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基于语言（“国语”）、文学、历史事件及媒体的文本分析论文

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批判
——基于语言（“国语”）、文学、历史事件及媒体的文本分析

□史歌

内容提要本文以日本当代左翼文学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为研究对象，从语言、文学、历史事件以及媒体等四个层面，对小森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了解读。其中，由语言到文学，再到历史事件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而具有一过性、不可重复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又是以能够构建和复制的语言、文学为表象的。另一方面，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再仅仅是作为“工具”的媒体，而是媒体本身也被纳入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对象文本中。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由此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批判范式，其中，对“自由史观”的坚决反对和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尖锐批判博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喝彩，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小森阳一后殖民主义批判多层面的文本分析

小森阳一作为日本当代文学批评家，在日本语言、文学、政治、思想等多个层面对于其中蕴含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尖锐批判，博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喝彩。其中，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尤为受人关注。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后殖民”理论大行其道的当下，小森阳一异军突起，主张摒弃这种赛义德所指摘的“东方主义”式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而应该在肩负起实践上的责任，明确批评的方向性的基础上展开批判。从日本的立场上来说，尤其应该正确看待历史问题，认识战争责任，反对一切形式的“自由史观”。

小森阳一著述颇丰，从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视角来看，主要有语言（即“国语”）、文学、历史事件三个层面，而另有对媒体的批判隐含在上述三个层面当中。解构主义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保罗·德·曼认为，应该把一切事物都当作文本来阅读和分析，而小森阳一正是通过“语言”“文学”“历史事件”及“媒体”这四种文本对近代日本的后殖民主义元素展开批判的。即首先将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加以解构，再将其按照上述几个层面重新排列组合，建构起新的后殖民主义批判范式。以下，笔者就将从上述四个方面对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加以解读。

一、“国语”与“国语”生成过程中的文本分析

语言是文本的基本单位，无论是文学语言的建构，还是历史事件的表述都是基于对语言文字的筛选取用和排列组合的。因此，对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表述中的逻辑导向都离不开对语言的操纵。可以说，小森阳一的理论基础就是语言在文学作品以及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批判还是对历史事件的解读，都是从语言的作用入手的。因此，对语言形成过程中——针对日本，则是“日语”（即国语）——所编织起来的逻辑倾向、意识形态、文学表象等元素的分析，是在更广阔意义上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

1.2.4 细胞遗传学检查通过骨髓细胞直接法和(或)24 h培养法，按照常规制备染色体，正常核型至少要分析20个分裂象，异常核型至少要分析10个分裂象。核型异常描述依据《人类细胞遗传学国际命名体制(ISCN 2013)》的规定进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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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国语批判》2000年8月由岩波书店出版，小森阳一在后记中写道，“如果说促使我接受此书执笔之请，有一个唯一的理由的话，那么，就是编辑部曾经提出的‘希望澄清近代日语与日本近代文学之关联'的要求”^①。但实际上，纵观全书，小森的思维已经不再停留在“日语”与日本近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上，而是通过具体描述现代日语的形成过程，论及了从江户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思想界的状况。书中第一章论述了以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为首的旨在“去汉字化”、将“声音”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声音神秘主义”，并指出其实质上这一论调是“宁愿涉及‘西洋世界'也要尽可能地抹消与‘中国'即‘清朝'之间的联系”，并且意图“将‘外部'的多元性、非单一性一一抹杀”^②。然而，这种被建构起来的“声音”与“汉字”的二项对立结构其实是无法证明和实现的，就像坐标轴中的渐近线，只存在幻想中的可能性，却在现实中永远无法企及。也就是说，小森阳一通过对“国语”变迁轨迹的梳理，证明了日本幕末时期国学家主张的“日本中心主义”是不堪一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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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在该章节的第三部分，小森着重分析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中所投射出的日本近代的殖民主义意识及其作为必然产物的“殖民地无意识”的发生理论。例如，福泽谕吉认为朝鲜与清政府一样充斥着儒教主义而日渐腐朽，因此日本必须行使使之“开化”的“义务”，这是“企图打着所谓‘文明'的旗号将殖民主义正统化”^④。而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模拟”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路线中，为了将作为殖民主义主体的日本塑造起来，伴随着将“学问技术机械”理论加以内在化，进一步实现了“自我殖民化”^⑤。由此，通过对《军队诏敕》《教育诏敕》等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御音”，以及《脱亚论》等代表精英知识分子思想的基于语言上的文本分析，日本这一国家的“自我殖民化”以及“殖民地无意识”被揭露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以处于“德”之至高无上地位的天皇与作为意见领袖的精英知识分子这两支利剑为工具，上述日本的“自我殖民化”与“殖民地无意识”被深深地隐藏起来，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渗透于毫无抵抗能力的受众——近代国家的“国民”中去。

