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香港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初期，长城、新联、凤凰等3家电影制片公司（合称“长凤新”）分别创办成立，它们继承和发展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优良传统，从事创作和生产影片。在建立的30多年间，3家公司一共摄制了379部影片（长凤新三公司从建立到“文革”前，16年间一共拍摄了262部影片，平均年产16部半）。这些作品都曾经对港澳同胞及海外广大的华侨社会产生过较积极的作用和较深远影响；同时，对于当时的香港电影同业也起到一定的良好影响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当然不会看不到，早在长城、凤凰、新联3家公司成立之前，在30代我国进行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香港爱国进步电影已经在形成、在发展，并且在那翻天覆地的年代起了团结促进的主要作用。这是应该首先加以肯定的。不过，到了50年代初，长、凤、新3家公司的成立及其发展，把香港爱国进步电影推向一个更新、更有规模和更高的层次而已。
（一）抗日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前，香港爱国进步电影的状况，及其对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影响。
1.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爱国热潮推动下，加上上海沦陷后，部份进步电影工作者南下香港，香港的电影界，也激发起抗日的爱国热潮。同年，邝山笑、林坤山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南电影界赈灾会，进行救亡工作，在该会鼓励下，“大观”、“南粤”、“南洋”、“合众”、“全球”和“启明”6家影片公司携手，拍摄了描写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粤语片《最后关头》，由苏怡、高梨痕、陈皮、赵树燊4人任执行导演。“八·一三”以后，香港好几家影片公司陆续拍摄了一些和抗战有关的影片，如《前进曲》、《回祖国去》、《女战士》、《儿女英雄》、《火中的上海》、《边防血泪》、《中国青年》、《焦土抗战》、《血肉长城》、《大义灭亲》、《傀儡美人》、《战云情泪》、《民族罪人》以及新闻片《广州抗战记》、《西北江血战》、《保卫华南》、《八路军攻平型关》……等等。参加编导和演出的电影工作者，计有沈惠慈、马国彦、邝山笑、申泯、洪仲豪、冯峰、伊秋水、仇海灵、高梨痕、李绮年、黄漪磋、林丽萍、鲁司、关文清、黄达才、吴楚帆、黄笑馨、冯苇、冯志刚、陈云裳、侯曜、蒋君超、苏怡、卢敦、黎灼灼、李清、许曼丽、董柱石、吕伦、黄曼梨……等等。
这些影片的拍摄，不仅反映了全国奋起抗战的形势对香港电影界的影响和香港电影工作者的爱国情怀，同时，也反映了香港同胞和南洋侨胞的抗日要求和渴望看到抗日电影的愿望。
1937年底，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等撤退到香港。他们和香港的粤语电影工作者接触与交往后，了解到香港粤语电影拥有大量观众和有利的制作条件，便积极地筹划拍摄抗战题材的粤语片。他们和独立制片的新时代公司合作，并争取有进步倾向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参与，很快便开拍了抗战早期获较好评价的抗战影片《血贱宝山城》（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慧敏导演，李清主演），影片的故事，基本上根据抗战初期中国抗日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编写，表现了中国抗日战士高贵的民族气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影片在香港、南洋各地和武汉公映，都非常轰动。
随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又为独立制片的启明公司拍摄了《游击进行曲》，主演者是李清和容小意。影片既歌颂中国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阐明了要反对强大敌人必须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的思想。
