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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规模理论的简要回顾
1.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的分析。
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解释企业存在与扩张，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密与马克思的著作。
斯密在《国富论》巨著中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为分工所形成的各种工序、工种之间需要协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他认为协作与单个劳动之间，是一种1+1＞2的关系。由于协作的操作是不可分的， 所以协作的规模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技术的变革能导致生产所需的最低资本额发生变化，使协作的规模扩大，从而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因此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由于协作可以提高效率或节约成本（指平均生产成本），因此，企业的规模与效率之间必然存在一定函数关系，但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分析。他推测，各个企业之间为了追求高利润而进行激烈竞争，竞争成败取决于效率高低，即然效率与企业规模密切相关，势必会产生一体化的动机。这样只要技术水平许可，企业就可能继续扩张下去，直至垄断形成，甚至整个国家可能变为一个大型企业。
2.新古典厂商理论对企业规模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所推崇的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企业生产达到最适度规模（平均成本最低点）。这时，同一行业中不同企业的利润差别都反应在LAC的高低上。LAC曲线被认为是一条U 型曲线，这条U型曲线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对一个工厂而言， 存在一个最优生产规模q[,0]对应最小平均生产成本。当工厂生产规模小于q[,0]时，企业可以通过横向一体化使生产规模迅速达到或接近q[,0]， 这是通过工厂间资产及相应生产能力的补充和调整实现的。其次，对于拥有多个工厂的一个企业而言，如果每个工厂都已达到q[,0]的经济规模， 那么存在一个合理的工厂数量Q[,0]，Q[,0]对应的企业平均成本最小。当企业拥有的工厂数小于Q[,0]时， 可以通过横向一体化使工厂数迅速达到或接近Q[,0]（注：这便是工厂规模经济与企业规模经济的含义。 其实，规模经济还应包括产品规模经济。新古典主义显然忽视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在企业中最为普遍存在的产品规模经济。）。可以说，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是企业扩张的根本原因，对规模经济的追求是企业扩张的直接原因。
规模经济为什么会产生（LAC 曲线的前半部分为什么会向下倾斜），马歇尔的回答是：规模经济是和工业组织直接相关的——“大规模生产的利益，在工业上表现得最为清楚”（注：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第290页，商务印书馆。）。 他把规模经济分为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两个部分。“内部经济”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专业机械的使用与改良”；二是来自“采购与销售的经济”；三是来自“技术的经济”；四是来自“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划分（分工）”。“外部经济”主要表现在：（1 ）可以利用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地理资源和人力资源。比如，在适宜形成交通枢纽的地方，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就会相对地发达；（2）可以共享社会生产条件， 即基础设施，减少对基础设施要求的复杂性，从而节约建设基础设施的费用；（3）可以形成较为高效率的地方劳动力市场；（4）可以共享辅助行业提供的专门服务；（5）有利于专业技术的传播和扩散。 马歇尔特别指出，如果把全部具有相同性质的中小厂商集合起来（即马歇尔所说的“工业区”），并且对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分工与专业化，就实现了作为巨型企业特征的规模经济生产。这种外部经济向内部经济动态的转化，就会使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表现出规模效益递增的特征，即LAC曲线进一步向下倾斜。
3.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规模的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规模研究的突破源于他们在新古典企业理论的（直接）生产成本之外，提出了众多新颖的成本概念，如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监督成本、代理成本等等。
从“交易成本”方面看，首先是1937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企业的规模看成是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共同运动的结果。他的结论是，企业会扩大到如此地步，使得企业内部再进行一次交易的费用等于同样交易在市场上完成的费用。