近代“国语”的形成过程，是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代表了上述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与渗透过程。“国语”在其建构的过程中，被统治阶级和精英知识分子添加了作为“凝聚力”的功能，使之成为了统合“人种”“历史”和“文化”的“精神血液”。这正是保罗·德·曼所提出人类政治命运与语言一样具有相同的结构，语言指定意识形态的模式，只要有语言就有意识形态的观点。小森阳一对“国语”及“国语”形成过程的文本分析式的解构，不仅揭露出“国语”的意识形态指向，更使其背后的近代日本“自我殖民化”和“殖民地无意识”方面在本国语言上的形成机制浮出水面。同时，小森阳一对这种从微观层面渗透的意识形态操纵持鲜明的反对态度。

二、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

小森阳一的著述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如“自我殖民化”“殖民地无意识”“殖民主义意识”“免罪（责）”“无奈之举”等，都是围绕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关键概念。可以说，小森阳一虽然以文学批评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但在他的意识深层里，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明治以后作为近代国家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日本业已被“内面化”的、渗透至语言、文学等各个领域的后殖民主义要素。并且，小森阳一对战后日本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是深层次的，他指出，战后“在现实的政治和外交中”“还建立了这样一种认识框架——这也是GHQ的意图，人们被告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军部的部分领导人欺骗了人民，迫使他们加入了一场无谋战争的状况中。这种认识将军部的领导人与国民区分开来，将所有的战争责任仅仅推到军部领导者的身上，而在动员体制中加入战争的每一个国民认为是可以免罪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领导人和军部负有战争的责任，而人民没有，因此，人民是可以联合起来的，这种被简单化了的观点，促使了情绪和感情上的免罪思想变得愈发强烈”。^⑳也就是说，正是通过文学这一话语装置，使得“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向着将自我作为战争“受害者”内面化的方向倾斜，而无视作为“加害者”的事实。这种“无视”“免责”“暧昧化”以及上述村上春树批判中多次出现的“无奈之举”等字眼，正如小森指出的“没有明确战场上发生的事实，那么，最终无法认识战争本身的真实状态”。换言之，小森虽然没有在此处明言，以其结论反推，实际上是在倡导这种对于“历史事件”进行缜密的文本分析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战争本身的真实状态”——即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本质，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文本分析行为中，却也反应了他展开文本分析的一个重要契机。

《矿工》之所以成为小森的分析对象，是因为“小说中主人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话语间的格斗”，且从小说的构思来看，其主人公就是讲述者自己。而这个主人公所讲述的现在的自己，与他所描述的过去的自己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统一的自我形象”，而是“接连不断地邂逅着身为他者的自己”。^⑦这一特点，使得原本容易被遮蔽起来的阅读的“事件性”被挖掘出来，而主人公则由此获得了对“作为他者的自己”进行反省的机会。小森阳一的观点与三好行雄强调作品主题和作者意图之间的关联不同，而是将目光聚焦于读者与作品之间发生的关联，将阅读行为视为一个“不断邂逅”的过程。这一视角，为小森阳一展开对历史、政治、思想等领域的批判提供了例证。虽然《作为文本的阅读》是小森阳一针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但是他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所暴露的“自我殖民化”“殖民地无意识”倾向，而对“作为他者的自己”的反省，则是扭转这一倾向的有利武器。这一点，从小森的另一部著作《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以下简称《村上春树论》）中就能够看出。