1938年，撤退到重庆的进步电影工作者，为了扩大抗战电影的阵地，争取到当时国民党控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成立“大地影业公司”拍摄国语片，进一步加强香港的抗日电影运动。原来在香港从事粤语电影制作的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李清、容小意、卢敦、黎灼灼，以及由重庆前来的吴蔚云、黎莉莉、凤子、江林等，都参加了“大地”工作。陆续开拍了《孤岛天堂》（编导：蔡楚生，主演：李清、黎莉莉、李景波、蓝马）和《白云故乡》（编剧：夏衍，导演：司徒慧敏，主演：卢敦、凤子、江村、黎灼灼）。影片热情地歌颂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直接描绘了香港同胞热烈支持抗日的爱国行动，深刻地揭露了侵略者、汉奸、特务的丑恶嘴脸。
1939年底，大地公司停办，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又组织了新生影片公司，拍摄了取材香港现实生活的《前程万里》（编导：蔡楚生，主演：李清、李景波、容小意、严硕）。这3部抗日题材的影片，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放映，都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当《孤岛天堂》的剧中人说到“中国是不会亡的”的时候，激动的观众，常常会起立鼓掌。
1941年，大观公司拍摄了《小老虎》（编剧：李枫，导演：罗志雄）。它描写一个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遭遇和成长，表达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主题，受到观众和进步影评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同年7月，汤晓丹拍摄了《小广东》之后，又为“大观”拍摄了抗日题材的粤语片《民族的怒吼》。汤晓丹以充沛的爱国热情歌颂了劳苦大众的正义行为，揭露了卖国奸商的罪行。参加演出的演员有陈天纵、冯瑛、冯峰、高鲁泉、王莺、陆雪花、秦小梨等。
随后，“大观”还拍摄了刘芳编导，伊秋水、王莺、冯应湘、吴回等主演的《流亡之歌》。新中公司制作了由卢敦编导，李清、林坤山、冯峰、杨依华、李晨风、吴回、高鲁泉主演的《烽火故乡》等等。
至此，从上海撤退到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和一直以香港为创作基地的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已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倡导电影为抗战服务，大力推动和制作抗战题材的国、粤语影片，并通过进步的影评批评落后的倒退倾向，同时，还对日本侵略者企图收买华南影业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斗争。可惜这一切努力和生气勃勃的发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香港而终结。香港的爱国进步电影工作者，不得不撤离香港，转移到内地和南洋各地。
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不得不留在香港的电影工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拒绝和日寇合作。因此，整个日寇占领时期，香港几乎没有什么制片活动，直至日本投降后，1946年起，香港的电影生产活动才渐渐复苏。然而真正出色的影片并不多，较好的只有何非光编导的《芦花翻白燕子飞》，谭新风导演的《南岛相思曲》，程步高导演的《乱世儿女》，岳枫导演的《三女性》，以及吴祖光编导的《风雪夜归人》等等。
2.新中国成立前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在上海工作的进步文化人，新闻、戏剧和电影工作者，部份南下香港，待机转往解放区。虽然他们留港时间不长，仍对香港的进步电影产生深远影响。
当时路经或留在香港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有郭沫若、茅盾、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冯乃超、叶以群、周而复、司马文森、洪遒、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张瑞芳、王为一等。他们会同原来在港工作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制作。
