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州马价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西州马价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6)03-0117-10 唐西州，即今新疆吐鲁番市。在唐朝管理西域广大区域的机制中，西州一直占据重要地位①。这不仅是因为西州是唐朝都督府州，或因为西州是一个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都督府，还因为西州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东西南北交通的路口，也是农牧产品贸易的集散地。具体而言，就战略物资马匹而言，西州也是一个影响较大的重要市场②。 牛马骡驴，外加骆驼，是传统社会的大型饲养型动物，它们不仅是运输的基本动力来源，也是一种战略物资，尤其是马匹对于军队和战争的影响力极大，是国家战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北宋历史学家欧阳修著《新唐书》，首创《兵志》，研究总结军事对于国家盛衰的影响，而《新唐书·兵志》，专门设置一节介绍唐朝的马政。唐朝有专门畜牧机构，饲养大型畜力，以为国家所用。其中，马的重要性是最核心的，依照欧阳修的观点，唐朝军力的起伏变化，马政的盛衰也是重要的一环。 除了机构饲养，唐朝马匹另一重要的来源是互市。中央政府有专设机构，即“互市监”。《唐六典》对互市的制度史描述为：“汉、魏已降，缘边郡国皆有互市，与夷狄交易，致其物产也。并郡县主之，而不别置官吏。至隋，诸缘边州置交市监，视从第八品；副监，视正第九品。皇朝因置之，各隶所管州、府。”可见，隋唐时期国家更加重视互市工作。对互市工作也有基本描述，其文如下： 凡互市所得马、驼、驴、牛等，各别其色，具齿岁、肤第，以言于所隶州、府，州、府为申闻。太仆差官吏相与受领，印记。上马送京师，余量其众寡，并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每马十匹，牛十头，驼、骡、驴六头，羊七十口，各给一牧人。(若非理丧失，其部使及递人，改酬其直。)其营州管内蕃马出货，选其少壮者，官为市之。③ 很清楚，虽然互市是“致其物产也”，但具体说来，几乎都是畜牧产品，马匹则是重中之重。而蕃马，就是来自互市的主要商品，所谓蕃马就是产自周边蕃人居地的马。对此，《厩牧令》唐13条、14条皆有相关规定：“其互市马，官市者，以互市印印右膊；私市者，印左膊。”而互市印归互市监管辖：“互市印在互市监。其须分道遣使送印者，听每印同一样，准道数造之。”④西州属于边州，西州市场属于唐朝的互市系统。马印是马匹管理的重要方法之一，《唐会要》有专门章节介绍蕃马之印⑤。而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的相关研究，也有呈现⑥。 西州马价，是指西州市场上的马价，并非特指蕃马。蕃马进入中国之后，或者成为官马，或者成为私马，继续流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马价，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但作为重要商品，与民生大有关系。幸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许多信息，对于我们考证此题，极有益处。 一、西州的马价 对西州市场上的马价调查，主要是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具体马匹贸易个案来完成。有的资料具体简明，有的属于间接资料，所代表的信息需要进一步分析才会获得。另外，既然是市场价格，波动是十分正常的，然而所获资料不足以分析时，只能努力求其近似值。 (一)高宗时期的“十驮马”与“六驮马”价钱 阿斯塔纳125墓出土的《武周军府牒为请处分买十驮马欠钱事》文书，是一件清楚的十驮马文书⑦。其内容如下：
文书证明有了纠纷，但不是本文所关心。对于本文有价值的是十驮马的价钱。十驮马是一种用来驮运辎重的马，属于府兵制时代的驮马制度。八百行，是高宗时期的一次战役名称，氾定海等十人每人一匹练共同购买了一匹十驮马。现在仅仅知道这是高宗时期，一匹马的价钱是10疋练。 另外一件文书，时间清楚，这就是《唐咸亨二年(671)四月杨隆海收领阚佑洛等六驮马价练抄》⑧，文书如下： 1 阚佑洛、田阿波六驮马价练陆疋，张欢相练 2 叁疋，张惠照练叁疋半，准得钱肆拾 3 陆文。 4 右件物咸亨二年四月十八日付杨隆海⑨领。 这件文书不明之处还有很多，比如文书中涉及四位交纳练的人是什么关系，接收这些练的杨隆海是什么角色？《敦煌资料》当初名此文书为《唐咸亨二年阚佑洛等卖练文书残卷》，强调的是卖练，没有把六驮马价钱当作核心词。总共12.5疋练是属于“六驮马价”是没有疑问的。或许当时买马主要以银钱为计，而银钱当时的价值也比较高。这是府兵征行在准备驮马，与前文准备的十驮马性质一样，只不过是六驮马而已。 于是，我们知道高宗时期西州的马价，用练在10-13匹之间。 (二)和满买马案 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两件文书，事关买马事实，其中很清楚地透露了一件买马个案。《唐神龙三年(707)年和满牒为被问买马事》，由两件相关文书组成，内容如下：