小森阳一在《村上春树论》中将被读者普遍定义为“疗愈小说”的《海边的卡夫卡》定义为一部隐含了抹杀历史意图的“处刑小说”，这是因为其“症结就在于消解了文学语言在小说这一文艺形式中所应承担的作用，而这种消解无异于颠覆了小说创作所应恪守的文学伦理”^⑧，而《矿工》则作为其对照面而存在。《矿工》是《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少年卡夫卡与大岛的对话中提到的一本著作，他认为主人公“对于眼前出现的东西只是看个没完没了，原封不动地接受而已”。但小森阳一指出绝非如此。小森以《矿工》开篇处对于“松林”的描写入手，即主人公走入松林，却不论走到何处，都“只见眼前生长着的一棵棵松树，对松林却全然不得要领”。这虽然看起来确实是“只是看个没完没了”，但本质上，其实是叙述者“在将无数松树使用积分式的表象语言进行感知的基础上，又将一棵棵松树进行了微分式的认知”^⑨，在这里，小森从“眼前生长着的一棵棵松树”与作为整体概念的“松林”中意识到了“微分与积分”“部分与整体”以及“内部与外部”“分解与统合”等诸多认识论范畴的问题，而主人公从绘画表象方式所得到的关于“松林”的概念，则在叙述者实际走入“松林”后逐渐崩坏瓦解了。在这里，叙述者完全无法获得认知与判断的整合性，由此，他持有“人的性格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发生这样的变化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在变化的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因此，人的性格中存在着很多矛盾。这样所导致的结果，便是有无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⑩这样的人生观。小森认为，《矿工》叙述者人生观的核心立场便是“完整的性格并不存在”，这便解构了作为时空上存在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性格”的认知，使叙述者的自我认知碎片化，以此为契机，得以进行“自我分析式的告白”。然而，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说，这种“矛盾”，或者说这种毫无统一性的断片、零散的感受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呢？针对这一疑问，小森是这样评价的，“当叙述者将自己过去的情感与意识的‘矛盾'和摇摆转化为语言的时候，就正在进行叙述的此时此刻而言，通过他将‘矛盾'加以语言化表述的一贯性的行为实践，他的自我反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统合”^⑪，也就是说，“记忆”的内容本身是否具有一贯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记忆”这一行为所具有的连续性，即不断行使作为一种行为和能力的“记忆”，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某种“连续性”，从而建构出我们可以称为“性格”或者“自我”的东西。

与之相对，小森认为《海边的卡夫卡》则在上述理念上位于《矿工》的对立面。即少年卡夫卡和中田彻底丧失了记忆的回想能力。中田销毁了佐伯写下的“三本文件”，这实际上是对于记忆的“勾销”和“抹杀”，相比较于《矿工》中“微积分”式的对记忆的解构与重组，这种“抹杀”不仅是记忆的缺失，更是对责任的消解和对暴力的美化。在《村上春树论》第四章中，小森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田的记忆丧失与忘却战争责任之间的关系。首先，《海边的卡夫卡》中将中田的记忆丧失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梦到与已经出征的丈夫发生性关系，而被中田看到沾有污血的手帕并对之实施暴力，最终导致其记忆丧失的冈持节子老师——女性身上。而中田的记忆丧失则解释为“解离性健忘症”，它将有关战争的记忆——即“日本正在打一场大战争时候”的记忆全部消去，同时，通过中田与自卫队复原兵星野的对话，表明星野也对这一“战争”一无所知。也就是说，理应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变革“由衷接受并感到欣喜的一代人”——中田，却恰恰遗失了有关“战争”本身的记忆，这种“内在于小说中的拒认历史、否定历史、隔断记忆的不同寻常的恶意”，便由此显露出来。同时，将记忆丧失的责任全部转嫁给拥有正常性欲的女性——冈持节子老师身上，由此一来，这场“战争”被成功地暧昧化。此外，由于中田不仅丧失了记忆，还失去了读写识字的能力，于是，便不再拥有使用语言去进行认知与判断的可能性。“一场大战争”就这样在女性嫌恶与记忆丧失中仿佛“蒸发”掉一般而从历史中被抹去了踪迹。

《矿工》中“记忆的追溯”与《海边的卡夫卡》中“记忆的消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矿工》叙事者对“性格”中“矛盾”的自我认知与《海边的卡夫卡》中中田丧失记忆和识字能力后“纯真无垢”的性格特点也构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图式。由此，被评价为“疗愈小说”的《海边的卡夫卡》实际上是通过消解语言在自我意识外化上的作用来消解历史记忆，尤其是战争记忆，同时文学语言所构建的小说的伦理性也遭到了背叛。^⑫

