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胆略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胆略问题是当代领导科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了邓小平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不仅从历史主动精神、真理生成观、唯物辩证法及思想路线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分析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色。其民族性特色有四：讷言敏行、真抓实干；胆大心小、智圆行方；朝乾夕惕、健顺无咎；以小济大、以柔济刚。其时代性特色有三：为人民谋福利，超越生死，科学精神与革命态度完美统一。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到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第三代领导人对干部队伍的这种要求，同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完全一致。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贯重视干部队伍中革命胆略的养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要作用。现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的历史考察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了领导队伍革命胆略的建设问题①。从1975年1月起，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第二次刚刚“出山”，首先就是想使那些在前几年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变得谨小慎微的干部振作起精神。在1975年3月召开的主管工业的党委书记会议上，邓小平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② 5月，他又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对那些“左”的指责“作出反应”，他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③ 8月，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他把上面的意思归纳成一句很形象的话，即不要怕“摸老虎屁股”④。可见，即使在“非常时期”，邓小平就特别重视干部队伍革命胆略的养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气概，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号召干部、群众放胆改革。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中间也可能会出些问题，不要紧，我们不怕，一步步走，一步步地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不是大改，大的方针不会变了。”⑤邓小平的讲话明确了在涉及改革问题时我们应取的主体态度。1985年1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进一步阐明了养成革命胆略的必要性。他说：“我们正在做的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前景就困难。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尽管有风险。”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在确定改革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总结经验，看到不妥当的，就赶快改。”⑥可见，放胆改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我们的方针”。1985年4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讲道：“我们现在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发现问题就赶快改”。这就为我们规定了放胆改革的操作性原则。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乔治·迈克齐·钱伯斯时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其他一系列经济政策以及全面的体制改革都是一种“试验”。象许许多多科学试验一样，其间肯定“会有一定的曲折，甚至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邓小平认为“这不要紧，一旦有了错误就纠正”，要敢试，“一种办法不成功就改用另一种办法。总之，要经常总结经验教训”⑦。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说：“只要我们勇于探索，而又细心谨慎，错误就可以随时得到纠正。……只要这样，就不可怕”。⑧这就是说，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八字方针、原则带来的必然是朝乾夕惕、健顺无咎的前途。不只是经济改革要胆大心细，即便是政治体制改革，上述原则也是可行的。1986年12月1日，邓小平会见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⑨。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进一步指出“有序”与放胆改革的相关性。他说:“我们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改革。所谓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⑩用“有序”来表示革命胆略，就进一步揭示出了它的客观必然性。1987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时进一步重申了“搞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1)的观点。1988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革命胆略的基本内涵。他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经常鼓励我们的一些同志要更大胆一些，因为中国只有更加改革开放才有出路，既然要大胆地干，就难免会犯错误，要允许犯错误，一出问题，就赶快检查；错了就改，不要让小错误变成大错误”(12)。接着，在6月7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常委、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又说：“在改革中，我鼓励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胆子要更大，步骤要稳妥，并及时总结经验，及时纠正不足之处”(13)。这就更明确地阐述了对待前进中出现的问题与失误的态度。在同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更是把弘扬革命胆略看成“中国今后的发展的三个重大环节”中首要的一环。他讲：“一是改革方面既要决心大，又要步子稳；二是发展要有适当的速度，太快了不好，太慢了也不行；三是如果有国际上的合作，我们渡过难关的能力就更强。”(14)同国际机遇的客观偶然性比较，弘扬革命胆略则能带来适度的发展速度，却有客观因果必然性。
以上是在处境较好的情况下邓小平对革命胆略的阐述。即使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不久的较困难情况下，邓小平也从来不泄气。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15)后来经过三年整顿、治理，一旦机遇来临，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强调弘扬革命胆略的问题。在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时，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里，邓小平第一次将革命胆略具体规定为“敢试、敢闯、敢冒”的“三敢”精神。
二、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的哲学意蕴
综观邓小平的革命胆略理论，虽然其用语通俗易懂，然而，却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意蕴。初步探讨，主要有四方面。