买马的人似乎叫和满，由他经手购买了一匹马，使用大练13匹，此马是一匹七岁骝敦，即七岁赤身黑鬃的骟马。“蕃中将前件马至此”一行字很清晰地说明，这是一匹蕃马，是有人从“蕃中”带到西州的马。相关部门对和满的询问和调查，是这件文书的主体，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调查，我们无从知道，但神龙三年二月在西州发生过一件马匹交易，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这匹马的价钱。 这是个案，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一匹七岁敦马，用大练13疋。 (三)何德力买马案 这确实是件买马个案，但何德力仅仅是经手交钱的人，不是真正的买马人。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领马价抄》则提供了一个新事证，证明交易通常要经过翻译人来完成。 1
钱贰拾贯肆伯文 2 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匹直。 3 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 4 干领。 5 译语人何德力(11) 多亥达干是突骑施首领，文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他卖出三匹马，获得“贰拾贯肆伯文”钱，而这笔钱是通过“译语人何德力”帮助签收的。因为文书中明确写作是“首领多亥达干领”，而“译语人何德力”在这个过程中担任的角色是证明此人。译语人就是翻译人，互市中需要翻译很容易理解。何德力，从名字上看应该是一个人籍的粟特人，显然他是胜任与西突厥一部的突骑施进行对话的。 此文书与《唐神龙三年(707)年和满牒为被问买马事》同墓出土，而此墓文书有纪年者，在神龙与开元四年之间，译语人何德力所属文书，也可以看作是这个时期的。 同墓还出土一件《唐市马残牒》，文书很残，第三件残文书第一行有“赤敦七岁
匹”字样(12)，很明显这是一匹马的价钱。紧接着下一行残留“大练捌匹”，如果是马价，不该如此之低，故不取。第七件残文书也有“壹拾伍匹”字样，可以看作是某匹马的价钱。 同墓出土的另一件文书，相信也是同时代《唐便钱酬马价文书》(13)，其文如下：
这大约是西州都督府的账目，不同项目支出是分行排列的。其中第三行“廿一贯便将酬马价”，虽然文书有残，但基本含义能够明白。21贯，应该买几匹马呢？这与上引译语人何德力文书的数字很接近，那次是20贯400钱，买3匹马，那么21贯也只能买3匹，每匹比上次稍多，但能够接受。 一些文书表明与买马贸易有关，但是我们关注的马价信息没有及时显现，造成了信息缺乏。同是阿斯塔纳188号墓出土的《唐上李大使牒为三姓首领纳马酬价事》文书，显示是一次官方购马，数量相对比较大，一次就购买16匹马(14)，内容如下：
从中我们得知，卖马的一方是三姓首领，其中胡禄达干出售9匹马，都担萨屈出售6匹马，另外一位出售者没有留下名字。文件书写者应该是西州都督府，因为有“牒上李大使”字样，应该是西州政府在帮助李大使买马，李大使应该是专门的市马使，代表内地的某个机构前往西州购马(15)。 最遗憾的是这件文书的马价部分残损过甚，无法获得。这组文书所显示的数据，可以看作是开元初的西州马价。 (四)石染典买马 我们如今能看到西州私人买马、并且价钱清楚的应当首数石染典。阿斯塔纳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石染典买马契》，内容如下： 1 马壹匹，骝敦六岁 2 开元廿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 3 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 4 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 5 盗认识者，一仰主、保知当，不关买人之事。恐 6 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7 练主 8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卅四 8 保人兴胡罗世郍(那)年卌 10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卌五 11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16) 这是一个典型的马匹买卖案例。卖方也称“马主”，名康思礼，34岁，是唐朝府兵的别将。根据《唐六典》的记载，折冲府设有别将一人(上府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17)，地位在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之下，在长史、兵曹参军之上，属于折冲府办公机构官员。 买方石染典，这里称“西州百姓”。但根据同墓出土《唐开元二十年(732)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其中分明写着“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18)。游击将军是武散官，品阶是“从五品下”(19)。石染典跟康思礼一样，都属于粟特人来华，所以擅长经商，但他们对于唐朝肯定多有军功，否则就不能担任武散官和现役军官。 双方买卖的马，基本情况都有记录。这是一匹六岁敦马。敦，即驐，是雄性去势后的称谓。骝(駵)，指马的毛色，赤身黑鬃。马帐一般都要记载马的基本特征，就是“齿岁、肤第”。这匹马，价值是18匹大练。 在阿斯塔纳509号古墓出土的文书中，有多件文书与石染典有关，这使得我们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同年某月廿日，石染典用大练17匹，从杨荆琬那里购买一头母骡，青色五岁，“近人颊膊有蕃印并私印，远人膊损”(20)，即前腿上有蕃印和私印，后腿受伤。契约没有写清月份，估计是同一个正月。 石染典又买马，又买骡，是为什么呢？为了转卖。同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很快石染典就申请前往伊州“市易”。文书内容如下：
