并说“最初是用形象来表示，进而用意义来表示，更进而用声音来表示，其由意符的区域渡到音符的区域的轨迹是很难明显的”[6]395。这是对字形的整体所作的分类，也指出了三种造字法的演变过程。裘锡圭的“三书说”则是对字形的分解并指明各类零件和语言的音义的联系：“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在语音和意义都没有联系的是记号。”[5]11隶变之后，汉字的字形已经稳定为一个个整体，经过语言和文字的许多演变之后，音符、意符都和语言的音义有了距离，就难以“见字读音”和“望文生义”了。汉字字数又逐渐增加到数万，这就造成了汉字难学、难认、难记的弊病。
从整体上说，绝大多数汉字的形、音、义是三位一体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一个意义单位（早期是词，后来是语素）。不含字义的联绵字、译音字只是一小部分。就每个个体来说，当然还有同音字、异体字、多义字等等复杂情况，但是学了一个字，同时就掌握了它的形、音、义，学了文字也就学了语词。和音素制的拼音文字相比，真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妙处。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文字和语言的关系。
汉字标记汉语的方式是综合型的，自身的结构方式是立体化的，形音义是一体化的结构，文字的单位和语言的单位是相对应的。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如此，语言和文字之间是深度的关联、内在的关系，形神相配、水乳交融，文字成了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拼音文字标记语言的方式是分析型的，结构方式是平面性的，形音义的结合是直线分层排列的，文字单位和语言单位是不相对应的。可用下图表示：
这种类型的语言是一个字母或几个字母组成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或几个音节组成一个有意义的词。语言与文字之间是浅层次的关联、外在的关系，文字（字母）只用于表音（音素），字母和音节只有组成词之后才与意义相关。确实，拼音字母大多只关乎语音而不关语意，大概是从这一点出发，索绪尔才逆推了汉字只关乎语意而不关乎语音的错误结论。这样的组合中，文字的单位（字母）少，规则单纯，拼读词语简易，但是掌握语意还得另起炉灶。
那么，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的这种独特类型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切文字都是由于记录、传播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必然体现着语言的特征。汉字应该是从甲骨文时代到隶变的秦汉这一千年间形成和定型的。这是汉语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标记方式的磨合过程。那时的上古汉语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从词汇说，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从殷商到春秋战国莫不如此。有关数据已经很多。据伍宗文就《尚书》《诗经》《论语》《左传》《孟子》《吕氏春秋》等六部典籍所作统计，其中出现单音词11601个，复音词仅有4671个，相去甚远。[7]单音词都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根词。用汉字来记录单音词不必组装、一一对应，十分简便。音节数有限、词汇发展受制，汉字还可以用不同的形体来区别同音字，如《诗经》就有公工功攻／李里理鲤／羊洋阳扬杨／黄簧皇遑／桀傑偈竭等。此外，上古时期还有一批多音（异读）字，也有助于增加单音词的表现力。
第二，从语音上说，上古汉语已有声调，《诗经》大多分调押韵可资佐证。至于有无复合辅音，尚有争议，但许多学者都认为上古音的音节比中古音多。中古的《广韵》已有3877个音节、上古音节可能在4000以上。有这么多表音节的字，加以异形同音字和同形的多音多义字，很容易就能得到三五千个词根字。甲骨文发现的单字已有四五千，十三经则有6544个。可见音节数有限、单音词占优势，并没有使上古汉语的以字造词和用词造句发生困难。从《诗经》、《楚辞》到先秦诸子，不论是朝野的歌吟、官场的论辩或学者的争鸣，定型后的汉字已经为汉语的表达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手段。
第三，从语法上说，从上古时期起，汉语就缺乏形态变化，主要用虚词和语序来表现语法意义、组词成句，这已经成为学者的共识。这种所谓“孤立语”的语法特征也是和综合式的表词汉字十分合拍的。