首先，邓小平的革命胆略理论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拓新生活、迈向新境界的历史主动精神。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对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有一个科学认识，以制定正确的纲领，并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经典作家探讨未来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方法论之一。经典作家没有而且也不愿意给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人提出适合一切场合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束缚这些共产党人的手脚。他们对未来新社会的预见，只是限于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大致轮廓。他们认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这就是说，在坚持经典作家的关于社会主义最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完全是开拓历史新局面的主动者，必须有研究新问题、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的主体风范。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从来就没有束缚邓小平的手脚。他在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6)。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讲道：“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7)可见，邓小平要求干部、群众要有革命胆略，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翁应有的气魄。
其次，邓小平的革命胆略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真理生成观的深厚滋养。一般地说，走老路时因有前车之鉴，故后来人在汲取先行者的教训后自然会走好路。问题是，如果有这条现成的大道可以通向社会主义胜利、共产主义到来的彼岸，我们也就不会去冒另觅新径的险。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表明，不要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实践所形成的所谓“模式”并不成功，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改弦易辙，即使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18)？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是崭新的伟大实验，也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革命老人徐特立要求人们“钟爱真理而不冷落谬误”，就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19)。 邓小平同样深谙此理。否则，就不会有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真理生成观告诉我们：“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20)。因为“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21)在一定条件下，真理和谬误作为“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22)。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要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这就意味着既存在发现、寻觅更大真理的契机，也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冒更大的险，隐藏着犯错误的可能性。今天，除非我们不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否则，当真理在握时我们就不能拒绝错误的光临。
正是在对待错误上，邓小平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3)如果按当年“凡是”派的观点办理，当然我们不会犯“前进中的错误”，然而，也绝对不可能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光辉真理的产生。如果这样，我们也就贻误了历史契机，犯下最大的历史性错误。正是能够辩证地对待错误，所以邓小平从来就不怕错误，从来也不文过饰非。早在1956年，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反对个人迷信时就认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缺点。”接着在1957年，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样说是否是贬低中国共产党呢？否！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理观所决定的明智判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地位决定了她必须承担起领导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任务，所以，她既会犯大错误，包括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长时间的全局性错误；同时，她也的确能够依靠自身力量纠正自身错误，从而重新获得真理。可见，讳疾忌医，“两个凡是”只是“封建无谬误症”的表现。邓小平不一样，一有机会，他就严于解剖自己。他在1980年8月21、23日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经说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24)任何学习都没有从反思自身错误中汲取教训来得快。波普尔把他的试错法称之为“这是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的方法”(25)。以“拿来主义”作为思想方法论的邓小平，无疑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启发，他的“敢试”理论，就是号召人们投石问路、摸石过河，遇险阻即改弦易辙，在不断创造中开拓新路的理论，也就是要求人们敢于正视问题、正视错误，从而超越错误、获得真理的理论。
再次，“三敢”（敢试、敢闯、敢冒）作为邓小平对他的革命胆略理论的最新表述，同样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芒。
“敢试”是一种对一定的事理有了把握但还不十分明察秋毫的情况下的一种精神状态。就象我们对河床状况了解不细但还要大胆试水一样。邓小平对股票等问题就采取了这一态度。他认为，证券、股票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敢闯”，作为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回归实践的具体实现方法，集中体现了事物质变过程中量的扩张这一哲学原理。如自然过程中金属由固态向液态发生相变时局部范畴内“液珠”现象的“突然”出现；战争现象中得胜一方对失败一方的关键性一击，由此而导致的“兵败如山倒”的情形。当今，我国社会从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乃至人的文化心态上说，也正处于大转型的飞跃性嬗变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也是一场社会革命。革命同样需要质变过程中量的扩张。量的扩张需要一定的时空域。只有以这样的时空条件为突破口，才能把革命胆略变成具体实在的行动。从空间上讲，邓小平就选择了内外“结合部”的沿海地带以及广大的农村作为突破口；从时间上讲他则认为如果今天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因此，他一直要求我们要有紧迫感与使命感，杀出一条血路来。后来的实践充分说明，沿海地区和广大的农村由于率先转换了体制与机制，这样便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数亿人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今天，每一个地区、部门的领导同志都有一个在放胆改革中选择优化的时空条件问题。所以，“敢闯”不失为弘扬革命胆略的有效的操作方式。