石染典繁忙的经商活动告诉我们，他在西州买马，一定还有利润空间，至少相对伊州而言，西州是更核心的骡马贸易市场。 总之，石染典用18匹大练购买一匹六岁敦马，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即公元733年。这是西州马价重要个案。 (五)唐朝的政府估价 唐朝有自己的一套物价控制体系，这就是市司的估价，凡商品分三等估价，这个估价很重要，不仅是贸易价格参考，甚至是司法量刑的参考。根据池田温先生的研究，市估案虽然每旬都有，但不是强制性的商品定价(22)。 大谷文书中，有一组文书为《唐天宝二年(742)交河郡市估案》，根据池田温先生的整理，有关帛练和马匹，都有若干价格被记录下来。 大谷文书3097号，帛练行所记录，有如下内容： “大练一疋，上直钱肆伯柒拾文，次肆伯陆拾文，下肆伯伍拾文”。 “梓州小练壹疋，上直钱三伯玖拾文，次三伯捌拾文，下三伯柒拾文。”(23) 同是大谷文书，也记载了马匹的价格，内容如下： “突厥敦马壹疋，次上直大练贰拾疋，次拾捌疋，下拾陆疋；次上直小练贰拾贰疋，次贰拾疋，下拾捌疋。” “草马壹疋，次上直大练玖疋，次捌疋，下柒疋；次上直小练拾疋，次玖疋，下捌疋”(24)。 由此，我们就获得了又一组马匹的价格指标。现在我们可以进行列表统计：
简单统计可以发现，唐朝的马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大练，二是铜钱。使用铜钱购马的发现两笔：一是20贯400文，购马3匹马；一是21贯，不知购马几匹马，推测也应该是3匹，因为两组数字同墓出土，属于同一时期。21贯，平均一匹马7贯钱，即7000钱。 铜钱与大练的关系，用《交河郡市估案》的资料可以转换，按照唐朝的习惯取中估，大练1疋为460文，若15疋大练，为6900钱。何德力用20贯400文购买3匹马，每匹马为6800钱。石染典使用18匹大练，换算为铜钱，为8280钱。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购买1匹突厥敦马，也是8280钱。但草马就格外便宜，中估只有大练8疋，换算为铜钱只有3680钱。 观察表1，我们发现，西州的马价是在上升的过程中，可以分作几个时期。高宗时期，有两个数字，分别是4600文和5750文；武周末是一个时期，每匹为5980文；开元初第二期，每匹为6900文，增长15％；开元后期到天宝初为第三期为8280文，增长20％。以上皆以敦马为例，草马没有对比性，暂不计。虽然可供统计研究的资料并不多，但皆为买马实例，可以认为是关键资料的抽样，代表性是可以肯定的，资料都来自考古，所反映的真实性也毋庸置疑。在此基础上讨论，因而可以继续进行。 西州是一个重要的骡马市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显示西州之前高昌国时期的马匹贸易资料。就马价而言，我们发现高昌延昌二十七年的一组买马文书，可以集中反映当时的马价问题。 阿斯塔纳48号墓出土一组高昌国兵部买马文书，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具体的资料。这里，先把文书中具体的信息摘录下来，然后归纳马价。 《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四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25)，一共使用银钱118文，购买3匹马，一匹37文，一匹45文，剩下的一匹只能是36文。同年六月八日，兵部又买马1匹，用银钱45文(26)。同年六月二九日，兵部买马48匹。观察文书，没有一匹一计价，应该是一并合计，文书有残，没有留下总价钱，但第2行残留“用钱卅七文”，这可能是平均价，如此则总价为1776文(27)。同年七月，兵部再次买马。这次是每匹计价，总数银钱258文，买马共8匹，每匹32文多(28)。此外，根据同墓出土文书《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公元587年)某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高昌兵部再买马2匹，用银钱67文(29)。综合以上数字，这一年高昌买马，平均马价为36.5文。 高昌的银钱，即萨珊银币，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国际货币，高昌就使用银币作为一般货币。到西州时期，银币还流行过一段时间，高宗武则天时期，渐渐退出，被唐朝的铜钱取代。根据卢向前先生的研究，唐初西州银钱与铜钱的比值是1∶32(30)。如此换算成铜钱，在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唐朝的1168文铜钱就可以购买一匹马。