他们积极争取倾向进步的资本家合作，于1948年下半年，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南群”、“大江”、“民生”、“南国”等进步和倾向进步的影片公司，先后拍摄了《野火春风》（编剧：叶以群，导演：欧阳予倩，主演：舒绣文、李露玲、顾也鲁、顾而已、高占非等）、《恋爱之道》（编剧：夏衍，导演：欧阳予倩，主演：冯哲、舒绣文、江韵辉、黎铿、顾而已、黄宛苏、方荧等）、《结亲》（夏衍、葛琴根据葛琴的同名小说改编，导演：章泯，主演：李露玲）《水上人家》（编剧：瞿白音，导演：顾而已，主演：冯哲、顾而已、王元龙、高占非、顾也鲁、钱千里、黄宛苏、狄梵等）、《冬去春来》（编导：章泯，主演：冯哲、钱千里、李丽华、王元龙、林楚楚等）、《珠江泪》（编剧：陈残云，导演：王为一，主演：张瑛、石坚、李清、马孟平、王辛、梁淑卿、陶三姑、邓竹筠等）、《此恨绵绵无绝期》（编导：卢敦）、《满江红》（编剧：秦剑，主演：吴楚帆、张活游、曹敏儿、黄曼梨等）等进步的国、粤语影片。其中《珠江泪》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取得较高的成就，在当时粤语片创作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能摄制出这样的作品，是十分可贵的。当时的评论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粤语片的一个正确的、坚实的、全新的起点”，“已替未来粤语电影的创作铺开一条道路”。随后，卢敦还导演了黄谷柳编剧的《羊城恨史》。
香港进步电影在此期间有所发展，取得不错的成绩，也和当时有一支高水平的电影评论队伍分不开。在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下，当时《华商报》的《舞台与银幕》双周刊（于伶主编）、《文汇报》的《影剧周刊》（柯灵主编）、《大公报》的《影剧周刊》（章泯、洪遒主编），都开展了电影评论工作。为更好地发挥电影评价的作用，电影评论工作者还进一步发扬集体智慧，除以座谈会形式讨论，并采用了集体评论的方式。国语片方面有《华商报》的“七人影评”，作者是梓甫（夏衍）、逸君（叶以群）、达之（周钢鸣）、肖然（孟超）、慕云（瞿白音）、蔚夫（洪遒）、达君（韩北屏）等。粤语片方面，则由陈残云、麦大非、谷柳、卢珏、黄宁婴、李门等合作在《华商报》撰写粤片集评。以上一系列的电影评论工作，对香港电影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极其积极的作用。
除此以外，香港电影工作者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1949年分别成立了粤语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旅港国语片影人联谊会。粤语电影工作者吴楚帆、白燕、黄曼梨、李清、容小意、张瑛、秦剑、莫康时、卢敦、苏怡、李亨等还发表了“华南电影工作者为粤语片清洁运动联合声明”，表示今后要“停止摄制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危害社会、毒化人心的影片，不再负人负己，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
（二）“长城”、“凤凰”、“新联”是在怎样的条件及基础上建立的？如何继承过去的爱国进步传统，并有所发展，有所提高，逐步形成自己的创作方针和路向？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长城”、“凤凰”、“新联”3家爱国进步的电影公司，是有它诞生的内在基础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和壮大，如果香港这片土地没有孕育出一大批爱国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就不可能有“长城”、“凤凰”、“新联”。长城、凤凰、新联的建立，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总的来说，是客观的需要，也是爱国进步电影发展的必然结果。
1.“旧长城”到“新长城”及其发展