小森在《村上春树论》序言的最后部分提到，“我希望读者在与卡夫卡少年经历了相同故事体验与读书体验之后，对《海边的卡夫卡》所呈显的世界重新进行一番思索。如果你也曾从中体验到‘解脱'‘救赎'与‘疗愈'，那么，本书也正希望你来阅读”。在基于语言的“文学语言”中，能够清晰地体现出小森阳一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自我殖民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与西方列强比肩而行、实现自身的“文明化”而在“国语”的建构、学校的教育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此后，又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与欧美列强“接轨”，对亚洲各国展开惨绝人寰且违背道义的殖民主义侵略和扩张。而诸如《海边的卡夫卡》这样的文学语言，却“巧妙”地将战争给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带来的伤痛通过语言能力与“记忆”的丧失给彻底地“疗愈”了。而将这种“疗愈”的机能加于文学作品之中无论是否作者刻意而为，却已经被文本的接收者——读者们以本不该有的方式“邂逅”了，这是对历史的否认，对战争的美化，是违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错误立场。在小森看来，这才是最值得深思和警醒的问题。

三、对“历史事件”的文本分析

如前所述，小森从语言、文学层面对其中包含的后殖民主义元素及日本民族主义进行了批判。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日本以“自由史观”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甚嚣尘上，小森阳一以历史事件作为文本，对日本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事件中隐藏的后殖民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01年，小森阳一的著作《后殖民的》由岩波书店出版，“殖民地无意识”“殖民主义意识”以及“自我殖民化”成为该书的最为关键的几个概念。“也就是说，掩盖将被欧美列强殖民化的这一危机，貌似是以自觉的意志高举‘文明开化'之大旗，通过隐藏、忘却内在于‘模拟'欧美列强的这一‘自我殖民化'倾向，来建构起‘殖民地无意识'”。^⑬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影响着疾病发病率和存活率。许多癌症，如结肠癌、皮肤癌、头颈癌、食道癌、肺癌和肝癌，男性患病风险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即使男性的高风险可归因于职业暴露和/或行为原因，如饮食、吸烟和饮酒，在调整这些风险因子后，男性仍有较高的癌症风险。在结肠癌中，女性不仅相对于男性患病风险降低，而且预后也更好。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对5-氟尿嘧啶化疗具有更高的生存获益。药代动力学在两性中也存在着差异。

在《后殖民的》一书的前言部分，小森指出，“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后殖民的'，是因为我判断如今当我们将殖民主义及其残留的制度进行的批判作为自我的实践付诸于行动之时，将‘后殖民的'这一形容词与其被修饰语隔离开来这一做法更具有战略性的价值”^⑭。也就是说，一旦“后殖民的”成为一个形容词，则无论是“后殖民的空间”“后殖民的时间”这样的宏大命题，还是“后殖民的茶碗”“后殖民的天妇罗”这样的小命题，都有必要成为批判的对象。小森的这一观点，将“后殖民”置于更加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脉络中，将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后殖民”倾向的所有元素都看作批判的文本。如果说“大命题”与“小命题”的结构是批判对象的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的话，那么从语言到文学，再到历史事件则是由点到面的延伸过程。

《后殖民的》第一章对首先对明治前后在中国和日本发生的历史事件——即日本“开国”的过程进行了文本分析式的对比。得出“北京政府做出的‘中华'式的世界认识，遮蔽了业已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以‘万国公法'为轴心、以欧美列强的‘国家'概念为前提的‘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因此延误了及时把握现状，作出正确选择的时机”^⑮，与之相对，“日本直接面对门户开放压力的时期在中国之后，有前车之鉴，而且其所置身的国际环境也大不同于中国，尤其是最初的交涉对手是刚刚摆脱英国而独立的新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因此从外部因素来看，较之中国，可以说日本的‘近代性'发生从一开始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⑯的结论。此后又通过分析“文明开化”政策和福泽谕吉“脱亚论”的文本论述了这种所谓的“有利地位”恰好体现了明治时期日本的“殖民地无意识”与“自我殖民化”。也就是说，日本看似是主动迈向“文明”与“近代”，实际上不过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威压，为了保全自身而迫不得已在各个方面对西方进行“模拟”（mimicry，霍米·巴巴语），并在“意识形态上将其伪装成自发性的主动行为”，这就是“自我殖民化”。“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故意遮蔽、忘却这种自我殖民化的事实，这就是‘殖民地无意识'”。^⑰