当然，这个比值是银钱退出前的比值，银钱价值正处于下降的状态中。即便如此，从高昌到西州马价处于上升状态是可以肯定的。 二、敦煌及中原马价 上文所示，从高昌到西州，当地的马价处于上升之中。但是，即使在唐朝前期，西州的马价仍然属于低价地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州能成为重要马匹市场。 敦煌的马价，是由一件《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提供的。这是张大千当年获取于敦煌，文书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张勋燎先生首先发文介绍研究这件文书(31)，随后朱雷先生著《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32)、池田温先生著《口马行考》(33)，都是重要研究文献。 这件文书中，前面部分是奴隶价格，最后两行是马价，内容如下： 6.上家生细敦父马壹匹 直柒拾阡文 次陆拾伍阡文 7.上家生
敦父马壹匹 直贰拾叁
次贰拾壹阡
(34) 第7行第4字，朱雷先生补为“粗”，池田先生补为“本”，唐马分细粗，应该同意朱先生。随后的两个空格，朱先生未补，池田先生分别补为“阡文”和“文”，笔者完全同意。唐朝的市估案，价格通常分为三栏，即上、次、下，此文书残留的是前两栏，第三栏完全不见，池田先生恢复第三栏格式，正确。 这件敦煌文书，时间不确，但性质与《交河郡市估案》一致，是地方物价的一个官方报表。这种物价表，虽然不是官方定价表，但功能很强大，尤其在估赃定罪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量刑参考体系(35)。但敦煌的这件市估案，残缺太多，尤其没有时间标识，给研究增加了难度。 张勋燎先生认为，这件敦煌市估案，应该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即属盛唐。池田先生认为，敦煌唐代的物价，有一个起伏过程：隋末唐初的混乱时期物价是高的，贞观之后初唐属于安定时期，物价是低的，武后时期物价腾飞，开元天宝的盛唐时期物价再次降低，安史之乱后物价暴涨，贞元末到元和、长庆时期再次低落。后一个安定期，绢的价格几乎相当于盛唐时期的两倍，不过黄巢以后到唐朝灭亡，物价再次高涨(36)。最后，池田先生认为这件文书应该属于至德、乾元到建中之间(756-780年)。 且以中等价来衡量，敦煌市估中的敦父马，为21000文。天宝二年交河市估案中敦马一匹是大练18疋，即8280文，与敦煌相比两倍有余。但敦煌出现了家生细敦马，是65000文，而西州没有出现过细马价格。细马，即好马，在唐人的观念中，细马与粗马(一般马)是有明确区别的。根据《天圣令》中保存的唐代《厩牧令》，细马是专门供应皇帝使用的特殊马，从养护到使用，规格都远远高于一般马。 从《厩牧令》可知，马分为细马、次马和粗马三等，而在牧监的时候，细马、次马就与粗马分开，前者为左监，后者为右监。“诸陇右诸牧监使每年简细马五十匹进，其祥麟、凤苑厩所须杂给马，年别简粗壮敦马一百匹同进。仍令牧监使预简敦马一十匹别牧放，殿中须马，任取充。若诸监细马生驹，以其数申所由司次入寺。其四岁以下粗马，每年简充诸卫官马”(37)。大约可以这样看待细马、粗马问题，即对于民间而言，细马十分罕见，细马主要属于皇家使用的良马，史书或有一见，如皇帝以细马赏赐大臣等。而敦煌此时估文书，有私家细马，价格昂贵，显然不是常见马。 池田先生认为沙州时估文书属于安史之乱后，至德至建中时期，个中原因一是因为马价特高，二是与西州差距太大，而通常西州应该与沙州一致。其他物价或许有此问题，但针对大型牲畜而言，西州与敦煌很大的不同是西州有互市，而敦煌不见互市的资料，这是池田先生也承认的。同时，我们看到，河西地方是前往西州购马，同时民间的商人如石染典就从西州买马到伊州、沙州贩卖。这应该说明，沙州地方的大型牲畜的价格一定高于西州，石染典们才会有利可图。再有，安史之乱后，西域、河西的军队都奉命勤王，主力回撤中原平叛，河西走廊一带立刻军事空虚。吐蕃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大举进攻，先占领陇右，切断河西与中原的联系，然后节节进取。广德二年(764)占领凉州，永泰二年(766)，占领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攻陷瓜州并包围沙州。沙州陷蕃虽然是在贞元二年(786)，但此前几乎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时估文书是在市场正常运行状态下的产物，战时状态下，是否还有这样的措施，疑点很大。 总之，本文认为，张勋燎先生的意见应该更可取，即这个官估，取开元、天宝还是比较可信的。 池田先生认为敦煌马价过高，其实是被细马的价钱误导了，细马民间少见，从其他资料看，细马的这个价钱，是完全正常的。先看家生敦马，敦煌的马价是不能算高的。 《新唐书·兵志》载：“凡发府兵……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38)这是府兵基本制度之一。既然是政府给马值，那么25000钱，应该证明当时马价的基本情况。这比敦煌的还高出4000文。 唐代的马价，细马与一般马匹的价格向来差距很大。当骑马是作为重要的代步工具的时代，马除了代步的功能之外，还有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文化存在，所以有关马的问题也会牵涉众多。