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成立于1950年，是改组旧长城公司建立的。旧长城的老板张善琨因经营不善，欠下巨债，把“长城”转让给吕建康先生。吕先生是航运界巨子，并非电影界中人，对电影完全陌生，因此，只好向当时的《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求助，费先生的兄长费穆先生是名导演，龙马公司的负责人。吕先生通过费彝民的协助，与进步力量方面直接联系，稳定了原来的编导演队伍，增添了新的创作人才，把旧长城改组为新长城，立刻恢复创作和生产。1950年中便完成了讽刺喜剧《说谎世界》（编剧：吴铁翼、陶秦，导演：李萍倩，主演：严俊、李丽华、王元龙、韩非），打响了新长城的第一炮。影片在港澳两地公映，颇为轰动。重组的新长城，拥有不少50年代留港的名导演和名演员。当时的编剧和演员队伍，有李萍倩、岳枫、顾而已、刘琼、陶秦、舒适、程步高、马国亮、吴铁翼、马霖、沈寂以及严俊、李丽华、王元龙、韩非、陈娟娟、龚秋霞、陶金、王丹凤、刘恋、平凡、孙景璐、岑范……等，可说是人才济济。从1950年中重组到1951年底，短短一年多，便制作了12部颇有份量的影片。
1952年，部份编导演员，受到港英政府的政治迫害，被港英当局以莫须有的爱国有罪的政治罪名逮解出境，回到中国大陆，“长城”的编导演队伍，在当时有所削弱。但留下来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们在进步力量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下，在社会上的进步文化工作者支持下，迅速调整了队伍，从50年代到60年代陆续增加了新生力量，编导方面，有林欢（即名武侠小说家查良镛先生）、朱克、胡小峰、袁仰安、周然、黄域、苏诚寿、张鑫炎、易方、李启明、刘炽等。演员则有夏梦、石慧、傅奇、乐蒂、李嫱、陈思思、王葆真、平凡、张铮、张冰茜、苏秦、李次玉、关山、乔庄……等等。新的力量的加入，使长城的创作和生产保持了兴旺。
50年代初，“长城”的制作沿袭了中国主流进步电影的传统，拍摄了一系列颇能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如马国亮编剧、岳枫导演的《血海仇》，陶秦编剧，李萍倩、刘琼导演的《方帽子》，马国亮编剧、李萍倩导演的《门》，陶秦编导的《一家春》，黄笛编剧、陶秦导演的《儿女经》，以及朱克编剧、李萍倩导演的《寸草心》等等，都对港澳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颇大的影响。
1953年下旬，“长城”制作了林欢编剧，李萍倩导演，夏梦、平凡、张铮、乐蒂等主演的《绝代佳人》。这部取材自《史记》，描写信陵君和如姬的故事的电影，不仅因制作规模宏大而吸引观众，更因为编剧林欢先生大胆地改变了故事中如姬父亲被害的原因，加强了影片抗暴秦的主题，从而获得国内外电影及文艺界的好评，并且获得中国政府文艺部门的嘉奖。
随后，“长城”的制作朝向更多姿多彩的方向发展。写实电影之外，也改编了一些名著，如改自俄国名戏剧家果戈里的名著《钦差大臣》的《视察专员》，改自巴金名著《家》的《鸣凤》，改自鲁迅先生《阿Q正传》的《阿Q正传》，以及改编了曹禺的舞台名剧《日出》等等。
这期间，“长城”还拍摄了一些爱情喜剧和讽刺喜剧，如《大儿女经》、《三恋》、《借亲配》等等，都颇受欢迎。
1956年，“中国民间艺术团”首次莅港演出，极为轰动。“长城”拍摄了整个演出实况，制作了第一部彩色片和第一部纪录片。从此，“长城”的电影开始进入彩色制作。
60年代初到中期，“长城”的制作朝向更丰富多彩的路向发展。这期间最值得记取的有两方面，一是和内地的制片厂、艺人合作拍摄了一系列的戏曲电影，如越剧《王老虎抢亲》、《三看御妹刘金定》、《金枝玉叶》、《烽火姻缘》、《碧玉簪》，潮剧《陈三五娘》，京剧《林冲雪夜歼仇记》，以及黄梅调《牛郎织女》等等，都很受港澳和东南亚观众欢迎，连同凤凰、新联以及内地出品的戏曲电影，进一步掀起了中国戏曲电影的热潮。其次，是拍摄了香港第一部新派文艺武侠片《云海玉弓缘》（改编自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同名作品，导演张鑫炎、傅奇，主演：傅奇、陈思思、王葆真），开创了香港新派武侠片的先河。
这期间，影响较大的影片还有李萍倩导演，夏梦、平凡、张铮、龚秋霞主演的侠义奇情片《雪地情仇》；胡小峰导演，傅奇、王葆真、平凡、刘恋主演的讽刺喜剧《梁上君子》；以及李铁导演，傅奇、白燕、石慧、龚秋霞主演的南北和式的文艺片《沧海遗珠》等等。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长城”和内地电影界同行一样，受到“文革”的冲击，创作和生产均走下坡，一些作品还留下了内地极左思潮的影响。
2.电影人合组的“凤凰”
凤凰影业公司成立于1953年，是一家同人合资组建的电影公司。原来在“龙马影片公司”工作的电影工作者（龙马公司是由当时著名导演费穆主持，费病故后，龙马被逼结束），以及一部份离开永华公司的电影工作者合作，在有关方面及进步的文化人关心支持下，组织了凤凰影业公司。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朱石麟导演以及韩雄飞先生。