“敢冒”作为把革命胆略转换为具体行为的第三种操作方式，既有其反“中庸”的特色，更有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理论的支撑。“中庸”方法论中的合理内核在于它的“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然而，“庸”由于谓之“常也”(26)，所以它却容易导致人不动声色、泯灭个性。然而，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就表现为它是现实的人对人的现实的超越。既包括对人的体制环境的超越，也包括对人自身文化心态的超越。前者是体制革命，后者是人自身的革命。革命必然解放生产力。由于改革、开放只能是在优化的时空条件下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全局循序展开；也由于不同人员自身主体素质以及他们所涉及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性，这种展开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状况必然会呈现一种非平衡状态。是惧怕差异，从而铲冒掐尖导致体制回归大家都穷？还是勇于承认差异从而鼓励先富帮后富，后富促先富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问题。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系统，一旦对外界环境建立了开放关系，则必然会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使该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涨落”，也因此会导致某种“无序”，但这种“无序”会最终走上“有序”。所以耗散结构是有序之源。发扬邓小平所倡导的“敢冒”精神，实际上必然会由于局部突破，加上开放的条件，从而使我国社会这个巨系统变成一种耗散结构。只要我们既大胆又慎重地推进改革的步伐，必然会带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有序发展的态势。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已充分说明这点。可见，邓小平的“既大胆又慎重”的“敢冒”要求与新理论思维是相通的。
第四，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最深厚的哲学土壤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他认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7)。可见，“解放思想”是革命胆略的应有之义。实事求是是否同革命胆略有相关性，钱学森写道：“事理看破胆气壮”(28)，这就揭示了二者之联系。怎样才能洞察事理？一句话，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综合邓小平的思想，我认为，起码有三层含义：
一是从哲学本体论角度讲，实际指的就是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事实是客观存在，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事实的反映，但不一定都能做到从事实出发。因为事实不是个别的事例，也不是一个事例某一个发展片段。事实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现实与可能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心目中的事就是上述各个方面综合的存在。所以才能看“破”事“理”，才会胆气豪壮。邓小平为什么要人们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就在于这个机遇是我国发展的偶然性，承认不承认它，往往会使一个人要末象邓小平一样胆气豪壮，要末就萎缩不前。又如，邓小平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要求人们“敢试”？就在于他深谙事物的内容与形式二者的辩证关系。有了这种认识，他才敢于提出“不管黄猫、黑猫（形式），捉到老鼠（功用与内容）就是好猫”的闻名天下的“猫论”。许多人之所以用抽象的原则来裁判生活，甚至发展到“四人帮”式的“宁要勿要”的地步，就在于看不清什么是事物的实质、内容，什么是事物的现象、形式。
二是从哲学社会认识论角度讲，实际就是实践。因为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实践出发。实践是分层次的，邓小平正是从抽象到具体，一步步推进到社会生活本质层的原始基地去，最终抓住生产力实践这个本源性实践不放，从而由实践标准发展到后来提出的生产力标准。一旦认准这个理，他就“坚定不移”地坚持它，并且不止一次地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29)。1984年6月30日，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仍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30)。胆气豪壮、胆略过人才能咬住青山不放松，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只有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启动器与动力源即生产力标准的人，才会有超群出众的胆略与定见。
三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社会生活实践的主体是劳动人民群众。所以，一切从实践出发在这里就成了一切从群众出发。使自己的思想紧贴群众，就会获得类似古希腊神话故事中讲的安泰从大地母亲那里得到的那种力量。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没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这就充分阐明了革命胆略养成的群众路线基础。无私才能无畏。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31)。反过来说，我们考虑问题愈是从群众出发，一切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我们也一定会汲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三、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的主要特色
邢贲思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涵古概今，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核心的部分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32)我认为，邓小平的革命胆略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革命胆略理论从哲学高度为新时期的领导科学、高层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规范了操作思路。这一革命胆略一旦形成同样“涵古概今”。这就使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显示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
首先，因为“涵古”，使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显示了民族性特色。大体讲，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讷言敏行，真抓实干的实践理性特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33)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邓小平深受其影响。所以他刚毅木讷，“性格内向、沉默寡言”(34)，他的“不争论”集中反映了他讷言敏行的性格。他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的确，政策的调整、体制的革命、机制的嬗变是我国农村改革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然而，没有农民身上优秀的思维方式，再好的机遇也会在叽叽喳喳的议论中错过。关于民族的“劣根性”的挖掘已成了前些年的时髦，但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当代中国农民身上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的积淀。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认为“不争论”是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不争论”就是讷言敏行，就是顺应生产力主体意图与人的天性的真抓实干。费孝通先生曾经把中国农民的这一品性概括为“欲望行动”(35)。这种“欲望行动”尽管带有盲目冲动的缺憾，然而同“本本主义”比较起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邓小平对找本本、查条条深恶痛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36)。可见，“欲望行动”即使因考虑不周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那也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所犯的错误。