虽然科斯第一次提出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中所忽视的问题，但他的企业规模理论经常受到人们的批评。与之相比，威廉姆森的观点更为现实一些，他以“启发性模型”来描述企业的最佳规模究竟为多大。他认为，市场与企业内部组织是有区别的：市场可以限制官僚性扭曲（降低管理成本），还便于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而内部组织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节约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看来，不论是交易成本、管理成本，还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都是资产专用性的函数；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一定可以用资产专用性表示出来。企业边界的扩张与收缩服务于最大限度节约成本的目的，这里的成本既包括生产成本，也包括治理结构的成本。这里的治理结构成本主要指交易成本。
从“信息成本”方面看，阿罗在1974年出版《组织界线》一书中将企业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同时把企业之所以要扩张归结于信息的不可逆性。用阿罗的话说，“一旦进行了投资并得到了一条信道，那么，随后连续使用它将比投资于新的信道更加便宜”；（注：阿罗著：《信息经济学》，第199页，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因此，如果一个企业扩大规模，就有可能更多地利用原有信息网络，降低单位产品的信息成本。或者说，“一条信息能够以任意的规模在生产中加以运用，从而激励人们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注：阿罗著：《信息经济学》，第201页，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罗伯茨和米尔格罗姆在80年代末发展了阿罗以上不太完善的思想。他们认为，企业扩张的原因是信息不完全引起的市场失灵，因为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签定短期契约会产生许多费用，而企业的形成与扩张无疑能节约这些短期签约费用。然而罗伯茨和米尔格罗姆还指出了企业扩大后，又会产生集权组织成本，特别是会产生“影响成本”（上级的决策需要下级提供信息和建议，这样下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努力使他们向上级传递的信息对自己有利，从而影响上级的决策）。因此，一个企业以多大规模存在就由“市场失灵成本”与“中央集权组织成本”的大小决定。
从“管理成本”方面看，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认为“队”生产的联合效果和监督行为的同时存在，导致了古典企业产生。他们虽然没有对企业规模的决定作出明确的表述，但他们不自觉地符合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他们的联合生产或称“队”生产的实质其实就是协作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果。但是这一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很明显，由于计量和监督成本的存在，企业的最小规模会大于古典经济学的最小企业规模。同时由于这一成本的约束，使得按照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则企业规模无限扩大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当然，不同的监督和激励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监督和计量成本，并由此导致了企业最大产量的不断变化。其实，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观点，是把科斯的思想向前推进一步，只不过两者各有侧重罢了。正如他们所言：“我们并非不同意他关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的费用越高，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的观点，这是一个很难受到非议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基于管理的费用而很容易地同意企业理论。因为可以确信的事实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管理费用越低，在企业内部组织资源的比较优势就越大。”（注：科斯等：《企业、市场与法律》，第90页，上海三联书店。）
二、企业规模决定的多元性
以上内容揭示，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新制度学派分别侧重从技术、市场（一般均衡）和制度来解释企业的规模。事实上，无论从交易费用、管理费用、信息费用，还是从追求规模经济的角度来说明企业的形成、扩张及其边界都是有理有据的。那么，我们究竟该接受哪派理论？能否找到某种经典的自成系统的理论来解释企业的扩张及其边界呢？
企业是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的部门，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追逐利润的过程。作为赢利性的经济组织，利润可以看成是企业的基本目标（不一定是唯一目标）。利润来自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所以，从长期（或动态）来看，企业存在的理由能从两方面找到：一是企业存在有利于增加收益，二是企业存在有利于节约成本。如果企业存在后既不利于增加收益，又不利于节约成本，那要这种企业干什么？同理，企业扩张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企业扩张的理由也必定是两方面的，那么扩张后能节约成本，要么扩张后能增加收益。企业扩张将在下面情况下停止，即它既不能增加收益又不能降低成本。实际上，企业在此时已经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由于成本节约与收益增加的途径不只一条，所以从许多方面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及边界都不能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就等于说，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存在与扩张的直接原因则是多元的，因而企业规模决定因素更加应该是多元的。