凤凰早期拍摄的电影题材，多以反映中下阶层市民生活为主。如朱石麟编导，韩非、江桦主演的《中秋月》，就获得当时评论界的赞赏，认为影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香港市民的生活实况。
1956年开始，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观众观赏趣味的改变，较多制作城市喜剧。比较成功的作品有陈召编剧，罗君雄、陈静波导演，傅奇、朱虹、曹炎 、龚秋霞主演的《男大当婚》，泗宁编剧，陈静波、任意之导演，傅奇、朱虹、石磊、龚秋霞主演的《情窦初开》，以及朱石麟编导，平凡、夏梦、曹炎、裘萍主演的《夫妻经》。这一系列影片的公映，不仅受到观众欢迎，凤凰公司还渐渐赢得喜剧之家的美誉。
“凤凰”成立初期，主要编导工作由资深导演朱石麟负责，他担任该公司的总导演。其后，在他悉心培养下，涌现了一批新的编导人才。较著名的有任意之、陈静波、鲍方、罗君雄、朱枫，演员则有朱虹、高远、江汉、韩瑛、陈娟娟、王小燕、石磊、韦伟等。
“凤凰”最兴旺时期是50年代末60年代前期。
1964年，陈静波导演到内蒙古拍摄侠义奇情片《金鹰》（主演：高远、朱虹、张铮、陈娟娟），创下香港首部收入过百万票房的卖座纪录。
1960年到1964年，是“凤凰”创作的全盛时期，作品由“喜剧之家”迈向多元化。除《金鹰》外，这期间的出品，爱情喜剧有任意之编导的《情投意合》、《满园春色》和《四美图》；鲍方、陈静波编剧，陈静波导演的《我们要结婚》；沈鉴治编导的《千里姻缘一线牵》。民间传奇有李晨风编导的《刘海遇仙记》，鲍方编导的《画皮》，朱石麟编导的《三凤求凰》。侠义传奇片有沈鉴治编导的《椰林双姝》，陈召编剧，陈静波导演的《变色龙》，以及朱石麟编导的古装奇情片《董小婉》，陈召、易方编剧，陈静波导演的《审妻》等等，均有不错的卖座纪录和一定的好评。
为了支持及繁荣香港的爱国电影的创作，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生，还亲自改编巴金的名著《憩园》（电影名《故园春梦》）。由朱石麟导演，夏梦、鲍方、平凡主演，获得广泛的好评。
这期间，“凤凰”也和内地的制片厂和著名艺人合作，拍摄了一系列在港澳和东南亚引起轰动的戏曲艺术片，最著名的有徐玉兰、王文娟、金采风、吕瑞英主演的越剧《红楼梦》和魏喜奎、李宝岩主演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
遗憾的是，正当事业走向高潮时，凤凰影业公司也和“长城”一样受到“文革”的冲击，前期拍摄的电影，包括夏公编剧的《故园春梦》，均受到错误的批评。自此，“凤凰”的创作，也走向低潮。
80年代初，即银都机构成立之前，“凤凰”制作了两部颇有特色电影《父子情》、《半边人》。导演是留美的方育平。《父子情》荣获1982年第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半边人》则荣获1984年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剪接奖。这两部影片对当时的香港影坛产生一定的影响。《父子情》细腻而深刻地描写父子两代人的思想代沟和挚爱情怀，对年轻观众有良好影响。《半边人》的特点是把纪实手法融入故事片中，让观众看到一部极其真实的纪实式故事片。电影细腻表达了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3.“新联”——香港粤语电影的旗帜
今天香港出品的电影，几乎是清一色的粤语制作，即使和内地合作拍摄的影片，在香港放映时，也都配上粤语的。70年代前，香港的电影公司，有专拍摄国语片，也有专拍摄粤语片的。但总的来看，香港影坛还是制作及放映粤语电影的居多。从50年代到60年代，专门放映粤语电影的电影院，有“太环”、“纽大”、“金国”3大院线，戏院共30多家，和放映国语片（普通语）为主的电影院比较，数量上大得多。粤语电影除在香港澳门放映外，广东和福建、广西部份地区，也拥有不少观众，东南亚以及澳洲北美的华侨，都喜欢看粤语电影。因此，无论从社会影响、对争取华侨向心作用来说，粤语电影都是不容忽视的。
新联影业公司成立于1952年，是一家以拍摄粤语方言电影为主的电影公司。主要的创办及策划人，是进步的新闻、文艺工作者廖一原，即今天银都机构的名誉董事长，投资者为爱国华侨。早期的工作人员有邓荣邦、卢敦、陈文、李学华、谢济之、余惠萍等。