二是胆大心小，智圆行方的可操作性特征。我国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医学认识论命题，叫做“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37)。“胆大”、“智圆”说的是医学认识要圆满贯通，任事断理要果敢大胆；“心小”、“行方”则说的是医疗实践过程，叫人们省察症候要小心谨慎，至精至微，万无一失；医疗行为要大方朴素、静穆端庄。“医政相通”。邓小平多次讲完胆子要大后缀之以步伐要稳，充分体现了这一优秀传统。只有这样，在“胆大”的基础上佐之以“心小”，才能使革命胆略回归实践时变成一种“实践精神”，具有可操作性品格。
三是朝乾夕惕，健顺无咎的历史喜剧性特征。同样讲革命胆略，为何毛泽东晚年在肯定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导致了后来的历史悲剧，而邓小平讲了十几年胆子要大却始终使我们国家的历史演进呈现一种喜剧色彩？原因很简单，就是毛泽东晚年的革命胆略走向了唯意志论，而邓小平则始终把革命胆略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他不主张那种“撞倒南墙心不死”的直线式认识路线，也不承认所谓革命胆略（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的观点。他的确鼓动人“敢试”，但同时他也要求人们一旦发现有弊，就改。坚持了这点，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因为《易》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乾即健也，终日乾乾即终日健进不已；惕即警觉也。终日健进至晚还加上警惕，即使有凶厉、险阻，注意如此集中，精神如此振奋，一定会克服险阻，走上健顺之途。邓小平虽然用语平实，不旁证博引，字里行间却渗透着民族精神。
四是以小济大、以柔济刚的忧患意识特征。一般之人，在跌过几交之后，早先的革命胆略会荡然无存。邓小平为什么愈挫愈奋，无私无畏？这就在于他的忧患意识，“无论从年龄、资历还是贡献而言，邓小平都当之无愧地属于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他从不以第一代领导人自居，而总是把自己说成是第二代领导人，这并不是通常意义的谦虚，而是他的巨大的历史责任感使然。”(38)这种历史责任感就是一种忧患意识，他常说：“要忧国、忧民、忧党啊”(39)。正是有这种意识，才使他“以天下为量不计细耻”，以人民为重始终向前，“绵里藏针”、能伸能曲，始终保持了坚强乐观豪迈的性格。
其次，因为“概今”，使邓小平革命胆略具备了时代特征。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着眼社会发展。为人民谋福利的功利性特征。还在改革、开放伊始，他就特别关注调动下面积极性、主动性的问题。他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40)。由此可见，邓小平所以要求人们放胆工作，就是希望劳动人民群众过好日子。这同“四人帮”时期几个跳梁小丑大搞愚民政策，只配拥有“社会主义草”的局面不啻天壤之别。很清楚，调动群众的首创精神，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人民谋幸福正是邓小平革命胆略理论的价值取向。所以，邓小平就格外重视党组织鼓励党员和群众弘扬革命创造精神的问题。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二是坚定不移，超越生死的信仰性特征。“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41)。邓小平智圆行方，正象从事任何科学的人一样，他绝不彷徨，绝不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一旦认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变。这种超越个体生命历程的确信，使他的革命胆略理论具备了信仰的特征，从而显得义无反顾，百折不回，一如既往。“四人帮”说他是“死不改悔”，也反证了这个信仰性特征。
三是科学精神与革命态度完美统一的和谐性特征。学者与革命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人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是这样的人。邓小平的难得，就在于他始终把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诚如邢贲思所说：“他一直是一个处理全局问题并且有开拓精神和创造意识的领导者和战略家。这种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使他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始终把握住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驾驭全局，协调社会各种力量，引导社会前进。”(42)1978年，邓小平在全面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毛泽东思想养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43)。统观邓小平的革命胆略理论，可知它深受毛泽东思想的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滋养。今天，我们重温这一理论，学习他的品格，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④(34)(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97、200、180页。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8)(27)(29)(30)(32)(38)(42)(43)《中国改革全书·邓小平改革思想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53-554、554、555、561、563、568、570、571、571、574、560、539、539、550页、序1、序5、序5、序4。
②③(16)(17)(23)(24)(36)(39)(40)《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4、10、35、371-372、35-36、312、133、194—195、135—13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07页。
(19)《徐特立研究通讯》(92.11)，第4-5页。
(20)(21)(22)(31)(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130、130页，第4卷，第254页，第2卷，第85页。
(25)刘放桐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475页。
(26)《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第347页。
(28)钱学森：《哲学与智慧》，《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33)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里仁》，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第41页。
(35)李毅主编：《社会学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第134页。
(37)《旧唐书·孙思邈传》（卷191），中华书局出版，第5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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