反过来看，既然企业扩张的动机是多元的，那也意味着仅仅从某个方面来为企业规模决定问题提供论据是片面的。这也恰恰是古典学派、 垄断派（注：见Williamson, 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 FreePress,New York,P27—30.）及新制度学派对企业规模解释的局限性所在：古典经济学坚持按技术条件决定的规模经济来理解企业的最佳规模，或者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后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张。然而这难以解释这样的事实：即美国经济史中，许多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的平均成本并不比兼并前低，甚至比兼并前稍高。
现代企业理论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成本”概念，这对完善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法是十分有益的。谁也不能否认“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管理成本”在企业规模决定中的意义，然而它还是从一条途径（成本途径）来论证企业规模的决定，所以它同样是不全面的。以最具代表意义的“交易费用”观点来说，真不知面对下面这样情况时，它们该怎么办？随着交易技术更新，单位市场交易费用在不断下降，而同期企业的组织成本并未下降得更多，为什么十九世纪以来企业组织规模却越来越大。
新古典经济学虽然以利润最大化原则来说明企业的边界，然而由于它坚持完全竞争的假设，单个企业无能力决定市场价格，自然无需关心自己的市场地位，利润最大化也就成了成本最小化。所以说，新古典理论实质上还是单独从成本方面分析企业的规模。
也有从收益单方面论证企业规模的破足理论，以正统微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垄断派对现代企业组织形成与扩张的解释就是一例。他们认为，根据新古典厂商理论，企业的合理规模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即由规模经济的原则决定的，那么通过所谓的“非标准契约”，包括卡特尔等非市场的经济组织来扩张自己的边界的努力就是能被归结为试图超越竞争约束，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因此，垄断派的观点是现代企业组织的产生与扩张是由于企业追求、维持和加强它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平均成本）。垄断派的观点，早已经不起钱德勒所列举的两项史实（即杜克烟草公司和斯威夫特肉类加工公司的发展史）的检验。这两项史实旨在说明：（1 ）如果企业规模扩张不能使效率提高，那么无论是已有的垄断力量，还是追求垄断的努力，都不能最终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2 ）如果一个企业扩张规模可导致效率提高，那么，再强大的垄断力量也不能阻止这个企业的扩张。所以，用垄断来解释现代企业组织的扩张同样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把企业规模决定因素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追求规模经济——给忽视了，而仅仅考虑了增加收益的作用这么一方面。
当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扩张的根本目标，坚持以成本与收益两个方向共同决定企业规模的观点并非我们的独创。在罗宾逊夫人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中，企业根据MC＝MR的原则进行生产。由于利润是价格与LAC共同作用的结果（π＝Q[,E][P[,E]－LAC]），因此，企业不仅仅关心LAC的高低，还得关心市场价格， 也就出现了企业可能在平均成本上升或下降处生产，而不一定追求LAC的最低点。可以说， 这种成本与收益双向分析较之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前进了一步，也更符合现实，然而，由于她仍然沿用新古典的生产成本概念，对制度成本（包括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管理成本）缺乏认识，因此，与新古典理论一样，它还是难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为什么规模经济必需在企业内挖掘？在逻辑上，规模经济也能够通过在法律上独立的实体之间签订契约来实现。例如，一个服务于几个市场的企业，比服务于这些市场的大量相互独立的企业面对着较小的确定性，它因此可以减少昂贵的高峰负荷设备投资。但是类似的结果能够通过以某种（可能是随机的）有价转移商品的协议来实现。
其次，为什么平均成本曲线在高产出时一定会上升？如果生产产出q[,1]+q[,2]比分别生产产出q[,1]和q[,2]的成本更高，想要生产q[,1]+q[,2]的企业将建立两个独立的标准企业方式运作的事业部，它的生产技术将不会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即成本曲线将不一定会上升。
三、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
1.成本因素。
前面已经提过，对“成本”这一概念的不同认识是现代企业理论与传统厂商理论的重要区别。传统厂商理论中的成本曲线是由技术原因决定的，反映的是生产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平均成本曲线迟早是要向上倾斜的。然而由于分工与专业化的企业组织出现，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平均成本曲线在开始阶段是向下倾斜的，倾斜的幅度由技术水平决定，这种向下倾斜的平均成本曲线可以概括为规模经济效应。现代企业理论关心的是生产成本以外的成本，包括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组织（协调）成本。
