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融合与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笔谈）——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元文学转型——兼谈中国古代戏曲繁荣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戏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繁荣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4)03-0058-08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影响，共同促进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不断发展。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通过文学艺术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或是主动与被动的、直接与间接的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的交流、融合，才形成了中华文化悠久的辉煌历史。先进的中原汉文化与文学艺术影响着边疆边地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又不断吸纳边疆边地文化和文学艺术精华，边疆边地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在接受中原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又以其鲜明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精华不断给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提供发展的丰富营养，反哺中原汉文化与文学艺术，不断为中华文化、文学艺术的繁盛注入活力和勃勃生机，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文化与文学艺术博大精深、精美绝伦，具有凝聚性、丰富性、开放性、包容性、吸纳性、先进性、科学性等特点和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故民族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与发展的动力，中国文学艺术是各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相互影响、交流、融合的结晶。正因如此，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坛才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样式、不同作家和作品、不同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出现，多元多流、异彩纷呈，如中国古典戏曲既有南戏又有院本、杂剧，既有昆曲缠绵悱恻的阴柔之美又有北曲壮伟豪放的阳刚之美，从而使中国古典戏曲百花园地姹紫嫣红、百花盛开，形成了中国戏曲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中国民族文化有三次大的交流、碰撞、融合。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与其他民族混居，华夏文化在民族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至春秋战国各民族文化交融达到第一次高峰，其结果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学术流派纷呈、《诗经》与《楚辞》诗歌的和诸子与历史散文繁盛的时代，成为中国文学光辉的起点，形成了文史哲融为一体、抒情言志与理性思辩为主的文学特点与崇尚和合的民族心理积淀。秦汉文化经过整合从多元走向一元，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又使一元文化向多元发展，形成汉文化以汉族为中心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对峙、交流，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第二次高峰，其结果出现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北朝与南朝的文学艺术相比较而言各具典雅或质朴特性，并且文艺理论形成了体系较完备的刘勰的《文心雕龙》。唐代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全面高涨的时代，虽然北方民族未执政，但中华文化多元辩证发展、丰富性与一元性统一。唐代文学在中唐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与初、盛唐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文化高涨及安史之乱时代巨变所带来的文化交流有关，北方民族参与了安史之乱的平定，又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与文学转型的萌芽，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风格，出现了叙事性、通俗化因素：唐代的参军戏、大型说唱文学、唐变文、短篇白话小说唐传奇的大发展，元稹的小说、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从以抒情为主转向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长篇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的动人诗篇，成为后世叙事文学小说的重要题材，文学从中唐开始由抒情为主转向抒情与叙事相结合，由典雅走向通俗，这是唐代民族文化融合给此时期文学带来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史中，辽、宋、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促进了文化与文学的转型，在中国文化史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