在社会底层，拥有马匹是件奢侈的愿望，而上层人士，不惜重金购买一匹良马，因为马同时是社会身份与等级的关键标志。 著名小说沈既济《任氏传》也记载，任氏有预知能力，指导郑子经营，天宝九载以6000钱买一马，后来本可以卖30000文，最终以25000出手。后来真相获知，原来马是御马，政府正以60000钱征买(39)。相马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专业，需要专门的经验和技术，而对于一般大众而言，一匹马到底好在哪里，并不是人人尽知的常识。所以，郑氏在大家的劝说下，以25000文卖出，还认为是获得大利的。那么，他们的这种想法，一是来自底价6000这个事实，另外25000正是朝廷给府兵买马的价钱。后者很可能与社会一般马价的观念相契合。 这匹马，正是细马。政府征购的价钱，当然还不是它应有的价格。如此，对比敦煌的细马价，敦煌的多出数千文，不是不能接受的。 马既然是商品，马价自然会有波动。《新唐书·兵志》记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唐长孺先生认为这个说法应该来自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碑》(40)。一缣，当指一匹缣，这种比绢贵重一些的丝织品，有的时候也用来概指丝织品。如《唐六典》：“凡缣、帛之类，必定其长短广狭之制，端、匹、屯、綟之差焉”，注曰“罗、锦、绫、绢、纱、縠、絁、紬之属以四丈为匹，布则五丈为端，绵则六两为屯，丝则五两为绚，麻乃三斤为綟”(41)。对应地看，缣正是所有丝织物的概称。所以，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缣即是绢。所谓一匹缣交易一匹马，也就是一匹绢换一匹马，反映马价处于极低状态。其实《新唐书·兵志》等要表达的意思也不过是马多价低这个现象而已。 马价以绢定，但绢价也处于变动之中，甚至不同地区的官估都会大有不同，因为是否是产绢区，市场反映出来的价格都有巨大差距。于是唐玄宗时期有了这样的规定，根据《唐会要》的说法，这是李林甫的建议，内容如下： 开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42) 这是从官估对于刑法影响应该统一的角度来制定的，但就物价而言，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差距的存在都是必然的。马价的情形也一样。 大约属于隋朝的《启颜录》，曾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侯白在接待陈国的使者时回答陈国使者的询问：“汝国马价贵贱？”侯白即报曰：“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足伎两，有筋脚，好形容，直卅贯已上。若形容不恶，堪德骑乘者，直廿贯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两，堪驮物，直四五贯已上。”(43)1贯为1000钱，马匹的差价由此很能说明问题。 这样看来，西州马价，不论是相较于敦煌还是中原的一般情形，都是比较低的。 三、草马价钱 以《唐天宝二年(742)交河郡市估案》的资料来看，马有大练、小练两种计算方法，而三等之间的差距似乎有限。另外就是不同的马，价格差距很大。常见的敦马与草马的价格竟然有一半以上的差距。
从该表可以清晰地看到，三等之间基本上是按一个等差数值排列。再看侯白所言，30贯、20贯和4、5贯，差距实在很大。侯白的故事，因为有着讽刺、报复和调侃陈国使者的背景，或许是进行了文学夸张。但是，为什么草马的价格会如此之低？ 马的性别品种有三，父马、草马与敦马。草马即母马，而敦马是去势父马。就使用的马匹而言，总是以敦马为主。吐鲁番文物局2007年新获文书，有一件是前庭府上西州勾所的马帐，整理者命名为《唐神龙元年(七○五)六月后西州前庭府牒上州勾所为当府官马破除、见在事》，其中，见在和在槽死的马匹，给出了性质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这是前庭府向西州都督府汇报官马的情况。一共80匹，40匹因公死亡，2匹“在槽死”，还有见在40匹。“见在”和“在槽死”共42匹，每匹都记录了马的性质。这是前庭府所有官马的状况，可以当作一种抽样资料使用。在已知的42匹官马之中，4匹父马，1匹草马(牛洛子马忩草)，其余都是敦马，可见敦马是绝对多数。 为什么草马如此之少，这需要从草马的主要功能去理解。草马的主要功能是繁殖，不是使用，而马的怀孕期大约十一个月，再加上哺乳期半年，草马基本上不能承担其他劳动。世界上很多草原民族不骑母马，甚至认为骑母马是一种耻辱，可能也跟这个问题相关。 传世文献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到汉武帝时期财富的积累，比汉初已有天壤之别，其中还特别提到马的情况：从汉初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汉武帝时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对于最后一句说为什么不能乘牝马聚会的解释，孟康说：“皆乘父马，有牝马间其间则踶啮，故斥出不得会同。”意思是这是马之间的问题，父马见到牝马会踢会咬，所以无法聚会。唐朝的颜师古反对这个解释，他的观点是“言时富饶，故耻乘牸牝，不必以其踶啮也”(45)。即，不是马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因为现在社会富饶，骑牝马会感到耻辱。颜师古的解释得到民族学知识的支持，这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这也证明牝马骑乘功能的确较弱。 据《汉书·窦田灌韩传》，皇帝对内史郑当前后态度不一感到愤怒，说他是“局趣效辕下驹”，而关于“辕下驹”的解释，注释家也有不同。应劭曰：“驹者，驾着辕下。局趣，