交易成本究竟是什么呢？按科斯、威廉姆斯的分类，大约有四种：（1）双方将面临的偶然因素不可能在签约期预见；（2）即使他们能预见，也可能会有太多偶然因素没法写到契约中；（3 ）对契约的监督成本会很高；（4）执行契约会涉及许多的法律费用。 马修斯给交易成本的定义是，交易费用包括事前准备合同和事后监督和强制执行合同的费用；还有更一般的定义：交易费用是个人交易他们对于经济资产的所有权和确定他们的排它性权利的费用。
为了使它真正与生产成本区别开来，我们把它定义为，在信息不完全下，市场运行产生的，既不会增加消费者的效用，也不会直接增加生产者的产量而必须付出的资源代价。“它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同样可以分为可变成本与不变成本两部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的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在减少，所以可以认为交易成本是递减的，或者说交易成本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它的斜率与企业生产产品的性质有关，例如，产品的专业性越强，那么交易成本曲线就越陡峭，反之亦然。
再来看看管理成本。它主要由监督成本、代理成本以及组织中的“X—非效率”费用构成。根据科斯以及阿尔钦等人的观点， 有理由相信管理成本是递增的。然而管理成本也会受到技术进步、组织创新等因素的影响。比如，通讯技术改进后，对于一个经理来说，肯定能更容易指挥和监督他的员工。
正是由于对成本概念理解不同，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才显得耳目一新。传统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下，企业规模受到限制是由于企业平均成本曲线向上倾斜；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受到限制是因为MR＝MC时，企业不愿意付出大于产出的生产代价。而科斯认为，企业规模是由交易费用与管理费用共同决定的，虽然此时企业同样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我们看到，新古典企业理论中“成本”概念的局限以及它整个理论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经济理论发展之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它不太合理假设及分析方法下的结果：（1）它坚持经济理性主义假设， 坚持信息的完备性，也就暗合交易费用为零。（2 ）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企业被当成“投入产出转换器”，而企业内部发生了什么？企业为什么存在与扩张这类命题完全被忽略掉了。（3 ）它往往忽视企业在决策过程中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以下命题是难以回避的：（1）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2）信息不可能是完备的；（3）经济生活中的“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4）“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5）企业组织中存在“X—非效率”情况； （6）经济主体之间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双方博弃的基础上。
至此，我们可以探讨平均成本曲线的形状及寻找利润最大化点。需要强调，这里说的成本既包括传统理论中的生产成本，又包括现代企业理论中运用某种协调机制引起的制度成本，即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也就是说：
企业总成本C＝C[,p]+C[,o]+C[,m] 平均成本AC＝AC[,p]+ AC[,o]+AC[,m]，（其中，AC[,p]为平均生产成本，AC[,o] 的为平均组织成成本，AC[,m]为平均交易成本）。
因为AC[,p]、Acm递减，AC[,o]递增，所以，我们能推出AC 的形状（如上图），它仍然是一条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曲线。得知AC 的形状后，如果认为Q[,E]是企业的边界，那就与科斯、威廉姆森的观点相近。然而我们并没有把Q[,E]看成是企业的最佳规模， 因为利润最大化实现不仅仅依赖于最低的成本，还要考虑收益方面的因素。
2.收益因素。
在上图中，为什么厂商不以Q[,E]为最终规模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该点不是利润最大化点。实际上，由MR＝MC决定的产量可能大于Q[,E] ，也可能小于Q[,E]或等于Q[,E]。
在MR＝MC这个等式中，MC可由AC推知，这是决定企业规模的成本条件。MR主要受需求曲线的影响（平分需求曲线）。所以，从收益方面来考察利润最大化时，需求条件显得十分重要。可以说，需求条件是除成本条件外决定企业规模的另一个因素。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如果市场需求增加，企业规模就会扩大；反之亦然。我们之所以要考虑收益增加对企业规模的影响的另一个相关原因是考虑到现实世界并非一个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中存在的并不是马歇尔、瓦尔拉斯描述的那种原子式的厂商，而是经过组织的企业。在这种市场中，任何厂商都会关心自己的市场份额，而不仅仅考虑成本最小化。因为不顾自己的市场地位，就会有被竞争对手吞没的潜在风险。用一个最简单的博弈例子能够说明这一点。这个博弈例子叫“尿布战”——说的是宝洁公司与金伯利—克拉克公司为了保住每年约40亿美元的尿布市场中的地位，而竞相进行研究开发（R&D）。
金伯利－克拉克
R&D 无R&D
R&D
40,2080,-20
无R&D -20,60 60,40
从支付矩阵中看出，如果双方都不进行R&D是对双方最好的策略，然而事实上这个博弈的纳氏均衡点是双方都进行R&D，即不惜成本， 确保自己的潜在收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成本因素不如收益因素重要，其实对成本与收益的追求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利润最大化；而且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尿布战”博弈中，正是为了降低成本双方才要暂时投入大量成本进行研究开发。把成本与收益的分析结合起来可知道，利润最大化是决定企业规模的根本原因，而成本条件与需求条件又是决定企业规模的直接原因。