廖一原一直关心爱国进步电影的发展，他之所以积极推动成立“新联”，是有感于当时大多数的粤语电影制作内容远离社会现实，未能导人向上向善，且多内容怪诞，宣扬颓废消极的思想，而且艺术水平也不高，他希望借此团结一些有社会责任感、渴望提高粤语电影水准的朋友一起努力改变粤语电影的面貌。在廖一原连同一批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和文化人同心协力的推动下，很快又先后成立了“中联”、“光艺”和“华侨”3家公司。连同“新联”，当时并称为粤语电影的4大公司。
“新联”成立，团结了大批当时在粤语电影界很有影响力的编导（李晨风、秦剑、吴回、卢敦、左几、李铁、罗志雄、刘芳、李亨、陈皮等）和演员（吴楚帆、白燕、张瑛、张活游、黄曼梨、紫罗莲、李清、容小意、红线女、梅绮、梁醒波、邓碧云、谭兰卿、白雪仙、罗艳卿、靓次伯、半日安、麦炳荣、凤凰女、姜中平、石坚、林蚊、林坤山、冯宝宝等）。同时也吸收了一批有潜质的年轻演员丁荔、谢贤、周聪、白茵、上官筠慧、陈绮华……，等等。十分兴旺热闹。
“新联”早期的出品，结合当时的社会形态和观众心理，制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一些家庭伦理写实片。如吴回编导的《败家子》；秦剑导演的《家家户户》；李亨编剧、左几导演的《父慈子孝》；卢敦编导的《邻家有女初长成》、《丈夫变了心》和《十号风球》，以及颜开编剧、罗志雄导演的《女人的陷阱》等等，这些影片，都对当时经济不佳、生活困窘的香港人，产生积极求生存的影响，影片鼓励和劝喻困若中的人们，彼此更多的关怀和互爱。1959年出品的《十号风球》，吴楚帆饰演的何大叔，就有“咬紧牙根活下去”的名言。他的不怕危难和乐于助人的形象，鼓励了不少生活在困境中的劳苦大众。
1961年，卢敦根据著名散文家秦牧先生同名作品改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了华侨漂洋过海求生的种种凄酸遭遇，更打动了万千华侨的心。
由于当时的粤语电影观众，更多的是中下阶层的普罗大众，因此，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新联”除了制作一定数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家庭伦理片外，也拍摄了大批讽刺喜剧和粤剧歌唱片。如《包公合珠记》、《包公灰阑记》、《包公血掌印》等等，都很受家庭观众欢迎。回过头看今天香港电视的包公戏深受观众欢迎，可知当年正直无私的包公，是如何地获得观众爱戴。
60年代初，新联公司第一次到国内风景最美的杭州取景，第一次把美丽的杭州景色摄入故事中，李晨风导演的《苏小小》和《湖山盟》的动人故事和美丽景色，打开了香港观众的眼界。影片不只票房纪录甚佳，好评如潮，女主角白茵更因主演《苏小小》而得“苏小小”的美誉。
这期间，“新联”还制作两部有特色和有特殊意义的电影。一部是根据内地名话剧拍摄的《七十二家房客》（编剧：杨华生等，导演：王为一，主演：文觉非、谭玉真、李艳玲、方文献等）。一部是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七十二家房客》不仅在香港引起共鸣，而且因为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拍摄，于是又引起香港的话剧发烧友关注，香港演艺界中喜欢话剧的朋友成立了“香港话剧团”演出此剧，同样受到热烈欢迎，也因此而掀起了香港的话剧热潮。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电影又一次走向低潮，国语片观众剧减，粤语片观众也不多，当时的邵氏电影公司想起了《七十二家房客》，认为这部影片的内容若使之香港化，必定能吸引更多的观众。于是邵逸夫先生向廖一原先生情商，廖先生觉得能重拍一部出色的电影，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便同意无偿的让出版权，终于由梦原导演，拍成彩色的《七十二家房客》，公映大受欢迎。香港的粤语电影，也因此而逐渐得以复苏。
60年代前居港之人，都知限水之苦。香港水荒最严重时，四天才供一次水，而且只有几个小时，香港人因争水而打架甚至打死人的事也有。当时的粤语电影，常有穷苦人家争水的情节，甚至有一部粤语电影名曰《楼下闩水喉》。60年代中，在祖国的关怀下，为了解决香港同胞的食水困难，在广东兴建了庞大的东江引水工程，以求在根本上解决香港水荒。“新联”派出了摄影队，拍摄了这一宏伟工程的兴建过程，在港公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饮水思源，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港人对祖国的感情和认识。
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新联”也和“长城”、“凤凰”那样，拍摄了一系列戏曲电影，如粤剧《彩蝶双飞》、《佳偶天成》，潮剧《苏六娘》、《告亲夫》、《乳燕迎春》、《闹开封》和《刘明珠》，汉剧《齐王求将》，琼剧《红叶题诗》，越剧《毛子佩闯宫》等等。