上古常有的“词类活用”、“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等特点，突显了词性的变动无须借助形态、变读字音，甚至不必加用虚词，把“一字多义”“词性兼类”发展到极致。例如：
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说苑》，名词用为动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名形动兼用）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动词使动）
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形容词使动）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方位词使动）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形容词意动）
对于古代汉语这种单音节语、无形态变化的特点及其与汉字的巧妙配合，西方学者早就有所理解了。这也许就是“旁观者清”吧。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史》用专章介绍“中国语言的性质”时说：“这种语言表面上很贫乏，而且受到了构成该语言的数量有限的单音词的限制，但是语汇却非常丰富，表现力极强。……同一个字与其他字搭配表示出许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搭配就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中国人通过将单音节字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创造出常规的对话，非常清晰、十分优美地表现自己的思想。”[8]495-496后来的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则说：“汉语具有高度的结构一致性……几乎无一例外地以非语音的方式表示形式关系……由于缺乏语音标记，精神必须以更微妙的方式把形式关系跟言词联系起来。……恰恰是因为汉语从表面上看不具备任何语法，汉民族的精神才得以发展起一种能够明辨言语中的内在形式联系的敏感意识。”“人们从象形文字出发，而不向字母文字发展，于是就构成了一种富有艺术性的，任意地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具体符号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始终是概念的而不是语音的。汉民族的汉语的知性倾向超过了对语音交替的爱好，因此，汉字这种符号在更大程度上成了概念的标志而不是语音的标志。”[9]312-314一两百年前的这些精当的描述和分析，不是至今还很值得我们玩味吗？
二、汉字适应并参与了汉语的演变和发展
汉语和汉字巧妙结合之后，两个系统就捆绑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适应，在互动中不断达成了新的和谐。汉代以后，上古汉语变为中古汉语，两千多年来，汉字和汉语一直配合默契，从而保持着强盛的生命力。正是它们的互动和和谐演变构成了一部包含着汉字史在内的汉语史。从这个角度切入，已有的汉语史研究可能需要一番调整和扩展，其中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以下试就几个主要方面谈谈汉语和汉字的互动和和谐演变。
第一，双音合成词的兴起和汉语词汇系统的构筑。
先秦汉语单音词占优势，约占1/4的复音词之中，重言和双声叠韵等“语音造词”和语素合成的“语义造词”数量相近。例如《诗经》，据向熹的研究统计，用字2826个，词汇数3400多，其中复音词900多，复音词之中，语素造词458个，偏正、并列式等合成词544个。[10]两汉之后，复音词比例逐渐上升，其中迅速增长的是语义合成的双音词。以下是按程湘清所做的对汉代到唐代三部著作的统计[11]：
这些数据说明了从汉代到唐代双音词的大幅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增的双音词大多是用两个单音词（或语素）按一定语法关系合成的。向熹在《简明汉语史》中总结道：“中古汉语复音词有了全面的发展。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复音词，成为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现代汉语所有的双音词结构，中古都已具备。其中以联合式、偏正式复合词最为重要，占中古汉语复音词总数的80%以上。”[12]516
应该说，汉语双音词的兴起并非秦汉之间突然发生的。据唐钰明研究，不计专名，甲骨文已发现复音词35个，金文则有237个，“甲骨文复音词只有名词，金文复音词除名词外，还有动词、形容词、副词乃至复音虚词”[13]123。就金文说，单纯词仅39个，合成词占83%。