当然，有人会认为成本条件与需求条件外的其他因素，如政府特许也在影响企业规模。从直观上说，政府特许及管制当然会限制企业的扩张，然而，当我们把这种进入壁垒看成是影响需求条件的一个因素时，我们以上的结论还是对的，即企业规模由需求条件与成本条件共同决定。
3.不确定因素。
到目前为止，我们关于把利润最大化看成企业扩张的根本动机，把成本条件与需求条件看成决定企业规模的直接因素的观点，还只是适合于完全信息条件。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和市场需求企业曲线等影响利润水平的因素都很难被确切认识到（即使有这种可能，也不一定会这样去做，因而信息是有成本的），从而企业很难知道最大利润究竟为多少，也就难以确定企业的最佳规模。实际上，前面谈到的“收益”、“利润”及“利润最大化”的概念都是与预期有关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存在与扩张都只是为了获得预期利润，并不是一定能兑现的利润。企业的边界也是由预期利润最大化来决定。既然利润是预期的，就存在不能被兑现的风险；既然企业决策必须在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进行，企业家的出现就很有必要。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确定性与利润的关系，为了明白企业家在企业成长中的作用，有必要先看看奈特教授的观点。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把企业出现和扩张的基本原因归结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他指出，“当不确定完全不存在时，每个人都能掌握有关势态的全部知识，任何责任管理的性质和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就都没有必要了。”（注：F.Knight; Risk.Uncertainly and Profit.New york: M.Kelley.P267—268）在他看来，不确定性有两种， 一种是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叫风险，另一种是不可能推测的不确定性，即真正的不确定性。利润来自真正的不确定性，它是负担风险的报酬。
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注：F. Knight; Risk.Uncertainly and Profit.New york:M.Kelley.P267—268）这“首要的功能”即企业家功能，企业家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获取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奈特说，“在这种体制下，自信者和冒险家承担风险并保证动摇者和胆小鬼获得一定的收入，以此作为对实际结果进行分配的交换……，出于人类的天性，我们知道，一个人保证另一个人行动的特征结果而没有赋予其支配他人工作的权力是不现实的和十分罕见的。另一方面，没有这样的保证，后者将不会将自己置于前者的指挥之下。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注： F.Knight; Risk.Uncertainly and Profit.New york:M.Kelley.P267—268）
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不应该将奈特的“承担不确定性”与所谓的“分担风险”混淆起来，虽然这两种现象之间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对“奈特主义者”来说，企业家之所以承担风险并一定是因为他是一名“风险中立者”，或因为他不嫌恶风险，而是因为他更有信心，更有判断力、决策力以及掌握了更完备的知识（因为企业家比组织成员更具信息优势）。
在一个信息不完全且信息成本很大的世界里，不断搜寻和实践的是企业家；努力发现和生产具有价值维度商品的也是企业家；从一系列潜在风险中、潜在的团队成员中和潜在的契约形式中搜寻信息、获取可利用的样本，并与联合体之外的个体，如产品购买者和投入品出卖者订立契约的还是企业家。事实上，由于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只有成功的搜寻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即使是最基本的独立经营者，如一个报童，如果不是能够发现有利时机，他也必败无疑。相反，报童之所以能成功的秘决恰恰在于他能在适当的地方和恰当的时间为人们提供令人感兴趣的报纸——或许中和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方法。同样，报童须把他的产品信息与潜在消费者沟通起来，这是他的本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家的才能是一种天赋，在同样的市场条件下，不同企业家操作的企业往往会得到大不一样的利润。“企业家的能力不同，他们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也不同。一个杰出的企业家即使在规模不经济的条件下经营，也可能垄断一个产业，因为他的成本低于所有潜在竞争对手。”看来，仅仅是企业家就可能促进企业扩张，这或许由于企业家对利润收益作预期时的“一时血气的冲动”，“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仅仅是企业家也可能阻碍企业扩张，因为当组织交易增加时，或许企业家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最佳使用。
总之，不确定性也是影响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而企业家正是承担这种不确定性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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