小之貌也。”张晏曰：“俛头于车辕下，随母而已。”师古曰：“张说非也。驾车不以牝马。小雅皇皇者华之诗曰‘我马维驹’，非随母也。”(46)车辕下的马，自然是局促的样子。而张晏解释为“马驹”，遭到颜师古的反驳，颜氏引证《诗经》，证明用驹言马的传统。颜师古所说“驾车不以牝马”，是本文最感兴趣的，因为明显反映的是唐代的状态。这再次证明牝马使用的有限性。 从现存的唐代《厩牧令》看，牧群主要任务是繁殖，而考课的标准就是从母马数量出发的。请看《厩牧令》相关内容： 唐6条：诸牧，牝马四岁游牝，五岁责课；牝驼四岁游牝，六岁责课；牝牛、驴三岁游牝，四岁责课；牝羊三岁游牝，当年责课。 唐7条：诸牧，牝马一百匹，牝牛、驴各一百头，每年课驹、犊各六十，(其二十岁以上，不在课限。三岁游牝而生驹者，仍别簿申省。)骡驹减半。马从外蕃新来者，课驹四十，第二年五十，第三年同旧课。 唐8条：诸牧，马剩驹一匹，赏绢一疋。驼、骡剩驹二头，赏绢一疋。牛、驴剩驹、犊三头，赏绢一疋。白羊剩羔七口，赏绢一疋。羖羊剩羔十口，赏绢一疋。每有所剩，各依上法累加。(47) 母马4岁开始成熟，但唐朝从5岁开始责课，即开始计算生驹，百匹母马，一年要生驹40，这是标准。多者有赏，多生1匹，赏绢1匹。承担运输骑乘的马，其实主要是敦马(骟马)，母马和少数种马主要承担繁殖后代的使命。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市场上草马的价格很低，因为社会购买马匹是为了使用，或者骑乘，或者驮运，很少买马繁殖，所以草马就变成了很低价的品种。 马价是马匹市场的重要内容，通过马价的考证，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审视西州市场的特点，并补充了西州作为马匹市场功能的一个要素。通过比照，我们更容易看到西州在全国至少在西北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更全面地认识理解西州提供了可能。资料不足是史学研究中的永久缺憾，所有的研究只能面对相对性的资料，这让研究变得更加具有阶段性。可以乐观一些的是我们对未来报以资料期待是允许的，尤其是在吐鲁番考古未来还有远大前程的条件下。 收稿日期：2016-03-04 注释： ①对此，参见张广达：《唐灭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初载日本《东洋文化》第68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8年。收入张广达：《张广达文集·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52页。 ②孟宪实：《唐西州的马匹贸易——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李白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待刊发)。 ③《唐六典》卷二十一，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80页。 ④(47)《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清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01、400页。 ⑤《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6-1549页。 ⑥有关马印问题，罗丰先生：《规矩或率意而为？——唐帝国的马印》研究甚详，请参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50页。 ⑦⑩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71-72页。 ⑧[日]仁井田升：《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937年版，图4，第40页。《敦煌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3页。池田温：《中国古代の租佃契》(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60，1973年版，第101页。 ⑨本文书中，“钱肆拾”下、“陆文”后、“杨隆海”下画有指节。 (11)(12)(13)(14)(16)(18)(20)(2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40、40、279、276、280、277-278页。 (15)来自内地的“市马使”，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是存在的，可参考著名的《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文书，见[日]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叁，法藏馆，2003年版，第208页。 (17)《唐六典》卷二十五《折冲府》，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45页。 (19)《唐六典》卷五，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53页。 (22)[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价初探——关于天宝二年交河市估案断片》，日本《史学杂志》77-1.2期，1968年。韩昇译，收入[日]池田温：《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22-189页。 (23)(24)[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与插图》，日文原版，1979年版，正文中文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04、309页。 (25)(2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44页。 (26)《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39页。 (27)《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廿九日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 (28)《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七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第8行“都合用钱贰伯伍拾捌文，买得马捌
”，最后一字残缺，应是“匹”字。若是数字，则买马太多，钱数太少。 (30)卢向前：《高昌西州四百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敦煌吐鲁番文书经济关系综述之一》，收入作者：《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66页。 (31)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残纸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第85-91页。 (32)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原载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收入《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246页。 (33)(36)[日]池田温：《口马行考》，载《佐久间重男教授退休纪念中国史·陶磁史论集》，东京都：燎原书店，1983年版，第31-57、43页。 (34)这里的录文主要依据朱雷先生的文章，并参考池田温先生而成。 (35)卢向前：《唐代市估法研究》，原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孟宪实：《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63-402页。 (37)宋家钰：《唐开元厩牧令的复原研究》，载《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8-520页。有关细马、次马、粗马见唐18条、24条，文中所引为24条，作为补加的一条唐令，宋先生进行了研究之后才完成的。 (38)《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第1326页。 (39)《太平广记会校》卷四五二，第8059-8065页。 (40)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页。 (41)《唐六典》卷三，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2页。 (42)《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1页。 (43)《启颜录笺注》上编，董志翘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页。 (4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2-37页。其中，abcde几行是红色字体，应是有关部门的检核文字。 (45)《汉书》卷二十四卷《食货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1135、1136页。 (46)《汉书》卷五二《窦田灌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89-2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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