语素合成的双音词所以在秦汉之后才得到大量发展，说明了，汉字的形音义结构模式需要一番整合；汉字和汉语的一体化（字=音节=词）也需要一个过程。同时，这和汉字在社会上的普及和应用也有关系。隶变之前，汉字掌握在少数巫史手上，只能在龟甲和兽骨上雕刻、在铜器上铸造。隶变之后，汉字走进大众的生活，和汉语有了更加密切的关联。叠音词、联绵词等“语音造词”的衰歇和“语义造词”的兴起，也证明了汉字的以义为中心的性质和字义合成造词法的巨大威力。《荀子·正名篇》说得好：“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子”原来可指“小孩”（《诗经》：“乃生男子，乃生女子”），又指“儿子”（《韩非子》：五子不为多），也可指“女儿”（《论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还可指“先生”（子曰，子不语）。这种多义词离开语境就意义难明，后来的许多双音词：“夫子、公子、男子、赤子、童子、王子、孺子、庶子、孙子、妻子、小子、孝子”，用一个字来限定另一个字，意义就明白多了。偏正式既便于分类（古人、国人、乡人、匠人、野人、贤人），也可以分解（人生、人伦、人情、人心）；并列式不但可以同义并列（安乐、奔走、长久、劳苦、富贵、骨肉、尺寸），也可以反义对比（离散、轻重、上下、旦暮、是非、日夜、聚敛），都是最“足以喻”的“兼”，所以“字义合成”一旦成熟，首先大量发展的便是偏正式和并列式的结构。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字义合成的双音词大量生成之后，单音词并没有受到排挤而退缩。相反，用来合成的都是原有的单音词，单单关联成双，合成词的大量产生正是为单音词固有义的扩展使用或相关义的延伸提供了大好机会。而且，固有的单音词早已占据着根词、基本词、常用词的核心地位。从中古到现代，双音词越造越多，但各种文本中使用频次最高的都是单音词。在词汇系统的发展上，双音词、复音词的扩展，并没有动摇单音词的核心地位。中古以后汉语确是增加了大量双音词，但并非都替换了单音词，使用频度也没有超过单音词，中古以后的词汇只是双音词、复音词大量增加，把它说成“双音化”、“复音化”是不准确、不合实际的。
秦汉之后，双音复合乃至后来的三音节“惯用语”、四音节成语的生成，都是以最稳定、最常用的、最有派生能力的单音词为核心，一圈圈扩展开来的，这样的同心圆就构成了汉语词汇系统的基本框架：
处于核心的单音词也就是“一二三、天人、山水、上中下、来去、大小、有无、不”这类最早出现的独体字，这些字形音义明确，长期稳定不变，构词能力极强。少量封闭的单音核心词和大量开放的一般词、多音词精巧地构筑了汉语的庞大而能动的词汇系统。
第二，汉语语法模式的演变与汉字字义的组合和虚化。
从语法方面考察汉语和汉字的和谐可以从构词法和造句法两方面入手。
在构词法方面，上古汉语单音词居多，为了表达纷繁复杂的语义，许多单音词都成了多义词，或近义引申或词类兼用，或同音假借，一个单音词衍生出四五种意义极为常见。语义合成的双音词不但扩大了词汇量而且减少了多义现象，很快就成了扩展新词的主要手段。在双音的基础上又有了三字组合，早期的如昏昏然、飘飘然、丈夫子、三千里、二三子，后来就更多了：亮晶晶、静悄悄、老糊涂、老妈子、书呆子、毛毛雨、崭崭新以及专取比喻义的惯用语（背包袱、走后门、硬骨头、纸老虎、领头羊、死脑筋、吃闲饭）。四字格成语也是很早就产生了，其中二二组合、一三组合、四个一的组合都有：守株待兔、杞人忧天、嗟来之食、舍生取义、螳臂当车、浩然正气。这种字义合成的构词方法不正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的生动表现吗？汉语这种字义合成的复音词和西方拼音文字的语音屈折、派生多音节词是性质相异的构词法。汉语以表义字为单位，着眼于意，用字义合成词义，以词或语素组成语词；西语以字母为单位，着眼于音，用字母的音表示语法意义，用语缀附加的方法组成语词。唐兰早就指出了这二者的区别，他还批评了王力把中国式的“双音节语”（联绵字）也称作“双音词”。他说：“双音节语在语言里是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双音词是可分析的。”[14]28-29他把可分析的双音词又分为“重字复合语（关关、昭昭）、集义复合语（保养、兄弟）、别类复合语（君子、淑女）、附着复合语（桌子、石头）、惯用复合语（成语、典故）。”[14]28-29这种对汉语和西语的对比分析，从根本上揭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构词法的区别。
在造句法方面，汉语主要是靠虚词和语序来体现语法意义的。虚词大多从实词虚化而来，和构词法一样，走的也是语义演变的路而不用语音的屈折。“了”原是动词，读
，表示动作完成、结束（话音未了，不了了之），或表示动作、状态实现的可能（他来不了，假的真不了），后来用作助词，读