⑥⑦[日]小森阳一：《作为事件的阅读》，王奕红、贺晓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在书中第二章，小森阳一再次发挥了其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并将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与历史事件的文本分析结合起来，从夏目漱石的作品入手，将其作为与前述“殖民地无意识”进行对抗的文本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夏目漱石是将“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此后的‘三国干涉还辽'，并经过了几重曲折的日本的殖民地无意识与殖民主义意识的互补关系表现出的第一人”^⑱。小森举出了夏目漱石的《伦敦消息》《我是猫》《哥儿》《门》《彼岸过迄》等名作，将其中的人物经历和对话作为表象进行逐句解读，使其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逐渐浮出水面，并由此推断夏目漱石本人对于该段历史所持有的观点。尤其是在“《哥儿》的殖民地二项对立（binarism）”中，小森在肯定了既有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抱有原旗本的自负心的‘我'，从‘物理学校'毕业之后，实际上成为了与‘红衬衫'并无二致的西洋中心主义者，而这一点却没有被认识到”^⑲。这是因为“我”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从大都市来到松山这一地方小城，立刻由“只穿着兜裆布而赤裸着上身”的“船夫”而得出这是一个“野蛮的地方”这样的结论。这一“文明”与“野蛮”的二项对立恰好契合了“万国公法”的逻辑。来自“东京”的“我”，将其作为比较的对象，其依据便是业已实现的“文明开化”与“富国强兵”。而与之相对照的一面则被视为“野蛮”。在既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只看到“红衬衫”所代表的明治维新的一方以及以“我”为代表的旧幕府一方的对立，却忽视了《哥儿》中充斥的大量具有“文明”“野蛮”二项对立性质的表象，均隐含着“我”已经将“模拟”西方的所谓日本的“文明开化”内面化，并将其作为“文明”的标准，对“野蛮”加以排斥和蔑视的意味。也就是说，不仅是“文明”的一方具有“殖民地无意识”，即便是“野蛮”的一方也被“无意识地”卷入了这个场域之中。只有以历史事件这一文本作为牵引而不囿于文学表现本身，才能够对文学文本中的表象做出上述基于多个层面的、立体的阐述。

小森阳一的文学批评以关注夏目漱石的文学语言为开端，在其著作《作为文本的阅读》中，选取了夏目漱石并非有名的作品《矿工》作为分析的文本，指出它“是一个十分稀有的文本”，因为它“自始至终都在召唤阅读的事件性”。所谓“事件性”，是小森阳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面对每个瞬间呈现出的语言文本，一方面要让身为他者的表现者透过文本现出形来，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接受语言的读者自身的存在，并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编辑成为渗透、干涉、反抗、统一等各种互动的可能性”，这就成为了一个“事件”，“即通过文本的语言，同时对他我及自我进行组织，并一次性地展开相互之间的作用运动”。^⑥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认为，文本的接受者基于历史的鉴赏中所积淀下来的对作品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在每一次新的鉴赏实践中，都在与原有的“期待视野”进行对抗、妥协或认同。同时，“期待视野”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不断地在新的鉴赏过程中进行着修正和丰富。可以说，小森阳一无形中受到了这一理论的影响，进而将之解读为阅读行为的“事件性”，即通过唤醒这一“事件性”，使之重现于读者本身。

该书的主要部分则论及了在这种“假名（声音）”—“汉字”的对立过程中，如何建构起来一种强大的声音，使得“假名”凌驾于“汉字”之上。这种对“声音”的幻想和对“书写”的排斥，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在近代日本帝国对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让语言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侵略政策。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该书的第三、第五和第六章中。在第三章中，小森以《军人诏敕》和《教育诏敕》为分析的文本，从中解读出“至高无上”的天皇的“御音”是如何将民族国家概念作为竭尽“忠节”的对象而植入士兵们的意识中的。通过这一做法，“曾经是‘武士'的士兵们原本持有的那份‘臣下'之于主君的业已内在化的忠诚情感，变成了作为‘臣民'的‘军人'对‘国家'的‘忠节'理念”^③，如此一来，军队则完成了由此前的“藩兵”向“国军”的转换。由此，作为“大日本帝国”这一近代国家在日本式后殖民主义——即“自我殖民化”与“殖民地无意识”的双重作用下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武器——军队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统合，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看似是语言上的微观层面的操纵，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阴谋，而这种阴谋，则又必须回归到语言本身才能够被揭露出来。