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60年代后期，“新联”的景况也和“长城”、“凤凰”的命运一样，受到内地“文革”的影响，创作离开社会实际，失去了大批观众。
“长凤新”从建立到1966年“文革”前，16年间共拍摄了262部影片，分别为“长城”115部，“凤凰”69部，“新联”78部。平均年生产16部半。
1966年“文革”到1982年银都机构成立前，整整15年“长城”制作了42部，“凤凰”制作了48部，“新联”制作了26部。连同“新联”、“长城”联合以中原电影公司之名拍摄的《少林寺》，一共是117部，其中1971、1974年，3公司一部制作也没有。平均年生产不到8部。
（三）“长凤新”的制作方针及其作品的影响
“长凤新”管理阶层和创作人员中不少是抗战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前留港或一直在香港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他们对爱国进步电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明电影这大众文化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坚持电影必须反映社会现实，必须和广大观众心连心，他们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在进步的文化人支持下，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导人向上向善，寓教于乐的百花齐放的方针。“长凤新”的创作者深明，电影不能远离社会实际，必须和社会发展同步前进，因此，在“文革”前的16年中，他们的创作和生产，在坚持导人向上向善的方针下，随着社会人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50年代初期，欧美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连累香港经济萧条，市民生活极为困难，失业、两餐无以为继的事比比皆是，“一家八口一张床”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长凤新”拍摄了上述提到的一系列反映香港劳动大众生活困苦，鼓励大家互助互爱，坚持追求美好明天的影片。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有了一些好转，人们在温饱之余，渴望多些欢乐和艺术享受，因此，这期间“长凤新”的制作趋向更多元化，同时还拍摄了一系列宣扬祖国民族艺术，健康而又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片。
“长凤新”拍摄上述提到的一系列戏曲艺术片，既是客观需要，也是主观需要。50年代中期，内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评剧《秦香莲》和黄梅调《天仙配》先后在港公映，受到香港观众欢迎和好评。这些影片，既丰富了香港同胞的文化娱乐生活，也使他们对祖国丰厚的民族文化艺术有了更多的认识。地方戏曲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拍成电影可以更广泛的传播，不同的剧种有不同的名剧名角的艺术，都很有保留价值，而当时内地的胶片十分紧张，“长凤新”的负责人有见及此，便计划和进行这两利工作，短短3年间，“长凤新”一共摄制了18部戏曲艺术片，剧种包括京剧、粤剧、越剧、潮剧、曲剧、琼剧、汉剧、黄梅调和锡剧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粤剧、越剧和潮剧。粤剧《彩蝶双飞》是马师曾、红线女回国后再次透过电影和香港东南亚观众见面的影片，很受观众欢迎。潮剧名旦姚璇秋演的《陈三五娘》和《苏六娘》更风靡了港澳及东南亚各地的潮籍观众。星马一些潮籍商店，更暂停营业放假一天去看姚璇秋。至于《红楼梦》、《三看御妹刘金定》等一系列越剧，即使非江浙人士也看得叹为观止。
这一系列的戏曲电影（包括《七十二家房客》不仅深受观众欢迎，还影响了同业，邵氏公司不只重拍《七十二家房客》，它和当时的国泰影片公司，也争相开拍黄梅调电影，一时间，香港的银幕上下，都是戏曲世界。
60年代开始，“长凤新”进入最兴旺时期，他们有一个年拍24部电影的计划，即每家公司年拍8部，4部为现代的写实或浪漫题材，4部为历史题材、古典名著改编或民间故事。当时对后一部份已拟定了36部题材，3年的创作计划，完全可以顺利完成，而“长凤新”也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但可惜“文革”的冲击，使一切都夭折了。