，表示叙实的语气（万物都归窠了，新太爷到任了），或表示感叹、强调的语气（你太固执了，你可也该用功了），有时还可以一身兼着几任（你们可来了！）。又如“把”，原是动词，意为用手掌握、握持（把酒问青天），又引申为把揽、把持、看守（把门、把关）、转类为量词（一把米、一把锁、百把元），进一步虚化为介词（独把孤寒问阿谁）。这种经过字义引申，从实词转化来的虚词和西方的语法成分有许多不同：许多虚词是虚实两兼的，虚化前的实义继续沿用，有时虚化后还可以有几种语法意义；从实到虚往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时还会“剪不断、理还乱”；虚词和其他语法成分的组合常常有语义上的限制（例如所谓的“价”和“向”），不能普遍推行。这证明了汉语的语义语法和西方的形态语法也是不同性质的：语义语法和词汇现象紧密相关，其生成是循着字义引申、虚化的途径走的；西语从语法意义出发，用语音（字母的组合）的手段来实现。
第三，汉字的字音和字形适应汉语的发展而变化。
为了配合语言的发展，汉字的字音和字形进行过多次调整。
在先秦的汉字与汉语的磨合期，为适应词汇扩展的需要，汉字曾使用增加异读或异体的手段来区别字义。异读字如“说”：“成事不说”失爇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弋雪切；“说大人则藐之”，舒锐切。又如：“过、难、为、量、听”有平声、去声两读，“好、上、下、假”有上声、去声两读，“参”则有仓含、苏甘两切。异体字有的是同时代就存在的异写，如陈阵、睹覩、照炤，有的是开始写为同字，后来按义项不同而分化为两个字（习惯上称为“古今字”）例如：取—娶、责—债、反—返、弟—悌、知—智、暴—曝。
汉唐之后，字形稳定下来，由于合成词之路已经畅通，“四声别义”和其他异读别义萎缩了。然而方言的分歧带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叠置以及通语和方言的相互影响，又产生了许多文白异读。此外，还有字音的变读和字形俗写的现象也应该看作汉字对汉语发展的适应性变化。
造成字音变读的原因有二：一是多音节词语的大量增加，二是虚化的后缀的成熟和扩展。多音词语虽说是靠字义的合成来构词的，但是词义凝固之后，音节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紧密，快读造成一些音节的弱化，于是产生了轻声、儿化、连读变调，这便是多音词的“语义整化”所带来的“语音固化”。轻声是语义变化造成的音节的弱化，儿化是轻声音节被吞并一合音，连读变调是声调的轻重调整。同样的语素组成意义有别的词语，这些连读音变便成了区别词义的手段。普通话“东西、大人”读为轻声与否意义有别；上海话“炒饭”作为偏正式名词和动宾式词组变调方式不同。有些西北官话中，亮堂堂、绿油油、老实巴交一类的后缀；稀巴烂、糊里糊涂的中缀，也常有变读。宋元以来虚化了的“着、了、过、子、儿、头”等在许多现代方言都发生了语音的弱化，只是具体音变方式不同：在北京话是轻声、儿化；在晋语是促化（塞尾化）和合音（如获嘉的子变韵）；在浙南吴语，儿尾与前音节合音，变成一种鼻韵尾或造成特式的变调。
字形的俗写也就是造俗字，包括废弃不用的古体字、历代简体字、异体宁、方言字，放宽些也可以包括误写的别字。在各类俗字中，数量最多的可能是由笔画繁杂的字简化而成的。1930年出版的刘复、李家瑞所编《宋元以来俗字谱》共收俗字1600多个。据张书岩、王铁琨所编《简化字溯源》所作统计，1986版《简化汉字总表》的388个字头中，宋元之间已见的就有221宁，占56.96%。[15]还有些俗字出自方言地区，或因方音变读而另造新字，或为新造方言词、早期的底层词和晚近的外来词等所造的俗写。例如，饶秉才等合编的《广州方言词典》就收了广州话所通行的俗字330多个。像乜（什么）、冇（没有）、叻（能干）、啱（合适）、
（睡）、餸（下饭菜）、仔（儿子）、枧（肥皂）已经有较高的知名度。语法化后的虚成分由于语音变化太大也会另造俗字。例如“了”的读音弱化之后，各地的写法就五花八门：啦、唻、嘞、哩、咯、啰。梅祖麟研究中古“著”字在东南方言中虚化后的各种音义，证明吴语的“仔”
，湘语的“哒”
，闽语的“佇”
都是来源于“着”，就是语义虚化引起语音弱化和字形异写的典型而生动的例子。[16]各地方言中否定词的不同读音造成“怀、唔、毋、呣、勿”等单音词写法和“甭、嫑、
、
、
”等合音词的写法也是很常见的俗字。这些由于古今音变或南北语殊所带来的俗字，也是汉字适应汉语发展的一种变异。它们调整了语音变异与文字脱钩的矛盾，使语言与文字达成了新的和谐。近二三十年间，文字学界和方言学界重视了俗字的研究是很有道理的。
三、汉字对汉语的演变与发展的作用
汉语制约着汉字的演变和适应，汉字成为汉语的结构因子之后，也不断在影响着汉语的发展。以下提出几点来讨论。
第一，汉字造成书面语和口语的分道扬镳，又充当了二者的沟通因子。