四、对“媒体”的文本分析

小森阳一在进行上述层面的文本分析中，有一条线索贯穿其论点的首尾，那便是在语言、文学以及历史事件的表述过程中“媒介”所起到的作用。如果说从语言到文学，再到历史事件的文本分析是从点到面的拓展过程，那么对媒体的分析则是将三者以某种形式排练组合，形成一种既具有稳定性、又并非一成不变的动态结构。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信息”。这一观点，对媒介所传播的内容的能动性进行了否定，而将目光指向媒介的功能本身，即传播的工具所指示的可能性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变革。也正如吉见俊哉指出的那样，“一定的媒体环境与在该环境中流通的信息量，会设定一个与特定的语言及印象相结合的事项，人们按照各自归属的集团及年龄的思考体系能动地读取信息，逐渐构筑起某种意识形态”。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森阳一对媒体的文本分析是内含于语言、文学及历史事件的分析内部的，因此并未出现大段的阐述，而是零星地散落于其他文本分析的字里行间，由点成线。以下仅举例一二。

五是加大了水资源调度的力度。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多种应急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饮水困难。

如果说传统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整体图式是“西方”-“东方”的话，那么按照小森的观点，日本则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日本作为地理上的“东方”，自古以来在语言文学、思想文化上无不受惠于中国。明治维新以后，所谓的“文明开化”政策开始将“东方（中国、朝鲜半岛）”视为日渐腐朽、需要摒弃的对象，自此日本走上了一面“无意识地”被西方列强殖民化，一面以“模拟”西方的形式对其他亚洲国家展开殖民主义侵略的“自我殖民化”道路。因此可以说，日本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扮演了一种“中介”的角色。但是，这一角色的塑造过程，恰好是小森阳一所言的“自我殖民化”与“殖民地无意识”的建构过程。可以说，小森的理论从整体架构上颠覆了传统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单向的、一元的固有模式，而是将“脱亚入欧”的日本所发挥的“中介”作用纳入考察的视野中，并对这种作用加以批判。从结果上来说，小森所关注的已经不囿于近代日本和后殖民主义批判本身，而是将“后殖民主义”看作一个带有能动性的装置，它既是被批判的对象，同时也在反地缘政治学的立场上牵引、改变着被卷入其中的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由于近代日本的发展进程具有与其他西方、东方国家都不同的特殊性，导致这一特殊性的原因，也需要付诸于语言文学、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小森阳一的理论不仅从结构上来说是多个层面的，更是为我们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樊篱，以动态的眼光观察并思考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所不断涌出的新的“后殖民的”命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再如，在《村上春树论》中，同样隐含着对媒体的批判，且该书中的媒体批判更加隐蔽而难以察觉，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小森阳一数次提到村上春树拥有大量作品和广泛读者的畅销小说家的这一身份，在文学作品得以以各种形式短期内大量复制的发达信息社会，其本身就是一种媒体。“村上春树”不再作为一个实体的“人”，而是作为一种代表了某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叙事方式、文学流派以及历史认知的符号被认知。而且由于其大量与中国相关的作品被解读为对“历史记忆的痛彻反思”，因此这一符号已经在受众中形成了某种正面的“刻板印象”。这种包含了“历史认识”“战争反思”“中国认知”等关键词的“刻板印象”作为媒体发挥着作用，建构起“沉默的螺旋”，这使得《海边的卡夫卡》这样的“处刑小说”也被赋予了“疗愈”的效果。而小森阳一对该书的文本分析，正是从内部解构了这一螺旋，使读者能够从螺旋的眩晕和幻境中清醒过来。可以说，《村上春树论》不仅仅是对《海边的卡夫卡》内容和“疗愈”效果的解构，也是对作为媒体的“村上春树”所发挥的装置作用进行的解构。这种双重解构使得该书对后殖民主义的深层反思更为立体和充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读者将被动接受的内容与媒体的双重作用看作是自发的、主动的行为，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与读者间早已不是平等的关系。

五、结语

在日本后殖民主义形成历史的研究中，小森阳一从语言（“国语”）、文学的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了政治在观念及话语层面是如何建构起来并发生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鲜明可见的是事件，而事件在时间上是一过性的，无法倒流或复制，而导致其形成的结构，以及对思维的影响，则是比较隐形的，而且是较为稳定的某个范围的重复，例如语言的构建，文学作品的反复解读以及媒体装置的复制信息和传递信息的功能。由此，小森的思考及议论，就有了较长的射程和较广的辐射范围。

