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中共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奋力以求的发展目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在确定自己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在迄今为止的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艰辛历程中，中共与中国现代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情结。深入思考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情结，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现代化的实现是有益处的。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客观形势，使我们党长期只能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最落后的偏僻农村地区活动。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寄予强烈的希望。
早在1944年5月22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这是毛泽东最初也是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情况与外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建国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是如此的薄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所以，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这无疑成为当时中共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9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5]恩来也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6]这是中共对“四个现代化”的最初提法。此后，毛泽东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中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鉴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更趋于现实。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3月，他再次重申：“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毛泽东在这两次讲话中都提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的问题。把“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并提，表明我们党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该说距离“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接近了一步。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可见，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是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进行不懈探索的结果。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制约，中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仍然是初步的，还处于不完善之中，有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虽然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偏重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现代化的概念。“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和深刻教训，使我们党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只提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重新复出的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突出地强调了民主建设的问题，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继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出不久，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及时强调要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10月30日，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8]1980年12月25日，他进一步重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原则和立场，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9]至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写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中。
但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共逐步放弃了建设“高度的”提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明确规定了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目标就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它说明中共对国情的认识加深了，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全面了。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理论的卓越贡献。
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道路又遇到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共第三代领导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倡导者，适应当今国际形势和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索，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作出重大创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第一，以市场经济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被称为“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的确是中共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目标的确立和完善，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我国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会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1989年9月，江泽民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共十六大更加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目标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共在现代化理念上的日益成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
第三，弘扬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共对现代化理论认识的一个突破。对此，江泽民早在1989年9月就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问题。党的十五大则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明确作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论断。十六大以后，中共对建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明确。指出，“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与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10]。
第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中共现代化理论“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第三代领导坚持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先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共始终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明确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快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充分表明，中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保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中共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背景下，中共能否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考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总之，上述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不能定得太高。什么时候我们能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可行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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