汉代以后，汉字中的形声字已经占了绝对优势，但是汉字用来作为表音的声符本来就不太严格（如青菁睛情晴靖静婧请倩都同声符），有些声符由于语音的变化，从谐声变成不谐声（如每悔海敏繁也都同声符），大量形声字的声符的表音准确度并不高。周有光曾就现代汉字（根据1977版《新华字典》）作过统计，不含声调形旁的有效表音率只有39%，有表调功能的声旁只有17%，形符的表义更加粗疏，只能表示义类（水火金木土等等）。[17]302,306因此，识字和阅读主要还是靠字形和字义的综合认记和理解，这就是“目治”。词汇中的大多数也是靠字义的合成造出来的，在文盲充斥的时代，利用汉字造出双音词的主要是少数的文士，他们造出来的大多是书面语词，平民百姓的口语很难登上大雅之堂。久而久之，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的用词和造句就造成越来越大的差异。使用拼音字母的语言，写成文章时固然也要加工提炼，只要认得20多个字母，谁都可以随时记录口语，其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就没有使用表词文字的汉语大。然而“解铃还需系铃人”，书面语在社会通行之后势必影响口语，而文化人若将口语写成词句、装进韵文和散文，像唐代的一些人民诗人以及后来的词曲家、明清小说家那样，口语的活水也会流入书面语的渠道。可见，两下里的沟通也还是靠的汉字。
第二，汉字便于贯通古今汉语，为保存和传承历史文化做出重大贡献。
汉字不能精确表音，却注重于表义。隶变之后，字形也变动不多。正因为形义少变，不强求准确地标音，所以汉字可以为古今南北的人所共赏：一个识字的人尽管从未读过古书，见到“三人行必有我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类几千年前的句子，也大体可以理解。具体地说，汉字贯通古今汉语主要靠两大法宝。第一是最常用的核心词自古至今少有变化，这些单音词都是最初出现的字、表示最早认知的概念和生活中最常称说的词。郭小武曾经根据先秦的历史、诸子、诗歌3类23种文献统计，提取了极高频字100个，然后又抽出其中的《荀子》和《史记》《世说新语》《朱子语类》《红楼梦》《世界上下五千年》等五种后出文献作了比较，结果100字当中，6部书共现的14字，5部书共现的13字，4部书共现的16字，以上合计43字。[18]这说明古今相同的常用单音词就占着近半。应该说，两千多年间，100个极高频字能有这么高的共通率是惊人的。现代语言年代学据斯瓦迪士的200词对13种语言所做比较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一切语言在任何时候，基本语根语素在一千年后平均约有81%的同根词保留下来”[19]415。徐通锵就古今汉语作比较，两千年间的保存率是83.4%[19]415-418，比上述共通率高出一倍以上。第二，古汉语的单音节词后来即使不单用，仍作为语素大量地组词，例如“言、语”都不单用了，据《当代汉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用这两个字构成的词语就多达356条。如果说这是零件的组装，还有另一种古语的“打包”传承。打包的方式一是成语典故，一是原文引用。单是四字格固定语一项，据王吉辉统计，199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3785条固定语在古文献中有出处可查的就有3178条，占84%。其中先秦两汉、唐宋和元明清大体上各占1/3（904-1085条之间）。单是《论语》一书中的110条成语，已收51条，尚可收入的43条，共约占85%。[20]
先秦以来，汗牛充栋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传承下来的，汉字沟通古今的功能对于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使它便于后人理解，得以发扬光大，实在是功莫大焉。
第三，汉字善于沟通南北，有利于保持汉语的统一，还传至邻邦，促进民族文化交流。
汉字重形、义并保持其稳定，但弱于表音，这对于保证民族语的长期统一是十分有利的。而民族语的统一，对于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的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用汉字记录的书面语也一直为各民族所接受。
汉字为汉语表音是综合的音节、单词表音法，而不是分析的音素表音法，因此，说汉字不表音、“超方言”，这是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汉字的表音有两个层面：从字面的结构说，形符表义类，声符表音节，由于不是按音素标音，因此声符与词音多不一致；从表词字来说，每一个字的字音是按照该字成词时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具体读法（音值）来确定它的音类的，而每个音节在共时语音系统中都有特定的“音韵地位”。不仅历代通语的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就是不同的方言音系之间也有对应关系。换言之，不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现代音之间或是官话、吴、湘、赣、闽、客、粤诸方言间，字音都有对应关系可寻。为什么现代方言千差万别，不同方言区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交流，大多还能沟通，着意去学也并不太难，只是方言差异有大小，个人音类类推能力有高低，因而学起来有快有慢。现代人读古代诗文，按字音的音类去理解古时的韵脚、平仄等节律，也有规律可循，不难掌握，原因就在这里。不仅如此，汉字字音还可作为外族语言的注音工具，字义则可以训释别族语言的语词，唐宋以来汉字被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借用为记录本族语言的工具。数百年间，汉字成了东亚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使者，建立了历史的功勋。