所谓较长的射程，是指针对历史演变的讨论实际一直关系到现在的日本社会；所谓辐射范围广，是指涉及政治、文学、语言、媒体等各个层面。由此可以说，小森阳一的后殖民主义论，是在由面到点拆分后再重新进行编写，经历新的由点到面的过程，辅以时间轴上的推移而形成的立体、多层的批判范式。

语言与媒体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例如《日本近代国语批判》指摘的主要对象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中的“国语”，以此推及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确立的江户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思想状况。但是，“国语”需要借助某种媒体才能够拥有足够数量的接收者，统治者必须通过“合适”的媒体，才能够让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语言具备统合国民思想的功能，因此，在小森的论证过程中，一直有一条暗藏的线索作为依托，这便是媒体的作用。在该书的第二章中第一节“作为新型媒体的演说”中，小森提到作为“将必须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及其政府的意思更好地透彻至大众”的武器，福泽谕吉发明了基于英语的speech一词意味上的新词语“演说”，“演说”的文体是以“演说”这一媒体的性质为基础的。即“本土的口语”加上句末的日文尊敬语。媒体的两端是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媒体的性质由上述二者决定，“演说”的目的是为了将某种“意思”更好地“透彻至大众”，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信息接收者的性质，即“马上呼之欲出的‘国民'们”。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一“演说”又能够以铅字的形式出现在当时最为新型的媒体——“杂志”上，成为了可供阅读的文章。“杂志”与“演说”这两种媒体以“文字”和“声音”为依托，并以二者共同的特点——能够以一对多的形式在短时间内达到较高的传播效果，形成一种“相互辉映”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媒体的活动机能”。小森还指出，“演说这一新型媒体，不仅是启蒙的手段，同时，作为产生新的政治主体的话语装置，它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媒体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同样是一种包含着某种契合其操纵者——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图（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信息的装置性文本。在这里，虽然小森并未对这一装置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这毕竟不是他论点的核心部分，但其实已经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承载了语言的媒体本身，亦可作为一种被装置化的语言成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具体到小森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框架中去，即媒体的“内容”以发挥某种作用的形式将语言进行编码，“设定一个与特定的语言及印象相结合的事项”——即“殖民地无意识”与“自我殖民化”，使得接收者们——“国民”逐渐在内部构筑出一个较为稳定的意识形态。一言以蔽之，前述“殖民地无意识”“自我殖民化”的实现，在这个层面上与媒体的作用密不可分。进而对一切“后殖民的”事物的批判，则也无法回避对媒体的批判。

小森阳一作为日本的文学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在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大环境下，基于自身的学识与良知对否认历史、美化战争的行为进行大胆的批判，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小森阳一的批判是以日本与西方的关系为出发点的，并未完全站在以中国为首的战争受害国的立场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以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对小森的观点加以甄别辨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而《教育诏敕》则在学校教育方面完成了上述统合。小森指出，《教育诏敕》的开场白里，天皇便以作为与“皇祖皇宗”一脉相承的第一人称“朕”，对自己治理国家的功绩大肆赞扬。这句话的一个核心要素，便是天皇与人民之间是以“德”字建立起关系来的。人民必须遵从天皇之“德”的统治，哪怕是“国宪”和“国法”也可以以“德”字蔽之。如此一来，“法”被从其合理性中剥离了出来，成为了“皇祖皇宗之遗训”，其强调天皇绝对性的意图昭然若揭。政府规定《教育诏敕》必须在学校中让学生奉读，并要求学生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祝万岁。如此一来，作为受众的价值观形成期的学生的意识形态从声音、文字、身体等各个方面被统合起来。

①②③④⑤[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15、70、90～91、94页。

综上所述，结合教育教学理论、教育部有关纲领性文件要求及新升格本科院校自身的办学实情，实施分类分层教学模式是新升格本科院校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之举。

肾小球损伤的严重程度，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急性肾损伤临床实践指南》[2]分为1、2、3期。FS诊断标准[3]：尿糖（血糖不高），肾小管性蛋白尿，低磷、低钙、低钾等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伴或不伴肾小球损伤和骨质疏松。

研究太湖流域的历史气候变化特征,可以为未来该流域的气候变化情景分析和气候变化趋势预估提供依据。本文利用环太湖地区1971—2010年江苏省和浙江省9个气象台站的气温、降水资料分析该区域气候变化的时空特征,旨在为后期开展环太湖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气候变化影响研究奠定基础。

杨炳菁：《历史记忆与文学语言——评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