北魏的鲜卑族南下开始，北方民族建立全国性或雄踞一方的地方性政权，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大融合时期，北方民族迅速崛起登上了政治舞台，积极吸纳中原汉文化的精华与本民族文化整合，提升了北方民族文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到宋代，传统的史学理论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认为正闰之分、华夷之变的汉文化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到宋代不应再如此看待了，北方民族鲜卑建立的北魏及北周、北齐、北陈及隋、五代政权都应该承认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在文学上，北宋柳永的词开了通俗化的先河，凡有井水处即咏柳词；苏轼在文学观念上，倡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创作笔记小说，打破原有诗词以抒情典雅风格为主为的正统观念，其作品雅俗兼备影响了文学风气，促进了叙事性的宋话本、宋杂剧的发展。辽、金、元时期，文化中心北移，胡汉一家观念形成并成为正统观念。明代朱元璋虽建立了汉族为中心的一统天下，但也承认胡汉一家的思想观念。满族建立的清朝，清初虽有满汉之分，但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多元的交融又促进了文化多元一体观念的发展。
“万里河山有燕赵，一代风俗自辽金”客观的肯定了辽金文化的地位、作用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贡献。辽与宋的对峙，契丹人开辟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要成为正统与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道路；金朝伴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观念逐渐清晰并具体化了，金代统治者女真族有“中华一体”民族意识、渴望一统天下的开拓精神，仰慕汉文化，既重女真民族传统，又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金代女真族文化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又有着与中原汉文化不同的特点，它由以狩猎游牧为主，逐步形成了兼有游牧草原文化、森林狩猎文化、沿海捕捞文化和农耕文化相融合的民族文化特征。女真族将以小胜大的雄鹰海东青为其民族精神的象征，具有善骑射、尚勇武、能歌善舞、豪放坚韧粗犷的民族性格和信仰萨满教的文化传统，又具有善于学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富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因此，金代文化，”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洪皓《松漠纪闻》）金太祖阿骨打在重武功灭北宋的同时，实行“借才异代”开放的文化政策，把北宋的文化典籍和渤海宋辽人才、杂技艺人引入金上京，又重视教育，培养本民族人才，迅速提升北方民族文化层次。特别是从金上京迁都至燕京金中都促进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南移及其与中原农业为主的汉文化的全面交融。金代帝王多兼通女真文、汉文，精通儒学经典，多才多艺，喜爱通俗文学。完颜亮能诗善文，其诗词大气磅礴、气象高远，风格通俗质朴、刚健豪放；金章宗与群臣共赏院本短剧；金世宗60岁高龄从金中都到金上京巡视与皇室贵族几百人相聚饮酒作乐，自度女真本曲，诗词更是文雅华美。关于金上京表演杂剧百戏的记载，北宋使者在《许亢宗奉史行程录》中有详尽的描述。金代文化对戏曲的繁荣起到了直接的或间接的积极影响。从大量戏曲文物遗存上看，金代戏曲极为繁盛，现在山西、河南等地大量的金代所建立的戏台、舞楼戏台表演场所与砖雕、石刻戏画、壁画反映金代戏曲人物和表演等戏曲文物即是证明。辽金文学与两宋文学共时互补，丰富改善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时代风气，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与文化宝贵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
北方民族文化和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的融合，对辽金元文学与中国文学繁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一，辽、宋、金、元时期民族文化融合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走向和面貌，促进了大众文化、通俗的市民文学长足发展，丰富了文学样式，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以往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文学成为占主导地位，成就最高的正统的文学样式，使我国叙事文学戏曲、小说在金元明清时期步入了文学艺术的主流地位。虽然原来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也在发展，但此时已不是文学的主体。在民族文化融合中，叙事文学金院本和诸宫调的成熟发展是金代文学的一大创造，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金院本、诸宫调残留的痕迹在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中仍可以找到，而以往对此挖掘不够，需要重新客观评价。金代戏曲的成熟与女真人能歌善舞的北方民族文化特征有关，与女真文化和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的交融有关。如戏曲具有抒情和叙事两种艺术表现手法，金院本、诸宫调的抒情表现手法吸收了唐诗宋词的抒情艺术方式并将其与女真歌舞曲调融为一体，叙事手法则吸收了中唐以来元稹小说、白居易的诗歌中叙事手法和唐宋大型讲唱文学唐变文、唐参军戏、宋辽杂剧等叙事艺术成就，并在表演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为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二，辽金元较少传统思想束缚，相对开放的、宽松的文化政策为金元戏曲作家创作、成长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扩大了文学创作队伍和传播途径。