关于这一点，杰出的欧洲汉学家高本汉曾有深切的了解和生动的叙述。他说：“中国地方有许多种各异的方言俗语；可是又有一种书本上的语言，……可以不顾方言上的一切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而且可以和已往的古人亲密的交接。……中国人对于本国古代的文化，具有极端的敬爱和认识，大都就是由于中国文言的特异性质所致。”[2]45-46
四、余论
自从汉字成了汉语的单音词（后来是语素）之后，汉字就不单是用来为汉语表音的外在的符号，而是走进了汉语的语义层，成为内在的结构因子，具备了语言的灵性，参与了汉语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衍生和构筑。汉字形音义适应着这个结构系统的演变完成了种种调整、变换，使汉语的发展保持着广阔的空间。就语词的衍生说，不但有从单音到双音、三音、四音的展延，也可以从联绵词的音节提取语素（骆驼→驼绒、驼峰、驼铃，蝴蝶→蝶泳、蝶衣，蜘蛛→蛛网、蛛丝马迹，的士→面的、打的、的哥），可以把四字成语或多音词组紧缩为双音词（越俎代庖→庖代，以蠡测海→蠡测，计划生育→计生，科学考察→科考，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在词—语—句的天地里，汉字这个小精灵，排列组合、变化多端，延展紧缩、富于弹性，虚实转换、挥洒自如。两千年间，汉语的语汇越来越丰富，语法越来越精密。从沟通人群到认知世界、创造艺术，其表达功能不断地科学化、艺术化。说汉字适应着汉语的发展，二者达到了完美的和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汉字对汉语的适应、互动和和谐不但表现在汉语的结构系统上，也表现在语用系统（书面语和口头语）、历时系统（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变异系统（通语和方言）上。就前者说，汉字是汉语的结构因子，就后者说，汉字是汉语的沟通因子。任何语言都有它的语用系统、变异系统和历时系统，但是汉字作为沟通因子，把书面语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向口语中输送，又使口语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经过书面语的加工而得到提升；把古代语言的精华浓缩、精装为典雅成分传给后代语言，又把反映现实经过冶炼的新词语吸收到规范系统中来；在传播通语的同时，也吸收各地方言所创造的有用成分。有了这灵活多能的沟通因子，汉语的发展达到了古今承接、南北贯通、雅俗共赏、左右逢源的境界。
高本汉在比较汉语和印欧语之后说：“现在单音缀的与无语尾变化的中国语，久已脱离了原始未发展的境地，而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较之英语尤为深进。”[22]9关于汉语和汉字的关系，他说：“单音制、无形式变化，缺少仆音群，语尾应用仆音很有限制，这些现象都是使中国文字成为方块头，……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文字，不特能够通行，而且极其自然，没有什么障碍”[22]32。经过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对比，他不无深情地说：“好像苍凉荒旷的古境中，巍然耸峙着一座庄严的华表，那倒影普映着东亚全部的文化，……这便是中国文字与书籍上所表现着的中国的精神”[22]157。“中国无论何处何时何事是常有伟大的艺术家的；当此风潮激荡，国难在前的时代，中国文学将如在荒漠中竖立起一座金字塔，放射出绚烂的光芒，含着新生的力与美。如果已经了解及赞许过去与现在的中国的人，这是谁也不能怀疑的。”[22]190
这位瑞典人在研究了汉语和汉字之后能得到如此精辟的结论和深刻的感受，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联想到我们的学者还在努力把自己的语言说成“并不缺乏形态”，一旦有学者联系汉字来解释汉语的特征，就可能引来异样的眼光，认为奇谈怪论，不是很值得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