（四）银星艺术团的影响和作用
“长凤新”不仅仅是电影制作公司，“长凤新”的策划人和编导演艺术人员，更是一群可以团结香港文化艺术界朋友一起工作的艺术队伍。50年代开始，他们便曾以“银星艺术团”、“华南影联合唱团”、“华南影联乐团”、“香港话剧团”等名义参加各种演出。他们演唱过《黄河大合唱》、演出过《雷雨》、《日出》、《七十二家房客》等著名话剧。“银星艺术团”更以综合性的艺术团体远赴星马和菲律宾各地演出。每一次演出均受到欢迎和好评。
1972年，受到“文革”冲击以后，“长凤新”同人再次结集力量，连同一些进步的文艺界朋友，重组“银星艺术团”远赴吉隆坡，为当地华侨作筹款演出，演出地点在当地最大的精武体育馆，吉隆坡的华侨迎接远方而来的亲人，把机场大堂挤得满满，购票的人龙，更把座位过万的精武体育馆围了一圈又一圈。当地的传媒惊叹是空前的盛举，也对演出赞赏不已，叹为观止。这次演出，被当地传媒和华侨视为人民外交活动。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还接见了廖一原团长，称赞艺术团的演出，同时，请廖先生转达马来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祝愿，表达两国友好的心意。
“银星艺术团”演出的成功，完全是“长凤新”的成功，如果没有前16年的努力，“长凤新”的电影如果不是深受当地观众的欢迎，如果不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决不可能受到如此热烈的爱戴和欢迎。
（五）在发展道路上遭遇到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把“长凤新”16年的工作全否定了。262部电影中，几乎全部被认为是执行文艺黑线的产物，“长凤新”的负责人、编导演包括宣传人员，一批批的回到内地进行学习，进行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否定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过去坚持的导人向上向善的方针，自然也被否定了。
否定了过去，又是否能建立起真正的正确方针？在香港，怎么写高大的、英雄的工农兵形象？编导演要下生活，到工会，到船厂、制衣厂，到渔村，到新界的菜农中，虽然也写了一些工农形象，但多是概念化的，被观众嘲笑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至于兵，写谁？
文艺创作，电影创作，是不能离开社会实际的，更不能硬搬别人别地的经验，否则必然为观众所背弃。
因为“文革”的巨大冲击，有些人不得不离开了，有些好同事甚至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但更多留下来的，或继续寻找正确的理念，或继续与当时不停地干预创作的极左思潮作斗争。当时一些颇为感人的现实题材电影，如胡小峰编导的《屋》，周然编剧、胡小峰导演的《万户千家》，任意之、陈娟娟编导的《三个十七岁》，朱枫编剧、陈静波、朱枫导演的《泥孩子》，可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影响，致使作品的人物较为概念化，故事情节不为大多数观众所接受，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不是创作人员认同的。但不如此，作品就根本不可能拍摄。
“文革”后期，3家公司陆续吸收了一些新人，但仍无法扭转低迷的现象。但无论如何，这期间，3家公司留下来的爱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加强了协作，使创作和生产得以延续。
1981年，“长城”和“新联”以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名义拍摄了首部功夫电影《少林寺》。真实的少林寺加李连杰出色的功夫，创下收入过千万的卖座纪录，掀起了香港电影界争相拍摄新型武打片的高潮。李连杰也因此成为香港影迷的新偶像。
《少林寺》的成功，使3家公司的负责人和有关的领导部门承认“文革”对“长凤新”创作队伍的冲击和破坏的现实，相信协作的力量，分，则彼此拍摄有份量的影片仍力有未逮，合，则制作力量将加强。由此而进一步推动联合，推动成立银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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