金女真帝王喜爱通俗文学，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引进大量小说、百戏、杂技艺人，对叙事通俗文学戏曲、小说的创作与表演提供了宽松的相对自由的空间，并起到了倡导作用。市井无赖张仲轲因善小说诙谐而被海陵王委以重任，章宗时皇帝与嫔妃在宫中共看院本讽刺短剧表演：优伶说：“向上飞，则风雪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爵。”忧伶用谐音讽刺皇妃弄权，章宗一笑而罢，不仅说明宫中上下喜好杂剧院本表演的程度，而且也说明表演者创作、表演的自由度较高。《西厢记诸宫调》最富创造性的是一改以往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改为以崔张两人私奔最获得“美满团圆”的喜剧结局；其说白与歌唱相间的艺术表现方式将抒情与叙事有机结合，直接影响了王实甫的《西厢记》。金元皇室及宫廷作家对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的喜好，对通俗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元大都出现了杂剧社团和专业作家群体。由以往的文学创作以文人案头写作为主变为文人写作与市井艺人创作、表演、传播专兼职结合，勾栏瓦舍艺人与专业作家既是创编者又是表演者。关汉卿、王实甫是生活在金末元初的杂剧大师，与金代的文化艺术积淀熏陶有密切关系。辽金为元杂剧黄金时代的到来、明清传奇的繁盛作了重要铺垫和准备。故中国古典戏曲成熟在辽金，北曲、元杂剧既是受北方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文学艺术直接影响，又是北方民族文化、文学艺术与中原汉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同样，受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在明清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时代，其中受满汉民族文化融合影响的《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峰巅。
其三，北方民族执政的契丹的辽朝、女真的金朝、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较少受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纲常思想桎枯束缚，以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边地、边疆民族文化、文学艺术思想解放的活力，以及别具一格的鲜活的题材、人物形象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拓展了文学的题材和意境，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辽金元文学塑造了具有北方民族气质和特色的的艺术形象；由散文诗歌注重内心世界情感的抒发，到叙事文学既注重内心世界的刻画，又注重外在形象和环境的描绘、塑造，情节构思波澜起伏，篇章结构宏大，使中国文学跨入世界叙事文学的前列，这是辽金元文学的创造之功。
其四，北方文学改写了中国文学运行轨迹，以豪放粗犷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活力，以更开阔的思维和鲜活的意象拓宽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域境，以北方民族的天性为文坛带来新的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特质和美学理论的向度：由崇尚温柔敦厚为主的阴柔之美变为崇尚具有雄健阳刚之美和追求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兼备的艺术风格；由以雅为美变为以俗为美；由以贵族为主的文学变为以市民为主的文学。出身于鲜卑族的金末著名作家元好问编录金源一代诗词，清人翁方纲评为：“遗山录金源一代之诗，题曰《中州集》。‘中州’云者，盖斥南宋为偏安矣。‘中州’二字，却于‘慷慨歌谣’一诗拈出，所谓文之心也。”（《石州诗话》卷七）所谓“康慨歌遥”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对《刺勒歌》这首广为流传的北方民族创作的歌谣的评价：“慷慨歌谣决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刺勒川”，这是对北方民族“中州万古英雄气”的礼赞，是对北方民族“中州”正统地位的肯定，是对北方文学崇尚“天然”之美艺术风格和美学思想的形象阐释。
综上所述，辽金元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合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动力之一。由于南北地域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华文化传统的承传性、南北文化与文学的共时性及传播的交互性、南北文学风格的特殊性与艺术成就的互补性，辽金元文学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总体结构、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影响了中国文学发展轨迹、营造了宋辽金元时期文学的时代风气，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转型，即中国文学由典雅的、抒情的短篇诗词散文为主变为通俗的、叙事的、长篇小说、戏曲为主；由案头的贵族化文学走向大众的市民化文学，即由以高雅的诗文为正统的处于文学主导地位的贵族文学向大众化、市民化的通俗文学转化；北方民族喜闻乐见的勾栏瓦舍表演的通俗说唱文学促进了叙事小说戏曲的繁荣，通俗文学成为文学的主要样式，元明杂剧、明清的大型传奇和明清的长篇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古典小说戏曲的繁荣说明中国不仅是抒情文学诗歌的国度，也是叙事文学小说戏曲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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